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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6-0077-11
《史记·楚世家》一直以来是楚国史研究的主要材料，叙述楚国兴亡的时间跨度从古史传说时代、西周、春秋一直到秦统一时的楚王负刍，基本上属于事件史范畴。司马迁在叙述楚王世系时没有提及材料来源，然据学者注疏，主要根据《世本》。但此书后来散亡，虽经王谟、秦家谟、张澍等人并力搜集，所得不能十一，其中楚史资料寥寥几条，亦出自《楚世家》，自然也就不能印证《史记·楚世家》记载之真确性与否。《史记·楚世家》主要叙述楚先公、先王共51位，以楚武王称王（前704年）为界，前此称为“先公”时期，后此为“先王”。其中属于古史传说的有8位，“楚公”或“荆王”时期(相当于西周)20位。相对来说，春秋楚史保存于《左传》、《国语》中，资料相对丰富。而西周时楚国先公史料除《楚世家》850余字外，《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灭亡前关于“荆子熊严”及其“四子”的史实材料，清秦家谟据《世本》《史记·楚世家》及《国语》韦昭注整理楚先公系列①，发明不多。已故楚学翘楚张正明先生《楚史》广搜群籍，结合出土文献与实地考察，多有发明。然其书成较早，尚未及见新出土文献。本文主要根据出土竹帛资料，如《包山楚墓》楚简、《新蔡葛陵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的《楚居》等篇，结合青铜器铭文，补充丰富楚国先史，并顺便解决与楚国先史有关的文学问题。因简帛及铭文或为古今字，或为异体字，学者多已确解，本文为行文方便，尽量采用现代字。
一、“三楚先”与楚史的传说时代
《史记·楚世家》首先叙述了楚国的传说史，即颛顼——称——卷章——重黎——吴回——陆终——季连——附沮——穴熊，共九位，构成了楚史的传说时代：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
颛顼为楚先的观念也见于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高阳”为颛顼名号，亦见于楚简《武王践祚》。在《左传》《国语》《山海经》中多见，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兼上帝与人王，其事迹多带有宗教色彩而羌无故实”②。《大戴礼记·帝系》云：“颛顼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山海经·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无“称”之名。至于“卷章”，《史记集解》引谯周云：“老僮即卷章。”“老僮”在楚国祖先传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世本·帝系篇》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产重及黎。”与《戴记》不同。重、黎受颛顼之命“绝地天通”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蔡墨论社稷五祀，云：“少昊氏之叔曰重为句芒，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国语·楚语》云：“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左传》与《国语》记载不同，但两书都以“重黎”为“重”及“黎”二人。《史记》则以“重黎”为一人，即“祝融”。③《国语·周语》记载：“有夏之兴也，祖融降于崇山。”“祖融”即“祝融”，“祖”、“祝”上古音近相通。《国语·郑语》中记载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韦昭注：“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也”。据史伯所说：
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娃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娃无后。
“祝融八姓”到西周末年只剩四姓，即妘、曹、斟及芈姓。史伯预言说：“融(指祝融之族)之兴者，其在芈姓乎？”指芈姓之荆楚。“陆终”为祝融之后，与《国语》“祝融八姓”之说相联系的是“陆终六姓”说，《世本》云：“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产六子，孕而不毓三年，启其右胁，六人出焉。”《史记·楚世家》记载“六子”之名姓，云：
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祝融八姓”中，董姓中“鬷夷”、“豢龙”被夏所灭，“秃姓舟人”为周所灭，其他六姓见之于“陆终六姓”中。即“昆吾”、“彭祖”、“会人”、“曹姓”、“参胡”、芈姓季连。“参胡”，《世本》云：“韩是也。”宋忠注：“国名，斟姓，无后。”《国语·郑语》云：“曹姓邹、莒”，《世本》：“曹姓者，邾是也。”“邾”即“邹”，传世青铜器有《邾公釛钟》，铭文有“陆终之孙邾公釛作厥和钟”④，证明曹姓确是陆终苗裔。郭沫若《金文所无考》释为“陆融”，即“祝融”，“祝融八姓”即“陆终六姓”，陆、祝古同幽部，终、融古同冬部。⑤新出《包山楚简》中“祝融”之“融”与此相同，郭说正确。至于“昆吾”为季连之兄，亦见《左传》昭十二年记楚灵王之语：“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祝融八姓”与“陆终六姓”都是可信的，二者的区别如同远祖、近祖之说，都是在同一族源上发展而来。
