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非理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们皆会不约而同地习惯于用一个非理性主义的大范畴遮盖了全部问题的复杂性，因而在具体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涵、美学价值、艺术特征等等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非理性问题作一多层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能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非理性问题有更加清晰、明确的新认识。
1.作为世界观的非理性问题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首先是一种世界观。现代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拨，也首先是一种世界观的变化。世界观的问题又至少可以具体分为宇宙自然观、社会历史观，我们关于非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分析也将从这两个角度开始。
（1）宇宙自然观
西方人的宇宙自然观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希腊神话肯定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逻辑上的合理起因，由这个起因必然导致一个合理结果。由此，决定世界发生发展的便有了一个符合逻辑的因果律。基督教的《圣经》则肯定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合乎逻辑必然性与统一性的目的。二者的结合点在于，都认为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合理的依据。二者的区别在于，希腊神话视世界的合理依据是具体的物质属性，基督教《圣经》视世界的合理依据是抽象的精神原则。与此相应，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哲学及后来的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水、火、气等物质因素组成。爱利亚哲学及柏拉图主义和后来的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由“神”、“理式”等所决定。由此，以合理性为依据的因果与目的终于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宇宙自然观的坚实基础，以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近代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运动的洗礼，一直延伸至19世纪中后期。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则否认世界的发生发展有符合逻辑的因果与目的。从哲学上较早建立起非理性主义宇宙自然观基础的是叔本华。他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世界是意志的表象。”他从理性主义哲学的最高总结——德国古典哲学发难，他认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就是意志。整个现象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意志则是世界的本质。而意志本身却是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是无休止的欲求。它可以在较高客体化阶段派生出理性，但理性永远只是意志的驯顺产物。叔本华以后的尼采再把客观存在的世界称为虚构，他认为贪得无厌的强力意志，才是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有意识活动的人的本质，也是自然事物和过程的本质，是整个宇宙的内容。
这种由叔本华的“世界不过是意志的表象”和尼采“强力意志”是万物本原、宇宙内容、事物本质所奠定的非理性主义宇宙观，也就奠定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背景和表现内容。所以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宇宙规律、世界秩序已然消失，人们面对的唯有毫无理喻的荒诞。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一个小职员在一个早晨醒来后，居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审判》中的约瑟夫·K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法律之网中。《城堡》中的主人公K永远找不到进入城堡的道路。《乡村医生》中的医生坐上了莫名其妙出现的马所拉的马车，迷失于风雪之中。还有黑色幽默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个陷人于颠倒、疯狂的怪圈，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中那种令人毛发悚然的神秘的火箭，等等。荒诞吞没了整个西方人生存的世界。
（2）社会历史观
西方人理性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所载的许多美妙而又忧伤的故事，全都深刻表明了西方人对历史之二律背反法则的洞见。这个法则假定：人就是在真正成为人的那一瞬间而开始了幸与不幸的双重命运。与动物相比，人是幸运的，因为人有思想、有意识，是真正以自我的主体性与客体世界相交往，从而能够将自我主观观念还原为自然的伟大创造物。但人又是不幸的，因为人割断了自己与客观世界的血缘纽带，也就自然有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矛盾，从而有了属人的痛苦与烦恼。这种对立矛盾、痛苦烦恼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进步所必然造成的对人伦情感的冲击。也就是说，每一历史的进步都可能意味着相应的情感代价的支付，而每一伦理的牺牲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新阶段。这种合乎逻辑的秩序和常规也就构成了历史理性主义的基本内涵。