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圆券论文,旧中国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内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继法币之后发行的一种纸币，始于1948年8 月20日，停于1949年7月3日，历时仅十月余，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空前的货币。迄今，身历其事者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对于此段恶性通货膨胀史，应细密梳理，深刻总结，警惕世人。有关经济史教材、著作对此虽有所论及，然多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研究。究竟金圆券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行的？币改方案是如何出台的？金圆券发行之初的效果如何？其最终崩溃的过程又如何？给人们什么启示？都需要做系统的探讨和回答。以下分而述之，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一、遏制法币极度膨胀的失败
——金圆券的发行背景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币，改发金圆券，是因为法币的极度膨胀给其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带来了致命威胁，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张，以解燃眉之急。
法币在发行之初（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流量不大， 较为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 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重燃战火，企图迅即消灭中共，以致军费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剧增，法币发行垂直上升。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 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 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 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5页。）法币完全丧失了价值符号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无奈皆以失败而告终，币制改革遂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就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 ”（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1946年3月8日，宋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在上海市场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第156页。）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 （注：吴岗：《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页。）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1／3。可见，黄金抛售未达到控制法币膨胀的预期目的。“黄金风潮案”的爆发，更宣告了这一措施的彻底破产。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黄金抢购浪潮日甚一日。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无法满足市场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出售。就在黄金停售的前几天，一些投机商意识到中央银行存金已尽，更加紧抢购，以致黄金价格暴涨，商品市场大乱，此即闻名上海的“黄金风潮案”。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则被撤掉职务。
宋内阁倒台后，由政学系头目张群继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为副院长，俞鸿钧仍任财政部长，张嘉
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想走马换将，压住黄金风潮和通货膨胀。张内阁立即以严禁抛售黄金、取缔黄金投机和管制外汇等办法，取代宋子文的黄金自由抛售政策。同时，加强敌伪物资抛售，发行了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库券，以图回笼法币。 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通货膨胀速度继续加快，物价涨潮接踵而来，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其间，张群曾提议由王云五特别研究财政，王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页。 ）张内阁也曾拟制币改方案，并要求得到美国资助，但随着张群的倒台，终成泡影。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 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二、王云五币改方案的出台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 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注：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册，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6 页。）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税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结果表明，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 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4 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尔后， 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 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但又称不知道财政部方案的具体内容。其实，俞曾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方案，不可能不清楚这一方案的底细，只因蒋介石嘱其对上海方面应力守秘密，所以他只能对4人小组说不知道。 （注：参见李立侠《金圆券发行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注：王寿南前揭书，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8年1—7月），台北国史馆1995年，第207页。）为此， 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拟定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注：参见《大公报》（沪）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 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蒋介石会见翁文灏一行后，当日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31日，就币改方案征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家。张直言：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故应慎之又慎。8月17 日，蒋又召见张嘉，张仍坚持已见，断言如不减少预算支出，降低发行额，新币必然贬值，无法抑制。翌日，蒋再次召见张嘉，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张仍认为，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如果人们对新币不予信任，弃纸币而藏货品，后果将不堪设想。（注：参见姚崧龄《张公权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4—1016页。）蒋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表明他对发行新币的前途忧虑重要，然其意一决，认定币制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放。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 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 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国民党政府将“八·一五”限价作为重点提出，足见货币发行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密切关系。其目的，就是想将发行新币与限制物价双管齐下，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三、“铁腕”政策与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
金圆券发行之初，各银行门前着实热闹了一番。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注：《大公报》（沪）1948年8月26日。）到28 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注：《外交部周报》第89期，1948年9月。）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对这些资本家软硬兼施，劝说不灵就改为勒逼方式，甚至声称非打几个老虎不可。
