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中的文化制约问题——以中、苏两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共产党论文,两党论文,落后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总结共产党在非西方落后国家执政的得失成败，特别是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重要课题。所持立场、角度不同，或方法、工具有异，结论未免色彩纷呈、莫衷一是。其中包括文化分析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成功抑或挫折与失败，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文化上的某种必然性。道理自然是有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支离破碎、零星散乱状况，使分析既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同时又恰如其分、全面系统，从而增进其学术价值以及对现实执政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列宁的警示及其在苏共执政中的“应验”
论及20世纪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列宁的地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但领导俄共(布)率先夺得政权，而且还在于理论素养全面而深邃，特别是对西欧文化和文明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认同。尤其值得注意的，通过吸收当时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个人从政治实践中获得的体悟，列宁当时对人类文化学范畴的“文化”及其社会特性的分析实际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①例如，正式使用了“政治文化”概念，并更加注重以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等方式存在的隐型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上述两方面因素，使列宁在国际共运史上，成为第一个提出并广泛分析共产党执政中面临文化制约难题的领袖人物。
列宁在谈到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特征时，曾非常形象地阐述道：“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贻害我们。”[1](P407)如果说在俄共(布)执政前，对于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认识多少还带有泛论性质，那么在十月革命后则不断具体而深刻，特别是逐渐集中于对实现有效执政制约的思考。列宁实际领导执政不足6年，对俄共(布)执政中文化制约的分析其视点却发生过三次大的转移：先是从乡村农民转向城市工人，再由普通群众到共产党员，最后聚焦于中央领导及高层执政部门。②同时对文化落后内涵的认识也存在大致相应的变化：起初主要着眼于文盲人口众多，后来更加注重隐型文化方面。在这过程中，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以及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分别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在俄共(布)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人深省地向全党提出：莫斯科“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支配呢？”所谓“别人的文化”，主要指俄罗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列宁认为共产党人作为军事上“征服者”，却有可能在执政中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2](P680)1922年4月初俄共(布)十一大闭幕后，列宁基本处于因病休养状态。然而，连续发生于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及俄共(布)中央高层领导中的一些情况，一再引起列宁的高度警觉。如司法人民委员部向中央提出让地方检察长接受“双重领导”的草案并获多数票通过；在准备建立苏维埃联盟过程中，俄共中央上层一些领导人态度粗暴尤其是不尊重异民族的权益；由于主要领导品行或作风问题而导致党内出现分裂迹象……这些表面属于发生在少数党的高层领导或某些领导机关内部的具体事务，根源却在旧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1922年5月下旬，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2](P702)口述于1923年3月2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生前最后一篇重要文献，针对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中央工农检查院的种种弊端，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唯恐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充分注意与警惕，列宁紧接着又补充道：“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2](PP784-785)
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已经对俄共(布)执政前景表现出深刻的忧虑；而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对共产党自身面临多重文化因素严重制约的清醒省察。
首先是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众所周知，在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批评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很快“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并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表示怀疑和担心；后又在补充意见中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不可容忍的”，因而明确建议将之调离该职位。其实不但斯大林，在对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人的评价中，都指出具有“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缺陷；至于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捷尔任斯基等还努力为之袒护，列宁认为这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简直就和旧俄沙皇时代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没什么两样了。③一些西方学者经常从个人恩怨、成见角度，臆测上述分析和评价；其实如果真要找寻背后的内容，恐怕更为主要的，应该是列宁对沙皇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在党内严重存在的高度警惕。
俄国虽然地处欧洲，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却基本属于东方，甚至“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的落后的亚洲国家”。[3](PP.426-427)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俄罗斯始终处于沙皇专制主义统治淫威之下。近千年的制度及其统治方式的熏陶、滋养与内化，最终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不能不带有“真正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情绪”(列宁)。因而在列宁之后，我们看到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非但不是“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是不断浮现的封建化以及高度集权与专制：党内同志关系被严格的等级关系所代替；公仆意识变为高高在上的特权观念；总书记的“无限权力”被迅速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追求志同道合、民主平等的党最终蜕变为一个由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任意独断专行的党；“粗暴”变成暴力、行政手段为恐怖行径所取代，“杰尔席莫尔达之流”升级为对全党、全国掌握生杀大权的贝利亚。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最大政治败笔，莫过于在“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进行的各种暴力的或极端恐怖的措施，而这一切无论在形式还是实际影响上，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许多政治行为何其相似乃尔？！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4](P241)实际情况表明，缺少民主、缺少法治，滥用暴力、强制以及高度集权等等，这些带有浓厚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内容正是导致苏联共产党最后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