它使每一种情感的被践踏、伦理的被毁弃皆因为有了遥远历史的允诺而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每一种血腥的罪孽都由于俄底浦斯的自戳双眼和耶稣的十字架受难而获得永恒合理的保证。这种历史理性主义经中世纪的扭曲、文艺复兴的复活、18世纪的再生直至19世纪更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融汇一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哲学注解。因为它正好为资产阶级捣碎封建社会文化枷索，为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撕裂有碍于历史进步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黑格尔以他的“绝对精神”对其作了最精辟的哲学总结。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也就由此选择了背弃传统理性主义的突破口。一些哲学家起而以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而向历史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克尔凯郭尔首先否定历史理性主义总结者黑格尔的学说，认为“它忽视了生命问题和现实的个人体验、把不可重复的情境排除于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为了无名无姓的冷漠的绝对精神而牺牲了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心情不安的人。”[①]克尔凯郭尔提出要把“同个人、同个人的感情、情绪、体验、同‘人的存在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紧密联系作为哲学研究的准绳。”[②]这条准绳可以说几乎把尼采、柏格森、詹姆士、席勒、杜威、萨特等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家的思想联在了一起。他们都认为历史理性主义体系不去研究最重要的个人生活的尺度，因而也无法为个人在复杂的世界上确定目标。
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也就同样奠定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方向和表现内容。现代主义文学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从抽象的历史目的转向了具体的人类生存，从类集体的遥远事业转向了个人的当下不幸。于是，哈姆雷特曾经有过的怀疑主义的孤独诘问，终于变成了现代人的众声喧哗。象征主义代表作家盖·霍普特曼的《沉钟》较早地流露出人生目的的怀疑主义反思。剧本中的铸钟人虔诚地铸钟，无疑是为上帝事业、也为人类历史理性主义的辉煌远景而幸苦劳作的象征。而后，钟滚下深渊，象征上帝的允诺与人类未来的梦幻已然破碎。再后，铸钟人身负重伤，既感受于奇异魔幻世界及女妖魅力的诱惑，又羁留于正统基督教社会生活的挂念，象征现代人对人生目的的踌躇困惑：到底是继续服务于庸碌呆板的现实基督教世界的升天堂、成正果的人类历史主义事业，还是畅饮仙雾袅袅之异教世界中属于个人的青春、爱情甘露呢？剧中的铸钟人以最后的死而延伸了自己的痛苦求索。表现主义代表作家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则通过一个黑人暴君的精神崩溃过程，对人类历史理性主义发出了震撼灵魂的质问。主人公从自己与种族的苦难之中所受到的启蒙教育就是“小偷迟早要坐牢，大偷可以做皇帝，死后还被送入名人殿。”他的种族象牛马似地从非洲被贩卖至美洲，这是历史理性主义原则预先奉送给他的心灵礼物。他于是决定扮演一个顺应历史理性方向的大偷角色。所以，他杀死了同类杰夫，在狱中又用铁锹砍死看守，后又在西印度群岛上压榨欺凌当地黑人。种族的屈辱与个人的暴戾皆交织于人类的原罪。这原罪其实也就是历史理性主义信念在人类心灵上的阴暗投影。这片阴影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无限扩张，终于吞噬了人类的灵魂，从而使人走向精神毁灭。《琼斯皇》就从形而上的高度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运行轨道发出了深沉无比的责难。尤金·奥尼尔的《毛猿》又反过来把笔触深入到对个人命运、归宿的描写。一个远洋轮上身强力壮的司炉，自以为自己是世界的动力、社会的脊梁，但却被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昏厥所震醒了。他觉察到自己的可怜地位，觉察到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只是一小片引不起丝毫注意的草叶。他开始沉思自己的处境，沉思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这是他觉醒的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开始，也是他游离开这个世界的开始。一种孤独感、陌生感打破了他长期依赖历史理性主义假象而赋予他的心理平衡、自豪、自信。他终于看透了世界历史的真象，他说：“见鬼，法律！见鬼，政府！见鬼，上帝！”他以他的死庄严预言：面目全非的人类终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更是完全摒弃了对历史合理性的全部设想。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一串串人为编织的谎言与自欺。比如他的《涅克拉索夫》中的乔治·瓦莱拉自己编纂了一段欺瞒人的历史，因而自鸣得意，其实他自己已掉进了他人所编纂的更大的历史骗局之中。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是对西方一二千年来的历史理性主义的直接反叛。他的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洛根丁由于诉诸自我生命的内在体验，所以他对周围的世界也就由此而有了“恶心”的感觉，这其实是对人类历史荒谬性的真实体验。而剧本《苍蝇》中的阿耳戈斯人则是甘心于历史长河中集体麻醉的平庸之辈。他们对血腥的历史罪恶，对象征罪恶的苍蝇，只有无休止的忏悔。忏悔成了一种游戏、一种习惯。萨特的文学就是以寓言般的形式对人类长期以来用无休止忏悔来纵容不断衍生的罪恶的强有力的质问，同时也就是对历史理性主义文化框架的强有力摇撼。
2.作为认识论的非理性主义问题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传统，其次还体现为人类认识论的自信。与此相关，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拨，也应该包含这个层次上的意义。认识论又可具体再分为认识能力和认识途径。我们的分析也将遵循这两个角度的规定。
