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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马克思晚年停下《资本论》的写作，带病研究世界历史。除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外，还搜集了美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史料，探讨了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村社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如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等问题。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分为“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进而提出唯物史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则适用于东方社会以及唯物史观理论早期和晚期的“对立”。这些认识是错误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晚年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不是在唯物史观面前的倒退，而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俄国的对外政策方面。1856年8月至1857年4月发表在伦敦《自由新闻》上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即是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重要成果。7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研究转移到对俄国经济和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当时俄国民粹派运动处于高潮，关于俄国社会特点以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马克思的关注。① 马克思就俄国是否如民粹派的愿望可以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② 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845年，普鲁士政府顾问哈科斯特豪森在俄国游历时发现在俄国完整地保存着公社组织，土地公社所有制也普遍存在。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1847年发表第一部专著《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在这部著作中，俄国的土地公社所有制被“当作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③ 他说：“俄国的公社组织，对于俄国，尤其是在现实，在国家制度方面说，是无限重要的。西欧所有的国家现在都患着一种病，想把这种病治好，至今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任务——这种病就是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俄国就不知道有这种灾难；因为公社的组织使它免于灾难”。④ 赫尔岑、特卡乔夫、丹尼尔逊和俄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赞同哈科斯特豪森的观点。
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俄文本第一卷出版，在俄国思想界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原理，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前途直接联系在一起的。1881年2月16日，俄国当时民粹派思想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说：在俄国思想界，围绕着如何认识俄国农村公社的意义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摆脱政府对村社的破坏，俄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村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村社时期的遗迹必然灭亡，俄国的资本主义前途是不可避免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强调，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样，查苏利奇在信中提出：“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⑤ 3月8日，马克思在回信中作了这样的回答，他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⑥
1882年1月21日，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的《序言》中，就俄国能否依靠村社，“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进行了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⑦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村社可以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将马克思上述的表述和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联系在一起，可以更加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这种思想。马克思说：通过对俄国的研究，“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⑧ 在马克思看来，“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谓“最好的机会”指走一条与西欧不同道路的可能性。村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一个支点，俄国依靠村社越过资本主义阶段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一次宝贵的历史机会。
鉴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提出俄国将采取与西欧国家不尽相同的过渡方式，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都提及这个问题。他的原话是：“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⑨。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怪物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⑩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研究这个问题时，是要回答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否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波折而可汲取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后来的研究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将其外延扩大到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东方国家是否可能不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使其具有了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的意义，显然，对俄国是否可以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研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俄国本身，而成为对社会未来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探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
马克思关于“俄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首先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特别是向人类社会未来形态过渡的理论。如何正确理解它，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关系到是否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理解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问题。如果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跃过”、“跳跃”或“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么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为取得建设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前提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是指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一切可以肯定的成就”。
结合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对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历史事件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本意是俄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不幸，却可以拥有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那些肯定成果，从而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绝不是说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肯定成果，俄国等落后国家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肯定成果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这一切，脱离由生产力发展而奠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化条件，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跨越”就无从谈起，即使跨越了，社会主义也会因缺少坚实的基础难以为继而成为空想。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跃过对资本主义各项成果的吸收。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缺少，不可逾越的。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研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放弃或脱离了物质资料生产的普遍决定作用和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道路的理论。一些论者认为，所谓“单线”理论是基于马克思以下两部著作中的论述：其一，1845至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序列：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毕生，特别是晚年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经济形态更迭的理论。其二，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
