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生态学批判：从理论到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理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2)02-0172-06
一、“技术悖论”的凸显
长期以来，现代技术被视为人类的普遍福祉。对现代技术持肯定态度具有其合理性，然而，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事实上，现代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技术视野中的自然失去了诗意和神灵的庇护，成为随时供人进行无限制技术掠夺和剥削的“持存物”，终于演化成今天严重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技术使人与艺术、宗教疏离，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萎缩与颓废，人面临全面异化的生存危机与种种社会危机。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指出：“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技术确实具有双重性，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技术悖论”(technological paradox)。人类对技术悖论的认识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斯在描写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曾写道：“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也有。”[1]这是狄更斯对技术悖论发出的文学家的感悟。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对技术悖论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他精辟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使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我，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2]
20世纪，技术在取得极大成功，给人类带来巨大繁荣的同时，暴露出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技术产生的后果与技术预期实现的目的背离得越来越远，技术悖论更加凸显。个人、社会、环境三个层次展现出的持续不断的动荡不安，已引起了许多关怀人类命运的人文学者甚至科学技术专家本人的深深忧虑。爱因斯坦在一次讲演中表达了他对技术悖论的惶恐：“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并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权隶；人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3]海德格尔在其遗嘱中写到：“情况需要沉思，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4]
二、技术批判潮流的彰起
在西方，哲学家重视对科学的反思而忽视技术，“这跟西方注重理论的传统有关，人们曾认为技术就是手艺，至多不过是科学发现的应用，是知识贫乏的活动。……由于哲学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只同理论思维和人们无法改变的观念领域有关，它就必然与被认为是以直观的技术诀窍为基础的任何实践活动、技术活动相对立”[5]。尽管技术哲学是一被忽视的领域，但人文学者对技术的批判却早已开始，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罢了。如卢梭把技术看成道德论丧、社会腐败的原因；尼采认为技术进步造成人类生命灵性的丧失等。
在技术悖论凸显的当代，“技术正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6]。在这种背景下，技术批判的思潮更加汹涌。芒福德认为，由技术理性建构的现代社会组织形态是一台“巨机器”(Magamachine)，人则成为巨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技术倾向于成为剥夺人性的最尖锐的形态”。让·拉特利尔指出：技术成了一种逻格斯，“这个逻格斯的形成愈是完备，其自主性与其内在演化能量和注定要实现的种种无法预见的潜能一道愈益加强。它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过是人类的产品；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离人类越来越远，成为某种试图将其自身规律强加给人类之上的外来力量”[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理论上直接源承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独树一帜，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在技术批判潮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归而纳之，西方社会中彰起的技术批判思潮有两个逻辑起点。其一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批判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其二则是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角度批判技术，探讨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以及人类对技术应负的责任等问题。这两种批判都有其进步的或积极的方面，有助于我们真切地理解技术及其应用的两重性。
三、生态学技术批判理论
对技术问题的反思形成一股引人注意的社会思潮，进而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寻求新的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运动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技术问题的理性反思与当代现实的环境问题紧密结合产生了生态学的技术批判理论，形成了思想史上的又一道风景线。从此以后，对技术问题的抽象反思与对技术的运行过程和特性的具体分析开始走向现实，从而实现了学术研究范式的一大转变。