从文献来看，季连应该是楚国的直系祖先。《史记索隐》引《系本》云：“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也。”宋忠曰：“季连，名也，芈姓，诸楚所出，楚之先也。”《史记·楚世家》：“季连生附沮”，《大戴礼记·帝系》作“付祖”，《世本》(秦家谟辑本)云：“季连产什祖氏”，“什”、“付”在楚系文字中形似而误，而“附”从“付”引申而来。新出土《楚居》共十六支竹简，除其中四支残去三、四字外，基本上完整。从“季连”开始到战国楚悼王共二十三位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可以说是楚国的迁都史。在《楚居》未出之前，有关楚国迁都的材料有限，如《世本·居篇》秦辑本第469页“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昭王徙都”、“襄王居陈”等，而在《楚居》中则有疆郢、湫郢、樊郢等十四“郢”，这些郢都多见于《包山》、《新蔡》诸简。整理者依《世本·居篇》之例，定名《楚居》，是很准确的。《楚居》开始记录了有关季连的古史传说：
[第一简]季连初降于隗山，氐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女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第二简]相，詈胄四方，季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盈(或“嬴”)白(伯)、远中(仲)。毓徜羊(徉)，先处于京宗。穴酓(熊)迟徙于京宗，爰得[第三简]妣列，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肋出，妣列宾于天，巫并赅其肋以楚，氐[第四简]今曰楚人。⑥
“盈白”、“远中”传世载籍未见记载。文献中的“隗山”、“乔山”、“汌水”、“京宗”等地名构成了先楚时代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在《山海经》中有相应记载。“隗山”，据整理者李守奎先生解释：“疑即騩山。”《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云：“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也，颛顼之子。”“老童”为“楚先”之一。《文选·琴赋》：“慕老童于騩隅”，五臣注作“隗”。“乔山”疑即“骄山”，《中山经·中次八经》云：“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毕沅注：“李善注《文选》云：景山之西曰骄山。按《经》云在东北，疑李善注误。”“汌水”之“汌”不见于《说文》，《玉篇·水部》云：“水名也。”“京宗”不见于传世文献，学者们提出了几种考证，亦未得确解。李家浩先生认为，“京宗”即景山，京、景音同相通，为楚族所宗，犹如泰山称为“岱宗”。⑦《中次八经》云：“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郭璞注：“今在南郡界中。”《说文·水部》：“沮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江。”《中次八经》云：“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指南漳水。《说文·水部》：“南漳出南郡临沮。”江、汉、雎、漳为“楚之四望”，但先楚时代，楚人势力未及江汉，主要在荆山、景山、骄山以及沮、漳之间活动。据《楚居》记载，楚族先祖自季连、穴熊一直到熊狂一直居“京宗”，可知“京宗”与“騩山”一样，均为楚族之祖先圣地。
在《史记·楚世家》中，“穴熊”与“鬻熊”为二人，交代得很清楚：
季连生附沮(《帝系》作付祖)，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
《史记》通过“穴熊”结束了楚史的传说时代，以“鬻熊”开始对西周时楚先公史的叙述。可以说，史迁的这种历史叙述具有合理性，但与有关文献相互矛盾。新出楚简或有“穴熊”而无“鬻熊”(如《楚居》)，或有“鬻熊”而无“穴熊”。《新蔡葛陵楚简》甲三188、197云：“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酓(熊)各两牂。”《包山楚墓》(图版186、简217)记载：“举祷楚先老僮、祝融、毓(鬻)酓(熊)各一牂。”⑧又见图版194、简237，云：“举祷楚先老僮、祝融、毓(鬻)熊。”学者考证“毓熊”即“鬻熊”，亦即“穴熊”。⑨据记载，季连为夏代昆吾氏之弟，而穴熊或鬻熊应为西周初年。相传鬻熊曾“子事文王”，司马迁试图弥合由夏至周这一漫长时间空白，于是就在“穴熊”与“鬻熊”之间设置了长时段，“莫能纪其世”。《楚居》的整理者认为“盈白(伯)”、“远中(仲)”与“穴酓”之间隔许多个世代，这种解释应该是合理的。
老僮、祝融、毓(鬻)熊在楚人信仰中被尊为“三楚先”，《新蔡简》乙17云：“夏夕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怿之故，就祷三楚先屯(纯)一痒(牂)。”“三楚先”中，祝融是神话中的火神，“老童”事迹流传较少，穴熊对楚人影响较为直接。首先体现在“熊”是楚国王姓上，《世本八种》秦辑本第422页记载：“熊氏，楚鬻熊之后，以王父字为氏。”“穴熊”之后诸楚先公先王皆姓“熊”，金文及简帛文书写作“酓”。其次，据《楚居》记载，“楚”、“楚人”或“荆”的命名原因，是由于穴熊之妻“妣列”生丽季时难产，剖腹而死，其“宾于天”属于隐晦说法。“巫并赅其肋以楚，氐今曰楚人。”楚，荆也。妣列应来自《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记载的“聂耳之国”，“为人两手聂其耳”，郭璞注云：“言其耳长，行则以手聂持之也。”“聂”即“摄”。“丽季”应即“熊丽”，《史记·楚世家》云：“鬻熊……其子曰熊丽。”但对熊丽降生之事无得而述，《楚居》这一重要记载同时也解决了“楚人”之来历问题。
