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典》到《玄空经》——我国吴语讽刺小说的重要一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语论文,我国论文,小说论文,玄空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乾嘉年间，上海地区民间才子张南庄创作的《何典》，是一部用吴语写就的杰出的讽刺小说，现存最早的印本为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排印本。此书在民国年间为众多文化名人所激赏：民国元老级人物吴稚晖对它青睐有加，屡称他做文章，乃是从这本小书“得了个诀”；钱玄同、刘半农等为找此书而费尽神思，鲁迅也曾“留心访求”，后刘半农偶然在厂甸冷摊上淘到此书，更是“欢天喜地”，随即交付北新书局于1926年出版并重印①；鲁迅还应刘半农之约，为此书写了题记和序，对此书给予了很高评价；因为鲁迅写了序，所以此书受到了后世小说史家的高度重视。 相比之下，清末同为上海地区民间才子郭友松创作的吴语讽刺小说《玄空经》，其被关注的程度就远不能相比，不仅对作品的研究不多，而且对作者的了解更少②。其实此二书同为我国吴语讽刺小说之翘楚，它们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讽刺艺术、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审美趣味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代表了我国吴语讽刺小说一脉的前后承继③，是我国方言小说主干——吴语小说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本文就《何典》和《玄空经》及其所代表的吴语讽刺小说一脉作一粗浅的控索。 一 从“世相的种子”中开出的“世相的花” 我国讽刺小说有着以鬼写人、写人似鬼的历史传统，在《何典》之前，明代有专写钟馗生前和死后捉鬼的《钟馗全传》，康熙年间更诞生了一部将传统钟馗故事进行了改造的《斩鬼传》，写钟馗死后在阎君的开导下，率阴兵返回阳世，一路斩鬼除邪的故事，表达了作者谙于世情，不满人世间各种丑陋腐朽现象的愤激之情。就写“鬼”这一点而言，《何典》和《玄空经》无疑继承了《斩鬼传》的传统。但不同的是，《何典》和《玄空经》在题材上完全摒弃了传统钟馗斩鬼的故事模式，一无依傍地开出了一条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写人鬼互为映衬的新路，为我国讽刺小说拓展了新的题材领域。 《何典》共十回，写的是“下界”、“阴山”、“鬼谷”中“三家村”土财主活鬼和他的儿子活死人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活鬼中年于“五脏庙”求神得子，后为谢神还愿，在家乡造庙，庙成祭祀演戏之际，因有人斗殴致死，被当方土地饿杀鬼及其手下差人催命鬼等串通一气，讹财害命，活活气死。妻子雌鬼改嫁非人，也一病而亡。其子活死人倒“出落的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但自小无依，寄养在舅舅家，为舅母醋八姐所不容，过着半奴半郎、半饥半饱的生活。活死人因此离家出走，一路行乞，幸路上得遇仙人指点，从鬼谷先生学艺，最后因平息黑漆大头鬼等反叛有功，被阎罗王封为蓬头大将，奉旨与臭花娘成亲，“安居乐业”，“生儿哺种”④。通篇写的全是鬼蜮世界，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旧典。”⑤体现了以鬼写人、说鬼如人的艺术特点。 《玄空经》共八回，写的也是“三家村”里一个烂老头子和他女儿的离奇故事：烂老头子“本是臭乡下人出身”，因“发了一票横财”，“居然做了五脏庙董事”。只因“他的续弦太太鬼捏婆婆”是个“八败命”，烂老头子“病从口入”，一命呜呼。他的女儿出气姑娘也“出落得长腰细颈，细皮白肉”，“如花似玉”，只是后娘鬼捏婆婆“七搭八搭”，把她过房给了独家野村里的牵线木人。出气姑娘先是和牵线木人的儿子小毛贼“花头花脑”，继而又被“有钱施主”脱皮少爷看中，牵线木人和鬼捏婆婆从中撮合，串通赚了脱皮少爷一大笔钱。小毛贼心有不甘，带了人前来捉奸，又趁机敲了脱皮少爷三百两银子竹杠。结果脱皮少爷债台高筑，被债主活活打死。出气姑娘又先和脱皮少爷的酒肉朋友大头鬼姘居，后又被大头鬼的尴尬朋友直脚野人拐走，大头鬼“人财两失”，最后吞食鸦片而死⑥。与《何典》不同，《玄空经》全篇写的是人世间故事，但却写人如鬼，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是“写人间正象鬼蜮”。一个以鬼写人，一个写人似鬼，两书可谓同质异构，在思想内容和人物塑造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先说思想内容。