和谐#183;发展观#183;世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观论文,发展观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发展观和世界观的一般解说
发展观是探索关于客观事物存在状态，以及生存、成长、发展、衰败和灭亡的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使我们能够高屋建瓴地看清楚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把握客观事物的走向。世界观是探索关于客观事物本身是什么，即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与要素之间的联系即结构是什么的科学。世界观是决定发展观的基础，发展观的背后一定涉及世界观。
发展有两种表现形式：所谓“速变”，表征的是一种非常规的、跳跃式的发展。例如，量子力学中所描述的量子运动过程中的“量子跃迁”，是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的一种“发展”。所谓“渐变”，表征的是一种连续性的演化过程。例如，把青蛙放在冷水中逐渐加温，青蛙在一点也不觉得烫的温度渐变过程中完成了从活到死的质变，这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中逐渐演化的一种“发展”。这就是说，无论是“速变”还是“渐变”，只要变化运动中的客观实体发生整体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表征的都是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速变”和“不确定性”成为常态。高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资本的兼并与资产虚拟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各区域中的军事冲突和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争斗；还有出人意料的纽约“9·11”恐怖主义事件、印度洋大海啸等等，所有这些都昭示人类的生存发展环境瞬息万变。
二、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观：“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
1.惊世骇俗的新视角——科技发展使人类面临“增长的极限”
最早对速变及其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发生警觉的是以奥雷利奥·佩西为创建人的罗马俱乐部。1972年该俱乐部出版了一份报告，即至今还名闻遐迩的《增长的极限》（亦称米都报告）。这份报告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上；如果继续遵循“速变”的发展方式，等待人类的将是全球性的大灾难；这是因为在相对封闭的地球系统中，不可再生资源以及地球承载污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并存在一个极限，因此人类必须尽快缓解由科技创新带来的种种冲突。从那时候起，首先是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从各种不同的科学视角，开始寻求一种能够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速变”的、特别是应对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新发展观”。
2.针锋相对的公开论战——科技发展支持人类达到“没有增长的极限”
凡事总有不同观点，美国作为高新技术发展大国，当时就很不赞成罗马俱乐部的观点。1981年美国未来学派的著名学者朱立安·林肯·西蒙发表了题为《最后的资源》的长篇报告[1]，由此开始了对人类悲观主义发展观的论战。
在西蒙看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用科学和技术的方法预测未来，往往与历史的实际相差甚远，只有用历史外推的方法才是最切合实际的；历史和现实都说明高新科技本身就具有无限的伸张力，它们可以同时向物质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因此人类的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好转，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支撑“速变”，而且还可以支撑“没有极限的增长”。
3.值得注意的事实——相互对立的辩论都有数字作依据
在人类社会的增长是否有极限的争论中，无论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都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发展的资料，并且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同时都提出了各有特点但同样令人深省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悲观派似乎过分强调了局限于短期的状况，没有看到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对既成的发展界限的突破性问题。而乐观派则以为只要凭借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一定能够解决人类发展问题，似乎没有看到任何既定的社会发展形式都有它的极限，而极限的突破还有赖于更高的社会形式。
今天看来“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实际上探索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二重形态。这二重形态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立的、冲突的，在另外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和谐的。而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当时人类的智慧还没有找到如何缓解由“速变”造成的种种矛盾，以及如何促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途径。
三、对新发展观和新世界观的探索
1.悲观派的新依据——“熵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1981年，就在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的理论把人们从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发展观的“恐惧”中强拉出来的时候，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里夫金和霍华德出版了另外一本比《增长的极限》所揭示的内容还要广泛、所分析方法还要深入的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该书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对“熵”这一物理概念作了哲学阐释。
热力学有两个定律，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它告诉我们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需要考虑的仅仅是热力学第一定律，那我们滥用能源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就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entropy)。