从以上卜筮祭祷简可见“老僮”、“祝融”、“毓(鬻)熊”等“三楚先”在民间祭祀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之“三后”应指以上“三楚先”，⑩但这几位“楚先”之名未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这一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三后”应为东汉王逸《章句》所谓“禹、汤、文王”，即《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学界普遍存在一种倾向，相信民间祭祀用的卜筮祭祷简胜过传世正史。包山简、新蔡简均为墓主生前“有病乱投医”式的祷病记录，祷病对象除了“楚先”之外，还包括诸如太一、大水、五山、司命、司祸之类神灵。只要在民间宗教里占有一定地位、拥有一定“法力”，无不在祭祷之列，对这部分材料的使用要注意分寸。
二、从穴熊至熊渠——京宗、夷屯时期的楚先公
自“穴熊”以后楚之世系才可得而数。楚公时代的历史应从穴熊开始，《大戴礼记·帝系》云：“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内熊”即《楚居》“穴熊”，楚简“内”、“穴”形近易误。王聘珍注：“九世，谓自内熊以下九世也。渠娄鲧，未详。”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点断为“九世至于渠，娄鲧出自熊渠”，注曰：“娄鲧不详。”“渠娄鲧”为楚方言，即熊渠。顾颉刚曾论《楚、吴、越王之名、号、谥》认为方言无征，“不可详其意义”。(11)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黮，熊黮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九世”指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黮、熊胜、熊扬、熊渠。这些楚公之名见诸《楚居》，自穴酓以下，历丽季(《史记》作“熊丽”)、酓狂、酓绎、酓只(《史记》作“熊艾”)、酓
(《史记》作“熊黮”)、酓樊(《史记》作“熊胜”)、酓賜(《史记》作“熊揚”)到酓渠，恰好九世。“熊”均作“酓”，名亦有殊。
熊丽事迹《史记》没有记载。《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据此可知，熊丽与越王繄虧、唐叔虞、吕尚封国时间相同。毕沅注“雎山”之“雎”即楚之四望“江汉沮漳”之“沮”。《史记·楚世家》记载：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集解》引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孙诒让按：“是始封楚者，为熊丽之孙绎，与楚书不同。”(12)梁玉绳云：“丽是绎祖，雎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有国耳。”(13)《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之语：“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可见早在武王伐商之前，楚已存在。“丹阳”众说纷纭，主要有“枝江说”、“秭归说”、“丹淅说”、“南漳说”等等，在这些地方都有一些考古发现，但还不能指实。(14)
熊丽之后为熊狂，亦见于《楚居》。熊绎在西周初僻于荆山，封以子男之田。《国语·晋语》记叔向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鲜牟，东夷国。”关于熊绎朝贡西周，出土甲文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之语(15)，据陈全方先生解释，“楚子”即熊绎，“哉”通“载”，事也。言熊绎继其父身后之事也。(16)《楚居》记载从季连开始“先处于京宗”即景山，经历穴酓、酓丽、酓狂“亦居京宗”：
至酓绎与屈絢思(使)若益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若人之牛以祭。惧其主夜而尸，氐今曰夕，夕必夜。至酓只(《史记》作“熊艾”)、酓(《史记》作“熊黮”)、酓樊(《史记》作“熊胜”)及酓賜(《史记》作“熊掦”)、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徙居发渐。
“若”，《世本·氏姓篇》、《路史·国名记》：“鄀，允姓国。”张澍辑本云：“鄀，子爵，地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晋志》云：南郡鄀县，鄀子国是也。”(17)“夷屯”，原释引《楚世家》，指丹阳。据李家浩先生考证，应指湖北宜昌东之夷陵，属枝江。《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屯”宜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之“窀”，夷陵即“夷窀”，与陵墓有关。(18)李说可商，杜预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屯，《广雅·释诂三》：“屯，聚也。”相当于人类学术语“聚落”之意，与陵墓无关。自熊绎至熊渠共六位楚公尽居“夷屯”，至熊渠徙居“发渐”。
楚人祭祀必以夜，这一习俗的形成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另外，楚月名如“冬夕”(楚历建亥，楚正月，夏历十月)、“屈夕”(楚历二月，夏历十一月)、“援夕”(或作“远夕”，楚历三月，夏历十二月)、“荆尸”(楚历四月，夏历正月)、“夏夕”(楚五月，夏历二月)等，在《云梦睡虎地秦墓·日书》中保存一份“秦楚月份对照表”，秦历建寅，与夏历一致。(19)恐怕也与这一传说有关。
