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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8)04-108-(4)
面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运动风潮，马克思主义模型在诠释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时遇到了不少难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全部的历史可以被描述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被分成两大敌对阵营、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劳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冲突。因此，集体行动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逻辑引起的，其他的社会因素是次要的，充其量只是促进因素。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是由根据生产方式划分的阶级来界定的，这使马克思主义把社会运动界定为无产阶级革命，而使其他的社会反抗边缘化。但是6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社会运动根本不同于马克思所在时代的工人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模型无力解释当代的社会运动，这促使欧洲社会科学界积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形成了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新社会运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从政治、理念和文化方面寻找集体行动产生的根源，不再把阶级视为划分运动成员的唯一标准，而从其他方面，如种族、性别等方面寻求身分认同。新社会运动因而取代了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相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使集体行动的范围扩大。在此，笔者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五位理论家来阐述他们各自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观点并进行比较。
一、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主要内容
图海纳(Touraine)是建构新社会运动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根据文化模式(culture model)、投资(investment)和核心冲突(central conflict)的类型将现代社会区分为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post industrial society)或者程序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商业社会文化指向交换，涉及商品和权利分配领域中的投资，核心冲突围绕民权解放和政治权力展开；工业社会文化指向产品，涉及转换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方面的投资，核心冲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生；在后工业社会中，投资转变为对产品的管理，阶级支配转变为对资源供给和处理的垄断以及对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和意义生产的控制。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冲突不再指向政治权力或物质利益，即不再涉及剩余价值占有的生产领域，而是存在于“工作以外的生活”，或者是“消费”领域。①与其他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不同，图海纳并不认为当代社会的冲突是多元和分散的。他强调任何类型的社会都存在一个核心冲突。社会运动作为既有的文化导向、社会冲突以及阶级行动，一定是围绕该社会的核心冲突产生并扩展的。在后工业社会，阶级对立的情形并无二致，只不过新的社会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成为冲突的主角。在后工业社会中，主要的社会阶级由大众阶级（消费／顾客）和统治阶级（经理／技术官僚）组成。这些阶级的主要冲突领域是文化领域，主要的冲突涉及谁掌控日益增长的社会管理权。因此，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社会类型为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文化和场域。图海纳认为当代社会运动是从经济领域的抗争转到文化领域的抗争，同时伴随着社会问题的私有化，典型的结果是寻求认同以及一种个人主义的兴起。他认为非政治性是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主要特征。
卡斯特尔斯(Castells)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以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与进程，其主要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的城市物品和服务，即“集体消费”，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集体消费”的不足将导致国家和城市社会运动之间的冲突，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能够带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他重点研究城市社会运动，试图揭示各种社会力量、利益关系和策略对城市格局和政治运行的影响，认为性别和民族等问题同阶级斗争一样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城市问题之所以是中心问题在于集体消费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干预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卡斯特尔斯从地方同国家的抗争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寻求重组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了城市社会运动的兴起。他把城市看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是不同的社会利益和价值观相冲突的产物。一方面，社会上占主导的利益寻求城市空间同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官僚结构相一致；另一方面，草根团体和城市社会运动寻求大众利益，追求政治自治，维持文化认同。在讨论阶级斗争是否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时，卡斯特尔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原因之一，但其他因素如国家，依据性别、种族、公民权建立起来的团体也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动力。对卡斯特尔斯来说，城市反抗运动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第一，关于国家提供集体消费品的形式。这对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形式提出了挑战，提出应以社区为中心来提供公共物品；第二，关注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以及他同地域的联系。认为社会运动应抵抗官僚制组织形式，建立真正的、多样化的和灵活化的社区形式。第三，关注公民为寻求政府分权而发起的政治动员，强调自我管理和自主决策。