两书都集中描写了官场的腐败和陋习，以及衙役众生相。《何典》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下界阴府的统治网：坐在最高位置的是酆都城的阎罗王，他左右有甘蔗丞相和识宝太师，下面则有各城城隍，城隍之下再有各当方土地，土地之下又有众多差役和帮凶，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或包养情妇，敲诈勒索；或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专一干谋财害命、谋色害命的勾当。一旦事情败露，还嫁祸于人，以致官逼民反，天下大乱，百姓受害。 如三家村土地饿杀鬼，就“又贪又酷，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非但贪财，又极好色”。他一听到土财主活鬼因谢神还愿惹出一桩人命官司，就“知道大生意上门”，先“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然后手下差役通过买通其婊子，狠狠地讹了活鬼一大笔钱财，以致活鬼活活气死。活鬼还是个守法的财主，就为了生鬼子、造鬼庙、搭鬼棚、唱鬼戏，搅出人命来，结果遭来横祸，不仅给一班“如狼似虎”的牢头禁子“摆布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更被土地及其上下左右各色人等讹了“论万银子”。财主活鬼就像是一块肥肉，引来了无数饿狼和苍蝇的扑食与吸血。 还是这位饿死鬼，因“做了几任贪官，赚了无数铜银子”，“走了识宝太师门路”，谋得了枉死城城隍的“美缺”。不久又遇上一件官司：老子曾做过“独脚布政”的“官二代”色鬼，因抢劫民女，弄出人命，官司告到枉死城城隍饿杀鬼这里。饿死鬼开始“准了状词”，马上差人“捉拿凶身”。后访着是色鬼所为，而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正是识宝太师的养娇囡。于是饿死鬼为报太师提拔之恩，又再次玩起“捉猪垫狗”的把戏，拿了荒山里两个大头鬼：黑漆大头鬼和青胖大头鬼来顶缸，结果官逼民反，激反了黑漆大头鬼和青胖大头鬼，攻破了枉死城，直向酆都城杀来。幸亏从鬼谷先生处学了一身本领的活死人及时应召而来，平定了这起造反。你看，这位饿死鬼从在三家村土地任上贪赃枉法，到向朝廷行贿买官；再到枉死城城隍任上枉判官司，激起民变；社会之黑暗，官场之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无独有偶，《玄空经》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官场腐败图。《玄空经》一共八回，其中第五、第六两回写了小毛贼一桩官司：脱皮少爷和出气姑娘成家后，小毛贼心有不甘，先是打上门来讹财，继而带了人来讨债，恰遇为脱皮少爷看家的大头鬼，两人言语不和，打了起来，正好被带队巡逻路过此地的三脚猫以路边斗殴、恶狗挡路为由，“一古脑儿捉进衙门里”。三脚猫“恶形恶状”，“手里拿着一根矮和足实的哭丧棒”，“狐假虎威，摆出一副差人面孔”；衙门老爷四眼狗更是个“寿头寿脑”的昏官，“本来红头黑脑子，眼睛有些眯细”，“办些案子，常常冤哉枉也”，这次也和往常一样，胡乱判案，把小毛贼看押起来了事。 不料此案很快“吹进绰号三只手的精工朋友耳朵里”，这位精工朋友专擅长做“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情”，他通过衙门老爷四眼狗，从狱中关押的小毛贼处打听到了其中的里外曲折，于是他一面找来当初为脱皮少爷和出气姑娘“拉皮条”的牵线木人和鬼捏婆婆，吓得他俩乖乖地把当初从脱皮少爷那儿赚的黑心铜钿“全数呕出”；一面又在脱皮少爷面前夸下海口：“小毛贼已经在牢监里吃官司，我可以做个空头呈子，进到县里，叫四眼狗解上去”，“一切天大事体，有我担当!”就这样，精工朋友包揽诉讼，“两头进水”，吏治之腐朽，人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两书不只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人物塑造上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人物类型的选择和描摹上，其中特别是市井人物和世态百相的描摹。这些人物主要有：财主夫妇、流氓帮闲、江湖郎中和寺院僧尼等。 《何典》写的“三家村”财主叫活鬼，他祖上“原是穷鬼出身，到这活鬼手里，发了横财，做了暴发头财主”。无独有偶，《玄空经》中也是写“三家村里，有个烂老头子，从前本是臭乡下人出身”，后来“斜斜气气的发了一票横财，又因为吹牛皮，居然做了五脏庙董事”。《何典》里的财主婆叫雌鬼，丈夫一死便干起风流勾当：先找和尚，后再嫁了个五毒齐全的晚老公刘打鬼。《玄空经》里的财主婆叫鬼捏婆婆，也是丈夫一死便去土地堂里找了个“法名白送”的“酒肉和尚”。