作为技术开发自然所导致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与以前人文学者批判技术文化或技术的本质所导致的“生存问题（生存危机）”是完全不同的。生存危机是指人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本身已使按照某种价值观念来衡量的人的合理存在发生危机，这里指一种社会文化的危机（当生存危机发生时，自然的物质生活可以是优越而丰富的，自然环境也可以是优美而健康的）。这类问题意识的背后往往没有直接的社会背景（甚至常常让人感觉是脱离现实生活问题的玄想），问题的解决通常是通过批判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使人找到失落的本质、意义和价值。例如海德格尔认为，沉沦于机器体系中的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根基，解决这种生存危机的做法是通过思的努力，使真理澄明。生态危机则是指人们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严重影响到人的自然生命的正常维持所造成的危机。它的极端状况是整个人类在自然物质意义上的消亡。技术在生态学维度的问题往往有着很现实的社会经济因素，甚至是以人的肉体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物质效应作为背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都是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生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怎样才能维持在一个星球上的自然物质生命存在；其次在这一前提下，如何享受一个更“好”的生活。
早在19世纪，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一文中已开创了生态学技术批判的视角。他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掉”。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源于我们对技术无节制的滥用。
恩斯特·海克尔最早于1866年首先使用了“生态学”这个概念，其基本含义指“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20世纪60年代，随着生物学、环境地理科学、医学等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作为其边缘学科的生态学也逐渐发展成为“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体系”[8]。从生态学的角度说，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超脱自然之外，人类进行交往的一切机制以及人类自身发展都取决于人类是否同生物圈及环境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西方思想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从生态学角度对技术进行了批判。“如果技术所塑造的而且继续塑造的世界呈现病态，那么明智的做法也许是检查一下技术本身。如果感到技术变得越来越非人性，我们不妨考虑是否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技术——一种人性的技术。”[9]
在生态学的技术批判中，值得一提的是英籍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在大小、速度和暴力上都有限度，而技术在大小、速度和暴力方面不承认任何自我限制原则。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总是自我平衡、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而技术则不具有这些优点，现代世界的超级技术更是如此。他得出结论：技术与自然是矛盾的，非人性的技术与人性的技术也是矛盾的。舒马赫对现代“巨型技术”提出质疑，认为人类最大的乐趣是创造性地、有益地、富有成效地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而现代巨型技术则剥夺了人类的这一乐趣，“大量生产的技术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从非再生资源的角度来说，是自我毁灭的、并且使人失去作用”。他提出的“中间技术”模式得到了很多生态主义者的欣赏，其主旨是较少的资金投入（比落后国家的简单技术多，比工业国家的先进技术少），设备简单，操作简便，在单位资本上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具体地讲，“具有人性的技术”是小型的，适于发展人的创造性的，帮助人而不是替代人的技术；是与环境有良好相互作用的低消耗的技术；是适合社区情况的，由本地人为本地人生产的技术。
（一）生态学技术批判的理论维度：绿色思想。绿色思想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人类生态觉醒的一个结果，它唤醒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思想和生存条件。以对技术生态问题性质的看法即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可以将整个绿色理论分为“浅绿(light green)”理论和“深绿(dark green)”理论（注：“深绿”、“浅绿”的思想由挪威哲学家内斯(Arne Naess)1973年首次提出。他本人坚持深绿色的立场，认为深绿色的目标“不是我们现有社会的轻微改造，而是我们整个文明实质性的重新定向”。）。所谓浅绿理论就是要求在不变动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改变现有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基础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社会机制推行一些必要的环境政策，来改变环境现状。他们普遍相信现有社会加上科技进步足以解决生态问题。所谓深绿理论则认为现有的社会机制和人的行为模式是造成问题的根源，必须彻底打破，并代之以崭新的机制和模式。
技术社会及其对待自然的方式造成了生态问题，而技术又不能根本解决这种危机。由这样的理论假设出发，生态主义者激烈批判启蒙精神和工业社会。内斯(Naess)把对启蒙理性和工业社会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为对当代认识方式、对当代人与自然作用方式的哲学考察。首先，他认为人对自然的破坏导源于人理解自然的方式，在实践上把自然当成工具，以实用的态度对待自然、征服自然，以完成自己的技术目标。内斯及许多深绿色思想的拥护者都提倡新的看待及对待自然的方式，现象学方式即直接体认自然，不去考察工具的或者实用的意义，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方式。内斯相信，当下的直觉的方式是极重要的，他倡导对自然的领受和接纳，而不把对自然的客观认识放在第一位。其次，内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又是科学分析方式以及对象化思维的产物。在科学的观察中，自然是冰冷的、毫无色彩的研究对象，所有丰富的图像都被认为是出于主观感觉。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有第一性的质（尺寸、形状、运动等几何与力学性质）才是客观的，而除此之外的第二性的质（颜色、冷热等）与第三性的质（视觉或听觉印象、美感、伤悲等）则被认为是人的主观感性。内斯坚持自然本身是丰富的，冷热均是自然的特性。最后他指出：体认自然、把握自然的正确的根本方法是整体的系统的方法——“格式塔”式的方法，即不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分析，而是在接触自然中整体直观的突现。
总之，生态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深绿色思想运动否认技术能够根本解决目前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两个：其一，进行社会和价值观的重建，“发展一种生活方式，给与物质的东西以应有的合理地位，即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地位”。其二，发展对人和环境有益的适当的(appropriate)技术。
