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的文化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责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7)03-0005-10
一、当代教育文化责任问题研究的背景
当前对文化的高度关注，是由于当代社会发展全球化特征的出现，尽管社会学者眼中的全球化不尽相同：全球化是现代性世界性扩张的根本后果之一[1]；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全球化的主导性涵义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对理性和道德观念的普遍认同，第二种含义是指不同文化感受性的相互切近[2] (P129—130)；全球化主要指人类的活动突破了地域和民族国家的局限，形成了全球广泛的交往和联系[3] (P27)。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使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对文化的高度关注意味着文化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对文化的关注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形成和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中介点。教育的文化问题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体现在各国纷纷推出文化教育政策和教育措施。我国自从1995年原国家教委召开“文化素质教育评点工作会议”以来，各高校陆续开设“文化素质课”；2006年底，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小学开设中华传统文化礼仪课程，从我国学校教育改革的调整不难看出当前文化教育的迫切性。今天的美国教育正处在一个保守时期，主导教育改革的保守主义政府把经济效率下降、失业、贫困以及国际竞争力丧失等造成美国经济、文化正在衰落的主要原因的责任推向学校教育，在教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重塑共同文化观的趋势，强调“西方传统”、家教、英语，支持标准化国家课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4]。从美国当前右倾保守政府的教育政策看到，美国政府正把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责任赋予教育的文化使命。
学界当前对教育的文化问题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社会发展的背景分析教育中的文化问题。樊浩基于社会伦理的理想理论模型指出，教育对经济的过度趋附，与社会的过度亲和，在文化上的过度异化，构成当代中国教育的文化矛盾，其根源在于：当代教育迷失自我，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导致“教育祛魅”，教育对文化传统的过度批判和过度反叛[5]。2.在教育系统内审视中国教育的文化使命。叶澜认为，文化在教育中的功能应提升，它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个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和探索、创造意识的态度和作用方式，是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一种力量[6]。3.对教育或教育学发展的文化问题进行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代表性的观点有：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政治经济的制约，不可能实现全球一体化，但教育又有育人的自身规律，其系统共性的东西是可以通过国际化来借鉴和学习的[3]；教育学活动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特征，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教育学的根，因此，教育学不是普遍性、没有文化和民族界限、成果可世界共享的科学。只有立足于“本土生长”这样内源性的发展之路，才有希望建立一种逐步超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逻辑的新的双向交流机制，从而打破后殖民时代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关系，进而建立能够真正代表我们自己民族特性的教育学[7]。4.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负有的国家文化安全责任问题。国家的文化安全是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强势文化对我国民族生活经验和文化价值的侵扰，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文化输出诋毁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文化分裂主义和各种不健康的价值观念解构我们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观念，由此，学校教育负有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使命在于培养青少年国家的文化认同[8]。
学界当前关于教育的文化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教育负有的文化使命越来越艰巨，而我国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理论研究、实践措施都还有不尽完善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是一项脱离生活情境的抽象思维工作，因此以时代教育和文化的显性关系为背景，以学科制的思维方式来关注文化问题，易从社会生活现象中发现教育的文化功能缺失，但也使从“局域”中作出的对问题的回应很难落实到国家的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因而，我们试图从经济形态变迁中的教育文化功能、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国家意志的关系来看待当代教育的文化问题，并提出当代我国的教育应有的文化责任及思想保证。
二、当代教育的文化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和谐文化，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志，反映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价值观念。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使文化的建设必然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形态，然而作为伴随社会生产实践产生的精神活动，它又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当前，对在作为制度层面文化的教育中出现的文化问题，我们应以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形态对教育的要求及其在这种要求影响下文化系统(包括教育)功能的失范来讨论。
文化的定义尽管说法不一，但都同意“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9] (绪论，P3)，在学术研究领域一般都使用“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概念，主要地包含知识(包括经验)、价值规范和艺术三个方面的内容[10] (P7)。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社会生活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核心特征。教育几乎和文化同时产生，作为制度层面的文化，教育通过促使文化的形成、文化观念的传递、人才的培养使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成为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介。经济形态规定着教育的社会职能，从而使不同社会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包括教育)因而受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文化取向。
(一)教育文化功能的历史变迁
