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社会主义观--兼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_公有制论文

论新社会主义观--兼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_公有制论文

论新社会主义观——谈“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社会主义?此乃常说常新常热的问题。以往有一套现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判定社会主义有一整套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诸多方面不符合实际,老的标准突破了,新的标准又未确立,无奈之下只有不谈“姓社”、“姓资”问题。解放后的27年,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们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后要继续走下去。我们年年干社会主义,广大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理所当然要问: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弄不清,从短期看,也无大害;从长远看,则有无穷大害。应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审视这一问题。

一、实学社会主义观的局限性

近80年来,“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是个老大难的理论前沿问题。每隔十几年乃至几年,就要“热”一次。在1925年,苏联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过一次大辩论。二、三十年代,苏联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乃至将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社会主义。60年代,中苏两党大论战,其中一大热点为“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多年来,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受。近两年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党政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说清楚?此外,还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何在?会不会趋同?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公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等等。[1] 还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2] 在国外,瑞典社会民主党声称实行“职能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总统宣称“建设21世纪新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成了一大世纪难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长期说不清,除了其难度极大以外,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没有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可从认识对象本身的特点来说明。

我们将认识对象看作系统。其要素单一,功能单一,一看就明白,也就不存在“如何认识”的问题;系统的要素多,功能多,结构复杂,存在多种认识路径,就出现了“如何认识”的问题。社会主义包含的要素特别多,涵盖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多种功能。社会主义是按照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制度,要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既涵盖现在,也涵盖未来,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大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难点,集中体现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来,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诸多疑问,就在于没有弄清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此,原子物理学给我们以启示:20世纪前40年,物理学家全力探索一种新工具来揭示原子核的奥秘。哲学社会科学也应寻找类似于新工具的东西,那就是新思维方式和新理论。运用新思维、新理论,就可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突破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难关。社会主义既是理论又是一种制度,而制度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如何看待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为思维方式的核心问题。原初本来没有理论,自然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而当人类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以后,对于解释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有两种思路:实学和理学。唐朝杨绾最早提出“实学”这一概念,[3] 后出现了明清实学。实学特别强调亲身实践。宋朝理学大师朱熹讲:“不见路,如何行走,不明义理,如何践履。”[4] 他集理学大成。理学突出知,即强调理论的作用,先弄清理论而后实践。可见在中国长期存在两种思维方式:实学和理学。欧洲相应的即唯实论和唯理论。

实学和理学各有其优势,适用于不同范围。一般说来,实践过程短,系统规模小的问题,可称为战术性问题,实学较为有效。实践过程长,系统规模大的问题,可称为战略性问题,理学较为有效。实学这套思维方式对于认识短期的实践过程,如革命战争、联产承包、办经济特区等,最为有效。通过实践掌握了一些规律,取得了成功,从而就推崇实学,相信只有实践出真知。对于认识实践过程长,系统规模大的问题,如政治文明建设,应对传统文化等,实学就显得不够用。

对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实学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时指出:“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经济的事实中。”[5] 据此论断,现在我们要认识社会主义,既要考察事实的变化,也要注重已有的思想材料,发展基础理论。

实学的一大特点是单纯依重实践,认为只有实践出真知。它只将亲身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一种实学社会主义观。其源头小,理论框架小,适用范围小,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下边举些例子。苏联从1927年开始推行计划经济,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就。在此期间,西方搞市场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现在看来,计划经济之所以成功,是由于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扩军备战的政治形势,苏联当时选择计划经济是正确的。可苏联人一直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而固守之,这是实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典型事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已不适应生产力状况,需要改革为市场经济,有不少人说,原先搞计划经济也是错的,这也是一种实学思维方式。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也是根据某种现实存在而提出的,当属于实学社会主义观。

实学社会主义观的特点,是从现实切入,这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一种新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完成其历史任务都要经历几百年时间,根据几十年的实际来判定社会主义就有局限。等几百年后实践已完全证明了,则理论研究又有何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切中时弊的良药,但良药也会有副作用,由此形成了一种实践万能论思潮,强调只有实践出真知,导致基础理论研究停滞不前。这种单靠实践和现状来认识社会主义的路径是长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史标明,凡是长期说不清的理论问题,靠已有理论难以解决,而依赖于在基础理论上有所创新,提出原创性理论。我们的思路,是从历史切入,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发现社会运行轨道,判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进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如同根据铁道线路判定行车的方位一样。而要揭示社会运行轨道就要从基础理论入手,由此思路形成的新社会主义观,可称为“理学社会主义观”。

