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不愧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中流砥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在一些论著中出现过两种偏向。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因此相当一段时间里，避而不谈国民党及其正面战场的作用。近几年来，在大力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不少论著和电影等文艺作品，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决定性贡献却很少论及。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偏向都必须纠正。正确的论断还是毛泽东说得对。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曾经深刻指出，总结北伐战争以来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一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中流砥柱作用表现在哪里？主要反映在政治、军事、思想、组织等四个方面的保证上。
一、倡导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政治保证
单独以反对外国侵略者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这种抗日战争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领土狭小，资源贫乏，向外扩张的欲望特别强烈。早在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建立联合统治以后，就提出以“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走上了一条依靠武力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迅速形成了吞并朝鲜、灭亡中国、征服东南亚、称霸太平洋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为了实现南攻南洋群岛，北占西伯利亚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决定先打中国。通过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总的看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前实行的是“蚕食”政策，先东北，后察（哈尔）绥（远），再华北，逐步侵占全中国；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已经转为“鲸吞”政策，妄图一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并进而获得广大人民的解放。因此，抗日战争就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②。
但是，为什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没有立即进入抗日战争阶段，而是到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后才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局面呢？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有个形成过程；二是全国人民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也有个斗争过程；三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样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转变过程。实践证明，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怎样才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结束十年内战的尖锐对立状态，重新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当时，国民党内存在三种势力：一是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二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三是地方实力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争取同以蒋介石为首领的那一部分结成统一战线。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掌握着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控制着国民党的党、政、军、经大权。只有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才能最终结束内战，推动二百万国民党军队由剿共转向抗日，也才能得到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并且形成对汪精卫集团的牵制，使它不能很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政策，由最初的“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再发展到“联蒋抗日”，是完全必要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成为能够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必要前提。
然而，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不能保证抗日战争实现人民胜利的结局。这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三个明显的特点和缺陷。(1)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性。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从农民到地主，从无产阶级到亲英美派的买办资产阶级，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以及哥老会、青红帮，所有主张抗日的政治力量都包括在内。由于统一战线内部成员十分庞杂，原来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就不可避免地继续发生尖锐复杂的斗争，并影响到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前途。(2)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党并存着两支军队和两个政权。这种情况，一方面增强了合作抗日的力量，另一方面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军事联合统帅部。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凭借其当权地位和实力优势，力图限制、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3)统一战线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遇有重大问题只能采取临时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而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又总是企图剥夺其他党派的平等权利。
针对上述情况，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及时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鉴于党内外存在着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严重情况，又强调指出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乃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所谓独立自主原则，决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独立行动，而是既要尽力维护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又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及自主权，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可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质，在于实现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争取人民胜利结局的基本保证。
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必须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规定了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互关系的原则：“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③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共同抗日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三者关系的基本准则。会议批判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重申“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还规定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斩时不斩不奏”等策略原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将政策的重心从对外转向对内，从抗日转向反攻。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整套反共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决定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由一般的反共摩擦发展到大规模地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仅1939年发生的反共摩擦事件就有3500多次，使用兵力共计190万人。在同国民党挑起的严重反共事件作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内又出现了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倾向。对此，中共中央在1940年多次发出指示，尤其是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以及为中央起草的《论政策》的指示，科学地分析时局的特点，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趋向虽然严重，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投降反共的政治压力下，顽固派还不敢立即退出抗日阵线。因此，要争取时局好转，必须对国民党继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地表现为：一是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积极倡导和坚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及其影响下的地主资产阶级，在相当程度上不能不跟着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办事，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二是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在民族矛盾为主的情况下，对蒋介石暂时停止“杀头”政策，转而采取“洗脸”政策，即暂时不打倒他，而是在团结他一道抗日的同时，不断揭露和批评他的反共妥协倾向，并且在军事上及时制止反共摩擦事件，这样就使蒋介石集团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从而避免了全国性的内战，以长期合作支持了长期抗战，使中国的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
二、解放区战场的作用日益突出是坚持抗战的军事保证
首先，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抗日根据地拖住了日本侵略者的后腿。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协商确定，由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担负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任务。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民党抗日虽然是被迫的，但表现还算比较努力，正面战场充当了对日抗战的主战场。曾经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组织的淞沪战役坚持了三个月；10月在八路军配合下组织的忻口战役，激战了320多天；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消灭日军近万人；5月和10月又进行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这一系列的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猖狂气焰，也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国民党当权者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造成政府、军队与广大人民的严重脱节，军队内部官兵对立，派系矛盾重重，以及实行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就使得100多万军队竟抵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从华北、华东、中原一直退到西南一隅，断送了大片国土和一大批大中城市。