蒋经国对他们一一召见，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注：《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81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注：《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页。）蒋经国对私逃外汇的资本家开刀问斩，以警效尤，如以私逃外汇罪，将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处以死刑；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将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逮捕入狱。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注：《大公报》（沪）1948年9月10日。）蒋经国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他对违令大商人也施以严厉打击，将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对付罪恶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运用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8册，第1056—2页。）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铁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 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注：同上， 第2322—2页。）二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象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注：参见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第173页。）在北平，有“数种物资，因限价关系，来源不易，而黑市于是活跃。”（注：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前揭书，第4 辑28册，第2322—2页。）三是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厂因物价冻结，企图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注：同上，第10161—1页。）由上可见，金圆券发行之初的“奇效”不容乐观！
四、金圆券的急剧膨胀与崩溃
王云五对此“成绩”却欢呼雀跃，认定币制改革必将成功。9 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会第三届年会将于美国召开，由中国作轮值主席。王云五因未曾意识到币改后的潜在危机，决定暂离岗位，前往出席会议，并企图借此机会谋求贷款，作为币改后援。老友傅斯年曾劝阻他不要去，因为美国对于财金洽谈，只重专家意见，对非专家的王云五恐将冷淡。王却往意一决，置财部事务于不顾，于9 月20日率席德懋、宋子良等人飞往华盛顿，结果大失所望，然王氏10月9 日回国后仍硬称：“美国朝野对继续贷款援助我国问题，极愿予以考虑。”（注：《大公报》（沪）1948年11月14日。）
恰在王云五赴美开会期间，金圆券发行速度明显加快，到9 月底已达12亿余元。待其返回国内，“已经显露的通货膨胀仍然在恶性膨胀。”（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1345页。）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1页。）上海“商店纷纷藉词休息， 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
台湾资深学者吴相湘对王云五出国颇有烦言，认为“金圆券发行之初的良好反应，并未预示中途不发生变化，更不保证最后完全成功。加以当时军事情势不佳，一旦剧变，必影响全局。王云五以发行新币主持人，理应坐镇首都，随时因应。不宜远赴万里外出席会议。这是一非常错误不能见谅国人的决定。”（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2期。）吴氏所言不无道理， 然将币改失败归至王云五出国一事，亦非公论。据国民政府官方统计，1948年9—10月，财政赤字达3.7亿余元，（注：据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274页计算，此后财政赤字更大，1948年 12月达到22亿余元。另外应注意实际财政赤字比官方统计要多。）这些都要以多发票子来弥补。在此情况下，由谁理财，出国与否，金圆券都难逃贬值大厄运！
北京《新生报》社论指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10161—3页。）但被誉为“打虎英雄”的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注：《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扬子案对他的打击则是致命的。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汽车、呢绒，匿藏金银外汇。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爱美人不爱江山”，竟下令令小蒋手下留情。皇亲国戚逃离法网，蒋经国顿然间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代名词，被迫辞职离沪。
面临物价狂涨的局势，行政院变通策略，于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注：《大公报》（沪）1948年10月27日。）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承认币改失败。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 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 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注：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7册，第5页。沈云龙：《对金圆案应进一步追踪研究》，《传记文学》（台湾）第36卷3期。）由刘芸接替。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注：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264页。）到1949年4月， 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 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注：詹特芳：《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注：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许多商店的店主、 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6页。 ）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注：周一志：《上海金圆券之一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 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注：杨荫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中国近代金融史》， 中国金融版社1985年，第300页。）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 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 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1—645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9852—2页。）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28册，第9852—2页。）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注：《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页。）事实证明， 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新货币——金圆券的发行，除了搜刮民财（注：杰克·贝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05 页：“一位评论员说：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象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增加了民愤，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之外，丝毫没有达到稳定币制、挽救国统区危机的预期目的。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甚至认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注：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第36 卷2期。）这种看法似有夸大金圆券影响之嫌。试问，如果不进行币改，继续发行法币，又将如何？究其实质，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盘失败。一个千疮百孔、病人膏盲的驱体，非一剂良药就能治愈得了的。相反，中共已是得道多助，众望所归，尤其是在其实力已大大超过国民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否取消法币，不管发行不发行金圆券，其最终失败都是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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