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池莉小说的文化冲突与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冲突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论池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池莉的小说自1987年的《青奴》以来大都充满了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同样体现在《让梦穿越你的心》、《不谈爱情》、《你是一条河》、《一去永不回》等池莉的主要作品中。有的冲突还具有叙事结构中心的作用。池莉在展示这些文化冲突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自己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心态。因而对此加以考察就是必要的了。
评论界都认为池莉是个脚踏实地的新写实作家，确实，还原生活的原生态是池莉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无视她的另一副手腕。她的小说除严格写实的模式外，还有写意——象征的模式，不过，这个模式主要体现在《青奴》中。评论者大都无视这个例外。《青奴》以一种写意——象征的艺术模式表现传统农业文化与城镇商业文化的冲突。任何写意——象征的小说都不可能像诗歌那样排除叙事（即使诗歌也不能完全排除），它不可能直抒胸臆，否则就不是小说了。只要是小说就必然会有起码的叙事和故事。《青奴》作为一篇写意——象征小说也保留着一个故事的框架。泽浩携青奴从黄浦江回到汉水流域的沔水镇，给人们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使沔水镇的人们从蒙昧的生活中学会了商业经营，学会了讲究卫生，学会了美的追求。这些人原来守着沃土却守着贫乏，他们傍着明净的河水也傍着肮脏，他们的男人宁可让酒灌饱也不用饭菜填饱，他们的女人情愿用篦子篦头也不用河水洗发。他们男男女女都喜欢趿着鞋子，邋里邋遢打发日子。青奴首先教女人们刷牙，洗发，此前这些女人是从不刷牙洗发的。又教会她们开脸，使人变得面目皎洁。治好孩子们的病，使延续了多少代的吃观音土的习惯绝迹了。泽浩则教男人拿蛮草绿豆、团粒糯米、短绒棉花做生意。这是青奴和泽浩代表的先进城市文化对落后的农业文化的冲击与改造。商业的观念、卫生的观念、美的观念开始取代原来自给自足、不讲卫生、不知美丑的落后生活方式。有趣而深刻的是，作品表现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复杂状态，并不是先进的城市文化一来，落后的农业文化就消声匿迹了，而是有着拉锯状的反复交锋。关键在于泽浩是三十年前从这儿出走的，他身上带着这个小镇的乡村文化基因。泽浩教会了人们做生意，他自己的商行反而停业，因为镇上每家商行开业都要请泽浩主持开业仪式，都要让他喝得醺醺大醉，然后是一通豪赌。“泽浩起初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这样便不能违例了。他是太阳，应该公正地向每一家洒去阳光。厚此薄彼是家乡祖祖辈辈深恶痛绝的丑恶行为，泽浩天性就容不得厚此薄彼。”泽浩的这种想法正是一种乡村情感方式，乡村文化是注重人情关系的，是非功利的。而“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1]因此，虽然泽浩立志要改变家乡，也确实给家乡带来了城市文明，但他原有的乡村文化基因使他迅速与家乡认同了。青奴和泽浩有一段对话表明了这一点。她说：“泽浩，你说过，你要改变你的家乡。”青奴因为不肯给泽浩钱还赌债而被他杀死，泽浩也远走他乡。这象征着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扑。更为严峻的一笔是青奴死后的遭遇。起初人们准备厚葬她，女人们嚎出了青奴千般美丽和万般好处。但当人们猜测她可能是一种下贱女人后，她被埋葬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乱草岗子，连埋动物尸体的地方还不如。乡村文化是注重道德的，不合道德的东西哪怕价值再高也令人不耻，不像城市以实利作判断标准。人们对青奴葬礼的前恭后倨，说明乡村文化彻底淹没了城市文化。这篇小说人物都被符号化了，青奴到底是不是人？是什么人？泽浩父亲的旧宅据说已三十年没人住了，可泽浩和青奴居然在里面发现了伊家婆；德先生面目不清，在他扑上青奴的尸体时，人们居然眼睁睁看着他的头发一根变白，居然在人们的注视中咽了气。全篇有一种似真似幻的气息，似乎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这种写实辅之以写幻的手法使全篇意旨在这短短的篇幅中得以实现。
池莉的另一部小说《让梦穿越你的心》表现了另一种文化冲突：现代城市文化与游牧民族宗教文化的冲突。故事发生在拉萨。“我”、康珠、吴双、牟林森、兰叶和李晓非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城市文化人。他们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特点，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文化的核心。他们游戏情感，心灵冷漠，但又有一份城市人特有的潇洒。“我”被情人李晓非抛弃，立刻投入现代派画家牟林森的怀抱。大家不管“我”在生病发高烧去了各自想去的地方，没人愿意留下来照料“我”，连牟林森也丢下“我”去了阿里。“我”为他们的冷酷深感寒心却又欣赏他们的潇洒。这是“我”、池莉，也是现代人共同的矛盾。作为人，谁都不能没有情感，但城市生活的特征就是“感情色彩少，理智成分多。根深蒂固的情感与偏见在遇到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老谋深算时总要退避三舍。”[2]城市给人们提供了许多，但也把人的情感挤逼到小小的一角。“我”的病服药无效，藏族小伙子加木措为“我”在大昭寺叩了一夜等身长头，第二天“我”就奇迹般地好了。“我”想到，那些藏族人为了去印度听人讲经，要一步一步，经过春夏秋冬，经过数不清的寺庙才能到达。“是不是终须有个人信仰我们才能守承诺忠信用，才能保证自己信赖他人呢？”而我们这些城市人，如诗人吴双所感叹的：我们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既不能负责，也无法承诺，既保证不了自己又不信赖别人。这是对城市文化的怀疑和责问。当然，“我”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也是迷惘的。加木措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信仰佛教，富有人情味。