列宁晚年对共产党执政的主要文化忧虑之二，是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沙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5](P6)官僚化的国家必然产生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传统。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的执政制度、权力机构理应实行广泛民主并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日益严重：官僚习气泛滥，体现不出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特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极低；整天忙忙碌碌，思想品质有余而管理能力缺乏……④列宁要求俄共(布)中央建立工农检查院的本意，是为了监督各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运行，同各种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但成立不久，斯大林亲自领导下的工农检查院却同样“官僚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列宁愤恨地抨击道：“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2](P792)在其著作中甚至出现过“苏维埃官僚”和“党官僚”一类提法。“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6](P300)列宁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在结束战争及国内动荡基本平息之后，苏联共产党凭借其执政地位，很快形成了一个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并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按照列宁的思想，这正是“官僚制的实质”。[7](P111)官僚制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产生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后果：一是迅速而广泛地滋生以谋取个人私利为特征的腐败；二是拒绝法治、拒绝权力监督。于是正如我们从大量实证材料上观察到的：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之风盛行；思想僵化、行为守旧和甘于维持现状的“奥勃洛莫夫习气”日升；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绝对听话、报喜不报忧等，成为各级机关或广大官员们的普遍品行；列宁曾经竭力倡导过的反对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各种手段，如党内高度民主、不同形式的群众监督、现代意义的法制等，或者形同虚设、或者荡然无存……结果，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犹如繁殖旺盛的白蚁，很快掏空了原本基础不牢、木质结构的苏共执政大厦；勉力维持70余年后，一阵微风吹来便无可挽回地毁于一旦！
苏共的执政地位是和苏维埃联盟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可悲的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初，就由执政的共产党埋下了最终导致其解体的“伏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历史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空前肆虐”；[8]“许多世纪以来……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2](P100)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本来与共产党人的宗旨、理想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在执政后列宁反复强调：“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2](P101)但是，作为历史积淀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早已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列宁)，即使共产党人要想克服或避免又谈何容易？就在1922年底筹建苏联过程中，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在中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以及许多做法，就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阴魂不散之征兆。列宁见状愤慨至极，发誓要同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在苏联正式宣告成立当天，列宁抱病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文章愤怒地指斥：在俄共(布)中央高层，“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2](P756)苍蝇沉没在牛奶里，纯为物欲本能使然；而共产党人沉没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却由历史文化惯性所导致，也就是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所概括的“集体无意识”。正是在“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政治文化心理作用下，沙皇统治时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种种表现都曾经在共产党执政中不同程度地“沉渣沆起”：在各联盟共和国强制推行俄语；对外疯狂扩张；在文化宣传中以表彰爱国主义的名义宣扬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者；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排斥、剥夺甚至惩罚异民族或其中的弱小民族……⑤
尽管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谁又能够否认以波罗的海三国肇始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使苏联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在同样意义上，决定苏联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因素也很多，或者说，也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由产生的“合力”之结果；在这其中，被列宁所看重的文化，难道不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的性质？当然，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或具体解读这一逻辑。
二、文化制约的共同规律及其特点
共产党执政中的文化制约问题首先由列宁提出，并且以苏联共产党的种种“劣迹”及最终垮台彰显其内在必然性。其实不但是苏联，凡是在非西方落后国家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几乎都会面临同样困境；差别主要表现为因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特点，而在制约的具体内容及程度方面有异。例如中国共产党，固然不存在类似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特点的狭隘民族主义传统；但是，从50年代“大跃进”失败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传统文化的阴影已无处不在；10年“文革”则更是封建政治文化的大暴露。1980年，邓小平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主要存在五大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与共产党人执政理念、执政宗旨完全不相符合的弊端？是封建主义从中作祟。邓小平强调：“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⑥这里的封建主义，不是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是主要作为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存在并绵延至今的文化。反观当下，为广大人民所深恶痛绝且难以治理的“一把手”说了算现象、形象工程、党内腐败等等，也都与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程度不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般规律层面，共产党执政中的文化制约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执政理念。