这里，无论是财主发迹的类型，还是他们性格的吝啬，包括财主婆的种种劣迹，都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财主夫妇，连他们的孩子也有着某种对应关系：活鬼夫妻生了一个儿子叫活死人，“好不标致”；烂老头子夫妻则生了个女儿叫出气姑娘，也“如花似玉”，但两人都徒有其表，骨子里都是不成器的“富二代”。只是活死人后来阴错阳差，得了个好结果；而出气姑娘则不断与人姘居，最后跟了姘夫逃之夭夭。 《何典》和《玄空经》还都写到了流氓帮闲。如《何典》中写到一位破面鬼，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仗着是当方土地的得宠差人催命鬼的酒肉兄弟，诈酒三分醉，在活鬼还愿的戏场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骂海骂山，不知撞了荒山里的黑漆大头鬼”，结果被“打得血破狼藉，直僵僵躺在地下”，此事直接导致了财主活鬼的人财两空。再如小说还写到一位刘打鬼，他是当方土地饿杀鬼的婊子刘娘娘的儿子，更是个典型的流氓光棍。他先是参与对活鬼的讹财，继而又“入舍到活家，做了财主婆的老公”，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仅败完了活鬼的全部家产，而且对老婆动辄拳脚相加，气得财主婆得了臌病而亡。还有活鬼的邻居六事鬼，则是一位典型的帮闲，他先是为活鬼的官司托刘打鬼走门路，接着又为刘打鬼拉皮条，自己从中谋些小利。《玄空经》里也写了两个流氓光棍，一个叫大头鬼，一个叫小毛贼。前者是脱皮少爷“不伦不类”的朋友，他先帮脱皮少爷把出气姑娘骗到手，后又“掮木梢”，为帮脱皮少爷，和前来寻衅的小毛贼大打出手。脱皮少爷死后，他就和出气姑娘姘居。后出气姑娘又和新交的姘夫捲包逃走，他就“吞了四两鸦片烟，寻阎王伯伯告状去了”。小毛贼是牵线木人的儿子，无正当职业。出气姑娘自母亲死后，过房给牵线木人，小毛贼就和她勾搭上了。后出气姑娘嫁给了脱皮少爷，他气不过，就以捉奸为名，带了一帮弟兄雄赳赳打上门来，并敲诈了脱皮少爷三百两银子。他的父亲牵线木人则是个“吃房饭”的帮闲角色，也是专“做白蚂蚁拉皮条”生意。两书所塑造的同类角色：破面鬼和小毛贼、刘打鬼和大头鬼、六事鬼和牵线木人，不仅其德行嘴脸颇为相似，而且都折射出世风之浇漓。 两书又都写到了江湖郎中。《何典》写村东头有个“说嘴郎中”，“自己夸口说手到病除”，但活鬼病重时请他来看病，他先后两次用药：先是从“身边挖出眼眵大三五粒丸药来”，说是叫“安心丸”；后又“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纸包来”，说“这是两服仙人弗识的丸散”，结果吃下去“犹如倒在狗屄里，一些也没用”。最后活鬼“后脚一伸”，做了“鬼里鬼”。《玄空经》里写了两位郎中：一个叫白花郎中，烂老头子“病从口入，生了一场财主病”，他开的药方尽是“用些五殼虫、豆毒虫、刺毛虫、路路通、人中黄、人中白，几样药味”；吃了一帖去改方，依旧“换汤勿换药”，只把“五殼虫改作污蛆虫”，结果“照方吃到三帖”，一命呜呼。另一个是“暴学三年，天下去得的走方郎中”，脱皮少爷被打成重伤，请了他来看病，他“从一个依样画葫芦里摸出一包药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三句不离本行，说得天花乱坠，三天包好”，结果病人很快就“有摇无气”了。这里两书所写，都是些混迹于市井，只会说嘴骗人、一无真才实学的江湖郎中。 两书还都写到了寺院僧尼。《何典》写到了一个和尚，一个尼姑：和尚是个“饿中色鬼”，占了财主婆雌鬼的便宜，还要雌鬼送钱相谢，并有脸说“这是生意之道，不得不如此”；尼姑则公然为虎作伥，大天白日在寺院里诱骗和胁迫良家女子供“官二代”色鬼淫乐；在作者笔下，寺院不仅是藏垢纳污之所，僧尼更个个是奸淫贪财之徒。同样，《玄空经》虽然篇幅更短，也写到了一位“法名白送”的“酒肉和尚”，“虽然一个光郎头，却也白白壮壮”，“自从鬼捏婆婆一加青眼，便交着桃花运”，“连屁尿乱柴经也不念”了。除了和尚，还有道士和尼姑：《何典》写到活鬼死后，请来“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了几句生意经，吻了材盖”；到得头七里，又“请了一班火居道士，酒肉和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玄空经》也写到鬼捏婆婆在女婿脱皮少爷死后，托人“去请了几个茅山道士，带发师姑，一淘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对经对忏，念了几部杜造百花经、瞎缠三官经、猪油炒面经、嬲忙头里膀牵经、马屁经、勿正经”，一连串胡诌的经卷名称，生动勾勒了这帮道士师姑的可笑嘴脸。 以上所举《何典》和《玄空经》在思想内容和人物类型方面的相似，一方面说明《玄空经》对《何典》的继承与借鉴，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类吴语讽刺小说的共同特征：它们都以揭露、讽刺官场腐败和社会陋习为主旨，并以描摹、刻画市井人物和世态百相为特色，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形象生动的世俗人生画卷。