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来？——对城市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流动人口论文,谁在论文,特征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2.1亿。我国未来20到30年间将经历快速推进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人口流动和乡城迁移的态势仍将继续增强。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原因，我国的乡城迁移不是简单地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而表现出突出的非定居性移民的特点。每年有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也有大量外来人口离城返乡，或者流向其他城市。各个时点上的流动人口是以前各个时期的人口流入和回流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人口在未来将选择继续居留或者回流，并且和继续不断增强的人口流动过程共同决定未来城市人口的面貌。这种非定居性移民表现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殊性。
我们将进入城市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作为短期居留人口，居留半年及以上的为外来常住人口，居留5年及以上的为长期居留人口，居留15年及以上的为永久性居留人口。在对上海市不同时期流动人口状况的横截面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析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下来的流动人口群体具有什么特征，以及不同的流动人口群体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表现出什么样的差别。
一、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群体的基本特征
从1983年以来，上海流动人口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流动人口中的长期居留人口和永久居留人口在总量和比例也同时增加。通过比较不同流动人口居留队列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来沪原因、职业、来源地、居住模式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归纳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相对于短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所具有的特点。
1.长期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例大于女性。1988年第4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时男性比重人口为70.7％，到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比重为57.6％，2003年第7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时男性人口比重为57.3％。人口性别结构随时间变化日益正常化。但从不同居留时间队列看，越是长期居留的人口群体组，男性人口的比重相对越高。
2.长期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要明显老于短期居留人口的年龄结构。流动人口总体上是以青壮年和劳动力人口为主，年龄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梭形分布。年龄在20—39岁间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3.9％。短期居留人口年龄结构明显年轻于其他居留群体，20岁以下的占32％，有54.4％的人集中在20—39岁组中，平均年龄为26岁；长期居留人口在20岁以下的仅占10.6％，有68.9％的人集中在20—39岁组，平均年龄为32岁；永久性居留人口的年龄结构则明显年长于其他居留群体，20岁以下、20—29岁的分别仅占2.6％、5.1％，60岁以上的占了11％，平均年龄为42岁。基本上随居留时间队列的升高，呈现出30岁以下各年龄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30岁以上各年龄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态势，居留时间越长的人口群体的平均年龄也就越大。
3.长期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和短期居留人口并没有明显差别。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基本上以小学和初中为主，总体学历比较低。永久居留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为6.5％，高于长期居留的4.4％和短期居留人口的3.7％。短期居留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为3.9％，外来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而长期居留人口中大专以上人口比重为2.8％，永久居留人口中的比重为3.1％。长期和永久居留的人口并没有显得比短期居留队列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
4.从来沪原因看，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人口的经济型人口比重较高，社会型和文化型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2003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的总体上经济型人口占72.1％，社会型是占25.8％。短期居留人口的经济型比重相对较低(62.7％)，社会和文化型的比重相对较高(61.2％)。
5.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人口更多的是已婚人口，及更多地和本地人口结婚。流动人口婚姻状况总体上是以已婚为主，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已婚人口占73.1％，未婚的占26.4％，离婚和丧偶的占0.5％。与流动人口居留时间越长、平均年龄越大相对应，流动人口已婚率也随居留时间组增高而增高。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比重在短期居留群体中为37.7％，长期居留人口中为8.5％、永久性居留人口中为5.7％。已婚人口的比重在短期居留群体中为61.8％，长期居留人口中为90.7％、在永久性居留人口中更高至92％。其中配偶为上海本地人的流动人口比重在短期居留人口中为0.6％，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人口中相应为5.3％和10.0％。