与此相反，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正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方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陕北主力红军于1937年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从侧翼打击敌人。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敌一千多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并且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为组织忻口战役赢得了准备时间。10月18日，一二○师在晋西北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切断了敌人进攻太原的交通线。10月19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焚毁敌机24架。此外，八路军在晋北、晋东的积极作战，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敌军，使敌人的运输补给发生很大困难，从而削弱了敌军的进攻力量，对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的作战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11月8日太原沦陷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南溃退。从此，华北战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防御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日军手中夺回被国民党丧失的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这同时，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也于1937年10月编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经过8个月的艰苦战斗，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也东进到了皖北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
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敌后解放区战场与日军作战1600多次，歼灭日伪军5.4万多人，牵制日军40多万人；八路军由3万多人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由1万人发展到2.5万人，开辟了拥有5000多万人口、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十多块抗日根据地，遍布于华北、华中、华南的9个省。解放区战场的开辟，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对敌斗争的前线，对于支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促成相持阶段的到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在战略相持阶段，解放区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日本侵略者觉察到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因此，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将侵华的主要兵力转移到对付敌后解放区上来，妄图迅速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以此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蒋介石集团也发生严重动摇。在长达6年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民党一方面没有停止对日作战，但往往只是被动应付日军的进攻，其结果败多胜少；另一方面却散布“曲线救国”的谬论，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据1941年到1943年统计，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党政要员共62人（其中副总裁、中央执监委员和中央侯补执监委员达20人），高级将领共67人，军队达50万人，占全部伪军的62%。
1939年至1940年，日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广泛开展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很大战果。例如晋察冀边区，先是击毙日军少将清水，开创了游击队打死敌军将级军官的先例，后又击毙阿部规秀中将，使得敌人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40年下半年发动的“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多月，战线长达5000多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790人，俘虏日军281人和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以及车站、桥梁、隧道、涵洞260多处，使正太铁路和平汉铁路停运一个多月，并且摧毁敌人的大量碉堡和据点，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华中地区，在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下，在淮南、淮中、苏南、苏北、苏中、皖中、鄂豫皖、豫皖苏、皖东北等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1亿。在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上，人民军队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共毙伤俘日伪军40万人，收复县城150座。至此，抗日战争真正成为全国范围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从1941年至1943年秋，是解放区战场最困难的阶段。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实行了“以战养战”的方针，集中侵华日军的64%和几乎全部伪军，对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妄图彻底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出动大批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包围。再加上，华北地区连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以致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2年的30多万人，新四军由13.5万人减为11万人，解放区人口也从1亿人下降到5000万人。为了战胜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困难，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并实行了以开展整风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十大政策”。解放区军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武工队等作战形式，用简陋的武器开展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从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人民军队共作战422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4万人，保存了根据地的抗日力量，同时也是继续支持了国民党战场的抗日斗争。由此可见，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相持。
再次，在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区战场成了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从1944年至1945年8月，国民党军队虽然仍有局部抗日的一面，但主要是起了危害人民的作用。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中国到东南亚国家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日军新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湖南衡阳抵抗一个多月以外，别的地方均接连失败。短短八个月中，日军迅速占领了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国民党在这次战役中，损兵50多万人，丢失4个省会、104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使6000万同胞遭到日本的蹂躏。其至由于日军逼近陪都重庆，国民党一度准备迁都西康。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的第二次大溃败。
与国民党相反，从1944年春天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解放区军民普遍开展了局部反攻。尤其是乘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从解放区战场收缩兵力之机，人民军队立即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打到敌占区去。这一年中，一共对敌作战2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多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收复县城16座，攻克据点5000多人，新解放8万多平方公里国土和1200万人口。1945年，又在春季攻势中摧毁敌人据点1000多个，解放许多县城和集镇，大大缩小了敌占区。到同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有91万正规军，骨干民兵也发展到220万人，已建立起19个解放区，面积共95.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550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海岸线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至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⑤，解放区已经“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⑥。不久，又发动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切断和摧毁几十条敌人的重要交通线，打通了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朱德总司令也下达了全面反攻的命令。于是，解放区各路大军冲破蒋介石的反动禁令及其同日伪军合流造成的阻力，向敌军展开了更加勇猛的进攻，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总起来看，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战场对敌作战4.1万多次，共计消灭日伪军85.7万人；解放区战场对敌作战12.5万多次，共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军事上也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思想保证
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歧，导源于两种不同的理论指导。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就坚持“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反动主张。尤其是1938年冬季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军事反共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宣传机构和御用文人，继续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口号，蓄意抹煞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胡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叫嚣共产主义应该“收起”，共产党应该“取消”，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制造舆论。处在中间状态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又对共产党的主张抱有疑虑，幻想另找一条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向何处去？是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前途和中国命运的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地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保证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尤其是毛泽东的贡献最为杰出。他在1939年冬至1940年1月，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1、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时代特征来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从此，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就不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允许，相反却必然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是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而是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基于上述主客观条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中国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⑦这个概括，科学地阐明了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总原则，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总方针。即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队伍是人民大众，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爱国进步力量；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其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它的政治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它们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在政治上的妥协性，既不愿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又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虽有参加革命的要求，却无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能力。相反，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足以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