这种市井风俗画特征既构成了这类小说鲜明的共性，同时也是它们独特的思想价值之所在。就如同鲁迅评论《何典》时所说的：“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⑦其实不只《何典》，包括《玄空经》，都是这样一种从“世相的种子”中开出的“世相的花”。 二 杰出的讽刺艺术和独特的审美趣味 《何典》和《玄空经》不仅在思想内容和人物塑造上有着诸多的相似，而且在讽刺艺术、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法等方面更有着大量的联系，呈现出这类小说独特的审美趣味。 两书既同为讽刺小说，自然都以讽刺艺术为主要特色。我国最杰出的讽刺小说首推《儒林外史》，鲁迅概括其特点是“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⑧；所谓“婉而多讽”，就是指用委婉含蓄的笔法，达到讽刺的效果。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一天和张静斋同去拜谒汤知县，汤知县请酒，席间数次换箸：先“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张静斋解释说：“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又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一双筷子如此扭捏做作，“大虾元子”却不忌讳，其虚伪情状可谓刻画入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小说叙范进丁忧之状“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⑨。“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艺术表现力。 《何典》和《玄空经》虽同为“指擿时弊”的讽刺小说，但其所显示的讽刺艺术和《儒林外史》相比，少了一点忧伤和委婉，多了几分嬉笑和夸饰；少了一点雅致和幽默，多了几分俚俗和滑稽。如两书写两位财主死后，两个财主婆都不耐寂寞，一个借说下身虫咬发痒，“到庙里去与那怕屄和尚相商”，主动投送怀抱，临了还要从“荷包里挖出一只铎头锭来送与他”，把个“出来烧香”，变做了“买卵触屄”；一个也是主动找了一个“法名白送”的“酒肉和尚”，心甘情愿地“倒贴那贼秃”，“每逢初一月半，借佛游春，买点吃头，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这里，完全没有了《儒林外史》的委婉和含蓄，有的是直露、夸饰乃至粗俗。其它在状写好色贪官和“寿头昏官”、衙役陋相和世态百相等方面，也都有着同样的行文特点，和《儒林外史》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显示出明显的文野之别，而和《斩鬼传》之类倒有着几分相似。 《何典》和《玄空经》在讽刺艺术上所显示的这一特点，是和它们的文章宗旨与行文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如上已述，《儒林外史》的“机锋所向”是在“士林”，而《何典》和《玄空经》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在“市井”；一个士林，一个市井，对象不同，自然行文风格也就不会一致。《儒林外史》的委婉和雅致，《何典》与《玄空经》的直露和俚俗，都是适合各自所写对象的一种风格。同时，加上《何典》和《玄空经》以鬼写人和以人写鬼的独特构思，以及两书皆用吴语写成，直露、夸饰、滑稽、俚俗等等，正是这一类小说共同的特点。就讽刺艺术而言，它们和《儒林外史》虽有文野之别，却无高下之分。 在语言风格上，两书也都表现了同样的特点，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方言俚语的使用上。首先是方言的使用，因两书都是用吴语写成，因而书中用了大量吴语独有的、极富表现力的词语，如寿头、姘头、日头、阴头、经头、门头、话头、来头、阵头、饭郎头、苏空头等，这种以“头”作为后缀的构词方式在吴语中非常普遍。又如“囡”，吴语呼女之辞，有时也指男孩，小说中先后有鬼囡、独囡、弗哭囡、养娇囡、过房囡、皇帝伯伯囡等语，都用得极其传神。其他如细娘(未出嫁的女孩)、落塔(哪里)、阿曾(是否已经)、坍枱(丢脸)、打雄(指雄性动物的性交动作)、洞肛(肛门)、馋唾(口液)、推板(差劲)、壳账(猜度，料想)、弄怂(作弄)、落苏(茄子)、墨测黑(乌黑，漆黑)、膝馒头(膝盖)、掉枪花(耍滑头)、牵头皮(把以前的事拿出来议论指责)、拉皮条(撮合男女通奸)、阿木林(傻瓜)、一榻刮子(总共，全部)、贼忒嬉嬉(嬉皮笑脸)、斜斜气气(形容很多)、跌撒铺盖(捆绑松散的行李)、跌搭跌撞(跌跌撞撞)、卖野人头(说大话，卖假货)、放印子钿(放高利贷)、赤白地皮光(亦作“赤脚地皮光”，形容家产荡尽，一无所有)、谢谢一家门(既有多谢的意思，又有拒绝的意思)等等，都是吴语特有的词语，既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表现力，又为吴语的运用提供了生动的书证。 