二、社会运行的两条轨道与二元选择论

上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波普尔称唯物史观为历史决定论。我们认为,唯物史观包含有决定论,同时也包含有选择论。首先,我们常讲实践,而实践就是人的一种选择。唯物史观确认生产力是社会历史的基础,而生产力是人创造的,发展生产力就是人的一种选择。马克思主义反复讲的人民创造历史,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观点,都可以解读为人的选择。决定论与选择论并非完全对立,也有相通之处。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就是决定,故决定论最适用于解释历史。选择论也可解释历史,但对于解释现实问题最为有效。社会主义不是历史,而是人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用选择论方法认识社会主义较为适宜。这就是本文要讲的二元选择论。选择是人的选择,就要从人出发谈起。

从人出发,就涉及到一个最古老也是现在常讲的人性问题。人性并不复杂,那就是求生、向上。证明起来也简单,因为人如果没有求生的本性,就早在进化中消失了,没有向上的本性,就会像动物一样停止在蒙昧状态,因为有了现代的人,证明了人有求生向上的本性。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人必然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这可称为发展轨道;同时这也是人的一种必然选择,发展轨道也是发展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时还存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这就出现了第二条轨道。社会运行并非沿一条轨道前进,而是沿两条轨道前进。

(一)社会运行的发展轨道

人类要生存,首先选择的是发展生产力,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世界各国生产力有共同的发展轨道,以劳动工具为标准,先后经历了石器、铁器、手工机械、蒸汽机、电力时代等等。生产力要素组合为产业。自然生产力组合为牧业经济,土地生产力组合为种植经济,二者合称为农业经济。机器生产力组合为工业经济,科技生产力组合为知识经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轨道从产业结构上看可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个阶段。在农业和工业阶段,发展是指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工业时代以后,称之为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时代等,发展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发展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规律。

(二)社会运行的平公轨道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是指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相同性。法国《人权宣言》称:“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平等是以社会权利为内容,而以社会规范为参照系。在社会规范中人人处于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就是公正,也可称为公平、公道。法律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正,经济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平,道德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道。这里将三者合称作公正。故公正是平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平等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公正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之上,规范本身不平等,就没有公正,或者只是一种低级公正。如美国大企业总裁的工资收入为员工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连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这套工资制度(经济规范)不公正,不合理,其根源就是极不平等,按此规范执行也就不公正。

人类从事两种实践活动:一是生产实践活动,这勿需解释。二是争取平等公正的实践活动,需加以说明。因为人具有求生向上的本性,就会引起不停的斗争,造成社会不稳定,一直要斗争到实现平等为止,由此产生了平等社会的理想。哲人们描绘出一个个理想社会,如孔子讲的大同,柏拉图讲的理想国。宗教也制造出一个个平等的天堂:三大宗教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如此众多,其奥秘在于人具有向往平等的理想。有人将人类争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看作空想,一切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诚然如此。从长期的人类历史看,这种理想推动人从事争取平等公正的实践活动,才能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最后实现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不是空想,而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人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前进,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三条基本途径:一是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使规范趋向于平等,并公正地执行规范。三是民主。这是一条新途径,那些实行不平等不公正政策的执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而下台,新上台的执政党会实行一些较为平等公正的政策。通过革命、改革和民主三条途径,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故而形成平公规律,也可称为平等规律。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地趋向于平等。奴隶社会是最不平等的社会,处于平等度的最低级。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平等的社会,处于平等度的最高级。从几千年的历史看,人类社会的平等度在不断提高,即是沿着平等轨道运行,这在政治领域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的100年,政治领域最大的进步是平等化, 绝大部分国家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西方国家推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至少在形式上消除了公民在阶级、种族、性别、文化水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政治规范以平等为基础,这些方面的进步,实质上也是在平等方面的进步。在经济领域,沿平等轨道运行远远落后于政治领域的进步。究其原因,首先是政治资源(指选举权)可以共享,英法等国的工人在19世纪尚没有选举权,20世纪才有了选举权,但并不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故能顺利推行。经济资源(指财产、物质生产资料)不能共享,故推行公有制遭到有产者抵抗。但科学成为经济资源,其本身具备公有性质。在分配领域,推行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度,也在向平等迈进。