所谓“多线”理论，即认为历史可以不按照五个阶段渐次演进，向两个或者更多的方向发展。一些论者主要是基于马克思的以下论述提出这个问题：其一，1881年马克思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写道：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国家”。(13) 在该信的“初稿”中，马克思也强调：“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14) 其二，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提到，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既保证社会劳动及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5) 不难看出，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或“万能钥匙”，似乎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从字义表面上看，仿佛真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路线，即“单线”和“多线”的理论。然而，无论是“单线”或“多线”的理论，都无法准确地概括和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因为这两种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这两个有联系但有区别的概念，不加区分地混淆在一起。什么是“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制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就已经明确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一般将其称为“五个阶段渐次演进”的理论，或“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这一理论从整体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6) 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这一基本原理至今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是，实现“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具体道路，并不等于“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本身。在论及实现“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具体道路时，如果仅仅看到相邻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不完整，这只是“具体道路”的一种形式，我们还应看到并不相邻的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有两种形式：即“依次演进”的和“跨越式”的，如果忽视了社会形态演进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或者将其与“依次演进”的道路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或曲解。
马克思历来反对不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超历史的历史观，他关于把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国家的思想，虽然是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提出，但早在1872至1875年法文本《资本论》中，就已经蕴含有这种思想。当时分册出版的法文本《资本论》对德文本《资本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这具体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五个阶段渐次演进”的理论的具体阐释和完善，因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从来就是在这种跨越与非跨越、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矛盾运动中实现的。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中国化问题
李杰(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指的是，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范畴。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既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人为着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活动过程，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思想是与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认识论原则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的。从马克思看，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认识论原则，一是从事实出发，即从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的联系中发现历史连续性，并最终发现历史的演变过程。马克思谈到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时曾说：“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为此他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从事实中去发现事实之间的逻辑，从事实之间的逻辑中去发现事实的本质及演变的规律。他认为哲学“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17)“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纳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8) 二是认为理论思维的目的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关键的是改造世界。唯物史观概述历史发展的过程是要解释历史演变的目的，找到人类的解放之路，虽然资本主义刚刚诞生二百年，但由于依然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状况，于是马克思努力去寻找人类的最终解放之途何在，而要为现实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必须从历史中寻找到根据。
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原则的目的是要努力地去发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客观制约性是什么，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历史的发展。正是从这样的认识目的出发，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的概观，就是揭示了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即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像自然的演变过程一样，同时揭示了人的自我认识能力同时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活动，因而历史也能被人类所改造。从方法论上讲，当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去研究历史时，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原则必然贯穿其中而发生作用，因此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史学方法论范畴，主要是：历史事件叙述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历史规律解释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历史进程分析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原则在西方知识传统中形成了突破与创新。在西方，知识的形成主要是依据逻辑的推演，如果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不管有无实际运用价值，都被看作是知识的创造，而知识的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增添新的知识，即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和增强了解世界的能力，而不强调知识对于实际生活的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突破了西方文化的这种传统，马克思重视理论来源于实际及对实际生活的作用，这与马克思很早就立志为人类大多数人工作的崇高志向有关。
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性理论进行运用，是一代中国人的自觉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制性要求的结果，这种选择既因文化整合机制而起作用，也因社会需求机制而发生作用。从文化整合机制作用看，它主要发生于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与中国古代传统史学认识论的对接与调适。
梁启超在批判地总结中国传统史学时特别指出，重视事实、如实地反映事实与史学的经世致用是他所倡导的新史学应当继承的两个基础。关于第一方面，他曾说，研究历史须最注意前因后果，然后才能明了前后事实之间的关系。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这种认识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早在汉代，司马迁就曾自白他写作史记是以“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基础的，他认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19) 对于据实直书的原则宋人吴缜也言简意赅地总结过：“有是事而如是书，是为事实。”(20) 关于第二方面，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进一步说，历史学之兴起，关键则在于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梁启超所总结的史学的明道传统，在浙东史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被朱熹称之为“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其特点是经世致用，其代表人物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曾全力倡导将历史研究与经世之务结合起来。(21)
总之，见之行事与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为改变现状而努力，这成为中国人自觉地选择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的文化意识基础。但中国人在选择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时，其历史认识论思想是发生了文化意识的转化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认识的对象主要是政治，也就是说，将历史事实界定在政治的方面，将政治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接受了唯物史观后，则将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放在了经济和人民方面进行考虑，亦即历史认识之范围中的事实主要的是经济事实和大众的事实。必须以事实为基础的史识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事实由什么构成。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从肯定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肯定人民大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出发，阐述了历史研究的一系列范畴，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认识到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的转变过程。
