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现代性：社会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元的现代性
现代现象是启蒙运动以降世界社会文化史的核心主题。然而，“现代性”迄今仍是一个不确定的、歧义丛生的概念。大体而论，“现代性”具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两种不同的涵义。社会科学指称的“现代性”，主要是社会之制度功能的现代性，即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制度变迁的现代特性，其以社会结构功能的“理性化”为基本特征；所谓“现代化”，即指社会现代性的生成过程。而人文学意义的“现代性”，则意谓人文世界之精神价值的现代性，其主要指工业革命以后作为浪漫主义之后裔的现代文艺、美学、哲学运动的基本特性，它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探索人的精神自由和创造性为鹄的；这种文化现代性以“现代主义”文化运动为表现形式。这两种“现代性”的歧义，表征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言述逻辑的分野：社会现代性是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化现代性则为现代文化研究的主题。
社会现代性，按照韦伯的理解，其本质特征为社会结构功能的“理性化”。这种立基于功能理性的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具有一系列迥异于古典社会的“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家通常将社会现代性概括为科技革命、工业体系、社会结构功能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经济增长、都市化、国家功能集中化、民主制、科层组织化、法理化、社会平等等等。＜ 1 ＞ 这些“现代性”也可以用“技术化”和“组织化”来概括，而其本质特征还在于“理性化”。在韦伯看来，工业化和科层制不过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理性化”的产物，两者都以技术的效率性为终极价值。文化现代性产生于现代主义运动，现代主义运动可由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思妥也夫斯基追溯到尼采、易卜生和克尔凯郭尔，它是以卢梭肇其端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精神后裔。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文化反叛运动，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审美标准批判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以个体的孤独本能反抗社会束缚而追求人的精神解放。浪漫主义的这种审美世界观和解放性诉求，以及其反工业文明、反资本主义、反科学、反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反叛性格和美学旨趣的标新立异，成为现代主义之文化现代性的重要精神基因。现代主义承继了尼采、弗洛伊德、康拉德关于“困境”、“异化”、“虚无主义”的思想传统，其“现代性”表现为认知多元、矛盾性、不稳定性、破碎性、内在性、精神分裂、绝望、时空错位、非理性、神秘直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美学上激进的实验气质。＜ 2 ＞质言之， 文化现代性以审丑的“矛盾性”反讽来表达审美的“解放性”精神，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表现了现代人精神异化的存在困境，以及其克服异化的精神解放诉求。
现代性现象的多元性问题，是90年代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题域，一些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探索。张钊贻以“实用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来区分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并且揭示了二者的内在矛盾。＜ 3 ＞刘小枫则将现代性现象分疏为社会经济制度（现代化）、 知识理念体系（现代主义）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文化制度（现代性）三层面的多元结构。＜ 4 ＞这种现代性现象之社会文化层面的分疏， 标志着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深入，尽管刘小枫的“现代性”三分法在逻辑上尚有值得推敲之处。
二、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分裂
以制度功能的理性化变迁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性，与立基于精神价值的解放性诉求的文化现代性，是现代性现象的两个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维度。社会的功能现代性与文化的精神现代性，在欧洲走向现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之初，一度曾在反叛古典性的变革中携手并进。然而在启蒙运动以后，两者随着工业社会的生成而渐生抵牾，现代化在使人类摆脱古典文明之自然、君主、上帝的奴役的同时，复使其陷入了理性化、技术化、组织化的牢笼之中，“异化”成了现代人新的精神困境。由此，现代性断裂成对立的两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反拨应运而生，文化现代性遂成为现代化的批判性精神资源。
现代性的冲突源于科学世界观与审美世界观的紧张，其表征着资本主义文明之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互否性文化困境。诚如麦克法兰所指出的：“现代性”概念中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机械的和直观的世界观。用怀特海的话来说，“19世纪文学……证明人类审美直觉和科学结构之间的不和谐。”＜ 5 ＞ 理性的科学世界观与非理性的审美世界观的对立，表现为实证与非实证、分析与直觉、客观与主观、逻辑与无理性、绝对论与相对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决定论与非因果性的矛盾。这种科学世界观与审美世界观的紧张，即利奥塔所谓“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的悖谬，其在哲学中则表现为罗蒂所谓“系统哲学”（笛卡尔）与“教化哲学”（尼采）的冲突。现代性的分裂，源于人类精神结构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理性与非理性的深刻冲突。此亦为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旷日持久之聚讼对峙的原因所在。