其次是俚语的运用。《何典》和《玄空经》都善用俚言土语，包括很多极土极村的词语。其中谚语是一个大宗，很多地方可谓是连篇累牍，纷至沓来，堪称为我国古典小说之最。如《何典》中写活鬼被土地饿死鬼下在牢里以后，老婆雌鬼找来邻居六事鬼商量，六事鬼道：“我晓得这饿死鬼是要向铜钱眼里翻斤斗的……如今也没别法，老话头：不怕官，只怕管。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只得要将铜钱银子出去打点。倘然准了妖言惑众，是杀了头还要问充军的，怎么当得起?”短短一段对话，一连用了四句谚语。《玄空经》更为突出，小说第二回写大头鬼劝慰害相思病的脱皮少爷说：“从前人说的不错：‘若要家勿和，讨个小老婆。’你勿要睁开眼睛跑河里，也勿要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至于人家好歹，那倒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皇帝也有草鞋亲，总之自己须有主意。”不长一段对话，更是一连用了八句谚语，其中包括一句歇后语：“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读之真有满目珠玑、令人应接不暇之感。其中两书都用到的谚语也有不少，如“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打蛇打在七寸里”、“新箍马桶三日香”、“螺蛳壳里做道场”、“乡下狮子乡下跳”(《玄空经》作“调”)、“夹忙头里膀牵筋”、“一只碗勿响，两只碗砯砰”(《玄空经》作“叮打”)、“两个肩头扛张嘴”(《玄空经》作“两只肩架扛个头”)、“七国里贩牛，八国里贩马”(《玄空经》“牛”“马”对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是极具吴语特色的谚语，对增加小说的表现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大量谚语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古代小说中虽然不乏使用俚语俗谚的先例，但用得如此之密集，实不多见。 《何典》和《玄空经》除了在讽刺艺术和语言风格方面的相似外，在修辞手法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书都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其数量之多，运用之妙，同样在我国古典小说中非常突出。这里择其要者略举一二：例如夸张的手法，这是一种故意言过其实，通过夸大或缩小事物形象，以突出事物某种特征或品格的修辞手法。如《何典》中形容活鬼家钱多，或曰“你横竖铜钱堆出大门外”，或云“不过似牯牛身上拔根毛”，前者是扩大夸张，后者是缩小夸张。同书中形容活鬼老婆原本很节俭，不舍得花钱，曰“你向常用一个钱要掂掂厚薄”；后活鬼被下在狱中，为救活鬼，便“把银子像撒灰一般用去”，也是缩小夸张和扩大夸张的典型例句。《玄空经》里也不乏大量的夸张手法，如小说第一回写牵线木人请脱皮少爷吃饭，其中一道菜是“一个田螺放的十八碗汤”，虽然由于田螺个大，民间有“一只田螺三碗汤”的说法，但这里刻意放大至“十八碗汤”，是典型的扩大夸张的修辞手法。又如小说第四回写小毛贼来敲竹杠，脱皮少爷原本自信“一洗帚打杀十八只蜣螂，有些蛮力”，殊不知一人不敌众手。这里一扫帚“打杀十八只蜣螂”，便是典型的缩小夸张的修辞手法。 再如断取的手法，这也是两部小说惯用的修辞手法。所谓“断取”，是一种“断章取词”、“断词取字”，只取某个成语或成句中的个别字词做文章的修辞方式。如《何典》中写活死人十几岁时，“出落的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无巧不成书”是句成语，这里其实只是取其中的“书”字，而舍弃了原本成语的特定含义。其他如“挂几个依样画葫芦”、“拿了一把班门弄斧”、“拿了一把两面三刀”、“放了一把无名火”、“化阵人来风”等等，都是同样的断取修辞手法。《玄空经》也不例外，小说第三回写小毛贼为捉弄正在熟睡的脱皮少爷和出气姑娘，先在雪雪白的面盆里“撒了一场大烂污”，然后“走出来放进一只丧家之狗”，“丧家之狗”也是固定的词语，这里也仅仅是取其中的“狗”字，至于这只狗到底是不是“丧家”，其实已没有实际的意义。同样的例句如“那郎中从一个依样画葫芦里摸出一包药来”、“刚才在街上买了个画饼充饥”、“忽有一阵人来风”、“买些空心馒头”、“掇了一只冷板凳”等，也都是断取修辞手法的妙用。 又如歇后的手法，这是一种运用歇后语而使语言变得生动形象、幽默风趣的修辞手法。