生态学上的绿色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西方就出现了“绿色政治”运动。
（二）生态学技术批判的实践走向：“绿色政治理论”。“绿色政治理论”，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通过环保运动和绿党而付诸政治实践，在西方发达国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绿色飓风。绿色政治理论家们宣称，为了医治“灰色文明”社会病，寻求挽救地球和整个人类的良药，要建立一种能代表人类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完整的新理论来延续地球的生命，把人类社会引向光明的未来。绿党组织不但提出了理论而且也积极地诉诸于实践，甚至做出了牺牲。例如，1985年7月10日，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旗舰因抗议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而被法国特工炸毁在新西兰港口。这一事件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促成人们把绿色政治运动与世界和平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学者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是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它的基本思想包括：1、绿色政治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政治学是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的，以四个基本原则即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为基础。2、绿色政治学是和平政治学，人们应该超越目前把国家主权置于人类生存之上的观点，反对以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为名的战争和军备竞赛，尤其反对将会给地球带来灭顶之灾的“核主义”。3、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强调生态观点，认为应把经济看作整个生态和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反对目前的破坏性、消费性经济，主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4、主张建立一个和平的没有剥削的社会需要超越家长式的价值理念；关心科学、技术和教育对社会的作用；维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等。作者最后还认为“对生态和社会意识的论述，则是绿色政治学的本质”。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的《生态哲学》也是绿色政治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除了一些学者的论述外，绿色政治理论的内容还主要体现在环保运动的基本主张和绿党的政治、经济纲领中。
绿色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如下：1、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主张保持和扩大森林面积，整治土地；净化空气和水源，使工业无毒化、无污染化；提倡保护动物、植物，反对利用动物进行科技实验，反对用动物皮毛、器官作衣物、药物；反对过度的海洋开发与海洋捕捞。2、维护社会正义。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等级制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让受剥削的广大民众拥有自己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与自然界和谐的交往；废除家长制，保护妇女的权益；强调集体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强调社会责任感。3、实行基层民主。主张应当在社会中扩大基层民主，直接让基层组织和基层群众参与决策，反对精英统治，政府的决策应充分表达人民的意志。4、主张非暴力。既反对统治阶级使用暴力，也反对被统治阶级使用暴力。非暴力还包括反对为攫取物质财富而对自然界实施的暴力行为，反对人对大自然的无限索取，要建立人与自然环境的平等关系。5、主张放弃目前的“浪费性经济”，选择“保护性经济”，建立一个既不因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社会和生态危机，也不因自然资源耗竭而无法维持下去的“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都可以承受的社会”；主张调整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改革工业技术，使用更符合人与自然协调的“软技术”。6、提倡绿色工作道德。认为人们的工作应符合生态保护的道德规范，反对发展那些旨在为私人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技术，要求在使用一项新技术和进行一项经济投资之前，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节省能源和原材料。
四、结语
人类传统的经典的价值观念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个独立运行的系统，人类是自然界的中心，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不断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历史，人类最终将能战胜和统治自然（人定胜天）；自然财富是无限的，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类只要不断征服自然界，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因而，以人为中心的所谓公平、自由、效益、竞争、人类利益就成为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人类走上了一条消费性经济的发展道路，毫无节制地开发使用自然资源，过分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无限制提高。孰不知，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虽然促进了人类社会在经济数量上的不断增长，但却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导致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紊乱。绿色政治理论提出了崭新的生态价值观，认为在自然界中，每一种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和一个生命网络系统，从最小的细胞到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动植物以及人类社会都是如此。整个自然界就是一个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人及其环境、人的生活也包含在这种生态的循环之中。