农业社会的生产技术含量低，手工生产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再生产的最好学校，社会实在无求于教育为之进行专门的劳动力培养与训练[11] (P100—101)。社会需要教育承担的只是既存不平等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职能。最初参与教育的只是王公贵胄，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的子孙承袭优越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所必需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或者完全不含生产知识，或者即便含有与生产有关的知识，也只是被作为政治统治能力的基础[12] (P59)。后来，随着生产力逐步的发展及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劳动阶层子弟，教育担负起“庶民教化”的任务，目的是使被统治阶层子弟认同现存社会结构，遵守现存社会秩序，其所教内容依然与生产没有多少联系。中国古代的教育“道”“器”疏离[13]，除了极强的伦理、政治的“人文教化”功能外，实用工具技术理性及知识在教学内容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在西方，“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欧洲贵族从文法或古典教育中获得的实用知识，实际上比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比劳工阶层子弟所获的实用知识都要少”[14]。
经过17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自由”、“平等”等成为工业社会民众的政治诉求和国家的政治理念，以工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是以机器大生产为生产方式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机器设备要求劳动者要接受必需的劳动技术培训。工业社会的社会需求使教育在制度上逐步开放了其培养对象的范围，一直到最终面向社会所有阶层的子女。起过思想启蒙作用并随产业革命形成和发展的近代自然科学，一方面为机器工业生产提供和不断更新技术，另一方面又进入教育领域为劳动者提供掌握生产技术必需的知识，这不仅改变了教育只有“人文”知识的状况，更使教育承担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职能，自然科学因为生产的因素进入了教育领域。自然科学支撑的机器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能迅速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所以通过考察近现代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过程可以发现，教育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教育应机器大生产的要求，使人文教化的职能从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从而使道德人文文化建设伴随、内隐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使人类社会从大工业时代的机器化生产体系发展到信息时代的自动化、智能化体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这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潜能巨大，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使经济发展呈现国际化趋势，技术和产品的更替周期急速缩短带来了经济结构变动的急剧性。对知识人才的大量需求和对创新技术的不断需要使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教育内容的知识界线，从而对教育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对教育的要求或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物资的极大丰富，国民受教育时间的普遍延长，休闲时间的增加，本应使人文文化生机盎然，然而，国际竞争的加剧，国家的功利政治意志，教育与文化的经济功能取向，使教育的文化功能比在工业社会更加日渐式微。
(二)西方社会对教育的提升和人文教育诉求的现实
欧美及日本等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贯重视教育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作用进行再“提升”，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来进行教育改革。比如，美国1983年发表战后最大教育改革的动员令国家报告的标题就为《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法国1987年的《教育改革方针》开宗明义地强调：“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在美国1991年发表的《美国2000教育战略》中，教育质量被放在战略位置上；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了教育公平及教育质量。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全面教育：必须注重教育质量》中就有“质量是教育核心”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个共识的政策措施是建立“学习型社会”，以应对新的挑战和发展危机。日本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最重要的课题就是“统筹建立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基本的教育体系”，1994年发表了《日本的终身学习(教育)运动——战略、实践和挑战》；1995年欧盟发表了题为《教与学——走向学习型社会》的白皮书，明确提出走向学习型社会的问题。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审视当代社会对教育作用的提升，就会发现教育的人文文化价值取向并没有在现实教育实践活动中看到多少落实的措施，或即使有也没有受到重视。首先，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在当代高度关注教育，其出发点就是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资本和技术为动力，通过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的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以片面发展经济所带来的战争、环境污染、贫富悬隔、社会风气败坏、失业等问题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加剧，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向了穷途末路。与此同时，开始出现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着产业的结构和阶级结构，知识经济的端倪初露。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开始提升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并特别强调教育的质量，以期通过教育开发新的生产技术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其次，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人文文化和知识取向共生的和谐教育只是有识之士的教育理想。“学习型社会”是美国学者赫钦斯最早提出来的，他基于对“技术文明”的批判，认为以经济为目的而培养人才实在是教育的失误。真正的教育应该利用古典的文化遗产对人的价值观进行改革，是人性的生成而非人力的训练。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批判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造成的人的异化：使人成为物的奴隶而尽失尊严，造成普遍紧张、焦虑、孤独、无助等多种精神疾病，使人丧失了批判和反思的意识等。法兰克福学派希望通过挖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反省意识、调整人的价值取向和活动重点的所谓“人的革命”来克服畸形发展及其代价[15]。但很多西方学者的真知灼见并未在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和教育实践中得到体现，这在下文可以得到说明。再次，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惟一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关注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新增长理论”。知识作为一种新的标准函数，可以提高资本的相对边际率，提高资本的回报率；知识的增长不存在投资回报率递减问题，因而可以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教育改革能顺利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不断强化“学习可以决定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命运”的理念。关于教育改革的目的或关注的焦点可在一些国家的教育政策中窥见一斑。如在1994年《日本的终身学习(教育)运动——战略、实践和挑战》的国家报告中，有一段值得思考的话，那就是：“终身学习运动在日本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保证人们日常生活中达到高度精神上满足的战略，而在许多其他国家却只是一种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15] 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就更直白地点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改革的重点：“国家如果要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开展有力竞争，学校就应在道德这种‘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校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道德的自律。”[16]
