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重工业能膺重任吗？——关于西部主导产业选择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工业论文,重任论文,主导产业论文,西部开发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董藩：民革辽宁省委常委、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简称董）
吴先宁：本刊记者（简称吴）
吴：据我所知，您作为区域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从80年代末至今，一直从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其中有许多观点曾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您关于西部发展战略和主导产业选择问题的研究成果格外引人注目。请问您的“西部情结”是怎样产生的？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发展差距到底到了什么地步？
董：简言之，我对西部的关注缘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责任感和“助弱”性情的驱使，也就是您说的“情结”问题；其二是政治上的要求。我始终认为政局和社会稳定与否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讲政治就是防止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出现失误，而发展差距问题是“稳定”这一神经中最敏感的一段，故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对于东西部发展的实际差距我曾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搞过计算和分析，其结果可谓“令人痛心疾首”：1980—1994年15年间，从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来看，东部为19.88%，西部为15.78%，东部高出西部4.1个百分点。从农民收入来看，1994年东西部之比已扩大到2.8∶1；从乡镇工业总产值来看，1994年东部13.5%的面积上的创造量占全国的66%，而西部近60%的面积上的创造量还不足8%。还有许多数据都显示出这种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距。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已高于各发达国家历史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时期，联合国在《1994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将我国列为世界4个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更令我担忧的是，据有关部门最近搞的测算，东西部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吴：不过值得高兴的是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总书记将东中西部的发展关系列为“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的第五个大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中共中央又强调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问题，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并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做了一些原则性建议。我想今后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至少是缓解吧。
董：我也承认并绝对相信这一点，但问题是如何想法缩短这一过程。发展同改革一样，也存在一个成本问题，当然是越小越好，越大就越麻烦、越被动，造成的负效用也越多。进入“九五”以后，国家在投资布局上加大了对西部的支持，西部各省区自身也鼓足了干劲，但没有迹象显示西部的发展速度已经或将要超过东部，我想是不是发展思路不尽科学——现在西部各省区普遍是从资源和原材料的开发利用着手，立足于地下资源优势，重点发展能源、矿产、原材料工业和深加工工业。从生产力布局规律看，这确实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从其它角度看又似乎存在好多不妥之处。
吴：您的意思是说西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不充分，难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董：是的。应该承认，早在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西部各省区就认识到了发展差距问题，并在“八五”期间采取了一些对策。“八五”过后人们发现这些对策没有产生多少实绩。“九五”开局后，从中央到西部各省区都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来继续研究和实施缩小差距的措施。这些措施说到底都是从资源优势出发搞的能源、矿产、原材料工业和深加工工业，多为重工业项目，可以说从研究到决策都没有脱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窠臼。我想，客观实践除了表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马太效应”的惯力巨大外，也表明我们的对策是很乏力的。武术学上有个术语叫“四两拨千斤”，强调使“巧劲”，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也存在一个使“巧劲”还是使“笨劲”的问题。
吴：按您的看法，优先发展重工业“笨”在何处？
董：从目前来看，西部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现实的，它的起步存在着四个致命的制约因素：首先，西部地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难以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前提，这是产业升级的规律。西部农业、轻工业不但基础薄弱，而且步履艰难。尤其是农业，大部分地区仍处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产出率和商品率都显示出落后态势。轻工业的步伐虽然更快更大一些，但其产品构成中80%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原料来源，也就是说也还处于低级层次上。目前西部重工业虽初具规模，但技术装备之落后，效率之低下，都使其自身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扩展重工业不但会使作为产业基础的农业更加疲惫，使轻工业受到排挤，发展更难，也将使重工业自身效益相对更趋降低。其次，资金积累缓慢和供应短缺成为重工业发展的致命制约因素。由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推行一种特别偏重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在外贸留成、投资偏向、财政解交、金融信贷、价格等诸方面特别优惠东部，结果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抑制和削弱了西部地区的资金积累能力。西部地区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工业产值、销售收入、利税等与全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与东部相比差距更大，自我积累能力自然就很弱。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只有30%，其余70%要靠中央财政补贴维持财政运转。显然，资金短缺已成为西部发展的严重障碍。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区域倾斜现象还将存在。在存在效益差异的前提下，不仅东、中部投资不会“西进”（“光彩项目”除外），而且西部的资金还将“东流”，国家也只能选择等量投资的比较成本低、比较收益高的东部做经济重心——国家是无力从资金、财力上扶植西部重工业大规模发展的，至多是对部分重点项目进行投资。这对起点低、条件差、区域大的西部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再次，技术滞后和技术进步障碍严重影响西部重工业的发展。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显重要，重工业发展尤其需要具有一定高度的技术水平。目前西部整体技术水平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虽然三线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在重工业中占相当比重，且拥有技术优势，但三线企业大多囿于部门垂直管理，再加上市场残缺，特别是西部技术转让市场极度不发育，使得这些企业和周围环境的关联度甚低，基本上处于游离状态。因此，这些高技术产业不具备联动效应。近来军工企业已有许多转向民用生产，但大都转向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对能源、矿产、原材料开发未做出多大实绩。