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价值错位及其修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城论文,中国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率先出现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通常指的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大学聚集在一起，大学周围或大学校园本身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常常被人们称为“大学城”(University Town)。《教育大辞典》把“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1]大学城的功能主要是为高校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系统社会保障，通过一定机制吸纳高校入城办学。国外大学城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生成，如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城，它们都经过百年以上的历史自然形成；另一种是主动构建，如美国的密苏里、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等，它们是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由国家、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多方合作而共同构建的。
在中国，大学城建设是20世纪90年代继高校合并、高校扩招之后高教领域的又一大手笔。2000年8月，廊坊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其后上海松江、北京昌平等大学城相继拔地而起，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2002年投入325.89亿元，校园建筑总面积达1436.97万平方米，容纳高校134所，在校学生59.7万人。[2]时至今日，大学城建设仍风起云涌，而且争先恐后做“大”文章，且有相当部分占用了耕地。
大学城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其原因主要是：科教兴国大前提，高校扩招大背景，城市化加速大契机。与传统办学模式相比较，大学城具有“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等特色。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学城建设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办学质量”，它闯出了一条“集约化”发展之路，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带来了蓬勃生机。然而，在大学城“蓬勃发展”的背后，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或隐藏着巨大的发展隐患。究其根源是发展价值观的错位，若不及时加以修复，就会演变成现实的“围城”和“大圈地”运动，重蹈几年前各地大建经济开发区的覆辙。因此，从理论上认清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价值错位，并指导其在实践中进行修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价值错位
所谓价值错位，是指价值取向离开原来的或应在的位置。中国大学城建设发展中出现了价值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建规划错位、发展模式错位和生存理念错位。现分述如下：
（一）创建规划错位
规划是一种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是行动的蓝图。中国大学城在创建规划方面，出现以下几方面的错位：
1.用地规划趋大化
一些地方政府对大学城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缺乏应有的论证，对大学城定位不准，草率行事，好大喜功，以致大学城越建越大。廊坊东方大学城占地6.7平方公里，湖南“岳麓山大学城”占地44平方公里，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已开工的“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占地17平方公里，二期规划43平方公里；南京“仙林大学城”规划面积则高达70平方公里……
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兴建或拟建大学城项目，少则一两个，多则八九个，而且是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的。在全国的50多个大学城的建设用地中，有相当部分为耕地，用地多为行政划拨，农民因征地获得的补偿偏低。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土地是农民的根，这种大量占用耕地的行为是短视的非持续发展的行为。正如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小谷围岛上正热火朝天地打造“中国第一大学城”之时，当地居民却说：“大学城规划的时候曾说房不上山、树不能砍，如今小山丘推平了，树更不知砍了多少，岛上生态、气候都被破坏了，这可是广州的肺呀！”[3]
由于规模的扩大，又缺乏长远规划，使得大学城的“空壳”危机潜伏。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些中小学已因生源不足开始撤并，而大学城却“大干快上”，难免会出现招生不足、高等教育资源过剩的情况。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披露的材料，2002年以来，江苏共启动7个大学城和高校园区建设，根据规划，整个大学城建设将征地3万多亩，建设800多万平方米校舍，投资180多亿元，建成后将容纳60万大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参加高考人数仅20多万人，其中25%的学生考到外省高校就读，如此看来，大学城的空壳危机并非危言耸听。[4]
可见，大学城的用地规划过大，会造成大量圈占土地，资源浪费，潜伏“空壳”危机，极易陷于“大圈地”的怪圈。
2.融资规划单一
建设大学城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学校、社会等三个方面。一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如深圳、珠海大学城；二是以社会投入为主，如东方、上海松江大学城；三是多元化投入，如浙江宁波。但无论是哪种投资方式，其最终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银行贷款，而大学城建成后对于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旧校区土地财产的置换、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学生学费收入等，其中学生的学费和住宿收入是主要来源。所以，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廊坊东方大学城的开发者——东方大学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就已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大学城二期工程完工后投资已达50亿元人民币，但众多施工单位的巨额垫资偿还遥遥无期。据初步估算，东方大学城总负债高达22亿元。人们不免担心，东方大学城暴露的资金断裂问题，会不会在其他大学城重演。
3.管理规划缺失
管理是大学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但目前各地大学城建设发展中，管理规划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1)用地管理混乱。按有关规定，经营性用地一律采用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征，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开发建设大学城成了诱人的“经济蛋糕”。“大学城”成了业界升级的新捷径。很难说其中没有房地产商的猫腻在作祟——挂教育之“羊头”，卖房地产之“狗肉”。这也难怪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的1万多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竟占了6640亩。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别墅、度假村、美食街等。(2)大学城全国性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这就导致各地建设大学城各行其是，盲目冲动。(3)大学城内部管理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管理机构不完善、管理职责不明确、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从而影响了大学城的总体协调和城内学校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资源共享，加上大学城里的学生高度集中，学生课外生活和学习以属地管理为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面临新的挑战，也隐藏着巨大的违纪和安全隐患。
（二）发展模式错位
在国外，除了美国密苏里、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等是主动构建以外，其他大学城都是自然生成的。即使是主动构建的大学城，其推动力主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政府的推动只是这种力量的外显。纵观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是廊坊东方大学城模式。由企业出资，实行“校企共建、学校为主、各校合作”的运行机制，其特点是大学城从资金投入、基本建设到管理模式，基本采用市场化运作。
二是无锡中锐集团模式。由企业出资，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办体制，办学经费主要靠收费。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董事长负责资本运作，院长负责教学活动。学生自主管理，学生可以搞创业公司。