这时期的楚先君应称为“楚公”，其名见于传世器《楚公家钟》《楚公逆镈》，“楚公”当为楚武王称王之前的楚君自号。(20)熊渠当西周夷、厉之时，在平庸了好几代以后，成为楚先公中较有为的一代雄主。《史记·楚世家》云：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世本》秦家谟辑本云：“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子名为无庸，为句袒王；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其季子名为疵，为就章王。”与《楚世家》微殊。《殷周金文集成》著录传世器《楚公家钟》四件(21)，1998年于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又出土一件(22)，铭文云：“楚公家自作宝大林和钟，孙子其永宝。”(23)又有《楚公家戈》，文云：“楚公家秉戈。”1959年收集于长沙，也见于西周早期墓中，为目前所知最早楚国铜器。(24)而历任楚公、楚王之名未有作“家”者，“楚公家”究指哪位楚公，学界争议很大，见邹芙都《楚系铭文综考》所列举。(25)张亚初《论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26)认为“家”、“渠”音近可通。“家”古音见纽鱼部，“渠”群纽鱼部，见、群喉音，鱼部叠韵。“楚公家”很可能是熊渠。熊渠在位年代约当西周夷厉之时。
三、从熊渠至熊达——“荆王”时期的楚先公
这一时期的楚公又称为“荆子”，《国语·郑语》称“荆子熊严”；也称“荆王”，其名见于《包山楚墓》竹简及《新蔡葛陵楚简》乙四96云：“以卜玉。荆王就祷荆牢卜。文王以逾就祷大牢卜。”“夕赛祷于荆王以逾，训至文王以逾。”(甲三5)(27)楚武王熊达(或作“通”)三十七年称王之前的“楚公”称荆王，“文王”为武王之子熊訾。
熊渠之后继立楚公存在争议，《史记·楚世家》云：“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司马贞《索隐》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长子挚”即“熊挚红”，《楚居》作“执”。张守节《正义》：“宋均注《乐纬》曰：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熊执为夔人先祖，《路史·国名纪》引《世本》云：“熊渠中子红封鄂东。”《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云：“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国语·郑语》称之为“夔越”。据《楚世家》，熊挚应在熊翔之后即位，可能于王位上得了“恶疾”而“自窜于夔”。《楚居》云：
至酓
(《楚世家》作“翔”)、酓执居发渐，酓执徙居旁屽。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楚世家》作“勇”)及酓严、酓相及酓
(《楚世家》作“仲雪”)及酓训、酓咢及若嚣酓义皆居乔多。
“发渐”、“旁屽”及“乔多”这些地名还不能与楚地考古对应上。熊延之后为熊勇(前847-838)，《楚居》作“熊甬”，当周厉王时，立十年卒。《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述楚先公序列，自熊勇开始有确切纪年：
熊勇七年(共和元年，前841)——熊严元年(前837)——熊霜元年(前827)——熊徇元年(前821)——熊鄂元年(前799)——若敖熊仪元年(前790)——宵敖熊坎元年(前763)——蚡冒元年(前757)——楚武王元年(前740)
熊勇之前纪年阙载。其弟熊严(前837-828)即位。《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几条楚先公史料，如“(厉王)六年，楚子延卒”、“(厉王)十六年，楚子勇卒”、“(厉王)二十五年，大旱，楚子严卒”、“(宣王)六年，楚子霜卒”、“(宣王)二十八年，楚子徇卒”、“(宣王)三十七年，楚子鄂卒”、“(平王)七年，楚子仪卒”，“楚子仪”即若敖熊仪，所记与《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同。《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语：“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史记·楚世家》云：
(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次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
除三子叔堪“避难于濮”成为“蛮芈”之外，伯霜(前827-822)、仲雪、季徇(前821-800)相继为楚公，其名见于《楚居》。熊霜作“酓相”，仲雪即“酓
”，见于新出《上博简(九)》中《陈公治兵》第三简：“酓子靡与郙人战于鵅州，师不绝焉，得其援旗。”《说文·邑部》：“郙，汝南上蔡亭。”段注：“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县西南十里故蔡城是也，有亭名郙。”当为蔡国故都。姬姓蔡国因地邻强楚，在酓(熊雪)时代即被侵凌，其后由上蔡到新蔡、由新蔡到下蔡，国灭后由下蔡内迁于楚境，名为“高蔡”，开始了凄惨的命运。
《楚居》中，熊徇作“酓训”，《国语·郑语》作“熊紃”，训、徇、紃音近相通。“季紃”即熊徇，在位二十二年卒。当时楚国称为“荆”，故熊严称为“荆子”。《国语·郑语》记史伯云：“融(指祝融之后)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荆”指熊严及熊霜、熊雪、熊徇这一芈姓本宗，“夔越”指熊渠中子熊挚在夔地所建夔国，“蛮芈”指熊严三子叔熊在濮地所建国，两者为芈姓旁支。《史记·楚世家》记载：“熊徇卒，子熊咢立。”传世青铜器《楚公逆镈》，据孙诒让考证为楚公熊咢(前799-790年，周宣王29-38年)之器。(28)早在宋代既已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一《古器物铭》题作“政和三年获于鄂州嘉鱼县”，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六题做《楚公钟》，摹释颇支离。(29)近年在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侯邦父墓(晋穆侯)遗址又出土8件，铭文云：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夫壬(任)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擒钦融(30)，内(入)享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和鍚钟百食(肆)，楚公逆万年寿，用保厥大邦。永宝。(31)
