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回应时代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新理性的界定
人类是智慧的动物，对于理性的追求和探讨是她的天然本性。这样，在其发展历史上就会不断地有新理性被发现；由此，不同时期的新理性也就具有不同的内涵。本文所谓新理性，在否定和扬弃方向上，针对的是在此之前的传统理性（包括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两种）和活跃于20世纪的非理性、反理性；在肯定方向上，是指当今学者面向时代现实应对人类危机积极的创造性的的理论思考与建构。与一般的学术创新不同，它把思考的目标集中于人（个人、民族、人类）的终极关怀，探寻着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体现着学术与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从反思的角度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向人类发出警告的世纪。这个警告是：盲目的发展主义（将科技、经济的发展视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的）是人类的公害！这样的发展主义有如发疯的怪物，在大地之上，人类之间，狂奔不息，恣意横行。所到之处，林毁山破，自然遭受侵害；唯财唯利，道德严重滑坡；信仰崩溃，精神陷入危机。它的肆虐，使世界剧烈动荡，灵魂倍受煎熬，留给人们太多太重的问题与思考，以至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是带着深深的危机和不安走进21世纪的。
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存危机，一个是精神危机。所谓生存危机，主要不是指许多国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样的群落性生存危机，也不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资本全球化冲击下产生的民族性生存危机，而是指面对生态环境的结构性破坏和巨能杀人武器的严重威胁，以及某些高新科技（如“克隆”技术、智能机器、电子炸弹等）无节制发展可能引起的难以预测的社会混乱，全人类所日益急迫地感受到的将要失去共同家园（绿色地球、社会稳定）的整体性生存危机。所谓精神危机，是指在百年无法遏制的现实演变中，人类普遍感到信仰的无力和自己的无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和瓜分殖民地竟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内讧、破裂和蜕变，当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依然艰难；穷则思变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走出内乱、动荡、落后的境地——以及由此引发的灵魂深处的迷茫、痛苦，以致对理想、道德、形上追求的失望乃至放弃。两者共同的根源是对现代科技主义的盲目崇拜，结果科学技术被神化，获得无限度的发展。而任何新科技的存在，都是以新能量的聚集为前提的，科技越发展，技术含量越高，其所聚能量也就越大；这种能量的聚集又以释放为目的，无限制的聚集，必然要求无限制的释放。这样，科技就不再仅仅是人类手中的一个简单的工具，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体”（人机共同体），如果不加限制，它必将反过来对人施加影响，进行控制（现在已经见到端倪）。高科技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两项严峻后果，这就是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和人性及社会和谐的破坏——最终动摇着人类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
就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对这种危机的感受相对要早一些。他们最先发现的是精神的危机。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经济发展引来人类大规模互相残杀以及日益严重的人的“异化”的现实，使思想界的先知敏锐地觉察到，自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信仰的启蒙理性，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已经破产。尼采首先喊出“上帝死了”！追求社会和人性完美的理想破灭之后，人们便躲进内心的自我，体验精神的孤独与痛苦。大量现代主义作品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和精神心理的文学表现。进一步，当发现人的异化和心灵危机难于治愈的时候，人们便由失望转向绝望，不再希冀什么终极关怀，而把关注的重心倾注到当下现实上，躲避崇高，疏远意义，追求即时享乐，平面生活。倚重于这样的社会心理，后现代艺术应运而生。至此，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人死了”（弗洛姆），作者也“死了”（罗兰·巴特）！然而，尽管如此，科技（经济）的发展却并没有因之而作出合理的调整，相反，它正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态势不断向前突进。它的巨大能量，逼使它向世界、地球乃至宇宙的深处扩张。结果不能不加剧人类与地球、宇宙的紧张，并且招致地球、宇宙的报复，造成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这一点，到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受到人们日益严重的关切。
当今世界，一面是经济（科技）的巨大发展（全球化，并且伸向宇宙），一面是人类危机（精神危机、生存危机）的日益严峻。发展与危机同步增长，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悖论存在。对此，西方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无不极度焦虑与关注，殚精竭虑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以期挽救人类于危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的盲目发展主义及其消极后果展开反思和批判。就主要倾向而言，大体有两个方向：其一，非理性主义；其二，新理性主义。由于问题是从对传统理性的失望开始的，所以，最先出现的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作为对于历史和现实理性反思的一种结果，其实它并不是截然非理性的，严格地讲，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一种特殊形态。非理性主义理论家，是在看穿理性名义掩盖下惊心的欺骗事实，从而对“真实的知识感到绝望”之后，从另一方向（层面）对社会人生的洞穿。如卡缪所说，他们“都奋力切断理性的康庄大道，重新发现真理的正确道路”。（注：《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版，第327页。）于是有了尼采、叔本华的“意志论”，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卡缪的“荒诞”哲学以及存在主义等等。