(三)我国教育的文化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说明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导国民精神生活的应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和谐文化。加强和谐文化的建设应是我国教育的首要责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国际间的贸易、教育服务、文化交流、生活交往日益频繁，各种外来文化现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教育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抵制敌对文化而捍卫文化主权，维护关系全球共同利益的世界文化，以保障和谐文化建设顺利进行有着重要作用。但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风俗、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再加上文化(教育)系统自身发展的国际性、经济性新特点，使教育在引领社会文化及自身的文化建设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
在引领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文化，在当前国情状况下，反映了各族人民整体利益和社区利益的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反映客观事实的观念，只有被人理解、掌握并成为行动的指南时，才具有精神的动力。和谐文化的观念只有融入国民教育中，成为全体人民的思想理念，也才能成为民族复兴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近年来，我国教育系统开始开设文化教育课程，但无论在形式、内容和实际效果上，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具体表现在：国家的文化主权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的认同问题，普遍存在的工作生活压力等社会心理问题，人民群众生活的文化品位还比较低的问题，集体主义荣誉意识的问题，还有道德失范甚至犯罪问题等。在生活方式多元、社会发展快速的全球化时代，把和谐文化的价值观念通过教育形成全民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精神动力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文化的发展和传递机制方面。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从而摆脱了单纯的教化功能。文化的经济功能不仅在于它能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精神动力，而且对经济变迁的路径和绩效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更直接地表现在与经济融合形成文化产业和产业文化。文化产业包括广播电视、文化旅游、体育休闲、新闻出版、艺术娱乐等，产业文化包括管理文化、名牌产品等，它们构成的文化产业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原本作为文化传播机制的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仅不断为经济发展孕育新的生产技术和再生产劳动力，而且因为出现的某种私人消费的倾向和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从而具有了巨大的经济功能。为适应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我国发展文化产业和进行教育服务贸易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要加强。如果发展文化产业只重产业而轻视文化，教育进入市场而不兼顾公平，教育的产业服务贸易没有政治意识的文化睿智，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教育产业化问题，文化产业的低俗问题，贬低民族文化的问题，在文化交流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甚至敌视观念的文化渗透问题，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在教育系统的文化规范方面。教育自产生起就是把人的自身发展、完善作为主要目的的。孔子教育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认为学校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人伦”，可见我国古代的教育就在于“人文教化”；欧洲古代的古典人文教育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古代教育是指向人的自身存在的。从工业社会开始的现代化，使教育表面上还是指向人，但教育孕育出的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指向外部的，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性开发，使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变得疯狂，从而引发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矛盾不断等诸多问题，人沦为物的奴隶，教育也成了指向外部世界的、物的制造工具的外在化教育。即使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培养了有知识的人，但未必就是有文化的人，因为教育中知识的经济取向使知识丧失了人文生活的意义，使人沦为知识的奴隶，因而，教育是知识化的外在化教育。教育从教化人的工具到成为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物质财富的贪婪本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使教育因社会生产的人才培养而成了生产力的基础(有人据此认为教育也是生产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治意志就会使教育的价值取向被科学知识的经济属性所主导。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科教兴国的政策使教育系统因局部利益的竞争而有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尽管教育也有陶冶人心灵的人文教育部分，但普遍存在着德育教学的知识灌输，德育内容因脱离生活情境而空洞无味，道德评价因知行不一而苍白无力，德育自身也成了一种工具。科技主导的教育自身成了文化失范的典型，“假文凭”、“假教授”、“择校”、“高学费”、“校园文化的缺失”等是其具体的表现。
在科学文化的培养方面。科学是有灵魂的，科学也有人文关怀，科学精神形成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推动着人文文化不断健康发展。科学的认识对象要求是客观存在的；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关系；科学拒绝“虚假”，要求用实证的方法来反复验证；科学拒绝“懒惰”，它总在“怀疑”中不停地探索。所以，科学要求公平、平等、民主，科学讲究坦诚、真实，科学体现共识和包容，科学不知疲倦，不断进取。科学给与人的人文关怀是自主的、真实可信的，这不仅丰富了人文文化的内容，也给人文文化健康发展铺下了厚实的理性基石。科学通过技术成为生产力，但生产力不是科学的惟一。教育的知识取向使科学在教育中失去了发生的土壤、科学的曲折过程、科学的宝贵精神，使科学只剩下僵硬的逻辑和附着的知识。科学没有了科学精神，就成了奴役人的异化物。我国教育严重的知识取向，科学文化的缺失，使“伪科学”、“封建迷信”的现象不时出现，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很少产生，普遍的学习紧张感和精神疾病时常发生，已使有识之士颇多担忧。
三、当代教育应有的文化责任
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发现问题和提供思想意识，更应该是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生活情境中可实行的对策。毋庸置疑，建设和谐文化是当前我国教育应然的使命，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教育如何实现这一使命。