这些目标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城市社会运动来实现。②卡斯特尔斯关于城市社会运动的分析是分析新社会运动的典型，如强调文化认同，以非阶级为基础组成的团体的自我认同、自我管理，抵抗商品化和官僚化的逻辑体系，所有这些都组成了其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主题。同时，卡斯特尔斯与其他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不同，他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保持了密切的关注。因此，卡斯特尔斯不强调“旧”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同“新”的以非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之间的不同点，他认为在城市社会运动中既有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也有以非阶级为基础发起的社会运动；不强调“旧”运动的政治倾向与“新”运动的文化倾向之间的区分，而认为城市社会运动的倾向既有政治倾向，也有文化倾向；不强调“旧”运动的工具性策略与“新”运动的表达性目的之间的区别，而认为这两者都是当代城市社会运动的主题。
哈贝马斯(Habermas)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晚近资本主义的演变。他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要求不同类型的逻辑：前者表现为各社会单位之间相互依赖和交换所产生的自然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后者要求集体良知的道德内容。系统整合主要由国家和大众媒介等驾驭机制产生；社会整合是从社会化和生活世界的意义创造中获得的。当制导机制（系统整合）扰乱了规范、价值和意义的生产过程（社会整合）时，危机就会产生，在现实中表现为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被市场机制和科层权力所侵蚀。③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他提供了社会运动所涉及的不满和紧张，而新社会运动代表了重建濒临危机的生活世界的自卫性努力。哈贝马斯认为新社会运动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他认为新社会运动能防止生活世界殖民化，通过交往理性来维护规范共识。第二，哈贝马斯关注这些运动的目标或要求的本质。④对哈贝马斯来说，同其他学者一样，这些新社会运动较少关注物质再生产，而更关注文化的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这些新运动更关注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参与目标以及自我认同。这些运动都批判把增长视为唯一目的的理念，生态和和平运动尤其如此。由于这些运动都与传统的围绕分配而展开的斗争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政党制度化或通过物质补偿而缓和。在这种情势下，同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会产生合法化危机一样，这些新社会运动所引起的冲突会引起较大的合法化危机。
梅卢西(Melucci)在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础上，把当代社会描绘为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行动主体的创造力受到鼓励，但与此同时又要求更紧密的社会整合，并扩大对人类行动动机的控制。他指出，新社会运动以个人认同以及对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自决为诉求，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⑤运动所涉及的冲突是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发生的，冲突涉及象征性符号、认同、个人的或表达性的要求。在梅卢西看来，虽然这些冲突远离了传统的政治领域，它们也并不是对政治一点影响也没有。在一个日益由信息和符号组成的社会里，社会运动成为表达反对意见的一种重要形式。新社会运动关注现代生活中个人的、精神的或表达性方面的需求，对占社会主导的工具理性提出批判。梅卢西认为这些运动为参与者在政治权利以及日常生活间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由此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和直接参与加强集体认同感。梅卢西的研究帮助界定了关于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几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关于认同在现代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问题。梅卢西研究前提是在现代社会中，变化的速度、成员的多重性以及信息的丰富性，这些一起共同削弱了传统认同感，因此使个人无所归依。这说明了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起始于某一认同，也意味着集体认同的社会建构是新社会运动的首要前提和主要任务。现代世界和社会运动中认同的流动性是同这些运动组织的松散性相联系的。梅卢西坚持新社会运动是一种持续进行的社会建构，而不是追寻单一的目标，也不是英雄人物在舞台上的行动。同时，梅卢西不关注正式的组织，而强调集体行动是由潜在的团体通过网络状的、临时的组织结构而展开的。他因此认为研究的关注点不应集中在运动本身，而更应关注运动网络或者运动范围。
奥菲(Offe)也在合法性危机的情境中解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他认为，这种合法性危机是由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所致。社会权力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威，同时政治权威的活动也能够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所以社会权力并不是分散的，而是有一个支配性的互动方式，它只有利于部分行动者。制度化的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的典型就是国家。现代国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机构，它履行着许多不同的、历史的、制度上相互联系的职能，国家权威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权力相互回应。现代国家不能简化为国家与社会两个部分，需要制度化的中介发挥沟通作用，协调社会权力布局和国家权威的关系。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它的程序、组织形式、制度体制不能够继续作为中介保持社会力量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平衡。因此，非制度化的政治冲突不断增长。在制度的中心部分表现为高度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在外围部分，集聚的抗议运动没有进入体制，因此以广泛的和分散的社会运动形式而存在。他认为，新社会运动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同战后早期的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不是依靠已建立政党资源成立的，也没有被这些政党所吸纳，是游离在政党和选举政治之外的活动。第二，新社会运动的“新”表现在这些运动并不仅仅将其范围限制在文化、艺术、宗教领域，而且还包括政治运动，仍希望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从而改变公共政策，它们只是尽力避免被“常规政治”所制度化和吸纳。第三，新社会运动的“新”表现在它们同革命形式的社会反抗不同。它们并不是要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只是对现代性和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第四，社会运动的“新”还表现在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激进的，认为在追求社会改革时必须维持稳定的秩序。⑦