（1）认识能力
西方人对于人的认识能力的自信，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古希腊神话首先通过自然天赋、神启而确保了人们对自我认识能力的信任。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都是凭着其认识自然、从而驾驭自然的能力而保证了自身的高贵地位。基督教虽然更强调纯精神性的信仰，但信仰的前提，还是由上帝所赋的认识能力的可靠性为基本前提。上帝完成了创世以后，不是将所创造的各种动物唤至亚当面前，任其怎样称呼，便怎样定名吗？同时上帝为了确保人类信仰的坚定、真纯，不是也授予了人区分真伪、善恶的辨析能力吗？这种理性主义认识能力的自信心到了近现代更由于科学的突飞猛进而得到了强化。人们坚信自己有能力认识外在世界，也有能力认识人类社会，从而推进历史的发展进步。“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以及人类能够获取知识的信念曾经联结了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联结了西方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却无情地破碎了人们的这种信念，他们认为人的所谓理性认识能力只是一种自我欺罔的虚设。叔本华把支配人的认识的所谓理性看作只是意志的奴仆与工具。吃东西的意志产生肠胃，抓东西的意志产生手，走路的意志产生脚，繁殖后代的意志产生生殖器官。因此，人的许多行动只是意志的冲动而不是理性的权衡。所以，叔本华断言，人类依靠理性或逻辑思维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存在主义更强调人是被无缘无故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被遗弃的、孤立无援的漂泊者、陌生人。所以，人根本不能认识世界，也不能认识自己。人凭借感性和理性所获得的所谓知识只是一种虚幻。人们越是依靠理性与科学，就越是使自己被愚弄、欺骗，从而造成自我的根本“异化”。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看法，也同样确立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维前提和表现内容。表现主义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就以罗伯特·马约和安德鲁兄弟的人生际遇写出了生存于世界上的人类因无法认识现实世界的奥妙，无法安置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恰当位置而注定失败的现代悲剧。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更是将人生的不幸理解为一种人类永远猜不透的宿命。大海给父辈制造了悲剧，陆地给女儿也制造了悲剧。历经磨难的女儿，最后又重归于大海，不测的未来还等待着她。所以，老克里斯在剧本结尾时，面对漫天大雾无可奈何地说：“雾、雾、雾，老是雾。你看不出你是到哪儿去。只是这个老家伙——海，只有它知道！”悲剧留给人的是无限的怅惘，是对人认识能力及自信心的无情嘲弄。同类作品还有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审判》中的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予以逮捕，莫名其妙地被审讯，又莫名其妙地被处决。他唯一明白的是：反抗毫无用处，只能“象条狗似地死去”。黑幕般地强大现实在玩弄、戏耍、最后杀死我们，这就是现代人及其处境的绝妙写照。《城堡》中的城堡近在眼前，似乎条条道路与之相联，但条条道路却又是死胡同。疲惫、失望、孤独伴随着这个世界的漂零人。城堡就象“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人们永远无法弄清它在哪里，也永远弄不清自己与这个城堡的关系。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更是把人生称之为一种误入。因此，人根本无法与世界建立合乎逻辑的联系，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比如在他的短篇小说《墙》中，真的假的、墙里墙外、生死善恶、英勇背叛全不是人们能辨得清、猜得透的迷团。人所能作的只有主观选择的自由，任何真实与否的认识论命题全是毫无意义的虚无。黑色幽默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里，V－2火箭的破坏力与人的情欲的奇妙纠缠，划定了毁灭人类的运行轨迹。对此现象，一切科学的解释、理性的分析皆归于失败。由此，揭示了人类妄想认识世界而受挫的尴尬处境。
（2）认识途径
西方人对人类认识世界途径的看法同样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古希腊神话是以对客观事物、主观精神的逐步命名的过程而实现人对世界的认识。基督教《圣经》对其命名过程作了更为简洁的表述。随着这种命名过程的逐渐展开、深入，人类终于孕育和生产出一整套语言符号。这种语言符号又反过来促使人们的思维有了特定的排列、组合及分类，从而孕育出属人的智慧以及相应的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逻辑思维随语言而得以发达起来以后，虽然赋予人一套观察、分析世界的有效方式，但却同时对某些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生命深处的情感、灵魂深处的体悟束手无策。于是，作为理解情感、体悟的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幸通过文学而得以在人类认识论中保存了下来。这两种认识方式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也留下了自己的倒影。如从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再从此到普罗提诺的内心沉思、再到康德的“实践理性”，都蕴藏着所谓“诗性”的智慧形式。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里对此智慧形式曾有过理论说明。而从古希腊的阿波罗精神到亚理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再从此到笛卡尔、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保持着逻辑推理的智慧形式。培根与康德分别从经验归纳和先验悟性的角度对此智慧形式作过最具总结性的论述。值得说明的是，这两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平行地各领半边天下。总起来看，后一种理性认识方式总占据着西方文化的主动地位。特别是近现代以后的科学进步更赋于它无坚不摧的神性，而后一种认识方式则几乎被完全挤到了文学的边缘处。