文中的“高祖考”，黄锡全先生推断为熊渠。据铭文可知，熊咢时任“四方首”，成为蛮夷部落首领。史载熊渠时代便已得到周王的任命，“镇尔南方，勿侵中国”，熊咢可能是西周任命的方伯首领，接受蛮夷与四方小国所贡“赤金九万钧”，铸造一套和钟。至于楚器何以出于晋侯墓中，学界尚不清楚。《史记·楚世家》记载：
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宵敖熊坎，《楚居》作“宵嚣酓鹿”。至于熊仪(前790-764)之为“若敖”、熊坎(前763-758)之为“霄敖”、熊眴(前757-741)之为“蚡冒”，其原因《国语》《左传》《史记》均未载。“敖”楚简作“嚣”，与“冒”均音近可通。顾颉刚先生《楚、吴、越之名、号、谥》云：“楚王之无谥而称敖者，盖即酋豪之义。”(32)罗运环先生根据楚先公熊渠之语“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认为熊渠可能确立了独特的楚国谥法，即“敖谥”。(33)“嚣”、“敖”于神话传说中有“豪”义，如《山海经·西山经》记“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尚书·旅獒》之“獒”或作“敖”，郑玄注：“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在楚武王熊达称王以后，“敖谥”依然适用，与“王谥”并行。如“庄敖”熊囏又作“杜敖”(《史记·楚世家》)、“堵敖”(《左传·庄公十四年》)，楚简《楚居》《系年》与《左传》相同。“郏敖”即楚康王子熊元，韦昭《国语注》：康王之子郏敖麋，在位四年为公子围所弑。《楚居》、《系年》作“乳子王”。“訾敖”为楚共王子、康王、灵王之弟子比，为公子弃疾威吓致死，《史记》称“初王比”。这三位楚君俱为后王所弑，在位时间短，依据“名生于己，谥生于人”的谥法原则，以其陵墓所处为其“敖谥”，比“王谥”低一等。
“敖”、“嚣”、“冒”义既明，那么“若”、“宵”、“蚡”义何在？前人未得其实。新出文献《楚居》第七简云：
[若嚣酓]义徙居箬。至焚冒酓帅自箬徙居焚。至宵嚣熊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郢之波而宇人焉，氐今曰郢。
此疑顿释。“若”、“宵”、“蚡”因迁徙地而得名，楚公之号与楚族政治中心的迁移有直接关系，隐含着三位楚公对蛮夷地区的开拓史。
武王之名，《楚居》写作
，未释。此字声韵与
一致，从月从舌，舌，船纽月部。达、通定纽月部，音义相通，当读为“达”，《上博简五·姑成家父》第五简：“今主君不达于吾古(故)，而反恶之。”武王之名应读“达”，“熊达”即熊通。梁玉绳云：“武王之名，各本《史记》皆作“熊通”，而杜氏《族谱》《左》文十六、宣十二、昭二十二《疏》及《释文》引《世家》并是熊达，《汉·地理志》《淮南·主术》注俱作达，《困学纪闻》十一引《史》作达，宋本尚不误。”(34)但《史记》与《楚居》存在两点不同，其一，王名不同。《楚世家》中宵嚣为“熊坎”，而据《楚居》宵嚣为熊鹿，因熊鹿迁居于宵而得名，《楚世家》有误；《楚世家》中，蚡冒为熊眴，《玉篇》云：“眴，楚之先蚡冒也。”《楚居》作“焚冒酓帅”，因“自箬徙居焚”而得名。“酓帅”又作“熊率”，韦昭《国语注》云：“蚡冒，楚季紃之孙、若敖之子熊率。”《左传》桓六年有“熊率且比”似以其名为氏。按：率(循、领)、帅(带领)山纽物部，眴，邪纽文部，物文对转，上古音近可通。其二，世次有异。应为“焚冒酓帅”(《史记》作“蚡冒熊眴”)在先，“宵嚣熊鹿”(《史记》作“宵敖熊坎”)在后，《包山》楚简二四六号简：“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可知熊鹿即宵敖，与楚武王相接。《史记》世次有误。有学者根据《包山楚墓》竹简图版198、简246记载“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五牛五豕”，认为从熊丽到楚武王世居丹阳，这一时期楚君被称为“荆王”，或许属于楚人的“先公”序列。(35)但包山楚简“熊鹿”非“熊丽”(即《楚居》中的“丽季”)，即“宵嚣(敖)熊鹿”，为西周末期楚公。
除楚国古史传说之外，从熊绎封于荆山到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称王之前的楚国王室应称为“楚公”系列，从西周初年到春秋初年，大约二百五十余年。先祖熊绎故事在传世文献中罕有记载，新出楚简《楚居》记载了楚人之由来、楚“夜祭”与楚月屈夕、远夕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楚地神话传说的保存，与熊绎之间的渊源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在楚文王熊訾于公元前689年“始都郢”(《史记·楚世家》)之前，学界一直认为“酓绎居丹阳”，未曾迁徙。但新出楚简《楚居》则明确了楚都一直都在迁徙中。从酓绎开始，酓只、酓、酓樊、酓杨、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开始徙居“发渐”，历酓翔、酓挚二世。酓挚开始徙居“旁屽”，酓延从“旁屽”迁居“乔多”，以后酓甬、酓严、酓相、酓、酓训、酓咢、若嚣酓义(仪)共八世“皆居乔多”，酓义(仪)徙居箬得名“若嚣”，酓帅徙居“焚”而得名“焚冒”即蚡冒，酓鹿徙居“宵”而得名“宵嚣”，武王熊达自“宵”徙居“免”，因人口众多，“不容于免”，“乃溃疆郢之波而宇人焉，氐(抵)今曰郢”。可见从楚酓绎至武王酓达前后九迁，历世十九，父子相承或兄弟相及，形成了完整的楚公序列，与《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几乎一致。但《史记》除“文王始都郢”外，对楚族迁徙则无甚记载，可以说新出楚简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楚公时代的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湖北当阳赵家湖磨盘山遗址，位于沮、漳水下游；又如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36)楚先时代“土不过同”(方百里为一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与《楚居》中的地名挂上钩。