“现代性”之功能与精神的紧张关系，久为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所关注。马克思关于分工、工业化、私有制与人的“异化”问题的研究，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斯宾格勒关于“文明”与“文化”冲突的理论，舍勒关于“本能冲动反叛逻各斯”的命题，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所探讨的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悖论问题。用韦伯的术语来表达，所谓“现代性”的断裂，亦即“现代功能理性”与“现代价值理性”的冲突。
关于社会之功能现代性与文化之精神现代性的矛盾，德国思想界关于“文明”与“文化”概念的辨分颇具启示性。按照阿尔弗雷德·韦伯（M·韦伯之弟）的定义， “文明”为理智与实用知识及控制自然诸般技术手段的集合；“文化”则是历史独特存在而包含规范原则与理念的诸价值型构。＜ 6 ＞美国社会学家麦克依沃进一步发挥了A·韦伯的理论，他指出：“文明也者，吾人意味着人类为控制生活条件而作的努力中所设立的种种机制与组织；另一方面，文化则为在吾人生活与思考方式中，在日常的交往中，在艺术、文学、宗教、消遣及娱乐中所表现的吾人的本性。文化的领域是价值、格调、情操、理智探险的领域；因此，文化是文明的相对物。”＜ 7 ＞ 麦氏将“文明”理解为“生活的装置”和“手段”，而将“文化”定义为“生命的表现”和“目的”。综合韦氏和麦氏的观点，“文明”与“文化”的差异，在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化之别。自斯宾格勒以来，“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一直是欧洲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从社会与个人之矛盾的角度，揭示了“文明”与“文化”冲突的本质。他指出，文明意味着客体化和社会化的阶段；而文化意味着个体人趋达深层面的过程，意味着精神活动对物质的加工，它更贴近个体人格和精神。文明与文化的对立表现为，“在文明的时代里，一方面，技术遮蔽一切，毫无例外地也遮蔽文化，将文化非人性化。但另一方面，也不乏对技术长足挺进的反拨，例如，浪漫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文化界于自然与技术之间，它常受自然与技术这两股力量的夹击。客体化世界中不存有整体性与和谐，因此，文化价值与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永远不会停歇。”＜ 8 ＞别氏所揭示的“文明”与“文化”的一系列冲突， 如客体化与精神、社会化与个体人格、技术与人性、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对立，实质上深刻表征着现代性之社会与人文、功能与精神的断裂。社会（功能）现代性与文化（精神）现代性的紧张关系，实为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也可谓“文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冲突。
丹尼尔·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剖析，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性悖论的深层结构性根源。在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前者受制于功能理性的效益原则；后者则深受反理性的反智情绪的影响，而以追求个体的自我表现为美学目的。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现代社会紧张的结构根源，“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 10 ＞贝尔在此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实为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断裂和冲突。
关于分裂的现代性现象，美国思想史家艾恺则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颉颃来阐释之。艾恺指出，反现代化思潮（浪漫主义及其它现代化批判思潮）是与现代化相伴生的恒久的文化现象，它起于对现代化运动的消极反应。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11 ＞ 现代化最大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化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据此，艾恺预言：“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12 ＞
现代世界是一个分裂矛盾的世界，它表现为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深刻的断裂和紧张。这种现代性的断裂，表征着社会进化与人的发展悖反的困局，它暴露了作为启蒙理性主义两大精神基石的“理性”与“自由”二律背反的深刻文化难题。而这种理性与自由的悖论，归根结底源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现代人类须藉理性以提高其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而趋达自由，而理性化的社会分工所成就的经济（工业化）、政治（官僚化）的科层组织，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人性异化的根源，现代人的异化劳动和异化生活表征着人的片面化、非人化和机械化。这样，“理性”就从解放人的工具蜕变为奴役人的枷锁，现代化反成为人的精神自由的敌人，于是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非理性的文化现代性的反拨。现代性现象是一个对立的矛盾体，人文现代性作为社会现代性的反题，是一种否定性的“反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对峙颉颃，构成了恒久困扰人类的“现代性悖论”。