6.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人口的来源地相对与短期居留者来说更为接近流入地。人口地理学的基本结论是距离是影响迁移和流动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数量和流出地距上海的远近呈负指数关系，即距离上海越远，来沪的人口数量越少。上海流动人口总体中有63％是来自距上海500公里圈范围的安徽、江苏、浙江三省。根据外来常住人口和短期居留人口的比较，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人口中来源于500公里圈以内的人口比重相对高于短期居留流动人口，来源于500公里圈以外的人口比重相对低于短期居留流动人口。
7.长期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群体，其居住方式显著的更为稳定。流动人口居住类型已经完成了从宿舍工棚为主到租赁房屋为主的过渡。短期居留人口中居住宿舍工棚的比重为23.9％，在外来常住人口中该比重为17.2％，而且居留时间越长的群体，居住宿舍工棚的比例越低。流动人口群体居留时间越长，其租赁住房和自购房屋的比重也更高。例如短期居留者自购房屋的比例为1.8％，长期居留者的比例为8.2％，永久居留者中自购房屋的比例已经达到21.9％。从某种意义上，自购房屋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外来人口在城市计划永久居留的一个标志。
8.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组，其职业分布中制造业和建筑业人口比重显著更低，而创业性人口和知识性人口的比重更高。例如短期居留队列的外来人口中私营企业主的比重为0.3％，而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人口组中该比重分别为14.1％和13.2％，短期居留者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为4.2％，长期居留者中的该比重为5.9％，永久居留者中该比重为6.7％。而考虑制造业从业人员这些所谓的打工者，短期居留者中其比重为36.3％，长期居留者其比重为24.1％，永久居留者其比重为15.2％。
总之，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相对于短期居留队列的人口，其男性更多、年龄也显得更老、经济型的目的更高、已婚比重及和本地人口通婚的比重更高、居住更加常态化、职业更加白领化、知识化和创业化。与之相对，其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更低、未婚的比例更低、长期和永久居留者中打工的比例更少，居住在宿舍工棚中的比例也更低。这些差别性，与其说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原因，不如说是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后的结果，证明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他们自然就年龄更大，社会生活的婚姻、交往和居住等方面与当地城市也日益地更加紧密，以及在经济生活的知识化、技能化和经济创业能力上得到不断的提高。
二、不同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长期居留倾向性的差异
短期居留和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于某些特征的人口更倾向于长期居留造成。也可能是长期居留本身会带来某些人口结果，例如流动人口在长期居留的同时其年龄就会增加，所以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显得年龄结构更老也不奇怪。也有可能是更早的流动人口具有和近期的流动人口不同的特征，例如长期居留人口流动目的为经济型的比重高于短期居留人口，究竟是因为经济型的流动人口短期居留的倾向更低，还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历史上流动人口本身经济型的比重较低，而现在的经济型流动人口比重更高造成的，抑或是经济型的流动人口相对于社会型的人口具有更低的沉淀倾向。这些问题需要更细致地分要素的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比较分析。
1.性别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1993年男性流动人口167万，其中只有25.8万人滞留到2003年，10年期间内的男性滞留率为15.5％。同期1993年有84万女性流动人口，其中有14.7万滞留到2003年，10年期间内的女性滞留率为17.5％。从1988年到2003年，1988年时75万的男性流动人口中有5.4万人滞留到2003年，15年期间的男性滞留率为7.2％。而1988年时31.1万的女性流动人口中有2.8万人滞留至2003年，15年期间内的女性滞留率为9.06％。也就是说，在时期1988-2003年以及1993-2003年间，女性流动人口的沉淀速度是快于男性的。虽然长期居留乃至永久居留的流动人口是以男性为主，也有学者认为女性流动人口的回流率高于男性[1]，而实际上我们认为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滞留强度是高于男性的。现在居留在上海5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中男性人口比重达到60.2％，并非说明男性更倾向于到城市中居住，这是与1998年以前流人人口中男性人口具有更高的比重，和女性流动人口相对更高的滞留率所共同造成的。近年来流动人口中女性人口比重已经基本趋向于和男性一样以及女性具有更强的趋势在城市中沉淀下来，可能会和更高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一起，放大对农村中的男性滞留人口的影响。
有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对流动人口继续居留期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得出男性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概率是高于女性，并有统计上的显著性。[2]也就是说男性流动人口相对于女性是更想在城市滞留下来，而实际上女性流动人口是相对于男性更强地滞留下来。这种悖论性的现象也可以得到经验的映证，随着流动人口大量集聚和长期集聚，异地通婚的数量和比重增加很快，在上海居留10年以上流动人口中有3万对配偶是本地人，居留15年及以上的人口中有0.9万对配偶是本地人，而上海的女性流动人口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存在较高的两地通婚率，与上海本地人通婚的结构中几乎90％以上是外来女性和本地男性结婚。因此，上海流动人口性别特征所体现出的女性长期滞留率高于男性，可能有一个原因是相当数量的外来女性更易于与上海本地人通婚而定居在上海。