里夫金和霍华德指出，自然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意味着，一定的能量被转化成了不能再做功的无效能量，而这种无效能量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污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即耗散的方向转化，那么污染实际上就是熵的同义词。熵从根本上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之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熵，使人类看到自己的行为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互动的系统中到底能够做什么样的功，发生怎么样的影响；熵，的确改变着人类对自己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总看法，改变着人的世界观。
2.乐观派的新转机——奥雷利奥·佩西对悲观主义发展观的自我调整
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出版的同时，奥雷利奥·佩西也出版了一份同样震撼人心的报告：《未来的一百页》。该书开门见山阐述了辩证的发展观：“每一时代都有它不幸的负担和危机，也具有希望……人们可以把现在和未来看作历史长河中的两滴水……思维的进化在每天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在不知不觉中代代传……”[2]。佩西并没有把报告的重心放在自己对“世界性问题”的忧虑上，相反，他首先把人类的未来分为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未来的未来，并在这样一种动态的发展观的大思路之下。他接受了保罗·瓦莱勒设想的题目：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作为《未来的一百页》第一部分的题目；这就是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的重要观点：“未来不再是以往的重复”。“我们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的意见是人类事业的真正目标是要成功地创建一个世界。在那里，最好的人类素质与自然界互相协调，在融洽的气氛中达到繁茂旺盛”[2](147)。
四、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学世界观和发展观的革命
1.改变科学的杠杆——开辟重新认识科学的新视角
所有的悖论、所有的冲突、所有的矛盾，实际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理解世界、如何理解物质、如何理解社会、如何理解科学、如何理解人类本身、如何预测人类的未来？的确，人类从未有过的困惑说明“人类处于转折点”[3]。科学的本质就是对困惑的探索。就在全世界都陷于困惑的背景下，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I·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所阐述的系统概念及其科学认识论，开始在科学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蔓延开来，并最终引致了全球思想界对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的反思。
所谓耗散结构是指一个开放系统，在它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时候，当外界条件达到一定阈值时，这个系统可能从原有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新的有序状态就是耗散结构。具体一点说，客观实际存在的系统都是开放系统，即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着物质交换、能量和信息交换，例如人体就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对于开放系统来说，系统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有可能从无序态向着有序态方向发展，也可能从某一个有序态向另一种新的有序态方向发展。例如，对一个装有液体的容器，从其下方加热，当加热强度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容器中的液体就会出现很多从中心流体向上运动、从周边流体向下运动，形成微小对流形式的六角形的花纹结构；这种空间上有序结构的出现，不是依靠外力的安排，而是发生于系统内部。
2.重新找到科学研究的生长点——“学说间的交锋”
普利高津指出，科学自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发展远不是直线式地展开的，它并非向着某个固有真理的一系列的逐渐接近，而是充满着矛盾，充满着难以预料的转折点。在动力学的静态观点与热力学的进化范式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图像和发展演化方向。在19世纪关于自然界的发展方向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克劳修斯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从有序到无序，从复杂到简单，最后达到宇宙“热寂”的退化过程。达尔文则认为，生命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发展是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从现象上看，生命世界和物理世界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这就又产生了热力学和进化论的矛盾。
针对这种矛盾，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可以从外界吸收负熵流抵消自身的熵产生，使系统的总熵保持不变或逐步减少，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从而形成并维持一个低熵的非平衡态的有序结构。这就表明，自然界中两种相反的发展方向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存在于同一个总过程之中，并在这个意义上解决了进化与退化的矛盾。
3.对耗散结构理论的总结——深刻影响着人类世界观、发展观和方法论的伟大科学
耗散结构论把物理学推进到非平衡态热力学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从动力学向热力学、从热力学到生物学的过渡。另一方面，从系统科学自身发展历程看，耗散结构论的创立，标志着系统科学研究重心的根本转移，即科学研究重心从存在、被组织到演化、自组织的转移。
耗散结构理论阐述了自然界的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决定性与随机性、简单与复杂、存在与演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作出了新的解释；讨论了时间之“矢”的意义，提出应当“重新发现时间”；还从近代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把科学的演进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提倡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同盟，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与发展观。
五、科学世界观和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
1.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是21世纪人类认识论自组织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标志