三是宁波万里学院模式。万里教育集团创办于1993年，是全国首家将公办高校改制为“国有民营”的教育集团。其主要特点是利用公办改制，实行“国有民营”，所有办学经费全部由集团自筹，学校管理实行市场化的民营机制。
四是深圳研究院模式。出资以政府投入为主，背靠国内实体大学，开设虚拟大学，现已有国内大学33所，香港和英美大学17所。注重培养高层次科技开发人才，注重高新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五是宁波模式。采取“政府投、学校筹、社会助”的经费筹措方式，主要特点体现在“三性三化”[5]（“三性”即主体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和功能多重性；“三化”即后勤社会化、信息网络化和管理法制化）。
从以上中国大学城发展的模式简介中，我们可以得知：
(1)中国大学城大多由企业筹资，企业起主导作用，以致大学城中企业属性、商品气息过浓，而缺乏本应具备的教育属性和学术气息。这样的大学城极可能蜕变为娱乐城、商品城。
(2)中国大学城建设属于“主动构建”模式，但在移植这一模式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机械照搬现象，更多地关注大学城的形式，较少地考虑各院校的特点、内动力以及长远发展规划，缺乏对大学城发展动力的深入研究，无视中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的真正需要，盲目机械地“拉郎配”和“一刀切”，把大学城变成几所大学的简单集合，这势必造成资源浪费和大学城生态圈的失衡。
（三）生存理念错位
理念是主观（观念、认识）对客观（存在、规律）的反映，科学的理念能够客观地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起到正确的指向和导引作用。[6]中国大学城建设的生存理念错位主要表现为人本主义的偏离和工具主义的扩张。
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的发展，然而，中国大学城建设出现了片面追求华丽的高楼、宽阔舒适的环境等现象，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出现了“以物为本”的不正常现象。或许我们可以从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创建中得到一点启示。1876年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有了一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代表德国大学形式的高等学府。[7]其首任校长吉尔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欢将霍布金斯的钱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他说：“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应取决于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8]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在早期没有建设校园的措施，甚至没有足球场和篮球场，然而却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设备，学校看上去更像一所工厂或大的商店而不是大学。
工具主义是相对于理性主义的一种重要的大学理念，二者都曾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理性主义的大学理念强调大学对于个体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价值意义，强调“大学的理想”，追求大学的终极意义，是大学理想化的表现。而工具主义的大学理念强调大学贴近社会，利用自身力量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意义，强调“大学的功用”，追求大学的现实意义，是大学世俗化的表现。
工具主义理念在大学城建设和发展中的扩张，其结果必然导致功利主义，把大学简单视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工具，是对教育外部规律的过分强调。然而，正如潘懋元教授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外部规律，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而人的培养必须遵循教育的内部规律。教育内部规律要受教育外部规律制约，但教育外部规律必须通过教育内部规律才能实现。[9]因此，我们既不能只强调教育的内部规律，就“教育谈教育”，关门办学；也不能只强调教育的外部规律，以市场经济规律来代替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必须做到二者的统一。正如阿什比所说：“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不然就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大学既不能远离社会，也不能完全消融在社会之中，大学应当和外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10]
二、中国大学城建设价值修复的建议
中国大学城建设的价值错位，已经或正在影响着中国大学城的健康发展，若不及时修复，将严重背离大学城建设的初衷，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因此，修理和回复大学城建设的价值取向，还归其本来面目，实乃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大学城建设中的价值错位进行修复：
（一）进行科学规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大学城的建设，首先应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进行科学规划是大学城建设的首要前提。规划的内容、期限以及实施方面必须以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为前提，集思广益，多方求证，科学决策。
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用地规划、融资规划、管理规划以及学科规划等方面。在用地规划方面，履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尽量不占用耕地、不破坏生态环境，合理定位，不盲目趋大。在融资方面，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融资后遗症”。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投入，各大学城及入住高校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广开融资渠道，强调高效实用，努力实现资金的动态平衡。在管理规划方面，国家教育部、建设部等有关部门有必要制定全国大学城建设指导标准，对建设的基本条件、基本原则作出规定，各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大学城的管理力量，完善管理机制，各入住高校应在大学城有关管理机构的协调和服务中，加强管理创新，实现自主的可持续发展。在学科规划方面，大学城建设要求学校规划尤其是学科发展规划先于校园设计，大学规划首先是学科建设规划，其次才是校园规划，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中国大学城建设一般规划期限在5～10年，这些规划作为短期规划是可行的，但考虑到教育的迟效性和大学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逐步制订10年以上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规划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有必要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大学城的实施规划作出动态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必须慎重。
一言以蔽之，通过进行科学的规划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大学城建设规划成功的重要标志。
（二）完善发展模式，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大学城建设属于“主动构建”模式，并且在全国也出现了五种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大学城建设在摸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大学城的发展作深入的研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高等教育的真正需要，进一步完善大学城发展模式，在大学城的建设中，做到“三个坚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全国性的大学城宏观调控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指导、监督和协调作用；坚持多方筹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吸收国外企业、组织或个人投资兴办大学城；坚持大学城中大学是主体，淡化商业气息，增强教育属性。
总之，中国大学城应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大学为主体，多方筹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特区”。
（三）恪守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教育规律
中国大学城建设应尽快走出盲目追求“地之大、楼之高”的商业怪圈，恪守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教育规律。
大学城建设要体现人性化，要有利于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要从满足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出发，对城市内部的功能分区、设施布局、建设规划乃至建筑风格等方面作出整体的设计和安排。
大学城的建设要遵循教育规律，时刻铭记：大学城的形象在于文化特色，大学城的品牌在于学术个性。大学城不是娱乐城、不是商业城，更不是围城。大学城既要为社会服务，具有功利性，又要引领社会发展，不丧失其理性和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