歇后语一般由比喻和解说两部分构成，前者为“谜面”，后者为“谜底”，有全用“谜面”和“谜底”的，也有单用“谜面”而略去“谜底”的，故称歇后语。但也有只用“谜底”而将“谜面”省去的。作为以描写世态百相见长的方言小说，歇后语在两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如《何典》中“买咸鱼放生——死活弗得知”、“矮子爬楼梯——巴弗能彀”、“卵子推冰缸里——冷了下半段”，都是来自生活中的歇后语，前半句为谜面，后半句为谜底。也有只用谜面的，如《何典》中有“买了……几条放生咸鱼”，即是指买了几条死鱼的意思。《玄空经》中出现的歇后语频率更高，几乎每一回都有好几个，如“叫化子吃三鲜汤——要一样无一样”、“四金刚腾云——远空八只脚”(也有单用谜底“远空八只脚”)、“关云长买豆腐——人硬货勿硬”、“哑子吃黄连——有苦无话处”、“寿星唱曲子——老调”、“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铜钿”、“老和尚做亲——无日子”、“歪头和尚念经——勿对经”、“被头里绕小脚——缠弗清爽”、“乌龟撞在石头上——硬碰硬”、“城头上出棺材——兜个圈子”(也有单用谜面“城头上出棺材”)、“老鼠跳在藤盘里——自称自赞”、“八十岁公公学吹打——寿长气短”、“月亮里点灯——空好看”、“江西人搭碗——自顾自”、“蜻蜓吃尾巴——自吃自”等，包括《何典》里也有的“买咸鱼放生——死活不得知”，可以说每一句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和创造出来的，不仅富有生活情趣，而且极具表现力，对形成两书滑稽幽默的语言风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他还有一些修辞手法，如折绕的方法，即故意把话说得折绕、婉曲，以增强幽默的效果。如《何典》中形容破面鬼经不起黑漆大头鬼“三拳两脚，一样跌倒在地，想《拳经》不起来了”；《玄空经》里写烂老头子病中吃蟹，“半夜头肚里雷响，身上顷刻渐渐落瘦，撒到当明朝，已经面无四两肉，就此忘记透气哩”。“想《拳经》不起来”和“就此忘记透气”都是“死”的折绕说法，比直说“死”有幽默感。又如谐音的方法，即一种利用同音或近音的修辞手法。如《何典》中多处写到和尚念经，活鬼去庙里求子时，几个歪嘴和尚念的是“夹和金刚经”；活鬼死后，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的是“生意经”；到得头七里，一班酒肉和尚又念“苦经”；这里故意将金刚经和生意经、苦经相混。《玄空经》中更是名目繁多，脱皮少爷死后，鬼捏婆婆请了几个道士尼姑，“念了几部杜造百花经、瞎缠三官经、猪油炒面经、嬲忙头里膀牵经、马屁经、勿正经”；把“猪油炒面经(筋)”、“嬲忙头里膀牵经(筋)”、马屁经、勿正经混杂在百花经、三官经等佛教经名里，并在佛教经名前加上“杜造”、“瞎缠”一类字眼，从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还有诡谐的手法，即有意地使用一种似是而非、诙谐幽默的话语，以适应表达上某种特殊的需要。如两书都写到许多菜名，《何典》中先后有“血灌猪头”、“斗昏鸡”、“腌瘪雌狗卵”、“放生咸鱼”、“显汤狗头”、“猪婆耳朵”、“狐狸尾巴”、“镬里鹞鹰”云云；《玄空经》里则有“瞎猫拖的死鸡”、“蟚蜞脚裹的馄饨”、“脱壳乌龟”、“红炒鸡蝨”、“狗污里落苏”、“牛污里菌”等名目，这些菜名都系作者杜撰，令人喷饭。同时，以上各种修辞手法所使用的语言，也都具有浓厚的方言俚语色彩。 讽刺艺术、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法的相通，共同铸就了《何典》和《玄空经》独特的审美趣味。归结起来，这种审美趣味以“审丑”为主要特征，在内容上以描摹世态百相见长，在艺术上以追求滑稽谐谑取胜，不仅在我国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也代表了我国吴语讽刺小说一脉的共同特点。 三 吴语讽刺小说的历史地位及其演变轨迹 方言进入小说，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在我国所有的以官话为基础的小说中，都程度不同地融入了各地的方言，这些方言实际已成为我国通用语言的一部分，这是实际生活中各地方言不断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以往有关古典小说作者的考证中，很多以方言来推断小说的作者，如某某小说用了大量的山东方言，就推断作者是山东人，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具体坐实为某某人；或发现某某小说还用了不少吴方言，于是又推断作者是吴语地区的人，再坐实为某某人。