非理性主义在西方世界持续影响了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这些理论虽然对人的主观内在（精神心理）方面有了开拓性的探讨，但往往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心理。卡缪觉得，世界本身是“不可理喻”的，“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因为“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西绪福斯神话》）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正朝着“绝对技术国家”方向发展，而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控制不了的东西。他感叹道：“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答《明镜》报记者问）由此看来，非理性主义无法引领人们摆脱精神的痛苦。但是人类还要生存下去，他们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理性光照。这样，理性主义就成为一种普遍而紧迫的精神期待；当然，它不会再是原封照搬的传统理性，而是面对现实注入新质的新理性。
西方思想界早期呼唤新理性富有影响的人物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他在20世纪中期完成了重新肯定理性的巨著《真理与方法》之后，1968年，在第14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发表《论理性的力量》，认为20世纪“正经历着第三次启蒙”，直接发出对新理性的呼唤。1982年，他又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宽容对话会上指出，新启蒙“是在一种强大的尺度变化了意义上发生作用的”，它将“挟带我们涌向一种合理结构的社会世界组织”。（《1782-1982年的宽容思想》）他立足脚下的现实，以新的理性目光审视历史和传统，力图对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给出寻根溯源的探究，提出“实践哲学”，成为现代解释学的主要代表。20世纪后期，随着人类危机感的日益加深，寻求应对危机的理性探讨受到更多思想理论家的重视。这种探讨包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和对新理性的建构两个方向。在反思方向上，有的指出，由于经济科技的畸形发展，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它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未来的世纪，倘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注：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863页。）；有的指出全球化将对民主和繁荣形成冲击，是一个“陷阱”（注：汉斯－彼得·马丁：《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指出，“一个世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躁狂逻辑”（注：威廉·格来德：《一个世界，乐意与否：全球资本主义的躁狂逻辑》，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7年版。）；有的发出“增长的极限的”警报，呼唤“零增长”（注：麦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有的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最深层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而其核心则是“精神危机”，因之“现代世界”应当“终结”（注：乔·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3页。）。在新理性建构方向上，也有多种探讨：马斯洛从心理学进入，他的“第三思潮”理论，把人性的形成与完善，同社会环境结合考察，提出“美好心灵社会”的理想模式，试图为人类提供“普遍世界观的一个方面，一种新的人生哲学，一种新的人的概念，一个新的工作世纪的开端”。同时，他还期盼着能够建构“更高级的”第四种心理学，“即超越个人的、超越人的、以宇宙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的需要和兴趣为中心，超出人性、同一性、自我实现的那种心理学”（《存在心理学探索》，6页），以更好地造福人类。二战以来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达·詹姆逊在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后期资本主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新见，创立了“后现代主义”及“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概念，为认识当今世界社会与文化的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哈贝马斯，从社会政治角度，由胡塞尔“主体间性”出发，吸收新进化论、结构主义及皮亚杰发生学的相关成果，形成独特的“进化的社会交往理论”，意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号召“要创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过去的……只有创造一种既普遍又特殊的新文化，才能克服文化主义霸权。这样一种文化必须从现在的社会的成分中锻冶出来，因为任何其它选择都不免把异化重新引入文化进程中”。他的反思，不仅针对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指出“超越或重新思考过去的社会主义也是重要的，因为在其与资本主义所共同具有发展主义这一前提下，它们已不足以正视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发展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根本的问题，而并未表明是一种解决方法。”（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221页。）美国大卫·雷·格里芬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突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品格，强调“创造性”是人性的“基本方面”，由“本体论的平等”观而鼓励思维的多元性，进而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强调人与人及他物之间内在的“构成性”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论”，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格里芬认为，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的灾难性方法。他并且对“和平和后现代范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注：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996年，E·拉兹洛发起成立了布达佩斯俱乐部，专门致力于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济世良方。