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文峰小说的现实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谭文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谭文峰是正在崛起的乡土作家，他与何申等人一起推动了乡土文学在新形势下的新拓展。本文从分析作品入手，评价谭文峰小说的现实精神及在当代文坛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 谭文峰 小说 现实精神 典型意义
城市文学的浪潮汹涌而至，谭文峰却以他直面人生的乡土文学力作，跻身于90年代的中国文坛。
谭文峰，尚属文学新人，但进入90年代后，他写的小说频频被转载、获奖、改编拍摄为电视剧，有的读者为了看到他的小说，还专门订阅了《山西文学》。他是一位被编辑看好，受读者欢迎，正在悄悄走红的晋南乡土作家。
谭文峰的小说，大都取材当今现实，聚焦乡村热点，正面切入生活，他并不囿于目前流行的写个人或家族命运的窠臼，而把眼光投射到整个乡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他并不猎奇展示和把玩民俗风情，或浅层描写农村的脱贫致富，而是透过乡村生活表象，剖析传统固疾，展示民族心理，直面社会时弊。作为农民儿子，他对乡村对土地有割舍不断的情感，对生活严峻有切肤之痛。所以他认为：“现实性、沉重感、忧患意识，构成我的小说的基本情调。”这种深切地关注现实，理性地审视人生和对民众终极命运的关怀，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华所在。谭文峰的作品，更以其与现实的对应和直接指涉，使文本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作品有“90年代农村问题小说”之称。
1
《扶贫纪事》就是取材于当前干部下乡扶贫的现实，讲述一个扶贫的故事。作者用网络化的视角，从生活中抽象概括几类人物，提纲挈领般地拎出了扶贫工作的症结和关键。年轻的扶贫干部小林代表改革派。他的对立面有两类人物，一类是名为扶贫实则下乡休闲疗养的干部老张和老李；另一类就是愚昧懒惰、安贫守旧的村民。这几类人物，就是现实扶贫生活的艺术再现。在我们的扶贫干部中，既有象小林这样被称为“民族的脊梁”的有文化的实干家；也有象老张那样将扶贫看成为来疗养，来练气功的休闲派；还有象老李那样，视乡村赤贫而不见，整天乐呵不干实事的逍遥派。他们对小林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穷困面貌的“烟草脱贫”计划先作壁上观，计划失败后又来指责小林“不切实际”。这就是当前扶贫干部队伍中的一些现状。谭文峰的深刻在于除了剖析扶贫干部的良莠不齐外，还单刀直入扶贫工作的“痛点”——农民愚昧守旧的劣根性。对小林来说，内部的不配合固然令他失望，但阻力最大却是来自于他一心想为其脱贫的广大村民。小林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提出的烟草脱贫计划，村干怀疑，村民抵触。开水下种，叫骂不绝，田间管理，马虎应付，到最后关键的烘烤，村民们竟为了省两顿饭，赶走了技术员。在整个种植烟草的过程中，小林孤军奋战，阻力重重。面对老张、老李袖手旁观的冷漠，和村民们的愚昧、保守、懒惰，小林的失败是必然的。受过高中教育的柳治国，是小林烟草扶贫计划的坚定拥护者的切实执行者，他最后一举脱贫成功，是小林在柳坪村扶贫的最大收获。《扶贫纪事》这篇在艺术上略显平实粗糙的作品之所以被编辑和读者青睐，在于谭文峰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艺术再现了扶贫工作的基本矛盾，揭示出其症结和关键：仅从经济上去扶贫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扶贫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文化观念的问题。扶贫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没有现代意识的农民，就不会有现代的乡村。这又何尝不是乡村乃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呢？
从小说人物上可视为其续编的《窝头故事》，则主要反映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还在于由官僚主义孕育出来的众多官员及官僚体制的本身。小林依然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他因偶然的机遇被提拔到全县最穷困边远的窝头乡当代乡长。他不改初衷，为改变穷山乡的落后面貌日夜奔忙。这次他的对立面不再是安贫守旧的村民，而主要是乡政府的同僚及县里的大小官员。乡党委书记大赵长期养病不能工作，副书记小赵为迟迟不能升为正书记而满腹牢骚，副乡长老崔一门心思搞调动。当全乡最穷的武涧村的村民找到煤源，小林便竭力扶持要开采办矿，无奈地质队开探要9万元。小林找到县里寻求帮助时，县里众官员一提到钱就互相推诿，表示爱莫能助。当小林在刘焕的点拨下，动用乡长职权，调拨了私人铁矿石准备“进贡”给小赵书记买小车的钱，将地质队请到了武涧乡。结果却导致了乡政府众同僚的一片拆台叫骂声……这就是一个改革者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这就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现实。如果说小林在柳坪村扶贫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愚昧保守的历史惰性的话，那么，在窝头乡的再次受挫，则是因为只想混饭吃而不管百姓哀的大小官员及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谭文峰用他关注现实的目光和营造出来的艺术世界，真实地展现了乡村在走向现代进程中的艰难步履，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凝重而又逼真的农村脱贫场景，作品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强烈光芒。