三、现代性研究的学术对话和视界融合
关于现代性悖论问题，虽然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大师早有洞见，但由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学科限制，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知识学及其范畴、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话语断裂。现代化理论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实证性社会科学为知识学基础，以社会现代性为研究对象，其方法学遵循“价值无涉”的技术主义。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则以文学、哲学、美学、艺术等阐释性人文学科为知识学基础，以文化现代性为研究对象，其方法学主要以精神现象的阐释分析为特点。这两种理论话语的断裂，使现代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理论对于现代性现象或见社会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社会，而难以宏观综合的全幅视界，窥破分裂的现代现象的“贾纳斯”面孔。诚然，西方现代性研究者中眼光远大深邃者亦不乏其人，但其综合研究往往囿限于既有理论范式而难以深入。例如，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以“现代性的问题”和“现代化的阵痛”来揭示现代社会之人的“异化”问题，艾森斯塔德以现代化的“变迁”与“抗拒”的二元紧张来解释现代社会文化的矛盾，两者的“现代性”概念虽含有“多层”综合之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却未能明确揭示其“多元”冲突的本质，其还基本上限于“社会现代性”范畴。英克尔斯虽有“社会现代性／人的现代性”或“制度现代性／心理现代性”的二分法，但其所谓人的“心理现代性”，亦仅指基于科学世界观的心智的“理性化”，而并不含审美层面之性灵的“文化现代性”之意；关于现代人类的精神困境，英氏亦只能以逻辑含混的“现代人／后现代人”的二分法来阐释。即为社会学大师贝尔，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宏论虽有整合人文社会的高屋建瓴之势，但其在现代性问题上仍难免其理论范式之阐释的限度。而思想史家艾恺富有原创性的“现代化／反现代化”的二元分析范式，虽较现代化理论更具阐释的思想张力，但其“反现代化”概念既以文化保守主义定义，又试图涵盖激进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如尼采），这就不免显出其学理架构的粗疏。
在现代性问题上，国内学界理论话语的断裂尤甚。90年代学术界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分疏和“学术升值，思想淡出”的新趋势，在促进人文社会学科学术规范建构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隔阂。关于现代性问题，标榜“价值中立”的现代化理论家日益走向技术主义，而只求社会“发展”，不论人文“价值”；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则疏离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一味步趋模拟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时尚。社会科学家人文关怀的匮乏和人文学者社会关怀的欠缺，使两者对峙于整体主义的科学主义立场和个体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而这种学术视界的偏狭，显然是我们研究现代性问题的障碍。
现代性现象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像一个具有“贾纳斯”面孔的两面神，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其互为因果、对立统一的两大辩证要素。探索这种复合错综的现代性现象，不仅需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规范化、本土化的学理调整，而且需要跨学科的创造性的知识整合。诚然，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互有知识学理论范式的边界，实证性的社会科学面对的是实然世界的经验性问题（社会问题），阐释性的人文学科则以应然世界的形而上问题（意义问题）为对象，两种知识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现代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理论的分野，表征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理论范式的界限。然而，二者不可通约的范式界限，也规定了其各自在现代性问题上之分析框架和学术视界的限度，以及其理论认识的盲点。因而，在现代性问题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诚如许纪霖所正确指出的，知识的存在方式应以开放的“对话”代替割据式的“独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理论话语之间的认同，只有通过文本的互释和对话，才能达到“视界融合”。＜ 13 ＞这种在跨学科的“对话”基础上达致的“视界融合”，是我们深入探索现代性问题的前提条件。21世纪中国和人类面临的最深刻的挑战，仍将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悖论究竟为人类的历史宿命（韦伯），抑或人类进化的历史性代价（马克思），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困局（贝尔）？中国的现代化能否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创构社会人文良性互动的东方式的华夏现代性？这些是世纪之交中国学人难以绕过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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