当一个系统被分割为孤立的组成部分时，这个系统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更大的系统也会随之失衡或发生改变，因而人们必须同生物圈和自然界保持一种“明智的”、“毕恭毕敬”的和谐关系，不能忽视或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学的普遍原则和要求，否则最终将导致地球的毁灭和人类的灭亡。基于此，生态价值观提出了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主张人类必须放弃目前的自杀性的消费性经济而选择保护性经济，必须把地球的生存价值、自然界的生态价值、世界的和平价值提高到人类价值观的中心地位；强调在人类生存危机面前，人们必须抛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而服从全球利益，探索全球性的协调、控制手段来避免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进一步破坏，从而拯救地球。总之，绿色政治理论的生态价值观，猛烈地冲击了人们长期信奉的“生存就是竞争、消费就是增长”、“国家利益至上”等传统价值理念，引起了政治思维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
在绿色理论指导下的环保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绿党的发展壮大则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环保组织成为西方政治社团中最富号召力的组织之一。“自然之友”、“地球卫士”、“未来——绿色行动”等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而且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72年，全德环境保护自愿者联合会拥有30万成员，到1985年，发展到拥有150万成员。就连环保运动起步较晚的日本，1976年时就已拥有1000多个民间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不仅遍及欧美，而且很快在80年代波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汇成一股全球性的绿色浪潮。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的环保组织将活动的重点对准了国会、政府，变成政治性的游说集团和施压集团，企图更加直接地影响政府的立法和决策。面对如此巨大的绿色浪潮的冲击，不仅一些企业家而且一些政治家也争相挥舞起了绿色旗帜，把生态保护问题当作自己的施政纲领之一。例如瑞典前首相奥拉·马尔斯滕提出，应把生态资本、自然资源看作是一种共同的遗产，要求各级政治的政策中首先要有环境意识。前西德总理勃兰特提出了“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的主张。吉米·卡特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更是极力把自己描述成“环保总统”，他提出：“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得到明智的有效利用，要鼓励技术部门生产更好的控制大气和水污染的设备，要尽快地把污染少的技术生产出来。”企业家、政治家纷纷打“生态牌”足以说明绿色政治理论及其运动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之深刻；绿党的发展与壮大更昭示着绿色政治运动直接引起的西方政坛格局的某些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是20世纪60年代末新西兰的“价值党”，随后欧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绿党。进入80年代以后，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士等国的绿党相继通过大选在议会中取得数量不等的席位，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
一般意义上，生态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已经成为万恶之源，人类应当重返原始的朴素技术，尊重手工劳动并从事农耕，在自己居住的小地块上，凭着自己的双手来谋生，由此才能产生人类真正的文明和生活。从经济和技术的实际效果来看，生态主义者对社会所作的设想只是空想，很难想象如果过分的依赖手工业和农业，人类未来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经济将会变得怎样。但是生态主义者对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理想状态所作的根本性批判，所探讨的人类科学和技术的应有模式，恰恰可以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于自己的工作进行再思考的契机。通常人们大多按照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来描绘将要变得更大、更高、更无人化的未来文明的蓝图，技术生态学批判使我们意识到：过去认为合乎逻辑的一切，随着文明的逐渐发展，也许将会出现另一种可能性，因此当下的人类需要警惕！
我国也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挑战。据有关统计材料表明，近几年我国每年由生态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竟有900-1000亿元之巨。沉重的代价、惨痛的教训已经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刻反省了。引入西方绿色政治理论中的生态危机意识、生态效益观、可持续发展观等，不仅从政策上而且从观念上、认识上，克服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的作法和思想，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从而保证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21世纪快速、健康、顺利地进行。
总之，生态学技术批判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思想到政治实践的过程，为今后的技术发展走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校正作用。尽管绿色政治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思维、新的政治观，缺乏深刻的哲学和历史基础，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世界舆论对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也褒贬不一，但它从总体上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开阔了人们对未来世界发展前景的视野，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界关系认识的逐步理性化和其理论自身的不断成熟与发展，绿色政治理论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魅力和巨大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