从技术创新角度看，由于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低下，积累能力很差，导致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冲动非常微弱。从技术引进和吸收角度看，由于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很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技术人员使用结构不合理，且多为外地人员（含支边人员），本地后备力量薄弱，使得企业尤其是重工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引极为困难。最后，西部畸形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的同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西部目前的产业结构主要是过去服从全国需要而做出的跳跃式演化的结果，各带有明显的畸形特征：其一是产业结构比例失调。轻重工业产值之比大约是36∶64，重工业的比重比东部高约11个百分点。重工业内部采掘和原材料工业比重也过大；其二，产业配套协作能力差。在产业内部，由于企业空间布局相对孤立，导致企业间缺乏密切的技术经济合作。产业之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层次也不协调，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不能互相促进。如果说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曾一度填补过全国总体布局的某些空缺，那么如今它却是造成西部发展缓慢的一个最现实、最直接的制约因素，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是使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更趋恶化。
吴：根据您的观点，重工业优先发展在条件上不具备，在效果上只能延缓西部的发展进度和速度，所以西部开发从总体上来说不能从能源、矿产、原材料工业和深加工工业起步。那么，您认为西部开发从战略上到底应选择哪个产业作先导呢？
董：我主张放重抓轻，将轻工业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近10年来，我一直在鼓吹这个观点，而且也确曾引起国家计委、西部有关省委省政府以及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但相对于西部目前的战略决策和发展实践来看，我还得继续“呐喊”。不过我得强调一下，有的官员和学者对我所说的“放重抓轻”存在误解，我不是说对西部业已形成的重工业放弃不管——不但要管，还要管好，而是说西部今后在投资决策时要优先发展轻工业，并将其发展成主导产业，藉以营造西部的造血机制。
吴：那么，您能否详细谈一下西部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理由？
董：当然可以。我提出优先发展轻工业这一思路的理由至少有如下几方面：首先，优先发展轻工业是优化西部地区产业规模结构的需要。产业规模结构是指不同产业规模的匹配关系，它包括各产业之间质的适应性和量的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规模结构是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协作、互为促进的基本条件。由于传统战略决策的偏差，致使西部地区投资次序颠倒，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的发展始终徘徊不前，许多地方连温饱都不能解决。西部的轻工业也一直居于次要地位，目前轻重工业产值比重为36∶64，有些年份这种失衡状态更严重。在产业规模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赢弱的农业已不堪支撑相对庞大的工业体系的重荷，薄弱的轻工业亦不能在消费品方面为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而重工业在失去农业、轻工业的支持的同时亦不能推动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产业规模结构的失衡已使西部经济处于极结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切实加强农业，优先发展轻工业。其次，优先发展轻工业是提高西部地区竞争素质的需要。在西部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大，而重工业内部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又占主导地位，在价格体系紊乱的条件下，要和以较高层次的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东部共同参与区域竞争必然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产业协作关系的松散又加剧了西部对东部加工制造业的依赖，自我认定了东部对西部以价格形式进行双重“掠夺”的“合理性”。西部竞争素质的天然不足不但加剧了西部在区域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也使西部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贫血”症状，越输血越贫血。要根治西部“贫血”的病因，提高区域竞争素质，新上项目进行决策时必须放弃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重工业，选择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轻工业。西部卷烟、酿酒等行业在全国的地位便是证明，曾经风靡全国的“太阳牌”锅巴、正在走红的“阿香婆”系列调味产品以及妇孺皆知的“505”神功元气袋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再次，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节约投资、缓解资金供应紧张局面的需要。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项目投资较少。根据目前国家和西部地区的财力以及全国的金融形势，发展对资金数量要求较少的轻工业既是良策，又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近年来中央的财税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渴望中央对西部大幅度增加投资是不现实的；西部地区投资的软、硬环境都比不了东部和中部，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到西部投资其效果不会太理想；依靠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进行对口援助既是杯水车薪无济无事，又不好组织；而西部自身造血机能差，积累能力低。目前西部连同中部占全国86.5%的国土面积上只拥有占全国40%左右的投资，而且我认为西部的这种“拮据”在几年内难以改变。要用较少的钱维持生存并求得较快的发展，只有选择轻工业作“突破口”才有可能。最后，优先发展轻工业是提高经济效益并迅速增加积累的需要。轻工业不仅投资少，而且建设周期短，投资回收快，收益高，见效迅速。我曾对1993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财务状况搞过计算分析，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产值、利税和销售收入全国的情况分别为181.70元、17.96元、174.34元，东部分别212.21元、20.24元、200.14元，西部分别为134.64元、16.23元、134.35元。造成西部与全国以及东部之间工业经济效益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主要源于轻、重工业经济效益不同以及三大地区内部轻、重工业结构的比重差异。1993年全国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的利税重工业企业为11.42元，轻工业企业则达18.51元。但是西部轻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36%左右，远低于广东（62%）、浙江（62%）、福建（60%）、海南（62%）等沿海省份的比重。我认为，轻工业发展规模的不足正是西部地区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一。要迅速增加西部地区的积累能力，也必须优先发展轻工业。
吴：您的观点使我很受启发，我感到您讲得确实很有道理。歧路重重的中国西部确实必须选好自己的主导产业，找准发展的突破口。
董：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当然，由于国家和西部各省、区都已有谋划，获得检验的机会很小。
吴：诚然已有谋划，但谋划必须以更透彻的理论和更深入的实践加以检验。如果被证明是有失误的谋划，那就必须对之修正和改变。与此同时，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也不失为完善已有谋划的一条捷径；移动一个方位，调换一下目光，逆向思维，也许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即便不如此，也至少能开拓我们的思路。谢谢您！
董：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