在2000年发表的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年：挑战与前景〉〉中，他们不仅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危机的表现和原因，而且从不同的层面（个人、企业、政府、社会等）提出新的“诫命”，主张人类必须从“根”上进行“意识革命”。针对新的危机现实进行建设性理论探索的理论家还有不少，有的针对“增长极限”的危机，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该理论在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百国政府首脑大会上正式提出）；有的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预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提出人类应树立从非再生能源向再生能源转变的“新的世界观”（杰·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等。这些探讨虽然各自提出的角度、方向、价值不同，也都有自己的缺陷与不足，但无可否认，都是面对现实的积极严肃的理性思考，是20世纪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学者的探讨
中国学者对新理性的探讨，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同时起步的。20年来，大体经历了酝酿期（80年代前期）、问题凸现前期（80年代中后期）、深入探讨期（90年代以来）三个阶段。在酝酿期，由于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发动，从思想和现实两个方面为理论的新变革准备了前提条件。到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新现实（新经济力量的生成，以及由此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风气的变化，思想及价值观念的裂变等）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包括知识分子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理性的探讨便急迫地提上了研究的日程。那一时期，西方各种新的理论思潮的引进与实验，新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的倡导，新的理论方向的开拓，在积极的意义上，都同这个目标息息相关。遗憾的是，这种探讨后来被中断了。进入90年代，这一研究的主力出现了分流，有的改变方向，有的出国谋生，但探究并未停止。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之后，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开始进入更为深广的层面。这些探讨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及其它诸多文化领域，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哲学上对实践哲学、社会哲学、生存哲学、文化哲学、人学等的探讨，政治学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法制、人权及党建理论的探讨，经济学上对市场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探讨，其它文化领域对新意识形态、文化学、生态学理论的探讨，等等。这里仅就文学理论领域的情况简评如后。
就个人阅读所见，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对新理性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四种思路：
整体建构思路——以钱中文为代表。这一思路意在对“新理性精神”给出总体性阐释。论者认为，倡导新理性精神，是今日“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守护与充实人的精神家园”的需要，因而也是时代的需要。这种新理性有三项基本内涵：现代性、人文精神、对话精神。我以为，这三项不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且本身构成一个富有内在生机的完整系统：现代性体现着人类与时俱进的精神指向，人文精神凝聚了现实需求的思想精要，对话精神则显示出先进的思维特征。三者既有历史纬度，又有现实纬度，也有方法（思维）纬度，以现实为中心，多向互动，相激相荡，形成独具的生机活力。论者对“现代性”有自己的界说，他没有从时间上加以限定，而是将之视为“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也“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这样，现代性就显示为一种开放的“未竟”的理想进程，它与人类的积极本质相联系，引导和规约着理性探讨的前进方向，并使之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人文精神是他从现实的精神危机中提炼出的新理性建设的思想重心与主题，要寻找和回答的是当今人类的精神家园何在，以及如何重建精神家园的问题。对话精神则是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集中与概括，其完整表述是：“确立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作者对国际国内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认真汲取和痛苦反思的结晶。它为在新理性探讨中防止重蹈历史的覆辙，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保证。这样的思路无疑蕴涵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大有深入的余地”。作者缘此思路对新理性精神，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宏观富有见地的探讨与论述，有关文章结集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注：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题目，既集中了他以往的思考，也寄托着未来的追求。目前，他正被这一课题深深吸引，只是感到“有点光阴紧迫”。我们期盼着他的新成果。