《走过乡村》主要是写农村少女倪豆豆，被企业家倪土改强奸致孕，豆豆不屈上诉，但最终在各种势力的逼压下，状告“流产”，被迫嫁人之事。作者的高明在于，将豆豆的个人悲剧，置于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大环境中，从广阔的生活面上，展示出深刻的社会内涵，使这一形象具有时代悲剧的色彩。
倪豆豆，作者将她作为淳朴乡村的象征。这个17岁的少女，被倪土改糟蹋后不甘凌辱，执着地要告状，即使后来受到各种“合力”的摧残：父兄的毒打关禁、村民的斥骂白眼、官场的压力、同盟军的叛离，还是金钱实惠的诱惑，她都不甘屈服。这种单纯、率真、执拗的脾性，正是古老农村的品格，她执着地要维护自身尊严的行为，在被来自金钱切身利益所左右的父兄、乡亲面前，是那样的可笑和不合时宜。在与倪土改的较量中，她受到的是来自肉体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与刘副县长，受到的是权势的压力；与文联主席，受到的是精神文化上的压力；与亲人家族，受到的是父权、族权的压力；与村里乡亲，受到的是被传统思维定势和切身利益所左右的群众压力；在刘书平那里，受到的是夫权压力。她之所以受到诸种“合力”逼压，是金钱这根魔杖在起决定性的压力。豆豆的最终失败，反映出田园牧歌般的古朴的乡村生活已成为历史，社会变革的大潮挟裹着人们，或带着期冀与困惑，或带着痛苦与无奈，迈进了“工业社会的辛辣时代”。
作为倪豆豆的直接对手倪土改，是一个集乡村权钱于一身的“村霸”形象。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因流氓盗窃罪而在乡里臭名昭著。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村支书兼村企业公司总经理。因生财有道，成了乡里、县里的红人。当他犯下强奸罪被豆豆状告时，他先用金钱收买派出所长，不得逞后又搬出刘副县长，用金钱买通权势，再用权势威压法律，迫使派出所长就范。他还以一万元的赞助臣服了县文联主席，以顶头上司来要挟作家不得“掺合”豆豆一事。他在村办厂的经理位置又使村民们惟恐涉及自身经济利益而迁怒于豆豆。最后，在刘副县长的出面授意下，以二万块钱和安排豆豆两个哥哥到村办厂上班为价码，一次“买断”了倪家父子的灵魂，使豆豆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倪土改这一形象，概括出了一些先富起来又为富不仁的农民企业家的特征，他是前工业化时期金钱势力的丑恶象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豆豆的两个同盟军，作家和派出所长，他们分别代表着知识分子和法律。他们上演的是一出“无人喝彩”的悲剧。如果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的话，作家在此代表精英文化，倪土改、倪豆豆家族、村里乡亲代表大众文化，刘副县长和文联主席代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推崇“形而上”的人文追求，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要受到尊重，所以作家支持豆豆去告状；大众文化追求市俗的幸福，认为“形而下”的生存需求比虚幻的理想更为重要，即使有悖于道德和良心也在所不惜，因此，倪家父兄和村里乡亲主张“私了”；主流文化要从大众文化中获取实惠，就得钳制精英文化，最终刘副县长出面干预。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怀有贵族式的鄙视心态，对主流文化有时虽心有不恭，但面上却不得不尊。作家最后的退缩是势在必然的。谭文峰借作家这一形象，揭示出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困惑心态和两难处境，并透视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就患有软骨病的原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力量，就不会有独立的人格力量。
派出所长手持法律的盾牌，本可以伸张正义。他没有败倒在金钱的脚下，最终却不得不败倒在官场的权势下。从派出所长的身上，我们可看出法律臣服于权势的软弱；从刘副县长的身上，我们又感受到金钱操纵权势的悲哀。至于倪家父兄和村里乡亲的自私冷酷，将豆豆当物来卖，更令人感到透骨的悲凉。
在《走过乡村》中，谭文峰写出了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溃败的“二律背反”现象。他借豆豆这一悲剧，展示出乡村在走向工业化进程的痛苦步履。他为古老、淳朴、自然的乡村逐渐消融于丑恶的前工业化时期，高唱挽歌，痛惜不已，又清醒地看到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是历史的必然。他既能以作家的道德良知和社会理想，对现实丑恶有一种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又能从历史的高度来俯视乡村的未来命运，使他的作品的真实品格和艺术品位获得空前的提升。
2
卢卡契认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是把人和社会作为完整实体来描绘的，而不是仅仅展示出他们的某个方面。”谭文峰在此也是匠心独运，他善于从人具体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中刻划人的性格心理，既展示被现实所扭曲的一面，又不忘表现他们本质上的闪光点，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重复杂性，甚至将互相对立的两组性格置于一个人物身上，使之互相交融、互相映照，既尖锐对立又矛盾统一。他笔下的人物，鲜活丰满，真实可信，都是些立体的“圆形人物”，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乡殇》。