从长期历史发展趋势看,上述两条轨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一个个历史阶段,二者方向不同。因为人人有向上的本性,追求更好的目标,这就出现了竞争。竞争推动了发展,发展会扩大不平等,使社会离开平等轨道。这又会加剧反不平等的斗争,主要是阶级斗争,再缩小不平等。过度的平等,平均分配,则会挫伤人的积极性,使社会离开发展轨道。总之,社会运行两条轨道并非同步,时而发展领先,时而平等领先。完全平等会阻碍发展,过度的不平等会加剧社会冲突,都不可能持续下去。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均等,能持续较长的时期。原始社会是公有制,但不利于发展,为私有制所取代,这是发展轨道领先的证明。在印度和俄国一些地区,长期保持土地公有制,在以色列,至今保留着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农场,号称基布兹和莫沙夫,这是平等轨道领先的证明。在苏联和中国都出现过计划与市场的辩论。计划经济能保持社会平等,沿平等轨道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体制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但扩大了贫富差距。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是沿着发展轨道走,偏离平等轨道是难以避免的,这本身便是个两难选择问题。执政实践活动很难做到恰到好处,有时过度倾向平等而阻碍发展,于是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时过度倾向发展而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于是强调“姓资”、“姓社”问题。每隔若干年争论会反复出现。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长期地周期性地成为热点问题,其奥秘就在于这个两难选择。

平等公正既属于政治学范畴,又属于经济学范畴,在所有制、分配、交换各个领域都存在平等公正问题。我们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可以发现它沿着发展与平等两条轨道运行,同时这也是人的必然选择。这一系列观点总和起来形成了“二元选择论”。笔者在拙文《从选择论看社会制度变革》(《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中有详细论述。

三、突破社会主义理论的难关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难关久攻不克,证明需要一种新式武器。我们之所以用大量篇幅谈基础理论,就是要先建立起一套名为“二元选择论”的理论框架作为新式武器,而后去攻关。这套理论指明,人类社会沿着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运行,新制度既比旧制度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也更加平等公正,这是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由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比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更高,并更加平等公正。这也是以人类历史为坐标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的定位可以看出,发展水平体现的是科学性,平等公正体现的是价值。社会主义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可归结为平等公正。平等可涵盖公正,故平等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价值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华文化有五千年一贯的传统,那就是和合文化。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和谐社会。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可归结为平等和谐四个字。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定位和核心价值之后,还得再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在以往是决无疑问的。改革后出现了私有制经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也没有讲公有制。这样,就出现了公有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问题。要解答这一问题,还得从基础理论打开突破口。

从二元选择论看来,人类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制度是人建立的,人的选择不能脱离两条轨道。判定经济制度的先进与否有两个根本标准,一为是否沿发展轨道运行,即能否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个科学标准;一为是否沿平公轨道运行,即能否推动平等公正提升,这是个价值标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推动生产力发展,标明经济制度适用化。适用化不等于优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乃至引发社会动乱就是证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并非对号入座,而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在同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有多种经济制度可与之相适合,则经济制度就有选择空间。既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又能体现平等公正原则,标明经济制度最优化。按照社会主义定位,不难得出我们的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就是经济制度最优化。这标明了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集中体现为邓小平讲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上。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定位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符合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规律。但是,这一定位和规定同当前的现实有矛盾,反映了理论与实际的矛盾。究其原因,在于社会运行的两条轨道是不同步的。

马克思从“两个决不会”出发,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社会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社会运行的两条轨道本来就不同步,马克思设想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却在平公轨道上先行一步。俄国和中国都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之所以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是沿平公轨道先行,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并继续沿平等公正轨道运行,出现了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单一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三大标准。由于在平公轨道上走得太远,在发展轨道上滞后,就力图补上生产力的课。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进行改革,不得不在平公轨道上有所退却,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而私有制经济又是剥削、剩余价值、阶级这些资本主义要素存在的基础。这样一来,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何在就成了问题。

理论界之所以无法解答这一系列难题,主要原因在于走实学独木桥一条道,被现实条件所团团围住。而吸收理学思维方式,就可突破现实条件的围困,运用人类几千年创造的精神成果,从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150年前数学家为解决微积分理论基础问题所提出的极限论,为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理论难题有借鉴意义。法国数学家柯西称无穷小量是极限为零的变量,在变化过程中不是零,变化的极限为零。极限论解答了一个百年数学难题,在内容上同我们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在形式上甚为相似。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平等公正。公有制不等于平等公正,但它是实现平等公正的必由之路,而私有制就是不平等的起源,故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私有制,即使私有制为零。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又不能立即全部消灭私有制,即使私有制不能为零,这就出现了类似微积分学的矛盾。极限论作为一种方法可资借鉴。在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历史时期,私有制经济是存在的,不是零;但私有制经济达到顶点之后便成为趋近于零的变量,最终是要消失的。至此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只有一点,就在所有制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是个常量,是固定不变的,私有制一消失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有制是个趋向于零的变量,最终是要消失的。资本主义是个庞然大物,但根源在私有制上,剥削、剩余价值、阶级、两极分化等社会现象,都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私有制是一种社会结构,结构决定功能,私有制这种所有制结构,就必然具有剥削功能。邓小平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是就功能而言;从结构而言,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资本主义的根基就是私有制,这是个不变的常量。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有制是个趋向于零的变量,变化的结果是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基,消灭剥削。二者的根基不同,同时二者所能达到的高度也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达到最优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高限为适用化,永远达不到最优化,二者不会趋同。