2.年龄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利用1993年分年龄组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居留10年以上流动人口的分年龄组数据，我们得到了1993年时各个年龄组滞留到2003年的滞留概率。0—4岁组的滞留强度是很高的，为17.5％。然后随着年龄增高而迅速下降，可能是受到城市教育排斥和地区间教育内容和考试规定不衔接的影响。青年人口的继续居留概率最强，大约20岁左右达到高峰。从20——30岁，流动人口的继续居留概率都维持在20％左右的较高的平台。30岁以后则开始显著下降，30岁以上外来成年人在城市的长期滞留率随年龄组的升高而减少。这基本上与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3]以及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期望的个人家庭因素分析[2]中的结论相符，即年轻人期望长期居留上海的概率更高。很多用工单位及行业在招工中明确规定了年龄限制，高于35岁的人口在城市就业存在困难，客观逼迫这些中高龄外来人口逐步退出。
图1 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的长期滞留概率分布
图2 分年龄组流动人口10年期的长期滞留概率
3.来沪原因和流动人口长期居留。1988年经济型、社会型、文化型流动人口分别有65.1、39.3、1.6万人，其中滞留至2003年成为居留1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分别为5.8、2.0、0.05万人，计算得到经济型流动人口15年滞留率为8.91％，高出社会型流动人口15年滞留率3.8个百分点，文化型流动人口15年滞留率为3.4％。1993年上海市有经济型流动人口212.3万，社会型流动人口62.1万，文化型流动人口6.5万，经济型、社会型流动人口滞留至2003年的比例相当，都是14.5％，文化型流动人口滞留至2003年的比例显著更低，为3.8％。通过队列的分10年期和分15年期的长期滞留概率分析，可以说明经济型的流动人口相对社会型和文化型，总体是具有更高的长期滞留倾向。
图3 不同类型来沪的流动人口分10年期和15年期的长期滞留概率
4.文化程度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教育本身不仅可以有助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时还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准入壁垒。[4]王毅杰对流动农民留城意愿的分析中，认为流动农民的文化程度能促使留城意愿的分化。一般人们也认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越强，越能接受城市理念，更能融入城市生活。我们通过不同文化程度流动人口的长期滞留概率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个论断，基本上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概率是越强的。例如从1988-2003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流动人口的15年滞留率到达了25.1％，其次是高中中专文化程度流动人口15年滞留率为14.5％，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15年滞留率依次为8.4％、4.4％，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流动人口滞留率仅为1.1％。从1993-2003年，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流动人口10年滞留率最高，为21.9％，其次是大专以上。然后随着初中、小学和文盲等教育程度的降低，流动人口的继续滞留概率也是逐步下降的。
图4 不同文化程度流动人口10年期和15年期的长期滞留概率
5.职业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任远等通过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预期的个人家庭因素的分析，提出职业越稳定外来劳动力越倾向于长期居留、白领职业者长期居留倾向较蓝领职业者更高。忽略外来劳动力在各职业间的转换，根据1993年外来劳力在职业类型中的分布以及2003年居留10年以上的外劳力的职业类型分布，对1993-2003年不同职业类型流动人口滞留情况进行计算，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白领职业(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流动人口长期滞留率高达72.73％，远高于其他蓝领职业者。
图5 不同职业流动人口10年期的长期滞留概率
注：A：专业技术、机关事业单位；B：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C：废旧物资回收；
D：农林牧渔；E：制造加工；F：建筑施工
三、研究结论和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个基本结论是，各种年龄、性别、教育、职业和社会地位等人口特征的因素影响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在城市的长期居住会使流动人口社会和经济地位得到提升，生活水平和居住质量得到改善，还会使其逐步在社会交往、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发生变化。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和其在城市的生活的展开是一个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和互相作用的过程。比如说，可能是由于长期居留后才与本地人通婚，也可能因为是与本地人通婚后才长期居留；流动人口可能是由于长期居留后才积累了资本和技能实现创业，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我创业促进了其在城市的融入和长期居留。
长期居留在上海，乃至永久居留在上海的这些“老流动人口”是不同于那些刚刚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新流动人口”。他们自然年龄更大，更有社会经验和城市知识，居住方式更加社区化显示出和他们和城市的融合更深，与城市部门发生婚姻和社会交往的程度更深，白领化、知识化程度更高显示出其社会地位更高，创业化的能力和程度更高显示出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的新主人。这样一种“新老对比”，反映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城市化的景象，反映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个人的成长和流动人口群体的成长。