但也有令“我”这个城市人无法接受的一面：他们从不洗脚，可是居然在饭店吃饭时脱下藏鞋，脚上臭气熏人而浑然不觉。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合乎卫生，不合乎科学的。而科学和卫生正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和标志。不过虽然“我”和吴双等这批城市人懂得科学、讲究理性，可是已没有什么人情味。“我”欣赏加木措的人情味，可还是与吴双们乘飞机离开了拉萨，最终还是投进那缺乏人情味的城市。不能把作品中人物思想感情等同于作者的，这是常识，但不能绝对化。这个“我”是一个可能的叙述者，可以看作池莉的第二自我。因此，“我”的疑问和困惑、感情和思索同情是池莉的。这篇小说显示出池莉的思索的深入，她开始思考现代文明、宗教信仰和情感等与人的幸福的关系，她当然希望现代人能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又能葆有真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味。但是对现代人来说要想几者得兼是不可能的。这是池莉的遗憾，也是一切现代城市人的遗憾。
除此而外，池莉的多篇小说着重展示城市市井文化与知识分子高雅文化的冲突。至少有《不谈爱情》、《你是一条河》、《你以为你是谁》、《一去永不回》等篇表现了这种种冲突。
《不谈爱情》极其明显地存在着市井俗人与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这个对立成了本篇的叙事结构中心——尽管池莉并不承认市民的阶层性，她说：“自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贵族是必须具备两方面条件的：物质和精神的。光是物质的或光是精神的都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是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我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3]我们可以承认当今中国已没有贵族，但不能因此否认市民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市民在职业、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地位等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差别，城市社会学根据这些差别把现代市民区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处于上层的是较大个业业主、高级管理人员、高级官员等等；处于中层的则是中小企业业主、白领雇员、教师、低级管理人员等等，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阶层，这个阶层还可据收入的不同，再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教师属于前者；处在下层的则是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这个阶层常被称为市井社会。另外，文化按其层级也可分为精英文化、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属于乡村农民的，大众文化则属于半文化的、常常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因此，也可称之为市井文化。除了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就是精英文化。[4]各层次文化并不是壁垒森严，而是存在对话、冲突和交融的。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不谈爱情》等池莉的作品存在市井之民／知识分子、市井通俗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当然，也存在对话与融合。庄建非兄妹及父母显然属于知识分子所在的中等市民阶层，在文化归属上是精英文化。吉玲一家是下等市民阶层，代表的是市井通俗文化。庄建非与吉玲的家庭冲突十分精彩地显示了精英与市井两种文化的冲突。双方的冲突通过情爱——家庭观念得以展示（情爱观念是作为以价值系统为核心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生在汉口花楼街工人家庭的吉玲，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书店营业员。她的人生理想是弄一份比较合意的工作，好好地干活，讨领导和同事们喜欢，争取多拿点奖金，设计找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你恩我爱，生个儿子，两人一心一意地过日子。她第一次与作医生的庄建非相遇，看到他那双雪白修长的手时，就直觉到：此人来自另一个阶层，她就要这样的人作丈夫。她的小市民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对吉玲说：“好主儿！绝对的好主儿！抓住他！”为此，吉玲和整个家庭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显示出极高的市井生存智慧。当庄建非第一次上花楼街拜访吉玲，吉玲的母亲和姐姐迅速掩盖起粗野、鄙俗的一面，“她们的脏话立刻消失了，凶神恶煞的动作也收敛了。她们细声细气让座，倒茶，奔出去买好菜好酒，让孩子们一声赶一声叫‘叔叔’。”而平时吉玲的姐姐非常粗鄙，甚至当着母亲的面骂吉玲“婊子养的”。这说明市井之民非常渴望进入上一个阶层，为此不惜耗尽心机。相反，吉玲第一次上庄家，却受到庄家高知父母的极度冷淡。吉玲离去后，母亲告诫庄建非：“她不适合。她知识结构太低。显而易见总带着一股拘谨而俗气的小家子气。”在儿子与吉玲结婚后，他们居然拒绝去拜访吉玲的母亲。低知识结构和小家子气，恰恰是市井社会特有的标记。这种对来自小市民阶层的儿媳的拒绝与不屑，显示了处于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高雅文化对处于较低层次的市井低俗文化的排斥，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阶层、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层次文化之间，并不可以画地为牢，它们不但存在着对立和冲突，还必然走向对话、交流和融合。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市井小民通俗文化也存在着这种双向运动。在庄家与吉玲的对峙中，庄家父母不得不放下高傲的架子到花楼街来看望小市民亲家母。吉家的胜利是市井社会和通俗文化的胜利，是市井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战胜。