司马迁撰写《史记·楚世家》主要依据《帝系》《世本》，因为史料缺佚，只用了850余字叙述楚先祖传说从黄帝到楚武王共29位的历史，且多处语焉不详。新出《楚居》叙述从季连开始到武王共25位“先公”，时间、顺序微有差异，大致吻合。这些楚简与《世本》《竹书纪年》《帝系》相对照，证之以金文，说明传世文献是可信的。
四、楚先公时代的开拓与周部族的冲突
在筚路蓝缕的开拓过程中，必然招致周部族的强力打击。楚族自熊绎始，被周王室“封以子男之田”，从此有了合法身份。但《逸周书·作雒解》有这样一条记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郭沫若《金文所无考》认为：“熊盈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汉水而东下者相冲突，《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是也。”(37)此说有问题。“熊盈”当为“熊、盈”，“熊”即“能”，为山东东夷古族古国，见于吉金有《能奚壶》《能爵》《能匋尊》等。(38)“能”字又见于《番生簋》《史墙盘》，《国语·晋语》记晋平公“梦黄能入于寝门”，韦昭云：“能似熊。”《说文》亦云：“能，熊属。”“熊”字只见于《诅楚文》，两字易讹。“盈”即嬴姓之“嬴”，与徐、奄族姓相同，均属东夷。周公东征以后，杀其首领飞廉，迁嬴姓于汧渭流域，秦国嬴姓，即其后裔，在新出楚简《系年》第三章中有记载。“熊盈”与楚国先史没有什么关联。从文字渊源来说，“能”、“嬴”关系密切。铜器中有《能爵》及《楚嬴匜》，于省吾《释能和
以及从的字》一文认为，“能”像兽形是无疑的，而和从之字是由“能”孳乳而来，读为嬴姓之嬴。(39)
“周公奔楚”与周公东征史实相关。《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又见于《史记·蒙恬列传》，是从《尚书·金滕》演变而来。《金滕》记载武王病，周公请祷，希望将疾病转移到自己身上。“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新出楚简《金滕》篇与此稍有不同，云：
[第六简]武王力(陟)，成王由[第七简]幼在立(位)，官(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需(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第八简]……亡以复见我先王。”周公蹠东。三年，祸人乃斯得。(40)
传世本《金滕》“周公居东二年”当为“三年”之误，应该包括避难、召回、起师三个阶段。“周公奔楚”应与“居东”、“蹠东”有联系。有学者根据出土楚简《金滕》断言“周公奔楚”没有文献根据(41)，这一说法证据不充分。“周公奔楚”说也见于《左传·昭公七年》，楚灵王成章华之台，命大夫召鲁昭公前往：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祖”，杜预注：“祭道神。”为出行时祭祀路神。杨伯峻先生云：“据此句意，似周公曾经至楚。”(42)“至楚”应该是准确的表述。据上文记载，鲁襄公曾聘问过楚国，其行祖道之礼应有引导之义。王晖先生《周原甲文“汝公用聘”与鲁国初封地新证》一文根据周原卜辞“汝公用聘”及《诗经·豳风·九罭》《诗序》，认为“周公曾在汝水一带活动过”，(43)该文引用了许多证据，具有参考意义。
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七)“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竟至于“南征不反”。《左传·僖公四年》记管仲与楚使问答之辞：“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辞.天问》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可能指的是昭王。(44)昭王征荆事多见于西周金文，如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微史家族窖藏《墙盘》云：“宏鲁邵(昭)王，广批楚荆，惟狩南行。”(45)但关于“南行”结果，史墙讳言。《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过”为山东古国，《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存》收录几件过国铜器，其中一件《过甘敦鼎》出土于山东章丘。(46)《宗周钟》为周厉王胡所铸，铭文云：
王肇遹眚(省)文武勤疆土，南或(国)
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子廼遣间来逆邵王，南尸(夷)东尸(夷)具见，廿又六邦。
据马承源先生研究，“南或(国)子”即江汉以南“百濮”，“”音近濮。(47)“”古帮纽幽部，“濮”帮纽屋部，幽屋旁转，古音相通，在声韵上是没问题的。但联系上下文，“子”为南国酋豪之名亦未可知。濮为江汉流域之古老部族，为西周初年的“友邦冢君”，曾参与武王伐商，见《书·牧誓》。孔疏：“庸、濮在江汉之南。”左思《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濮人种群繁多，史称“百濮”。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公熊渠与西周夷、厉之世相当。《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帝系》均言熊渠将三子“封于江上楚蛮之地”，其中“长子康(《戴记》作无康)为句亶王”，“句亶”之地据董珊先生考证，为汉巴郡朐忍县。(48)可见对“百濮”的经略，从熊渠时代就开始了。