根据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发现，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组织的社会”，而且是一个“自组织的社会”。在一个“自组织社会”里，按照耗散结构理论，当系统外部的环境即外部条件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并达到一定的“阈值”的时候，“自组织系统”内部的演化就开始了，于是系统内就会发生从有序到无序或者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
如果把科学世界观和发展观比作原有“自组织社会认识论系统”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种科学认识论蔓延或渗透到一定程度并达到一定“阈值”时，“自组织社会认识论系统”内部的认识秩序、思想秩序、理论秩序，就会发生从有序向无序的转化过程；然后，再经由一定外部条件的影响或渗透并达到一定“阈值”后，再完成由无序向有序的转化。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思想理论界异常活跃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创新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类认识论的自组织系统从原有秩序向无秩序的转化过程。
不破不立，破到了一定“阈值”，立就在其中了。处在转折点的人类，在对旧有思想系统、思维方式、思想模式告别的同时，在对雨后春笋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新模式充分吸收的同时，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组织，包括联合国组织、各国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都逐步对可持续发展道路、战略、模式发生了兴趣并逐步认可，选择并最终实现了价值认同；这实际上是人类认识论自组织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标志。
2.可持续发展观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模式
只要赞成和拥护把可持续发展观作为设计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管理模式的指导思想，那么当代人就一定会坚决摒弃各种各样的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简单地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的发展战略，诸如那些“起飞战略”、“赶超战略”等，以及“利润第一”、“盈利至上”的企业发展目标，取而代之一定是设计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道路肯定不是支持一条只能在几年或十几年发展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可持续发展观这一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道路，把当代人从充满“速变”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中解救出来，同时也坚持了人类连续性创造历史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应该说，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们千百年来寻求的惟一正确道路，也是整个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惟一途径。
六、和谐社会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宽广途径
1.和谐，既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也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形式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指出，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当强调和谐性原则，即任何组织和任何人在实现自我发展的时候，都要遵循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间的和谐的原则。
什么是和谐呢？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和谐是有差异的各类物质浑然一体的效果，是多元化元素协调地配置在一起所形成的匀称而互补的状态。例如，雨后的彩虹，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融为一体产生的和谐效果。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和谐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是那种舒服、惬意、自在、融洽的心理感觉；因而具有因人而异、因人的体质和心情状况而异、因人所处的时空环境而异、因人的文化素质和所处的文化氛围而异的特点。从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对话或沟通的角度来看，和谐是人类智慧接受大自然的启发，而回过头来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各种制度）以及人自身（躯体、心理、适应力乃至心灵）的一种巧夺天工地设计与创造。例如，奥雷利奥·佩西对人类发展的极大关注与他提出的新人道主义精神的主旨，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与开放系统本身从混沌到演化的实际，都是人类与人类自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最高境界的和谐。显然，和谐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形式。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冲突中追求和谐，和谐越发可贵。在和谐中求发展，发展方可持续。21世纪是全世界人民接受科学发展观，争取和谐社会早日到来的时代。
2.中国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
中国根据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承诺，一方面总结了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概括了既可以实现跨越发展但又遵循可持续发展路线的新工业化道路。在此基础之上，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届一中全会上，首次极其鲜明地把建设“以人为本”的“小康社会”确定为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目标[4]。此后，经过两年多的关于科学发展观普及和新工业化道路的讨论，终于在2004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把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体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蓝图。
毫无疑问，实现社会和谐，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大视野中极具智慧的理性选择，更是中国老百姓内心深处迫切需要和谐的现实表达。建设和谐社会既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在与时俱进的社会急剧变化中对以往文明的回应、对未来文明的谋划，也代表了当代中国人对和谐社会的美好期待。可以肯定，21世纪，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园势必成为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