前面说过，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从根本上摒弃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信任，但人生存于世，总不得不面对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问题，总得有对世界的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把握。所以，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对认识能力的否定也就只能在实际上是对传统逻辑推理智慧为中心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否定。反过来，为了解决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问题，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又从新的层次上复活了神话所孕育、文学所长期滋养的“诗性智慧”。从而重新使诗性认识僭越了以哲学为代表的逻辑推理认识所长期垄断的权威地位。叔本华首先断言依靠理性或逻辑思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即意志），只有直觉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途径。尼采更是认为对理性认识的尊重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主张用意志、本能和直觉代替理性认识。柏格森也在认识上贬低理智而推崇直觉，他认为抽象的概念分析只能歪曲实在，唯有依靠本能的直觉才能经验世界的本质。存在主义也反对以逻辑思维的角度研究世界。它们否认理性和科学具有客观实在意义。它们认为，要达到对真正实在的认识，只有依靠直觉，即通过烦恼、孤寂、绝望等心理意识，才能直接体验自己的存在。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关于认识途径的思想，实际上奠立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本体地位和总体思维基础。比如象征主义文学所推崇的诗性隐喻、表现主义文学所主张的心灵直觉、超现实主义文学所倡导的潜意识梦幻、意识流小说所凭借的生命绵延、存在主义文学所依据的生存体悟、“新小说”派所进行的实体直观、魔幻现实主义所遵循的神话式猜测等等。诗、文学终于复归了它原本具有的古老的文化使命，真正承担起了能动解释、说明世界、人生的历史重责，也就由此，诗、文学重新成了智慧女神受到了人们最庄重的膜拜，诗人、文学家担当起了帮助人类探讨世界本源、理解人生真谛的引导者重任。也就由此，生命的体验成了诗、文学的思维原则，心灵的直觉成了诗、文学的本体规定。
3.作为实践论的非理性问题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还体现在实践论上。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拨，也自当有这个层次上的意义。实践论又具体分为社会生产实践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我们的探讨也当循此而行。
（1）社会生产实践
西方理性主义的实践论首先体现为社会生产实践。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大力倡导对大自然的改造与征服。为了保障这种第一性人类生存活动的优先地位，西方人甚至以绝大的勇气认可了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意志与情感的二元矛盾所必然酿成的历史悲剧性命运。与之相应，哲学家们也一直把对自然的认识、改造置放于历史首位。文明战胜野蛮、进步代替愚昧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总命题。其具体体现就是穷天究地的科学态度和好高鹜远的进取精神。其具体步骤就是采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和保持永恒创造的求知热情。其具体目标就是获得物质财富的日趋丰富和实现人的能力的无限提高。这一切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里更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它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魔术般地呼唤出超过以往全部总和好几倍的人类物质生产财富、精神创造能力的巨大释放。以之为基础，它们还进一步描绘了一幅在近代科学技术进步和启蒙思想活动基础上所要达到的幸福和自由的无限美好远景。
现代非理性主义则从人类本体论的角度，认为理性主义所追求并获得的社会繁荣、历史进步只是一种片面畸形的世界目的。人类不可能仅仅以改造征服自然而获得人生的幸福。叔本华从他的“求生意志”的哲学前提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不可遏止的盲目冲动和欲求，人的欲求又注定只是无尽的痛苦。一方面，欲求得到的是因匮乏而无法满足的痛苦，所欲愈大痛苦愈烈。另一方面，欲求得到的是因满足而无以摆脱的空虚及在此起点上的进一步欲求的痛苦。所以，征服、改造自然的人生就只是永无止境的痛苦深渊。唯一摆脱痛苦的途径就是舍弃欲求、断灭生命意志。存在主义把孤立的个人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它认为，人的存在才是世界的中心，外部物质世界只是与个人相敌对并疏远的世界。他们强调追问人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哲学中具有首要意义。海德格尔就称他的哲学为“基本本体论”，萨特称他的哲学为“现象学的本体论”。他们认为，传统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的研究方向不对。他们都肯定本体论的任务不是论述客观物质或者主观精神的存在问题，而是描述人的本质的存在，即个人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的存在。在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中，这种意识活动叫做“生存”；在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中，叫做“主观性”；在海德格尔那里叫做“此在”。它们只有在人处于孤寂、烦恼、畏惧、绝望以至面临死亡状态才能被体验到。显然，现代非理性主义在涉及人类社会实践时，已撇开了征服改造自然这种人类第一性的生产实践活动，撇开了人类为满足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劳动，而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追求人类精神的抽象自由，转向了追求人类主观内心世界的绝对意义。