中国人选择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还是社会需要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兴起的，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当近代中国人所信奉的老师——西方国家，为了争夺世界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化历史观受到了严峻的审视，中国人中的先进青年认为应当重新寻找拯救中国的理论来改造中国，经过十月革命的传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不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社会的改造不会成功。李大钊曾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目的是创造平民的新历史。在《史学要论》中，他深刻地表述了历史就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产生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为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吕振羽曾说，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现实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他所主张的理论的探究就是范文澜后来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所掌握的原则，即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划分历史的阶段；讲历史上阶级斗争的传统；讲生产斗争。这也就是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联系，形成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中国化。范文澜称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这其实表达了将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中国化的愿望。当时接受唯物史观是一种新的思潮，一些具有学术独立思想的史学家，虽然没有宣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却也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某些基本思想，如吕思勉曾说：“旧时之见解，爱国爱民族易于大同之义相龃龉，得马列主义，乃可以平行不悖。”“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予夙报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道，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22)
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实事求是，不仅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记录历史了，而是要揭示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的内在必然性，明道的传统也具体化为以经济基础说明历史发展的成因，以阶级斗争说明历史的动力，以劳动人民的进步说明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和历史的趋势，这体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史学意蕴
隽鸿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其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对此，我们可以根据其思想的发展进程，概要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是马克思转向史学领域的开始。尽管马克思说在《莱茵报》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3) 但是，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原因。真正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转向史学领域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 而当时法和政治的理论表现就是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5) 正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使马克思转向现实社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其次，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及对人之存在的基本理解，阐明了人类历史的生成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一系列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直接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质，即政治经济学家把异化的社会现实视为同人的本质相适应的形式作为出发点，因而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出来的。尽管有没有这种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分析出发，才能真正揭示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但人的生产活动——劳动，而且劳动的产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本质都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下。因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示出的仅仅是物的运动，自然也就否定了历史活动之中人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中现实地生成的。“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6) 也正是在改造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中，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7) 正是在与自然的相互关联之中，人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得以生成。
人之所以能够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中现实地生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先行存在于自然之中。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人的每一种独特的本质，都有其借以实现的独特方式，也就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只有借助于对象的独特性，人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换言之，不存在与人的独特的本质相适应的对象，人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人扬弃了对象世界的外在性，使现实的自然界得以生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28) 因而，历史研究就必须具体地分析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
第三，通过政治经济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性活动的总体把握，并建构了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核心的历史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由于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也就无法理解生产的社会性质，即看不到生产之中人的社会联系，也就无法理解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总体。生产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即个人的活动能力、生命力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耗。但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通过满足人的需要、确证人的本质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消费也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与此相应，从生产的方面来说，生产不但为消费提供材料、提供消费的对象，而且赋予消费以规定性，使消费最终得以完成。因而生产和消费始终是统一的。
而交换和分配本身就内在于生产之中。“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29) 在现实的社会生产中交换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产品的交换、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换。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分工和生产所制约的，不但交换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交换的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人类创造历史的现实活动，经济关系的本质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展示出来的就是现实的人类历史。
