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模型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6）04—0076—04
一、经济增长的历史经典理论扬弃过程及价值分析
1.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是二战后在美、英等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首先系统研究了资本经济增长问题，认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状况，取决于该国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由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者人数来决定。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众多，就能生产更多的年生产物，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首先，新增产出在积累与消费中的比例；其次，新增积累资本的配置效率；再次，技术进步对存量资本、新增资本和生产者素质的影响，而三方面的动力基础是自由市场竞争。
李嘉图把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土地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增长和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地租；工资由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辨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特别是美国在大战期间增长起来的生产能力，与日趋缩小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相适应，增长周期极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探讨资本经济增长问题。
战后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政，到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并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形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对长期增长动因进行解释。
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流动偏好”规律。提出国家推动经济增长。
3.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增长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出发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并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企图找到资本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以防止经济危机和消除失业。模型提出两种增长率概念：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分别以Gn1、Gn2表示，总的产出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用Gn表示，那么：Gn＝Gn1＋Gn2＋Gn1n2。
有保证的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预期“资本产出率”和本期“储蓄收入率”，要保证社会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即有保证的增长率，必须使其等于储蓄收入率除以资本产出率。
4.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增长速度决定于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如何分配。认为分配中的变化影响总储蓄，因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不相同；分配本身取决于积累率，而积累率又决定着利润率及其在收入中占的份额；收入的剩余部分转化为工资。根据其模型经济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只有靠有利于利润的分配，即利润高则增长快。
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能够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并且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刺激力。主张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5.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代表经济学家是美国的索洛和英国的米德等人，他们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劳动和资本有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也反对罗宾逊夫人收入均等化和提高工资的论点。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为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相应于“边际产品”而各自获得应有报酬，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模型不仅考察投资增长要素，而且还考察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要素。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函数方程式，含义是经济活动的产出取决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数量，并且给出一个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但是，目前的工业化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同时资本少的国家投资能更有力地刺激产出增加的情况也不明显。
新古典理论对这两种矛盾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尽管收益随着经济中增加更多的资本而递减，但新技术的涌现可以抵消这种结果。
新经济增长理论加入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框架，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并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也投入知识。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增长率。
二、经济增长模型的再创造与中国的具体适用
1.经济增长理论的再研究即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的扬弃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由于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经济增长理论反映的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现在看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够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科学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的建立仍然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以整个大社会为着眼点而从经济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要素就不是全部要素，因此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其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需要随之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占有和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其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科技即简单劳动中独立出的复杂劳动、教育即劳动者生存成本扩张和社会要求。
因此，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增长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分配关系，而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增长过程就产生被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因此，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增长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经济增长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等，对经济增长形成间接的、外围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并且主要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增长。
由此，经济增长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经济增长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增长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增长问题。
2.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跟随经济发展变化的热点提出的不断修订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但是对中国的现实应用价值就要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跟随瞎起哄，什么需求约束时代、什么知识经济到来、什么信息社会等等，虽有一定道理，但不是现实经济增长中的主要矛盾。政府更不能随波逐流而应为我所用，不能美国提息中国也跟着提，世界经济的确有同步性趋势，但并不完全同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促进或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同。
在转型初期，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矛盾突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在于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之后，资本制约矛盾显现，大规模引资开始，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使大量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掠走，因此，教育改革与发展产业教育应同时展开，科学技术进步及机构改革也应提上日程；目前，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使资源供应紧张矛盾极为突出。
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制约因素，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就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科技和教育分析，中国最不缺乏的是一般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积极影响；而中国最缺乏的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实现。
资本的一般表现即生产工具的多寡是相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闲置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事实同时说明资本存量不足，需要长期且高比例投资。
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直接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问题、资源中的能源问题。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劳动开发成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基础资料，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造成自然不堪重负，并且经济运行困难。
中国劳动力使用不足、资本紧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归根结底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增长的各基本要素中缺乏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是根本途径。
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
就生产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突出表现为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持续快速的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大幅提高，不仅积累了物质，也积累了许多社会性矛盾，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弱势群体、贫困、失业、老龄、医保、社保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克服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并且会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快速。
就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它们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上层建筑虽然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而是通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分配环节产生影响，但是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增长速度辩证统一，上层建筑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利益竞争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影响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
三、科学模型应用与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继社会再生产需要从“外延”向“内涵”、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后的再强调。所以，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拼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结果是GDP增长10多倍而投入却相应增长40多倍；资源及能源消耗水平高， 火力供电煤耗、钢铁企业吨钢能耗都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倍以上，水泥生产能耗高45％；而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4倍，固体废弃物是10多倍；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50。
新的科学的经济增长模型表示为：｛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模型显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而科技水平低直接与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及劳动者相关，同时也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表现经济体制及制度、政治的政绩评价机制不合理相连。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水平及程度；中期措施是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短期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及制度以及政绩评价机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
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转变观念，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通过新的科学的经济增长模型认识发展思路。1995年中央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就曾经提出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成效不理想，未达到转变的目标，其根本原因是转变的途径不明确，途径不明确是因为科学的经济增长模型未建立起来。
2.模型显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入手，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实现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并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
开发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工艺的手段和杠杆是增量资本的投入方向及方式。新增资本是否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核心环节。
3.就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在开发中，先开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能源为常规，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能源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仍需要科技的支撑，需要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和普及教育水平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是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家庭以个体人的志向为导向进行投资，企业以实用需要为导向进行投资，政府以基础科研和普及性教育为导向进行投资，因此政府要把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重大基础性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制定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政策。
5.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制约引发粗放型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及产业政策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通过产业政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污染大、技术水平不高的项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项目建设不等于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许多官员及“半瓶子”理论家不懂得规模经济效益，把大项目与盲目扩大投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小企业更容易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的成本都高。
无论粗放还是集约，也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增长，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利益，收益大于银行利率，企业就具备投资冲动，企业不会考虑资源是否过度使用。因此，要完善制度和加强宏观管调，从制定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能源使用政策和加强政府监管两方面着手，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如此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6.建立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行政政绩评价机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大比重与中国政治结构决定中国的行政资源、权力远比发达国家政府的行政范围大得多，行政权力使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因此，政绩就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GDP使用的单位能源的高低、社会失业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治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要求是环保改善程度与能源使用效果，因此要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纳入行政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用制度进行约束，从根本上转变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和经济绩效考核办法。只有约束住干部的行为，全社会才有希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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