新意识形态思路——以许明为代表。还在80年代中期，在那个精神裂变、理论失语、道德失范初起的年代，他已于极度的精神痛苦中深深意识到进行新的理论创建的历史责任。发表于1988年的《一个失重的理论家与多元论者的对话》即是证明。同年发表的《轻拂那新理性的风》，明确地提出思考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从此走上探寻“新理性”的不归路。他对“新理性”的界定是：“它是一种在新的高度，对中国传统、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综合，是对当代中国的现实的生活进程的一种深层开掘”；“是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生存需要和精神发展的支柱”。（《新理性：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他认为，倘若这个理论“支柱”不解决，人们便无法走出精神危机。为了有效地建构新理性，十余年来，他从多方面进行了理论准备：1，重读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起源与成熟》(1999)出版；2，探源传统文化，有11卷本《中国审美风尚史》（主编，2001）问世；3，关注社会现实，有《中国问题报告丛书》（主编，1997-1998）发行。与此同时，发表众多富有针对性论文，结集为《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和《新意识形态批评》（注：许明：《轻拂那新理性的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人文理性的展望》，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意识形态批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三本文集。在《回应当下性》一文中，他从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时代现实出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即新意识形态批评）提出八项基本内容：在建立新的文化理想时，要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继承性和前瞻性；突出批判锋芒，在此基础上，要更加重视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认同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要凸现一种精神力量和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人的最高的尊重；理论外延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内容；要关注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继续展开对封建文化的清理和批判，这是一项独特而重大的历史性责任；要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命脉中汲取有益成果；要将批评的对象扩大至任何作品，在繁复的文学现象中寻求历史真实并引导人类理性的健全发展。可以说，他的有关论文都是从不同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探讨与回答。他明白问题的艰难，甚至难以承受，但又深感这是一项无法抗拒的神圣责任，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可为”。于是，在新世纪之初，他大声向世人宣布：“破除一切迷信，走自己的路！”（注：许明：《反抗宿命》，《文论报》2001年6月1日）
文学文化学思路——以童庆炳、畅广元为代表。这一思路是对西方学界“文化学转向”的新经验积极吸收、改造的结果。与西方学者依托新的历史观着重于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化阐释不同，它是面对中国当前文化建设需要的。正如童庆炳所强调的，它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现实性品格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童将自己的思考定名为“文化诗学”，主要文章有两篇：《文化诗学是可能的》和《植跟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注：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植跟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他认为：人与符号与文化是三为一体的。文学艺术是人类的深层文化，它与人生的意义和精神追求尤其是审美理想的追求密切相关。从文化角度看，文学应该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叩问人的生存的意义，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感情，沟通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憧憬人类的未来，也就是要体现出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而强调这一点，将文学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结合起来，不仅有益于推进今日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建构一种既能揭示中国文学艺术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诗学”范式。相信对这一理论会有更为深入的阐释和运用。畅广元主编的《文学文化学》（注：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虽是作为教材编写的，但体现着对于文学本质的新的理性思考。他把文学置于文化结构的整体网络中考察，认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它凝集着一种特定的价值意向，而文学的根基和内容就牢固地植根于文化的精神领域之中。从文化学的观念看文学，首先应强调的正是这种特殊的人文立场与态度。同时，文学文化学还特别崇尚一种开放性与实践性的品格：前者要求文学理论关注文学世界中富于生成性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解析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含量，寻找和发现有利于当代人生存的文化智慧和文明因子；后者突出文学理论应该面向人类的生活与生存实践以及文明进程，并与之携手并进。进而，由此提出文学的文化建设功能，指出“建立适应人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秩序是文学活动的根本价值”。文化学思路，从人的文化本性和精神提升立论，为文艺学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文艺生态学思路——以曾永成、鲁枢元为代表。面对人文和社会的危机，曾永庆历时六载，完成了他的“文艺生态学引论”之作：《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该书从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理论出发，把人视为宇宙和世界的“生态生成物”，形成“人本生态观”；这种生态观“把人类生活的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环境，视为一个网络状的生态场，其广袤度趋向整个宇宙”。以此为指导，由文艺与人类及世界的生态关联入手，探讨文艺生态学的理论建构，试图从人性的更深层次寻求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统一整合之路。著者认为，文艺及其活动是人类肯定和表征自我本质的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必须的一种自我生态调节，据此确立起文艺“生态本性”的核心概念。由这一本性出发，推出文艺生态场、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以及“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等独特的范畴和概念系统。