这类研究成果之所以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就在于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上述历史上我国各地方言不断交融的基本事实。另一种是纯粹用某地方言写作小说，其地域特色非常鲜明，这类小说我们通常称为方言小说。由于我国官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故而北方方言多与官话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以北方方言写成的小说，其他地域的人虽然很难全部领悟其妙处，但大致能够理解。唯独南方方言，因其和官话的差异太大，其他地域的人很难看懂，因而我国的方言小说大都指南方方言写成的小说，其中特别是吴语小说和粤语小说，构成了我国方言小说的两大主干。 吴语小说在我国方言小说中可谓蔚为大国，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乏质量上乘、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光绪十八年(1892)开始问世的松江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受它影响，此后诞生了不少写妓院生活的吴语狭邪小说，其中有名的有张春帆的《九尾龟》等。而作为另一支的吴语讽刺小说，则首推乾嘉年间(1735—1820)上海民间才子张南庄的《何典》。受其影响，光绪十年(1884)又诞生了松江民间才子郭友松的《玄空经》。可以说，我国吴语小说主要就分为狭邪小说和讽刺小说这两脉。而两脉之中，从时间上看，吴语讽刺小说在先，乾嘉年间就诞生了；吴语狭邪小说在后，至光绪十八年才出现；包括后诞生的《玄空经》，也比《海上花列传》早八年。从影响来看，则吴语狭邪小说较大，《海上花列传》现在评价越来越高；吴语讽刺小说影响较小，《何典》因发现较晚，没有进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鲁迅后来为它写了序，而且评价较高，所以也受到了小说史家一定的关注；而《玄空经》则因为发现更晚，至今还为小说史家所忽视。其实《何典》作为吴语讽刺小说的代表，要比《海上花列传》诞生起码早72年，它是吴语狭邪小说的曾祖辈；即使是后出的《玄空经》，也比《海上花列传》早8年，是后者的兄长辈，因此这一脉理应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 平心而论，作为吴语狭邪小说的代表，《海上花列传》在艺术上确有其不可企及之处。鲁迅在评价清之狭邪小说时曾经指出：这类小说的“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⑩其中“近真”的代表便是《海上花列传》，因为它写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11)，即所谓“平淡而近自然者”(12)。这里的“近真”、“写实”、写人物“有好、有坏”，以及“平淡而近自然”云云，都是鲁迅在评价小说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时所用的字眼，这里用之于《海上花列传》，应是很高的评价。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鲁迅并没有提到《海上花列传》的方言使用问题，没有对此作出评价。 和《海上花列传》相比，鲁迅对《何典》的评价也不算低，除了指出它内容上“谈鬼物正像人间”，“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外，更对其成语运用赞不绝口，所谓“用新典一如古典”，“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13)。可见，鲁迅对《何典》的评价并不在《海上花列传》之下。近年，由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进入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对《海上花列传》的评价不断水涨船高，甚至有认为它是现代文学的发轫。相比之下，对《何典》的研究和评价显得明显不足。考虑到《何典》成书的时间要早一百多年，而且其方言俚语的运用，艺术构思的巧妙，以及审美趣味的独特，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味，在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应该具有一定的标识意义。 《玄空经》承袭《何典》的传统，在方言俚语、特别是和“死古典”形成对照的新成语的运用上走得更远，无论是俚语的数量还是使用的频率，《玄空经》都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些俚语也多是“现世相的神髓”，其“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同时，《何典》的结局还没有脱离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窠臼，最后以活死人和臭花娘奉旨成婚，两个儿子“俱做蚂蚁大官”，夫妻“直到头白老死”作结。