通过上述对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们所持的关于新社会运动的阐述，我们可以把新社会运动理论同传统的，即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区别归纳如下（见表1）。
二、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争议及评价
通过上述对不同新社会运动理论家观点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兴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掀起那么大的社会运动浪潮？这些社会运动与此前作为社会运动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或劳工运动相比，有什么新的特征？ 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当然也不除外，一般来说，关于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争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社会运动研究者对新社会运动的“新”提出了很多质疑。如果上述那些差别确实存在，那么新社会运动与以前的运动就有很大的区别，问题是有太多的例外存在。新社会运动支持公开的、民主的和非等级制的结构，然而有许多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并不具备这些特点。许多新社会运动演变成为政府顾问团体，其他的一些也组成政治党派。新社会运动希望从新中产阶级中吸取成员，然而许多以大众为基础而展开的动员也正在进行（特别是环境保护运动）。新社会运动倾向于使用非传统的战略，但也大量使用过去的社会运动所使用的一些策略（如院外游说、获得选票，法院活动，等等）。 “任何人都不能消除当代运动的攻击性……运动的情形是它的异质性。集体行动旧的模式当然继续存在。在一些运动中它们甚至占大多数”⑧这些都是社会运动研究者们不断争议的问题。
第二，许多学者对于认为新社会运动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这一点显然存在偏差。首先，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从经济利益出发的种种罢工和示威在西方仍然十分常见，只不过这类抗争大多已被制度化了而已。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其次，对于新中产阶级的存在与否产生质疑。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们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时代产生了新的中产阶级并充当了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布林特(Brint)对新中产阶级所谓的“反商业”和“平等主义”特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们并非都具有这些特征。他因此得出结论道：“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们夸大了在新阶级中发现的与传统阶级不同的特性和自由主义倾向。”⑨这一观点表明，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在证明美国和欧洲产生了同新社会运动相联的、新的、激进的阶级这点上是失败的。再次，把价值观的变化同现代西方国家日益增长的安全感和财富相联系是缺乏验证的。其他的因素也可以解释后工业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如社会日趋官僚化，或者说价值观是周期性变化的，而不是由经济结构为人们提供物质利益的能力而引起的。
第三，新社会运动范式是有缺陷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忽视不是起源于工人阶级的运动一样，新社会运动理论家忽视了不是从左翼起源的社会运动。当代右翼社会运动没有被新社会运动理论所关注。因此，新社会运动范式只是描述了所有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一些已存在长达二十多年，被认为具有传统运动特点的运动，如基督教权利运动和民兵运动都被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所忽略。当然这种缺陷是有问题的，因为左翼运动和右翼运动都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相联的，过分夸大一种类型运动而忽视另一种类型的运动都会造成我们研究问题的偏差，研究其他社会团体如何察觉社会变化以及对其做出反应可以扩展我们对社会变化的理解。
不可否认，新社会运动理论所表现出的上述局限性和困境是存在的，有些是理论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如理论分析要素的设计（它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忽视新社会运动理论在解释欧洲新社会运动中的贡献。新社会运动理论对于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理解当代社会运动是强有力的，对于解释当代社会运动产生之根源以及运动周期都很有解释力。而且该理论的核心，如象征性行动，自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集体认同，怨恨表达以及自我管理的组织都反映了当代社会集体行动的特征。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和欧洲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开始学术交流。在此过程中，欧洲学者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关注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对美国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因此，一些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曾经被美国学者抛弃了的，或从来就不受重视的因素，在交流过程中，被引入了美国社会运动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
收稿时间：2008-04-16
注释：
①Touraine,Alain,The Voice and the Eye: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63.
②Steven M.Buechler,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5,Vol.36,No.3,p.443.
③哈贝马斯，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④Steven M.Buechler,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5,Vol.36,No.3,p.445.
⑤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47页
⑥同上
⑦Russell J.Dalton & Manfred Kuechler,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32-233.
⑧Nelson A.Pichardo,New Social Movements:A Critical Review,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3,1997,p.418.
⑨Nelson A.Pichardo,New Social Movements:A Critical Review,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3,1997,p.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