由于不同国情基础、时代条件，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时，客观上都需要经过民族化的处理。无论“俄国化”还是“中国化”，其中都有着用民族文化的视野、方法、概念甚至话语体系去阅读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必要的、积极的，即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时代相结合所必需，而且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具体民族国家范围的大众化、社会化。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因此而生；并且，这种文化误读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条主义或反教条主义所能够概括。例如，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根本之点在于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性普遍交往为前提，并且在总体上将新社会的产生当做“自然历史过程”。俄罗斯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村社”主义，中国古代则存在着对“大同”理想的不懈追求；由于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都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此类资源一方面有助于民族在近代以来多种政治思潮的博弈中更加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一方面，这种表面的或形式上的相似又极易导致文化上的误读，即用古代农民的社会理想解读、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于是，以现代政治哲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正义思想被曲解为农业社会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渴望；根本上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高度发达“自然”结果的社会主义，成为可以通过类似农民起义(革命)便可一蹴而就、大获成功的“乌托邦工程”；以个体自由为前提、实现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辩证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理念，在有着浓厚专制主义和等级臣属传统的东方文化土壤中，却生长出完全无视个人利益和个体独立的封建主义色彩的“集体主义”……结果，“社会主义”实践后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却成为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对象：“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对财富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社会)竞争的本质”、由“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导致社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8](P118)
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是让广大人民当家做主，是要充分代表与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追求不但是有效执政的题中应有义，而且在这方面理应超出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但是，一方面古代社会就没有“人”，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文化启蒙运动；另外在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下，原本浸透着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一套话语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涂抹上封建主义的油彩。人民当家做主在更大程度上被理解成古代清官的为民做主；以每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和成为“自由人”为内涵的自由，衍化为对诸如不服从组织决定之类行为的解释，或者将原本在马克思著作中与自由等价的解放仅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层面；人权则被解释为完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在将民主、自由、人权等一类价值理念完全奉送给资产阶级之后，共产党执政中所能够体现的，自然是高度集权、官民依附、家长作风等，甚至出现各种各样以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之名义侵民、扰民、害民的野蛮行径。
其次，执政的基本制度或体制、政策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共产党如何执政留下系统论述；列宁在短暂的执政实践中做过一些探索，但许多内容也只属于特定背景下的临时措施。因此，苏联和中国两党的执政制度主要是在较长时期实践中逐步摸索、积累而成。国内外一些制度主义者时常强调某种制度的超文化特性，其实任何制度都必须以一定的文化作为依托，甚至如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所言，“文化是制度之母”。[9](P119)不管是依据现代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还是立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民主和法治既是共产党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理应成为执政制度建设的两大本质要求。然而，具体的制度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来进行选择或制定的，而人又是受民族的文化支配或制约的；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中，当将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统统定性为“腐朽”、“没落”之后，就只能面向民族的过去，也就是从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淘取所谓“精华”并作“古为今用”之需。例如，现代国家都必须是法治国家，政党执政也必须形成一套以遵守国家法律、依法治国为前提的民主制度。然而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更普遍、更深入人心的却是人治、是“朕即国家”、是“刑不上大夫”……斯大林强调，凡是党作出的决议、发出的指示甚至口号，都应“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10](P58)发展到最后，是斯大林个人的任何言论或指示都必须当做法律来执行。制度层面不存在制约或监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执政变成为党的领导机构甚至个人全面包办、控制或管理国家和社会——这一切的背景，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对封建时代权力制度及其运行规则自觉与不自觉的仰慕、学习或执行的文化心理机制。邓小平曾经分析过：“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11](P328-329)30年前，这是“全国各级”的普遍现象，即使到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提出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主张，并且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然而由于文化原因没有消除，事实上“一把手”决定一切的现象仍然带有强烈的制度色彩。
再次，是在个人行为、作风、人格等方面。
政党执政无论其理念、制度、政策还是方式，最后总是要落实并体现为具体个人的行动。任何个人既是文化载体又都是文化存在物，思想、情感、品行、心理等无不镌刻上一个民族文化的烙印。列宁在批评托尔斯泰主义内含“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时，曾经指出：“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⑦群众是这样，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也在所难免。由于国情特点及革命历程的特殊性，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广泛存在着“农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列宁晚年多次列举和痛斥俄国中世纪性质的“农民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其中尤以奥勃洛摩夫精神为典型。奥勃洛摩夫精神本质上是在异常落后封闭的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人生态度与文化心理，表现为因循守旧、懒散怠惰、整日沉湎于幻想而办不成任何具体实事。如果参照阿尔蒙德所提出的政治文化类型分析，大体属于“区域-服从型”，这与共产党人积极进取、主动参与、不断创新的政治要求显然大相径庭，因而列宁对党内的奥勃洛摩夫精神深恶痛绝。1922年2月，他在批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着拖拉作风时，指出“这在我们这个‘奥勃洛摩夫’共和国里是司空见惯的。”[6](PP270-271)同年3月，他在另一篇文献中大声疾呼：“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⑧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奥勃洛摩夫，却存在着阿Q精神：“革命”了，“革命”了之后要什么就有什么——无限的权力、无数的钞票，更多的情妇、更足的威风……惧怕“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却又任意调戏、欺负比他更弱小者——“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11](P327)邓小平的如此批评真可谓入木三分。中国党内虽然不存在太多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和珅现象”却非常突出。党内行贿收贿、权力腐败背后独特的民族文化因素，早已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诚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皇权主义、国家主义是农民政治文化的普遍表现。[12](P678)古代中国的重要政治特征之一，是家国天下；在此背景下，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臣属依附特征尤其突出。主要受这一文化传统的支配，至今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旧社会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11](P331)