第四，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认识和理解历史的基本原则，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分析现实的历史，可以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其一，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然后通过一步步的规定之后，在分析中获得越来越简单的概念，最后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走过的道路。其二，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现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0) 实际上，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历史的研究与逻辑的研究的差别问题。所谓历史的研究，是指按照经济范畴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文献提供的自然线索。这种历史的研究虽然比较明确，但势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是唯一适用的方式。所谓逻辑的研究，就是从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出发，追寻概念自身发展的逻辑，展示出经济关系发展的整体。这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这种逻辑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并不矛盾。逻辑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只不过是排除了历史的形式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而已。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31) 而且，只有在这种历史的关系中，才能看出抽象的一般概念所具有的历史性。因为就任何一个抽象的范畴所具有的一般性而言，都是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本身就有许多的组成部分，分别有不同的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一般性的范畴都只能是空洞的，不具有任何的意义。而且构成一般范畴发展的正是这一范畴在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一般的范畴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以范畴的发展为线索的逻辑的研究，也就是历史的研究。所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2)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理论渊源和文化研究传统的双重考察
梁民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深远，既促成了新型学术流派的诞生，更开拓了社会科学的新分支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了种类众多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实践者。就学术流派及其研究的角度看，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的遗产既丰富，又充满着复杂矛盾性，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研究和发展。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地注意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结构关系变化、国家与意识形态、民族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般历史理论批判和现象分析，却较少地去研究这些批判和分析史学赖以发生的内在社会文化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渊源；较多地留意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及其史学思想内核，却极少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去探究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理论关联。然而，对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渊源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两大理论渊源：其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因此，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可以作为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学理探讨的主题。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原著入手，同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探寻两者之间有关理论、方法及观念的承继关系和创新发展，理应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点仅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对于唯物史观的认知程度和运用态度，即可说明其史学研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麦克莱伦认为英国始终未能形成具有广泛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对英国知识分子兴趣集中的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传统领域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霍布斯鲍姆曾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激励着几代人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各有创见。英国新左派学者安德森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之理论基础和特色时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该学派已经非常注意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但其史学传统依然存在于两种理论取向：一是较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中体现更为明显，强调阶段性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二是更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重点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方面，侧重文化研究取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范畴，既已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原则，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创新的源泉。
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看，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它也如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那样，逐渐剥离意识形态的外衣，更广泛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话和交流，向着学术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并重的历史学科属性回归。该学派的史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观念和史学思想，他们当中有些人诸如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花费毕生精力，在精读和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原著基础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不断地拓展史学研究的理论思路。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了或直截了当或严肃清醒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方面，强调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对他们进行研究，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去研究这种史学赖以发生的内在社会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渊源，从而加深对它的认识。
文化研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另一特色，研究这几位史学家的文化研究内容、分析他们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应该是我们对这一流派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
首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拥有赖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资源和丰富的文化研究内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百年后，英国部分史学家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重新思考的产物。从社会文化背景方面讲，最值得提及的是新旧左派思潮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影响，它为历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和思想养分。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学术经历着一场思想文化反思运动，一些学术骨干分子对英国过去传统的历史文化重新发现，而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表现出强烈不满。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成为英国共产党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历史学家的指导思想，造就了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更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西欧和北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场激进思想文化运动，运动的主体是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怀有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情怀的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以英国为例，同30年代各国共产党党员为主的左派激进分子相比，60年代新左派的人员构成和思想面貌大不相同。它们更注重个体性和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强调文化斗争。但随着70年代末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势逆转，保守势力上台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急剧右转，新左派的社会影响渐趋式微。新左派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的同时，却实现了学术思想上的成功转向，其积极后果则是导致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史学、社会学等领域无不受到新左派思想文化的影响或改造，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受到这种思潮的涤荡，世纪之交产生的一些著名理论家都与新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是人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汤普森，还是被尊为“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或者“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的新左派旗手安德森，他们的著作大都触及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并在每一个领域中都不乏独到见地。正如有人所言，历史学家这个带有专门治学内涵的头衔，放在他们身上未免显得小气。在当下学科界限森严、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不免失之琐碎的时代，恰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拥有许多跨人文社会科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大师级学者和思想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立足社会文化背景，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思想的文化品格，可使我们了解许多未曾注意的内容和特质。