3、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毛泽东反复指出，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第二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企图在两个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或者把两个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说明，要能够顺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关键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养成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并解决社会矛盾，努力争取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
4、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它的政权构成形式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既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顽固派梦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就只能“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一是实行“节制资本”，即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使之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国营经济，但仍然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和发展；二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即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但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要发展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上述三大纲领，由于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因此就整个情况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
5、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在系统地总结党领导民主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其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武器，共产党的组织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馅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好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他还进一步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强调说明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长期占据中国的中心城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⑧
总之，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加以充分展开和深刻论证，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核心是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战略阶段，必须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才能取得胜利。这样，就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澄清了党内外在革命性质和前途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统一了党的政策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因此，从思想理论指导上来看，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同样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奠定了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结局的组织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始终存在着两个前途的斗争。能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实现人民胜利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实施正确的领导。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始终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特别是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完成肩负的历史任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都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转折关头。从有利因素来看，意大利法西斯已于一年前被打垮，德国法西斯已面临彻底覆灭的困境，抗日战争也已转入局部反攻。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条件比以往更加具备了。但是，也存在不利的因素。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1943年3月，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篡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这本书的出版，是国民党阴谋发动反共内战的舆论准备。然而，它力不从心。不仅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而且政治上反动腐败和经济上巧取豪夺，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彻底改变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为了争取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的结局，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揭露和批判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糟粕推行独裁统治的阴谋，力争实行国内的民主改革。在1944年9月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年11月到1945年1月，国共两党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多次谈判，未能取得成效。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拒绝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声称与共产党的斗争无法妥协。
上述情况表明，是否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已经成为时局发展的中心问题。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发表开幕词，并且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具体步骤，以及各项基本政策，强调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把一切愿意参加抗日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团结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毛泽东之所以用《论联合政府》作为政治报告的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从战略上看，成立联合政府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它击中了国民党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要害，这是争取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结局的必然要求和集中表现。从策略上看，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又完整地体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它不仅易于为中间阶级所接受，而且易于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所接受。自从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后，立即得到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对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要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夺取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的结局，最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党的七大之所以能够作为“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就在于紧紧围绕建立联合政府这个中心议题，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并且进一步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的经验，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和建党路线。
党的七大讨论通过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当前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中，“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讲的是奋斗目标，中心思想是要把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双重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抗日战争引向全国范围内实现人民胜利的结局。为了实现这个艰巨任务，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⑨所以，“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⑩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11)因此，强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际上是抓住了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结局的关键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讲的是怎样组织革命队伍的问题，这是政治路线的中心环节。重点在于“放手”二字，实际上是把独立自主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强调一定要打破蒋介石集团的限制，不能让他借口“统一”搞独裁，只有把立足点放在壮大人民力量的基础上，才有希望取得抗战胜利，并且争取光明的前途。“在我党的领导下”。讲的是要实现革命目标，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根本保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与此同时，“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正式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并且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党的七大还以“团结的大会”载入史册。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以“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作为指导方针，经过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使大会通过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都能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达到更加完善、丰富和正确。大会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既有久经考验、深孚众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构成领导核心，又有广泛的代表性，因而使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夺取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的结局，进一步提供了组织保证。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8-999页；第415页；第504、505页；第940、946页；第610页；第598页；第967-968、967、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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