与之相应，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完全否定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有效性。这种否定倒并非是从现实生存角度否定人类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改造活动逐渐深入、广泛的必要性，而是从全然有别于传统理性的人类终极目的出发，转换了观察、评判问题的基本视角和价值尺度。他们充分认识到，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展开必然要求人类自身关系的不断调整、改进。由此，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程度越高，人类社会组织的程度也就越高。人于是一方面不断挣脱自然规律对自己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不断任社会法则强化对自己的控制。人类就在征服自然、争取自由的同时，又给自己设定了新的不自由。西方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丰厚无比的物质、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又拉大了这种二律背反下的剪刀差。于是，社会终于变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它极度地压抑生活于中的人，使其或扭曲、变形，或失去立身之地。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小职员在社会重压下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尤奈斯库的《椅子》中一对老人被椅子所象征的物质挤压得跳海。其实，人作为人，也就在于他具有社会性的劳动能力，这种社会性劳动能力的恰当组合也就构成了人类有效的生产实践活动。这时候，历史的辩证原理告诉我们，人的本质的完满实现就在于他与社会组织所形成的等距离完美关系。一旦这种距离失度，社会组织对人而言将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非人性。相对而言，人也就等于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蜕化，终至于失去属人的本质而变成了一只虫子。卡夫卡文学作品中的这个形象只不过是将其深刻的辩证原理物化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而让人直观其自我真实处境。尤其令人可怕的是，我们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常常因物质享用的丰富而对此精神异化一无所知，而且还心甘情愿地期待并接受这种蜕化对自我的俘获。比如卡夫卡《城堡》中那些受尽凌辱仍驯服顺从的村民们。
除此，高度精密化的社会还可以直接将人的本质力量异化为人的对立面，反过来消灭人、毁灭人。比如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中发生的人与自己所创造的机器人的尖锐冲突。人为了作自然的主人，为了摆脱艰辛劳动和繁重工作所造成的愚昧、畸形，于是创造了成千上万比人强壮、能干的机器人。结果，反过来，机器人蔑视并起而消灭了怠惰、懦弱、软蛋的人类。剧本以人的毁灭象征性地倾吐了对人的命运的深沉忧思。当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中成了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时，人的社会生产能力也只能加剧这种异化而无助于解救人的悲剧性宿命。由此，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改固有的文化方向，从根柢上干脆就取消了以认识、改造自然为其核心的世界观，转而倡导一种人生观、一种人生态度，由此为注定不幸的人类提供一种审美的人生方式，赋予人一种精神上的自主，从而获得先于本质的存在，这是研究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2）社会伦理实践
西方理性主义的实践论其次体现为一种社会伦理实践活动。西方较早的伦理思想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初期虽被遮蔽于充满青春活力的求知热情中，但还是可以发见其隐约的生命轨迹。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知识与美德合二而一的思想。后来在希腊化时期，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多重原因，希腊人心底的伦理思想通过斯多噶主义、犬儒学派及伊壁鸠鲁哲学思想得到了释放。当然，西方伦理实践思想的充分成熟，并形成了与历史理性相对应的价值理性，则是在基督教思想交汇于希腊思想长河以后。这种伦理实践思想也就构成了西方人伦理实践活动的内涵，其基本核心可以概括为：关注社会中维系其人与人关系的人伦道德，呼唤理想化的平等与博爱，讴颂勇于自我牺牲、殉难的超越精神。当然，这种伦理实践活动无可避免地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实践相互纠缠，但就其自身的逻辑形式而言，其精神自主性还是明确、清晰的。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对这种理性主义的社会伦理观也持有一种背弃的态度。弗洛依德首先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将人的潜意识本能和意识功能割裂开来。他将人性之恶理解为生物学范畴上的性欲、占有欲。由此，人类历史变成了混乱的动物性状冲撞的历史。恐惧、模糊的本能支配下的人注定在人与人相互关系中处于徘徊不定的困惑状态：要么任本能自由溢出，撕裂社会规则，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要么压抑本能，扭曲其自由本性，造成自我的精神病症。