其次，如前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从方法论和史学价值观的角度看，本文所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被包括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列。英国马克思主义拥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可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关系层面得到佐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西方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自身理论来源与背景，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主观革命论、总体革命论和总体异化论等解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变革的理论，从而试图解读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反过来指导社会实践。这样一种复杂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影响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及其史学范式。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和实践着的“下层历史”的文化研究取向，首先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有关下层历史研究的文化价值观念。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观点强调英国工人的文化和民众的文化，是导致英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现象的重要原因。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中最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学者，也是成绩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学术理念以文化研究见长。美国著名学者诺曼·F.肯特认为，威廉斯的学术思想博采众家，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的文化研究和理论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汤普森是以文化研究理论的探讨与实践著称的大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理论的贫困及其它》中多次直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和文化的批判，创见迭出。霍布斯鲍姆强调重视社会结构分析的同时，更要注重历史文化结构的变迁意识，他在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批评诸如阿尔都塞式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当然，萨缪尔公开承认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受60年代以来法国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心理深层结构分析模式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指出不管结构主义如何忽视真正的客观世界，甚至有时陷入语言和思想观念范畴的纠缠而不能自拔，但是它对于历史学家在解释自身不能满意地理解的那些思想与意识因素、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阿尔都塞主义，至少在英国热闹一时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刺激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发展，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理论反思资源。
综合而言，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出发，可以体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之间的大致关系。虽然对于文化研究的认识众说纷纭，中西学术界关于文化研究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主流思考的问题，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历史学问题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失为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新途径。
霍布斯鲍姆和佩里·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姜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霍布斯鲍姆是西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83年，在圣马力诺共和国举办的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他做了题为《马克思和历史学》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认为，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任何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他的这段话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关系问题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妨从西方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谈起。
让我们先来看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存在着有人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简单化的倾向。有人把这一理论理解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它对各国具体的历史生搬硬套，似乎世界上的每一国家都要经历同样的发展历程。但他说，在实际上，“近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只是从“一个地区”，而且“也仅仅是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从各个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渐主宰了整个世界。此外，他还看到，也有人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每一种方式内部都存在着一种产生活力的“基本矛盾”，因此，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完全是其内部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他发现在实际上，当人们用这个见解解释其他社会，尤其是涉及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并引发了无尽的争论。
对此，霍布斯鲍姆的解释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有意去确定一种在年代上单线发展的更替次序。实际上，这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在几乎是(有前提的)人类发展的最早阶段，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已经并存并相互影响了。”所以，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却不是教条，不是随意裁剪历史的公式。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前提问题，各国的发展必须以自己的历史为前提。他发现，在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了社会主义，是因为这些地区是大而落后的农业国，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鉴于世界历史的经验，他认为，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存在于生产方式内部、逐渐破坏生产方式稳定的基本元素包含着转变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但由于它们依赖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还就可能转变的特定类型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导致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机制可能不仅仅来自该生产方式的内部，还可能来自不同结构的社会的融合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发展都是混合型发展。”(33) 他认为，这种理解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也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的。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社会共存的现象，在那些曾经被资本主义渗透和征服的地区，也有没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的先例。
总之，霍布斯鲍姆一方面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发展序列的理论是我们进行历史观察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下，各国的发展会相互影响，这就决定了实际的发展都是混合型的，经常是多种生产方式共存。正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才与众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之下，仍然坚持相信社会主义没有垮台。他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宣布了那种高度计划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而问题是查遍了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并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他坚信，只要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倒，为社会主义奏起挽歌就为时尚早。他的这一见解，与西方一些理论家认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已经永远终结，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乌托邦的看法大相径庭。