在《乡殇》所描写的洪山乡的乡府大院中，每一个乡干的生活是那样的沉重与艰难。无论是干了十多年话务员仍然是农村户口的唐姐，还是因为维修线路而被摔断了腿，每月仅领没有保障的三十元补助的小郑，被称为“二书记”的老陈，勤恳忙碌干了几十年还是无职无权，家中老婆因患风湿，手脚肿得象麻花还得柱着拐杖下田。即使是张书记，他的独生子也仍是一个农业户。在洪山乡，这些乡干部人人都肩负生活的重担，个个都窝着一肚子的苦水。风闻县里要给每个乡两个“农转非”的指示，各路人马明里暗里就展开了竞争。唐姐一心想跳出农门，重新定位人生的坐标，但又无权无势，只好违心地出卖美色；小郑只希望有维持生活的基本保障，别无旁路只好形如乞丐跪地恳求；老陈想以撂挑子来要挟。这些都是生活所逼，生存的艰难形成了他们身上的卑微心理。但同样是这些人，在抗洪抢险中，显出了“英雄本色”。唐姐晕倒在抗洪工地上，老陈自告奋勇下水疏通水道，负了重伤成了植物人。张书记牺牲了独生儿子。卑微与崇高，就这样交织在这些普通人物身上。谭文峰在此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心理。
张书记是谭文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画廊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这位洪山乡的党委书记，被认为是历届领导中水平最高、能力最强、威信也最高的干部。他爱好学习，工作勤奋，“对事业忠心耿耿，关键时刻勇于献身”，这完全可称为“公仆”楷模了。但谭文峰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人物，将人物作为“完整实体来描绘”，既写出了张书记身上的英雄气概，又展示他心灵深处的农民意识和丑陋行径。在乡府大院里，他玩弄权术，利用唐姐想“农转非”的渴望心理，欺凌弱女。对乡下群众，他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违反政策、法律，随意抓人、铐人。强迫村民做绝育手术。在他身上，崇高与卑劣，善良与丑恶，就是这样既对立又统一地交融着。谭文峰在此确实写出了人物灵魂的深度，写出了在不同情况上人物灵魂的复杂性。这得力于他厚重的生活积累和对农村基层干部心理素质的准确把握。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基层干部是农民出身。他们身上集中着同农民一样鲜明而又复杂的善与恶，美与丑。”农民性既制约着乡府大院的芸芸众生，同样也制约着乡府中大权在握的张书记。作为“父母官”，他要努力工作以对得起自己的“臣民”，作为“大家长”，他“弄弄权术，玩玩女人，整治村民，在他都是很正常的事。”谭文峰在透视各类人物潜意识当中的农民心理的时候，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3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文学的最佳模式永远是真实。”“努力以谦虚的态度和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反映现实。”谭文峰确实是如此实践的。从他的几篇代表作中，我们就可看出他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的向度：首先是他立足乡村现实，反映生活热点的取材原则，他的作品都敏锐地抓住当前生活的尖锐矛盾，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其次体现在他对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塑造上。他丰富的生活矿藏和独具慧眼的筛选和重建，使小说的环境成为当前农村生活的浓缩，小说的人物成为90年代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典型。他善于从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和人物深层心理结构中挖掘出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写出了社会中的人、自然中的人、现实中的人和历史中的人，塑造了一批鲜活丰满的“圆型人物”。他那直面现实的目光和敏锐的思想穿透力，使他与时代和社会保持着一种冷峻客观的批判力度。他对乡村时弊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民族劣质心理的准确把握，对乡村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因能用网络化的视角和历史性的眼光来加以审视，使他的作品既尖锐又宽容，既激越又厚蕴，体现出一种敏锐而忧患，沉重而又深情的创作风格。在斑斓的文坛上呈现出不俗的风采。瑕疵在于有的地方过于严峻和直白，与人物贴得太近，缺乏一种精神俯视的哲学高度而落于生活的沉重。
文学是人学，它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命运。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它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文学家的社会使命意识，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但这恰是我们文学受到人民喜爱和关注的原因，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在当今文学回归本位，走向市场获得了多元发展，但又在滚滚红尘当中，由“形而上”的神圣殿堂，落入了“形而下”的尘埃。
追“新”逐“后”，无所适从，文坛大声疾呼要寻回文学“失落的草帽”之际，谭文峰那直面人生的力作，在近年来分外冷清的农村题材领域中，宛如异军突起。他和反映城镇企业改革深化期“问题小说”的作家刘醒龙、关仁山，谈歌等人一起，在近年来疲软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使“感时忧国”这根始终在文学暗河中流淌的红线，在90年代斑斓的文学背景中，凸现得格外耀眼。他那既师承传统、又借鉴先锋的正面切入，横断而展示、纵向挖掘的写法，使作品具有丰澹的内涵。他与何申等作家一道，推动了社会转型期的乡土文学的新拓展，使乡土文学这枝在城市文学大潮冲击下日趋凋零的山花，又重吐朴实的芬芳，在当代文坛上将留下独特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