在说清了社会主义的定位、本质规定及其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后,就可确定判断社会主义的具体标准,可归结为如下三条。

第一,达到新的发展高度。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就能够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有益成果,克服其弊端,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不发展或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是社会主义。列宁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的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6] 列宁的论断,至今仍然适用。同时应当注意到历史条件的变化,不应孤立地看劳动生产率,还要以达到新的发展高度为标准。

在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发展都是以物为本。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质产品匮乏,需要多生产物质产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发展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局限于多生产物质产品,而是指向全面协调发展。发展生产力本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农业社会,人对自然的改变微乎其微,人必须适应自然,故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工业社会开始大规模改变自然,而资本主义又以利润为目的,少数人为了追逐利润就不顾一切,导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危及到人的生存。社会主义就要克服这一弊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以前所说的生产力,是指的物质生产力,生产部门只限于物质生产部门,物质产品只作用于人的身体。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服务业(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最大产业,也就成为生产部门。服务业生产的有劳务、信息产品和知识产品,这些产品作用于人的精神。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为了谋利,制造出一些危害人心理健康的产品,这就危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这些危害人精神的东西。社会主义要达到新的发展高度,顺理成章包含有人的全面发展,不抓精神文明也不是社会主义。

第二,指向平等公正。

人类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公正。同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像历史上那样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其指向或者说目标就是平等公正。

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在平等公正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而在经济领域则进展甚微,作为不平等根源的私有制原封未动。政治地位的平等建筑在经济地位不平等基础之上,政治民主向有产者倾斜,金钱在支配政治,必然产生社会冲突。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地位的平等建筑在经济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金钱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也就能够实现更高级的民主,其衡量标准就是更加平等公正,形成和谐社会。

说不发展就不是社会主义是对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以前资本主义也曾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现在有20个左右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甚高,尚未有停顿的迹象。社会主义的一个具体标准是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而其基本特征是一种平等公正的和谐社会。由此得出结论,指向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具体标准。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

人类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最终必然成为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度平等公正的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它政党执政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要实现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多称为共产党。只有共产党长期执政,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经济基础体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能自发形成,公有制不能自发形成,而是依靠政治力量。共产党长期执政才可形成并巩固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二者是共存亡的。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原理出发,就可以确认共产党长期执政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具体标准。

资本主义是一种私有制,由经理阶层独立主持经济活动,政治风云变化、政党轮替对经济影响甚微。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命脉,而国有经济又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局变化对经济活动影响极大,政党轮替制不利于经济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任何政党执政都面临在发展与公平之间的两难选择问题。共产党长期执政,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这样发展就能快些,有助于达到新的发展高度。

共产党长期执政,不能肯定就是社会主义;但没有共产党长期执政,就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成为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要素。由此得出结论,共产党长期执政是社会主义的一条具体标准。

上述三条标准总合起来,方能标明社会主义整体性质,即方能证实社会主义。任何一条都不能单独地证实。不能认为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或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党执政就是社会主义。但任何一条都可单独地证伪:不发展不是社会主义,或私有化不是社会主义,或没有共产党执政不是社会主义。前两个标准不能在短期内证伪,如一、二十年内发展缓慢或者贫富差距扩大,还不能据此说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可以纠正这些偏差。而共产党执政这条标准,立即可证伪社会主义,如苏共解散没几年,社会主义即倾覆,就是证明。将共产党长期执政列为社会主义三大标准之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没有疑问的。

社会主义制度产生80多年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但一直是在实学的框架内发展。多是从现实状况出发来判定现状是或不是社会主义,形成了实学社会主义观,这无疑是认识社会主义的一条途径。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实学社会主义观成了不二法门、唯一途径,这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新的理学社会主义观要从基础理论入手,创新基础理论,用一套理论贯通现实,解读现状,这是一条新途径。新社会主义观并非否定传统的实学社会主义观,二者相互补充。勿需等几百年完全靠实践来认识清楚社会主义,而是依靠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作用,在短的时期内认识和说清楚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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