对宗周来说，来自西北戎狄的威胁远胜江汉。又值西周末年厉、幽丧乱，楚公们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若敖熊仪、蚡冒熊眴为楚公时代之雄主，其首要发展方向就是占据“百濮”之地。《左传·宣十二年》记晋人栾书之语：“(楚君)训之以若敖、蚡冒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昭二十三年记楚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国语·郑语》：“及平王末……楚蚡冒于是乎启濮。”《左传·文公十六年》：“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蚡冒“启濮”主要是拓展空间，厚殖国力。楚武王熊达“始开濮地而有之”。自后楚君号谥与中原诸国相同，为进一步北上江汉作准备。
五、《商颂·殷武》所谓“武丁伐楚说”不可信
在《商颂·殷武》中有几句记载“殷武”伐楚内容，因与楚族先史有一定关系，作为文学公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诗云：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即“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殷武”是谁、是否伐楚具有极大争议性。《毛诗序》：“殷武，祀高宗也。”“高宗”即殷商名王武丁。郑玄笺云“时楚僭号王位”，孔疏：“周有天下始封熊绎为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审楚君何人。”楚僭号称王在楚武王熊达之世(前704年)，郑笺孔疏缺少起码的历史感，难以取信。
“楚”见于甲文，一为地名，如“于楚又雨”(《合集》二九九八四)；一为方国名，见西周甲文“曰今秋楚子来告”，已见前引。至今尚未有殷商时期楚国存在的证据。“楚”为熊绎始建国于荆山而得名，“荆”见于周昭王时铜器铭文《贞簋》《过伯簋》《史墙盘》。有学者在商代甲金文中找不到荆楚存在的证据，却反过来认为《商颂·殷武》中的“荆楚”是“商代南方方国”，认为武丁对南方的战争是为了掠夺铜矿资源。(49)完全是罔顾历史、倒果为因的解释。
《殷武》为祭祀诗，“殷武”即“宋武”，“武”为谥号，所谓“行成于己，名生于人”，武谥可能考虑到武公的伐楚之役。此诗作期应在宋宣公即位之年(前747)，为光辅戴、武、宣三朝的“三命卿士”正考父所作(《左传·昭公七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前799)为楚熊鄂元年，宋武公司空元年(前765)为楚若敖26年，宋宣公力元年(前747)为楚蚡冒十一年。当时若敖、蚡冒积极北进，争夺濮地，势必与殷商旧邦宋国发生冲突，双方战争是难以避免的。这一时期已入春秋而未有记事，为史料的空白期。但《史记·宋世家》云：“襄公之时，修行仁义，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迁以为“襄公之时”，是错误的。春秋宋国或称为“商”，如《左传》记载宋公子目夷之语“天之弃商久矣”；或称为“殷”，如1978年出土于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时期的《宋公栾簠》云：“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栾作其妹句吴夫人季子媵簠。”(50)宋公栾即春秋晚期宋景公之名。宋公往往自称“汤孙”，见《商颂·那》及《烈祖》。《殷武》卒章言建寝庙之事，“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王国维《说商颂》谓景山距离宋都商丘百数十里，“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认为《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先王”之作。(51)高亨《诗经今注》认为春秋宋君祭祀宋武公之乐歌，宋武公立于周平王六年(前765)，已入春秋但未有记事的时代，其伐楚事于史阙载。
①宋衷、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②姜亮夫：《楚辞通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③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4页。
④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册，拓片82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拓片10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页。
⑤郭沫若：《金文丛考》，《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版，上册第117页。
⑦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及其他》，《出土文献》第二辑，第55页。
⑧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图版186、简217。
⑨李学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收入《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84页。张富海：《楚先“穴熊”、“鬻熊”考辨》，《简帛》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3页。