(一)当代教育首要的文化责任就是引领社会文化紧随时代潮流，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和谐文化。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凸显出来，且其自身的发展出现了引人关注的独特特征，那就是世界文化的趋同或全球文化的形成。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文化趋同的现象呢？因为“物质的交流是地区性的，政治的交流是国际性的，象征符号的交流是全球性的”[17]，所以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跨区域运动，更应该包括全球文化的相互交流，全球文化的形成标志着社会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对于世界文化的趋同或全球文化的产生缘由，众说不一，汤姆林森在批判全球文化的技术决定论时认为，文化传播不能没有技术力量的支持，但用诸如磁带、录像、网络、电视等文化传播的物质手段来谈论文化的产生，而不考虑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论调，由此他赞成“社会事件决定全球文化”的观点[17]。当代历史学者通过详细刻画全球化各阶段的不同特征，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看法。历史学家这种把全球化的起源归结为历史自然延续发展的唯历史观，遭到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一致反对，尽管他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的看法不同，除此之处，他们对英国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的观点便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看来，西方学者赞成文化趋同或全球文化的理由似乎是充分使人信服的，而且，全球文化的形成可便于人们的沟通和交流，形成互相依赖的紧密关系，一些关于人类共同福祉的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基本观念能够被普遍接受，这必将推动先进的事物、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传播和应用，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促使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但这种对全球文化的赞美之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形成和谐之音，似乎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消解的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米老鼠等消费文化产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受到抗议和驱逐；所谓全球化不过是资本的扩张，全球文化的到来不过是强势文化削弱弱势文化族群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新殖民活动，这种反对全球文化的思想在学界不时出现。无论反全球文化被指责为多么保守，多么没有整体利益观，多么极端民族主义，但毋庸置疑的是，这说明全球文化的价值观念在世界上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因此，随全球化到来的世界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与传播，因人们交往越来越紧密而产生的关乎全球利益的文化观念是多么公正、无私且急需宣扬，都不能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生活载体的文化提供范式或依据。现实生活中国家主流社会文化的确定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属性也就现实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也就必然以反映现实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主流社会文化为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相应地，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机制的人类的特殊实践活动，也必然地把弘扬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
我们说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也就是因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延续和承担了历史和现实的核心价值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的。作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和谐社会精神动力的基本内涵的思想观念，其科学依据有三，其一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其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其三是我国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和谐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无论作为国家政策，还是作为先进理念，只有融入到国民教育中来，才能使人们认识、理解和化作行动的精神动力，才能真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挥效力或作用。
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生活历史的积淀，还鲜活地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上，是人们现实生活价值观念的心理体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受政治经济、民族传统、区域地理以及个体心理特性影响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反映大众社会心理生活价值的现实文化也更加多种多样，在精神品位上有雅俗之分，在精神境界上有高下之分，在精神影响能量上有大小之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只有发扬国民教育的文化选择和传播功能，把那些观照他人、群体、国家、长远及整体利益的讴歌时代精神和反映大众心声的文化凸显出来加以弘扬，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具体化，真正起到教育和引领大众的作用，从而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具体行动中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二)发扬国民教育的培养功能，养成国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形成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
美国的霸权文化强势逼人，欧洲标榜“民主、平等、自由”的文化拥尊称大，各色消费文化无所不在，各种宗教文化冲突不断，显然，在这样的全球化文化背景下，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文化的任务是极为繁重的。这就要求国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一种高水平的文化睿智[18]，也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知识阶层对民族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19]。通俗地说，文化自觉也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评价、运用及其创新发展的能力。
建设文化必须认识文化。文化尽管似乎无所不包，说法众多，从本质说应该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并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其结果是自然的改变和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具体地说它包括器物形态的文化成果，也包括各种规范和观念形态的文化遗产，如社会规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语言、宗教、风俗、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考察中西文化观念的演化发现，尽管文化的形态和形式多种多样，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理想化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总和，体现在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方面[20]。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关心社会，才能发扬其特有的功能，如果文化疏离了社会，或者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发展，那它就会被抛弃或消亡，这是文化的社会性。文化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化的时代性或现实性，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区域地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历史传统及政治生活使文化还具有传承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对文化本性的认识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要能融入人的实际需要和时代发展动向。