我们通常总是把流动人口难以在城市成长和发展归结于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其实在此之外，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成长也决定于其自身。不同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有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中不完全关乎于命运和际遇，也关乎于实实在在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努力和挣扎，这样一种挣扎是和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和组织，以及作为制度的公共政策和管理规定共同起作用的。通过流动人口个人的特征和其在城市居留的差别性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流动人口在上海长期居留的强度是高于男性的；青年和第二代移民的长期居留强度是高于中老年人口的；经济型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概率是相对较强的；文化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强度是相对较强的；白领职业和知识型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的强度是相对较强的。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判断时，还应注意到实际上当前的城市管理有着一定的收割效应，流动人口中的投资者、购房者、职业层次及文化程度较高者实际上已经通过一定的毛细血管性质的制度被城市体系所吸收。考虑了这样一种收割效应的影响，知识、婚姻、职业、创业等因素对流动人口逐步融入城市体系的影响可能表现得更加显著。
流动人口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替的人口群体，在流入、滞留、流出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与城市相互之间发生着差别性的行为选择。即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不同的流动人口从自己的预期收益、承受水平、发展目标等标准出发，有差异的选择对城市的认同和融入，当对城市不满意，或是能够寻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或是自己的生活目标发生改变时，就会再次流动或者返回农村。而城市部门也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对不同的流动人口选择差异性的认可和接纳程度，城市管理者试图通过不同的政策，通过政策屏蔽或者政策选择，将需要的流动人口按照某种办法“收割”进入城市市民体系，或者将部分流动人口排除在城市以外。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映射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轨迹，也是流动人口和城市发生相互行为选择的历史表现与历史结果。
在不断推动城市化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城市部门对流动人口管理的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根据对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表现出的特点以及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模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方面的启示。
第一，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改革要适应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期望和进入城市的需求。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群体中存在着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殊群体，即婚嫁来沪、随迁来沪群体、第二代移民的儿童、购买住房者，以及创业者。这些人口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的需求，需要城市体系适当地提供对这些人口的政策对策。而当前城市部门对这些人口的吸纳政策相对滞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本不必要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第二，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制度改革要探索改变可能影响流动人口逐步纳入城市的制度排斥。在流动人口长期居留行为模式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悖论性的现象。例如作为第二代移民的流动儿童具有最高的长期居留概率，而随着其进入学龄时期，其长期居留的概率是下降的，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对外来儿童是有排斥性的？20-30岁青年的长期居留概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30岁以后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概率是下降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就业制度对外来劳动力是有年龄上的排斥，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和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是不匹配的？男性对在城市继续长期居留的期望显著更强于女性，而其实际的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还低于女性，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开辟了允许女性通过婚姻进入城市的渠道后，要为更多的流动人口的劳动者开放大门？相对与白领和高知识的流动者有较高的长期居留概率，我们是否能够为那些希望长期居留、和能够长期居留的餐饮、物资回收等流动人口提供更为宽松的进入城市的条件？
对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内人口集聚来说，城市部门显然需要更为勇敢地打开大门，但应按照怎么样的步骤和方式打开大门，逐步破除对流动人口的排斥，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加以探讨。这样的制度改革，显然也会转过来改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行为方式和居留预期，但这种改变，会引导建设更加和谐的城市发展，及引导更有道德和更为有人性化的城市发展。
(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姚慧在有关数据的收集中所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