⑩黄零庚：《楚辞与简帛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11)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3页。
(12)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4页。
(13)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二，第1006页。
(14)杨权喜：《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5)曹玮：《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63页。
(16)陈全方、侯志义、陈敏：《西周甲文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7)秦家谟等辑：《世本八种》，第549页。
(18)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及其他》，《出土文献》第二辑，第55页。
(19)《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20)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21)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页，拓43。
(22)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页。
(23)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汇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4)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中图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5)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7页。
(26)见《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27)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28)孙诒让：《古籀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29)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六，扬州古籍刻印社2001年据嘉庆丁卯平津馆本影印出版，第68页。《殷周金文集成》第99页，拓106。
(30)处参考了黄锡金、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考古》1995年第2期)的解释。
(3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7页。
(32)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3页。
(33)罗运环：《楚国谥法研究》，《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3页。
(34)梁玉绳：《史记志疑》，第1008页。
(35)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36)杨权喜：《楚文化》，第18页。
(37)郭沫若：《金文丛考》，第112页。
(38)陈青荣、赵缊：《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61—67页。
(39)《古文字研究》第八辑。
(40)《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15页。
(41)刘国忠：《清华简〈金滕〉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出土文献》第一辑，第40页。
(4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87页。
(43)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5—164页。
(44)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4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84页。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46)陈青荣、赵缊：《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存》，第73页。
(47)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册，济南：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48)董珊：《释楚文字中的“汁邡”与“朐忍”》，《出土文献》第一辑，第163—175页。
(49)孙亚兵、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2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拓片4589，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56页。
(51)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