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文化是先进的文化，如何理解文化的先进性呢？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均由它赖以产生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决定；而文化的基本功能，也只有通过各种中介环节，在对物质生产的反作用中才能最终实现。因此，判断文化的先进性与落后性，首先要看它是否与其当时所依赖的先进经济基础相适应，是否有效地推动现实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但如果绝对地把它理解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即先进文化”是狭隘的。单纯地以生产力判断会导致人的异化问题，即经济、科技压抑人文精神的问题。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代表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推动了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然而技术进步和经济起飞相伴随的是战争、环境污染、人性冷漠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几百年的殖民征服，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是贫穷、犯罪、道德危机、环境恶化等。20世纪以来的科技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已显露出人类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的危机。因此，对文化先进性的判断应该有另一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精神需要。文化产生的本来意义就在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满足人的精神生活，使人更加人性化。文化是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精神航标，离开了文化的维系，人类的一切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并最终使社会脱离人的控制。由此，先进的文化是能促进人性自由发展的文化，是能够使人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发展之间关系的文化，是能够满足人们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文化。
先进文化的建设根基于现实性而实现于创新发展性。文化的现实性不仅在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还在于社会现存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及生活习俗等。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是民族社会生活历史的结晶，是文化中稳定的、传承性的核心的部分，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欧洲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的宗教意识正在衰退，世俗化逐渐上升，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体制的宗教信仰不再是价值观念的中心，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对社会控制的作用正在削弱，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减弱欧洲文化中的基督教色彩。我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抽象化地体现在个人身上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是“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形态的变迁，朝代的更替，都没有改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精神。可以看到，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情，上升到国家意志，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所以，任何先进的文化观念都必须根植于文化国情土壤之中，而不能超越。然而，文化起源于人类社会生产，文化与经济(特别是生产力)紧密相连，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现代化的生产与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因素，它总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必然会推动相应文化的不断发展。在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必须要建立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否则这种文化不仅不是“先进”的，而且还有可能被吞噬和淘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受时代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若无力应战，则必被淘汰[21] (P283)。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背景下，知识阶层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文化近代化而作出的努力。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产物，又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要坚持民族性、追求时代性，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待自身，重视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促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是近代我国文化自觉给我们建设先进文化的启示，也说明了“文化自觉”意识或能力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十六大后，中共中央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些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新的文化自觉。
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文化的传播的重要阵地，是通过灌输文化理念而使文化起作用的。然而，对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来说，仅靠文化灌输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培养的文化人才没有文化自觉的睿智，就不能分清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思潮中哪些是适宜我国文化建设的先进成分，就不能抵制颠覆我国文化主权的反华文化渗透，也不能自觉吸收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剔除其中的糟粕，也就不能理解和坚持我国当前“和谐文化”的先进性并使其发挥作用。所以，文化教育不仅要灌输我国的民族文化知识和当前“和谐文化”建设的理念，还要使国民通过了解文化的本性和我国近现代“文化自觉”的历史，养成国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形成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