对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中所犯的重大错误或遭受的重大挫折，领袖人物个性或人格缺陷在其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归咎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或影响？这固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且也确实是个难以度量的难题。但是从实际作用分析，恐怕谁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毛泽东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对领导执政所产生的、包括正负两方面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三、结论性思考：原因的原因，还是原因
提出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必然面临严重的文化制约，并不意味着接受与肯定文化宿命论观点。正如鲁迅先生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只有充分意识到并重视执政中客观存在的文化制约，我们才能够对诸如怎样总结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以及如何成为民族先进文化的代表者等许多重大问题，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并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
与具体制度、体制或领袖人物的决策相比较，文化对执政的制约作用不但较为隐蔽，而且主要是间接性的，即渗透于制度、体制和具体决策，或者是通过它们而发生影响。因此，从分析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中的经验教训角度看，文化因素也可以说是原因的原因。原因的原因还是不是原因？曾经有人引用哲学家悉尼·胡克的一句话提出责疑：“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⑨语言的表达颇有几分俏皮，但用作否定文化成因分析的依据却未必合适。对问题原因链的追究直至“终结一环”(如作者在文中举例，对司机因酗酒肇事的追捕达到一千多年前酿酒业的发明者)，当然毫无意义。要分析、肯定传统政治文化对共产党执政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必须将孔夫子拉出来批斗一番(“文革”期间我们正是这么做的)，而在苏联则要追究蒙古-鞑靼人的罪恶，⑩这未免有些荒谬。然而，问题的本质并非如此。恐怕谁也不会否认具体制度或具体人对于执政中错误、曲折甚至失败的责任，但是，难道人的行为不是在受文化的支配吗？具体的制度不是又和文化始终胶着在一起吗？在中外思想史上，没有人能够比马克思更强调经济对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然而他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时，恰恰将导致保守的路易·波拿巴上台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法国小农的文化特性。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着眼点在制度，认为与其他方面比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以往“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这些弊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非别样的？以及制度的改革、新制度的建立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此等等，否认了文化分析能够将其中道理说清楚吗？恩格斯在谈到如何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时，曾经指出：“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那该怎么办呢？恩格斯认为：“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文化当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重视从文化制约层面分析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曲折甚至失败，既非故弄玄虚也不是故作深刻，而是问题分析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12](P483)同理：如果我们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太多曲折、教训的总结，仍然仅限于具体的人与事，或者认为所缺少的仅是个“好”的制度(姑且不论这个“好”的制度从何而生，如何为“好”)，那是否将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同时如恩格斯指出的，也未免“太可悲”了呢？关键是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文化决定论”。其实推动或制约事物发展的任何因素，若不分青红皂白、时间地点，一概上升到“决定”的高度，都会有失片面。着眼于建设，邓小平的理论逻辑是正确的：“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1](P335)
总之，和具体制度、执政方式等相比较，文化(特别是隐型文化)的作用或许较为间接并且不易被人们所觉察，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化因素不重要或不是导致挫折与失败的重要原因。面向新世纪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将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当做一项基础性工程，从而保持自己能够在文化上真正走在全社会甚至世界文明的前列。
注释：
①例如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列宁曾认真阅读过荷兰著名民族学家安·潘涅库克的《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并留下大量批注。民族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而潘涅库克的著作包括有大量的关于民族传统、习俗等隐型文化分析的部分，列宁对这方面的内容尤其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与兴趣。(参见列宁：《安·潘涅库克〈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上作的批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9卷)另外，有关列宁对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之差异的分析以及文化及其社会特性的认识，可分别参见韦定广：《欧洲文化的社会文明视野：列宁的分析及其思想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列宁“遗嘱”的文化内涵》，《学术季刊》2003年第1期。
②有关三次转移的具体内容及论证，参见韦定广：《列宁政治文化思想述评》，《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③参见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5-746、755-757页。杰尔席莫尔达为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警察，以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著称。
④参见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有关详细内容，可参见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二、十三章。
⑥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334页。另外，中国共产党的另几位已故领导人叶剑英、李维汉、胡耀邦等，在“文革”后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封建主义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刻影响。叶剑英认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实际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参见：《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页；另见胡德平：《叶剑英谈批判封建主义思想》，2008年12月1日《北京日报》)
⑦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中文第2版，第34页。列宁后来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也曾以大致相同的语言论述过旧价值体系对革命胜利后人们“心理和情绪”的重要影响。(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⑧《列宁全集》第43卷，第12-13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奥勃洛摩夫为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⑨参见朱学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南方周末·学者论坛》1997年1月17日；后来此文收入作者个人专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⑩从1238年起，随着蒙古-鞑靼人的入侵，鞑靼人建立的金帐汗国以残酷强力、极端专制的方式统治古代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文化史家们认为：这段历史“几乎影响了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参见[俄]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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