在知识分子／市井小民、精英文化／通俗文化这两对范畴中，池莉明显贬前者而尊后者，而这取舍的依据是生存智慧、生存能力的高低。池莉有这么一种生存体验：死是容易的，而活是很不容易的。“生命就像一只鸡蛋，不小心嗑哪儿就破了。”[5]这是大多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市民都会有的喟叹。正因为感到活的艰难，池莉才决心要“写当代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活。”[6]活的能力就往往成了她价值判断的标准。印家厚、吉玲、辣辣都具有或顽强坚韧、或工于心计的生存智慧，往往是文化层次低的小市民才具有实实在在的生活能力，知识分子常常缺乏这种能力，自然要受到池莉的嘲讽。庄建非知识程度高、医术精湛，可是在妻子吉玲负气回娘家后，他连饭也不会做，只好天天吃方便面，或是上饭馆。而吉玲在家时，庄建非每天吃饭前看到吉玲做的色味俱佳的饭菜，总要满意地搓着手说：好。吉玲走后，庄建非只好求父母放下架子去吉玲家。知识分子的高傲冷漠不得不向市井投降。庄建非的妹妹庄建亚在日记中认为哥哥与小市民妻子吉玲之间没有爱情，哥哥真可怜。她自己也可怜，因为她已三十岁了，还没有找着合意的男朋友。这个结尾并非多余，它再一次显示了池莉的文化观念：固守知识分子的高雅文化立场将是一种不幸。
中篇《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也体现了一种“执拗地活”的生存哲学。辣辣三十二岁时丈夫在一场火灾中丧生，从此她不得不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这段物质极为匮乏的时期一手养大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为此，不停地劳作是不用说了，她甚至不得不经常卖血并因此得了浮肿病，更不得不用肉体报答过别人的帮助。对这些，池莉是怀抱着理解、同情甚至赞尚的。《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被作者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市井英雄。工厂效益不好，他毅然辞职成了餐馆的小老板，发了财的姐夫要抛弃妹妹陆掌珠，一家人手足无措，他出面后，妹夫刘板眼不提离婚了。他敢教训不务正业、骗钱胡混的弟弟陆建设。总之，他敢爱敢恨，有情有义，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不但引得他的妹妹陆武丽对他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连女博士宜欣也和他发生了火山暴发般的爱情。总之，池莉一写到市井就充满感情，就流露出赞尚，尽管有时也不回避市井的粗俗、低鄙和丑陋的一面，但这一面常被淡化。她写得最成功的是市井人物。每当写到知识分子，她的笔端就控制不住地露出嘲讽和揶谕。除庄家高知父母外，《你是一条河》中的王贤良、《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李老师、《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父母，都在被讽刺之列。王贤良是一个对牛弹琴的人物，这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教师，在救起跳河自杀、目不识丁的嫂子辣辣时，居然这样劝她：“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啊！”为了赢得嫂子的爱，他竟借中外爱情诗来试图打动她，此时，叙述者跳出来议论：“辣辣对诗哪有什么兴趣，……她有时发出笑声并不是对诗的理解和赞赏，不过觉得小叔子这书呆子挺有趣罢了。”如果说作者对王贤良的迂腐给予的是轻微的嘲讽，那么对李老师（《你以为你是谁》）的讽刺就比较尖刻了。这位湖北大学中文系的教师有着可笑的精神痼疾。他从骨子里喜欢洞庭里十六号汉口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既学跳舞也学打牌，既喝高度白酒也唱卡拉OK。他爱打麻将又怕输钱。他的可笑在于他明明摆脱不了市井趣味的吸引，却总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以使自己显得高于这个小市民街区。如当别人邀他打麻将时，他心里想去，嘴里却说自己多么忙，正在写一篇论文，将以英、法两国文字发表。其实他所说的论文是些什么东西呢？陆武桥骂了一句粗话：卵子！李老师连忙打开笔记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这一笔就像浓浓的油彩，把个李老师涂成了一个滑稽的小丑。池莉写知识分子往往把他们漫画化（如李老师），他笔下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能与那些鲜活灵动、具有毛茸茸的质感的市井人物相媲美。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文化心态：对市井的偏爱，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否定。这种否定，有时是存在偏颇的，知识分子确实存在高傲冷漠迂腐可笑等毛病，这是应该否定的，但池莉有时连他们所代表的创造精神也否定了。《午夜起舞》中机关干部王建国试图写一篇论述经营方式的论文，对此作者叙述语调充满嘲讽，作者让他最后什么也没写成，反而把初稿一撕了之，汇入大众的平庸生活之流。这种嘲弄知识分子的现象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界成了一种触目的景观，除池莉外，王朔等人也对知识分子极尽调侃之能事。这是知识分子及其代表的精英文化边缘化、市民意识逐步增长的结果——虽然未必是十分积极的结果。
注释：
[1]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P16，华夏出版社，1987。
[2]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P16，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学林出版社，1987，第五部分。
[3][5][6]《我坦率说》，《池莉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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