(三)从知识取向向人文关怀和科学文化取向转型，培养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建设人才。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而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水平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成了世界教育的主要教育价值取向，这是由于科技发展是经济起飞的最直接动力。工具主义的“技术文明”，在带来科技发展和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环境污染、人的异化问题。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缺失，拜金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泛滥，是当前知识取向的教育遭到谴责的最主要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政策的确立，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都有长足的进步，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正“和平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这一切无不与我国大力发展教育有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受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具体国情，再加上教育系统内教育评价不完善及升学就业的压力等，我国的教育基本上算作是应试教育或知识取向的教育。道德的失范，独立人格的丧失，人情的冷漠，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犯罪问题，民族文化归属感的失落，集体与国家荣誉感的淡漠，无不与教育的知识取向有关。我国近来在中小学开设民族文化课，在大学开设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程，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关怀教育活动，说明我们的教育正在重视人文科学的教育问题。
关于人文科学教育，学者多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科学的人文文化价值。当前，说到科学技术的双刃作用，人们倾向于把能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属性认为是有利的一面，把伴随经济起飞而产生战争、污染、心理问题、贫富差距的工具理性认为是有害的一面。接下来的逻辑便是，科学特别是其理性属性只不过是冷冰冰的、毫无人情味的仅供人们使用的一种软性工具罢了，一丁点儿不会有温暖人心的文化气息。科学起源于人类出于生存而对自然的探索，对事物本质联系和规律的逻辑思维是科学的灵魂和精神，由此推动的对自然的不断追问消除了人的无知，也铲除了愚昧落后的迷信，使人类开始从对自然界的迷茫和盲目崇拜中走出来。科学理性对宗教神学的冲击解放了人的思想。因此可以说，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消除迷信和无知的历史，也是人类思想解放的历史。科学发展的科学精神在我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逐渐沦入半殖民地的境地。洋务派看到了科学技术生产力属性的巨大能量，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企图利用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进行“社会救亡”。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但由此兴起的科学教育对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维新派不再聚焦科学技术的“船坚炮利”的物质层面，而是通过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形成的“新学”，开始注重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无不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来唤起国人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悟，奋起进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事实和科学规范是文明社会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基础，体现了科学精神的人类社会生活凝聚力。科学的本质在于创造，科学精神的批判性表现在对学术权威观念的怀疑，对已有科学发现的质问，对科学生活的超越，这会促使人的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自由人性的充分发展。科学研究强调公平，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研究成果的正确与否与价值的大小的认定，在于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而最终决定于科学实验。个体的学术权威、权力、宗教信仰、政治态度、金钱及出身等，都只不过是科学评价的非科学因素，都不能左右科学的理性。科学的公正性涵盖着人的宽容精神，科学不问其研究主体的出身和差异，允许观点不同、实验失败和反复验证。科学研究主体的多样性，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科学活动不断地深入，使人类的主体心态不断开放。可以看到，科学自身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内涵，成就了人类独特的科学文化。它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文化的人文价值内容，还不断地去除其中虚伪和腐朽的成分，从而推动着社会生活文化的不断发展。
当前，科学文化不昌的原因有三：第一，科学对人类心灵的作用从属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作用。爱因斯坦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多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间接地产生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地看，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22] (P135)第二，经济的全球化使国际竞争加剧。这一点可以说是第一条原因在时代情景中的延伸，不必细论。第三，知识取向的教育。当前对科学的知识取向型教育，使学生在科学教育中通过强记而获取的只是单纯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脱离了其源发的生活世界和生发的科学过程，所以，学生眼中的“科学”只不过是缺少生活气息的、由抽象逻辑连接的一堆符号罢了。
教育部近来在各类各级学校开设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指导各类学校带领学生开展多种社会活动，目的就是加强人文文化的建设。近几年“法轮功”、“水变油”、“伪气功”等伪科学不断出现，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刻不容缓。培养具有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
(四)进行文化教育，形成体现和谐社会价值观念和教育本性的教育文化。
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必然要体现国家政治意志；教育又是传播文化、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人类特殊的实践活动，它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规律，会形成自己的社会时代精神品质，那就是教育文化。教育文化是一定时代教育系统内成员共识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时代精神和教育本性的产物，是教育系统与政治经济保持一定张力以维护自身本性的独特品质。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在当代就是要建设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和谐教育，即一种既能满足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又能协调二者相互关系的教育。我国现阶段的物质生产还不发达，现有的教育资源还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教育需求，再加上教育资源的配置还不尽合理，不仅存在着发展经济和优化教育的矛盾，教育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结构性的矛盾，这导致一系列的教育和社会问题，诸如教育公平问题、教育系统内部的恶性竞争问题、教育的商业化倾向问题、教育腐败问题、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等。教育社会问题的频繁产生与教育政策的不完善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有关，也与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文化的缺失有关。教育发展的国际化、社会化趋势，我国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知识取向，要求在教育系统内进行文化教育，形成体现和谐社会建设价值观念和教育本性的教育文化，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当前的教育文化应与建设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恢复教育的人文性和民主性；其思想底蕴应是鼓舞中华民族历代教师百折不挠、奋发进取的优良的教育传统和昂扬向上的传统教育精神；其活的营养成分来源于教育系统所有成员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对教育实践的反思、对教育经验和体会的广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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