佩里·安德森是另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霍布斯鲍姆一样，他不但至今仍然健在，而且继续发生着较大的影响。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体现在他对欧洲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和对欧洲绝对主义王权的研究中。在研究中，他主要运用了文明研究的方法，注重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并把这种影响和融合也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之一。然而，与有些人不同，他认为，对文明的研究必须以生产方式为基础，否则就是“老生常谈”，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发现。所以，在他的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生产方式、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也就是社会结构的研究。
安德森赞同苏联学者柳勃林斯卡娅的研究，认为应该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区别欧洲不同地区希腊和罗马古典古代的遗产与日耳曼风俗这两种文化的融合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结构。根据柳勃林斯卡娅的分析，古代社会与日耳曼社会的融合有三种不同的比例：欧洲封建主义的核心地区是古典古代的遗产与日耳曼因素“均衡综合”的地区，这一地区基本指北部法兰西和与其相邻的地带，即加洛林帝国的故土，只有在这个地区才产生了典型的欧洲封建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南方，普罗旺斯、意大利或西班牙，蛮族和古典古代生产方式的瓦解和重新组合是在古代遗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发生，所以，古代的遗产始终占优势，无论是城市还是商品经济的因素，几乎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成为深埋的种子，并在近代早期适宜的气候下重新萌发。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古代罗马的统治从未到达，或只是扎根很浅，在这里，封建主义是在蛮族遗产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非常缓慢的发生了过渡。安德森还认为，正是由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形成因素和形成比例是独特的，所以，典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只在欧洲西部出现，不能把这一概念拿到其他地区滥用。他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也是这样看的。(34)
他认为，由于财产层级分割的阶梯等级制，其结果是主权的分裂造就了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具有自主权，封建主义允许它脱离贵族和教会的统治自主的发展。这种结构也造成了封建等级制顶点的薄弱和动摇，使封建政治实体的内部自发的产生了一种离心倾向，造成了系统内部的权威裂变机制。(35) 他还追溯了14和15世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以及危及过后封建主义的重组。在危机过后，农奴制趋于解体，农民从封建徭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个体所有的劳动者，重建后的王权通过人头税、盐税等方式把赋税负担直接压在了农民头上。安德森特别提请人们注意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这一与绝对主义王权同时出现的运动，不但呼吁强化公共权威，而且呼吁强化私有财产观念，以后的发展证明，一方面通过卖官制度，绝对王权把贵族融入了官僚机构，并使自己获得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私有制的加强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如取消国内关卡、创立外贸关税、鼓励向公共事业投资的高利贷等)，不但使绝对王权获得了巨大的财政保障用以发动旷日持久的商业战争，而且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总之，财政收入是绝对主义王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而以后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矛盾正是首先从财政问题上引起的。通过对欧洲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王权的分析，安德森向我们揭示了欧洲封建主义形成的过程、其内部矛盾以及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安德森的描述力图说明，历史发展的顺序在时间上并不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是一个单线进化的序列，他认为，“古代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联接必然在欧洲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历时系列，而且在某个阶段也是共时组合。在封建主义的现在中，古典的过去再次苏醒，帮助资本主义的未来兴起，它既比想像的更远离后者，又令人惊讶的接近于后者。因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古代的再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是整个欧洲历史的关节点”，“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新世界的发现，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一种彻底的独特性。”(36) 所以，安德森认为，古典古代的遗产中包含着资本主义因素，它不仅是欧洲资本主义能够发生的关键，而且在时间上，要晚于绝对主义王权出现之前的封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所说的发展序列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一方面，古典古代的确是早于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对这一遗产的重新唤醒来看，古典古代又晚于封建主义，比封建主义更接近资本主义。总之，他认为，历史的这样一个实际顺序与马克思所说的顺序发生了一点颠倒。但是，安德森的这一看法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马克思的论断。他认为，从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总体角度来说，马克思所发现的序列是符合实际的，这是一个从全局出发的总体观念，并不是各国的发展必须都遵循这一序列，但也不意味着各国的发展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各国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无论是哪个国家必然会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37)
通过以上对霍布斯鲍姆和佩里·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解，我们看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一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相结合时，会遇到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会发生时间上的错位，会有其他种种外来因素的影响。或许，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正是要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的交织和时间的错位中去发现真理，一方面去保持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在研究实践中去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应该说以上这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注释：
①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与恩格斯合写)。此外，马克思1853年关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后果的分析；1870年马克思在俄国学者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上的批注；1870年3月24日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1881年2月3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三份手稿，也是重要的研究文献。恩格斯对于俄国是否可以跃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恩格斯在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是：1892年3月15日、6月18日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5年2月26日，恩格斯致普列汉诺夫的信。
②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强迫他们通过“牛轭”。在历史上，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队的最大羞辱，“卡夫丁峡谷”由此变成为经受最大侮辱的同义语。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7页。
④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这封信马克思写毕并没有寄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文件中发现了它，并将复制件寄给了当时在日内瓦的查苏利奇。《民意导报》(日内瓦)1886年第5期最早发表了这封信。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6页，资产阶级评论家指出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特色，为马克思所认可。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
(19)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20)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22)吕思勉：《三反改造及学习总结》，载《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33)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和历史学》，载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1、193页。
(34)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513页。
(35)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页。
(36)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451页。
(37)Theda Skocpol 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97—198，转引自郭方为《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所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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