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精神寻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面论文,现实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有些作家不是直面现实，而是逃避现实，即躲避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遁入历史，挖掘祖坟；有些作家不是没有看到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但对矛盾冲突的解决和克服却不是合理的、现实的；有些作家也看到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但不是追求矛盾冲突的真正的解决和克服，而是回避、调和，甚至掩盖。
因此，我们看到当前有些文学作品缺少这个时代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是肢解现实生活的。如果说，恩格斯在巴尔扎克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看到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要分配），他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的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那么，在当前中国文学中，“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个严重问题即使有人已经提出，我们也仍然很少看到。尽管中国农民还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以往的令人难忘的典型农民形象在当前中国文学中是缺席的。有些文学作品尽管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但没有揭示历史发展的必要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更深的东西的清醒认识。正如武善增所指出的，很多作家拼命迎合当前一种“新意识形态”的需要，塑造了不少相当肤浅和表面的“成功人士”和贪官形象。不少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严重存在这个问题）所塑造的“成功人士”，带着手机，坐着高级轿车，住着豪华别墅，他们往往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除了自己美丽的妻子，外边往往还有一个浪漫的情人。他巨额的财富，来自于他总是善于找准商机，运筹帷幄，当机立断。除了悠闲地陪着自己美丽的妻子或情人打一打高尔夫球，其它时间总是行色匆匆，忙于签订各种商业合同。这些文学作品让人们在内心产生无比羡慕的同时，也会产生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只要努力，人人都会成为这样的“成功人士”。同时恍惚中给人这样一个印象，现实中这“新富人”都是这样的“成功人士”，他们是靠拼搏和智慧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功人士”背后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的在生意场上的潇洒与拼搏，似乎找不出他们背后复杂的社会纠结与政治、经济深层的内因。“在我们现实生活的‘新富人’中，靠纯粹的拼搏和智慧而成功的人士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大？靠中国特有的新‘权力——资本’对社会的掠夺而‘成长’起来的‘新富人’，在所有的富有阶层中占多大的比例？”这些“成功人士”的塑造，不仅说明作家不敢直面现实，而且客观上成了蒙蔽新“权力——资本”集团丑恶行径的帮忙和帮凶。和这些“成功人士”的塑造相似，很多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贪官形象的背后，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是不会去深挖的，更不要说去挖掘文化原因。贪官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官职更大的清官一举搞掉这个贪官，以大团圆结束。这些作品在向我们表明，腐败现象是非常少数的一些干部自己拜倒在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是极个别、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腐败滋生的深层次背景。这种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不仅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批判现实，反而蒙蔽与麻痹了人们的正常知觉。（参见2001年11月1日《文论报》）
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有个人的，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政治的，有文化的，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有些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感受不到现实生活的真正矛盾和苦难。
正如李公明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则多数成为了体制现状的获利者和支持者，他们与‘新穷人’之间没有任何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这样，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以道义、专业的立场继续关注‘新穷人’，如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而艺术家则基本上甚少自觉地充当弱势群体的艺术塑造者和代言人。”（参见《天涯》2002年第1期）李公明首先引用了鲍曼的话，当前知识分子虽然怜悯正在受苦的“新穷人”，“但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克制着，不想使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发生联系。”然后指出，“许多艺术家不再愿意让自己的艺术与当下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苦难发生联系。在那些无数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面前，很难看到艺术家真诚的思考与创作”。
我们从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追求和命运中不难看出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俄国19世纪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了俄国文学的两条文学道路。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这儿每一个拥有所谓自由倾向的人，纵然才能如何贫弱，都受到普遍的注意，那些诚意或非诚意地献身于正教、专制政治、国粹主义的伟大才能，声名迅速地在衰落。著名诗人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宠爱。因为当时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则付诸实施。而著名作家果戈理却出版了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教导野蛮的地方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更厉害地辱骂他们。果戈理“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人，降低了身价，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杜勃罗留波夫在别林斯基对两种俄国文学道路的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它们的质地。这就是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人民性的问题。一种文学是没有人民性的文学，即“我们是为了少数突出的人，是为了为数不论多少总是不足道的小圈子的利益而行动，而写作的；因此我们通常的眼光就狭窄了，愿望就渺小了，一切见解和同情都带着局部的性质。即使他们所解释的题目是直接触到人民，是使他们感到兴味的，也并非从大公无私的观点，从人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来解释，而一定是着眼于某一个派别，某一个阶级的局面利益。”这种没有人民性的文学是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学。一种文学是富有人民性的文学，它“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杜勃罗留波夫把这种人民性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的一流文学作品。
别林斯基说：“在这社会中，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但被深重的压迫紧压着，找不出出路，结果只引起了阴郁、苦闷、冷淡。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这便是为什么作家的称号在我们这儿受人尊敬，为什么即使是辁才小慧的人，在我们这儿也很容易获得文学上的成功的缘故。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在我们这儿早已使灿烂的肩章和多彩的制服黯然失色了。”因此，当前中国作家要无愧于这种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伟大文学作品，就必须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
这个问题，当前中国作家已经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了。韩少功认为：“作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但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底层看，看最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人可以向上看，但如果所有的人在所有时候都向上看，这就与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驰。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文学、从来都离不开一种悲世情怀，都需要向下看，看到弱者的生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认爹和娘的现象绝不完全是说他们不认具体的爹和娘即自己的爹和娘，绝不完全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顺问题。这段名言蕴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包括有些作家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的基层，但是有些人却背叛了他们的出身。中国有些作家之所以心浮气躁，就是因为他们彻底背叛了他们的出身。韩少功提出中国作家需要向下看，不但看到了有些作家对他们的出身的彻底背叛，而且提出了中国作家的精神寻根问题。
当然，我们提出中国作家直面现实，精神寻根问题，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可以超越基层，甚至可以离开基层，这种超越和离开不但是在社会分工上与基层民众有别，而且在精神上克服某些基层民众的缺陷和局限。但是，他们的精神的根必须牢牢扎在土地上，扎在基层民众中。我们要求中国作家直面现实，精神寻根，就是要求这些中国作家不能在精神上背叛他们的社会出身，而是要为基层民众说话，维护和捍卫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掠夺和损害。
在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矛盾中，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入伙打劫，跻身西方霸权主义列强的行列，还是追求社会平等？这是当前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经济上致力于各国平等参与制定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减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遏止“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在文学上我们也要致力于社会平等。它是当前中国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当前中国作家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审美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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