为了突出现实感，还就文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强调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深入开掘自然生态的精神信息和审美资源，对于人类具有生态文明特征的生命精神，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的人性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生态优化必须加强其批判功能，张显人性的生成目标，促成生命享受和人性生成的和谐统一。鲁枢元也提出“文艺生态学”的设想。他认为，人类在科学主义下走向歧途之后，面临着“回归”的新选择。现在需要高扬真正的艺术精神，凭着这种精神，艺术在救治自身的同时将救治世界，在完善世界的同时将完善自身——那将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其具体思路是：“精神—生态—文学和艺术”。他强调，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存在着“统一的宇宙精神”，这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演进运行都必须服从于它，这样才能保持和谐有序的生态环境。拿这个观点看人类社会，人类虽然是地球生物圈内进化阶梯上提升得最高的生物，但她在精神和行为上偏离了“统一的宇宙精神”，因而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这种灾难的解救，要求人类对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这等于一场世界观的革命。由此进入艺术。他指出，诗与艺术是扎根于自然的土壤之内、开花于精神天空之中的植物，真正的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生态文艺批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它更看重文学艺术的丰富内涵，因而志在“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为了实现人类“诗意的生存”，必须提倡“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放弃寻觅”的奋斗精神。（注：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文学艺术批评的生态学视野》，《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生态学思路，将人的本性从“文化”引向“生态”，赋予文艺学以新的理论生机。
上述探讨共同的特征是：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感。它们都直接面对今日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及精神心理的现实困境，由这里提出问题，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展开积极的理论探索，寻求新理性的建设，显示着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的特征。二，突出的创新意识。由于问题是中国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思想资料上虽有不同程度的国外资源（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有关论述）可资借鉴，但都无法直接搬用，这就决定了需要如许明所说：“破除一切迷信，走自己的路”！论者必须独立地面对问题，进行创造性研究，以寻求尽可能科学的解答。三，积极的批判精神。新理性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它要从现实中发现和提升接通未来的事物（思想），并从中凝聚和提炼出富有生命力的新理论，同时以这种理论反观现实，对那些消极有害的事物（思想）展开有效的批判，在合理的解构中，重新树立起审美的、道德的、理想的，也即人文理性的旗帜。四，开放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它们一面坚定地立足于中国和民族的现实，一面广涉世界和人类的需求，又将人类置于自然整体的大网络之中，在“人—民族—人类—自然”生克相济、多元互补的动态系统中，思考人类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之路。这种新追求、新视界、新思维，使其理论指向，既富中国特性，又与人类相通，兼具着世界的意义。当然，这些探讨尚处在起步阶段，大多还只是一种理论构想和初步的论述，要达到成熟的理论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推进对新理性主义的研究
在科学演进中，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侧重于纯学术性，严格从学科内在轨迹中寻找前进的契机；一种侧重于思想性，努力从学科发展内在需求与社会现实召唤的结合部确立理论的生长点，从而使学科建设成为社会进步和人性完满的推动力量。两者各有各的价值；后者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更其需要，新理性的探讨即属此类。
在我看来，20世纪，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世界大战、生态破坏、精神危机等）和社会主义的挫折与蜕变之后，人类正普遍渴望着新理性的建设——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迷茫和颓废中自我毁灭！以宏观而论，由于世界正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新理性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的内涵（对科技理性的反思与矫正，对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批判与扬弃，对传统人文理性的突破与转化，对天人合一、生态和谐的期盼等）；但微观考察，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又因具体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状况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侧重与要求，尤其文化、文学领域更是如此。我们国家对新理性的特殊需求，根源于我们所追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国情；换言之，中国学者探讨新理性，必须从这一特殊国情出发，并使之与实践相契合。这样的新理性，不仅是今日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民族复兴的迫切需要。既然有如此现实的“迫切需要”，我以为这种研究有必要加以充实、加强和拓展。首先要求现正“在岗”的人员坚守岗位，不断将理论触角引向深入，争取拿出扎扎实实的成果；同时还要积极“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拓展，是指将新理性探究推向具体的文本批评，乃至相应的作家队伍，形成“理论—批评—创作”联通互动的生态机制，以更有效地释放能量，发挥影响力，推进民族精神的重建。在这里，我提议，志同道合者加强协调，在实践中创建“新理性主义”学派。美国耶鲁大学的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和J·希利斯·米勒4人可以掀起解构主义的“批评狂飙”，我们的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