而《玄空经》则是以几个主要人物死散作结，其中最后一位主角大头鬼，知道出气姑娘卷包逃走，自己人财两失，“明明已走了绝路，就眼望天边，吞了四两鸦片烟，寻阎王伯伯告状去了”，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很多人物都没有交代结局，这一点《玄空经》似要比《何典》更具现代意味。因此，从《何典》到《玄空经》，吴语讽刺小说一脉在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然，《何典》和《玄空经》作为讽刺小说，其审美趣味相对于《儒林外史》，也明显地表现了从“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向滑稽谐谑和直露粗俗的转变。所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是说作者心存忧伤，而能幽默诙谐，其背后有一种深刻的悲悯情怀在起作用。相比之下，《何典》和《玄空经》虽多了几分滑稽和愤激，却少了些许忧伤和悲悯。鲁迅曾批评同是讽刺小说的《钟馗捉鬼传》(即《斩鬼传》)“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嫚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14)。其实，《何典》和《玄空经》多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读后能强烈感受到作者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激之情，却较少能感受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正因为此，无论是《斩鬼传》还是《何典》和《玄空经》，都远远不能与《儒林外史》的伟大相比肩。 《何典》、《玄空经》之后，严格意义上的吴语讽刺小说几成绝响。清末民初，出现了大量标榜为“滑稽小说”的作品，如《官场笑话》、《学堂笑话》(有两种)、《秘密自由》、《新鬼世界》、《痴人梦》、《拆猪字》、《马屁世界》、《滑头吊膀子》等等，这类“滑稽小说”也有用吴语写成，但却没有了《何典》和《玄空经》的批判精神，只是一味朝着油滑的方向滑去，最终堕落为毫无思想艺术价值可言的浅薄作品。从这一意义上讲，《玄空经》也预示着这类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滑稽小说的日后命运。 综上所述，从《何典》到《玄空经》，代表了我国吴语讽刺小说的重要一脉，两书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讽刺艺术、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成就和特色，不仅在我国小说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我国方言文学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无意拔高两书的思想艺术价值，只是就其所代表的吴语讽刺小说一脉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它们和其它方言小说的关注。 注释： ①参见刘半农：《重印〈何典〉序》，《何典》，第17—20页，工商出版社1981年版。 ②关于《玄空经》作者生平事迹，本人另撰有《〈玄空经〉作者郭友松生平交游及著述考论》一文。 ③《玄空经》吴中介士(郭友松)自序署“光绪甲申年”，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何典》现存最早印本为光绪四年(1878)，比《玄空经》成书要早六年，郭氏应该见到此书，证之于两书在诸多方面的相似，其间确存在某种继承借鉴关系。 ④本文所引《何典》文本，均引自工商出版社1981年据1933年北新书局排印本，恕不一一出注。 ⑤⑦(13)鲁迅：《〈何典〉题记》，《鲁迅全集》，第3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本文所引《玄空经》文本，均引自大众文艺社丛书《玄空经》，少年书局1933年版，恕不一一出注。 ⑧⑨⑩(11)(12)(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316页，第319页，第453页，第452—453页，第373页，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