叔本华认为，个体是求生意志显现的样品和标本，由于求生欲望的驱使，个体必然从宇宙的绝对原则中分离而独立。个体一旦独立，就只知道追求和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排斥和力图毁灭其它一切障碍。因此，人们之间必然发生竞争，由竞争而导致永久性的相互仇视与残杀。因此，不幸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人生只是一场恶梦。人类要摆脱不幸和痛苦，就必须抑制情欲，把现世的享乐视为虚幻。叔本华显然是将社会伦理的问题看作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竞争，它是没法以理性方式予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尼采更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和欲望都是由追求强力意志的本能所支配的。无限地追求强力是生命的最基本的普遍法则。也是道德的最高目的和价值标准。强就是善、弱就是恶。只有让强者战胜弱者。才能增强强力意志，从而隐恶扬善。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强力意志，扩张自我，成为驾驭一切的超人。尼采实际上是以西方理性主义中的历史理性勾消了属于价值理性的伦理道德，并且又将历史理性中的人类原始本性加以极度扩张。存在主义认为伦理学与本体论是统一的，伦理学即具有本体论意义。二者均以个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就个人存在作为“真正的”存在、一切存在的基础和出发点来说，它属于本体论；就个人的存在作为道德评价的基础和出发点来说，它属于伦理学。萨特认为，本体论既不能提出任何道德规范，也不能提出任何道德律令，它所研究的，只是单个的、孤立的人的存在，只是一种可以对处在境遇中的人的存在负起责任的伦理学。存在主义认为，当前探讨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道德领域拯救人的自由和人的个性，防止“趋向无个性”，就成为其首要的任务。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他们认为，自由不是人的某种特殊属性，而是人的本质。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不能不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约束，但又认为这些只能限制人的具体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本身。后者指的是人的意向性活动、纯粹意识活动，亦即自我创造、自我选择的活动。存在主义者，特别是萨特，一再强调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它在任何境况下都存在，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不选择。萨特进而把这种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联系起来，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就否定人类社会中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传统理性主义所规定的，由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的二元法则所派生的伦理意义已经化为了虚无。人类社会就象弗洛依德所揭示，只是以个体的欲望构成无原则与无意义的冲突，也象尼采、叔本华断言的只是一个满足生存意志竞争的群落。里面充溢着残杀、争斗。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就活画出了人类这一不幸的宿命。剧中的矛盾冲突，也就是人们的欲望，包括占有欲、情欲之间的冲突。“欲望”本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所肯定了的人之本性及合理的历史动力。但历史上的人类欲望都是在上帝所创的、理性主义的固定秩序里有条不紊地实现其终极目的。但上帝死了，理性主义秩序乱了套、约定的游戏章法遭到了破坏。人们的欲望就象无规则、无运动场的足球交战一样，失去了依凭的规则。因而，激情与意志的相互交战注定将每个人陷入悲剧。人与人的关系就象森林中弱肉强食的动物、野兽。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就集中描写了父子、夫妻、朋友、邻里之间的种种怵目惊心的关系。人们相互虎视眈眈，不是我咬断你的咽喉，就是你喝干我的血。人已经成了利欲熏心、嗜血成性的野兽，人类社会也只是生存竞争的原始丛林。
人与人之间的动物性关系，除了相互的杀戮、争斗而外，男女之间曾经有过的温馨爱情也褪化成了动物间的性欲发泄。如艾略特的《荒原》就以两个颇具对照性的场景，揭示了男女泄欲场景的庸俗猥亵、空虚堕落。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旧有的伦理道德本身。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其伦理选择的客观依据漂浮不定、无法确认。人只有主观自由选择和责任的关系。所谓客观的、依附于社会历史道德的恶与善都是人为划定的骗子的鬼把戏。人必须，也只能以忠于自己的勇气和决心，作出属于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后勇敢、坚毅地背负起这种选择的道德责任。这就是英雄的本性，尤如《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他一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勇敢选择，以他的复仇动摇了天神朱庇特与地上统治者埃癸斯托斯所维持的现存秩序，另一方面又无所畏惧地承担了选择的责任，象斯基罗斯岛那个吹笛子的少年一样，带着成群的苍蝇，向着远方一去不复返了。还如《魔鬼与上帝》中的葛茨，他出于自我自由的召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毫无惧色地脚踏广袤的大地，头顶一无所有的天空，肩负落在身上的沉重责任，履行着自己作为人应该履行的天然使命。
注释：
①② [苏]л·н·米特洛欣等编《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12页、11页，商务印书馆198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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