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该向何处去——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何处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确实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需要提高其研究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在目前改革开放大潮澎湃涌进、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各种经济学思潮与流派纷至沓来、对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与改革的看法异人异声、各有己见的情况下，坚持双百方针，对经济学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探讨和研究，是必要的、有益的。
经济学的改革与发展，要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本本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在开始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反对教条主义，他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视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不主张我们竖立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命题。作为这一命题的回应，部分学者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或“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动议并引发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讨论。如果能做到认真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和深入的讨论，那末，对于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位问题
中国经济学界所提出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是属何种意义、何种层次、何种范围的经济学？这是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之前，应当首先明确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个概念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它直接涉及到如何建立所谓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然而，“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内涵不确定、可以有各自不同理解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也可以被理解为落户在中国的经济学，还可以理解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因此，本文不愿简单套用这一概念。
从现有的文献和讨论中所反映的观点看，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位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学应是扎根本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要对象，从总结中国经验出发，吸收现有经济科学成果，形成一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
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学是指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这一观点认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另起炉灶，另建一座中国经济学大厦，二是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一起共建一座大厦。面对两条路径，后一种选择是属于更为经济、更利于交流的选择，而且认为，由西方人已经构建起来的这座大厦本来就吸吮有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精髓）。这个共同大厦由于其主流地域缺乏应有的现实材料和丰富养份的支撑，已经走上了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的死胡同。所幸的是，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并且还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这一背景不仅为探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奥秘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学家有幸身临其境、近距离地体验和观察这一变迁过程的独特条件，为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无与伦比的天然条件。
第三种，是主张在评判过去的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这实质上是指要编撰一本有别于既有的教科书，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体系完整、能够充分解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并能得到学术界共同认可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关于什么是“中国经济学”问题，除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位外，还存在着涉及其他方面内容的关于如何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讨论，例如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关于经济学不同范式的讨论等等。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位问题，尽管几种有关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而且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但若仔细推敲和操作起来，会面临不少理论和实际问题。
第一种定位，是将“中国经济学”视作是由中国经济学者为主体、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对象的，能够充分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反映中国经济学界对本土经济研究成果的理论体系。显然在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以及适应范围等方面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国别性和本土性。因而，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是“本土经济学”。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事实上，这样的中国经济学探索在70年代后期甚至更早就已经启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束缚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思想禁锢的逐步破除，面对改革实践的迫切需要和改革过程提供的丰富实践材料，中国经济学界在近二十年所作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是卓有成效和有目共睹的。中国经济学界在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框架和一系列脱离实际的教条性论断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面对改革进程的现实要求，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改革实践方案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框架、改革目标模式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节机制的研究，对所有制理论及所有制结构的研究，对产权理论和产权调整的研究，对企业理论及企业改革实践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对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研究，等等。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言，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意义的。另外，改革开放启动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重要转变，由先前的全盘否定转变为评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也有人照搬照套，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不仅翻译出了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推出了中国学者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不少著述，而且，相当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有关概念、方法和理论，解析和探讨中国经济问题。不仅如此，针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路径和方式的特殊性，还吸引了一批外籍学者和我国归国学者对中国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进行研究。
如果按“本土论”定位，这些研究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显然是应该纳入“中国经济学”范围之内的。当然，“本土论”可能不止于此，而是要在更深一层次上，建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一个严密的内在逻辑，既能反映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果，又能解析和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体系。尽管笔者也对此富有足够的热情和真诚的希望，但是，这一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仍有许多难点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第一，尽管中国体制变迁的基本目标已经明确，这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经过十余年来的改革，其体制框架已具雏型，但是，改革过程还要延续一个不太短的时间。而且我国目前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试问“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定位在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还是定位于改革开放启动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上，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如果定位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就需要进行科学抽象，舍去目前某些非本质的因素，而这样一来，又会出现脱离目前实际的问题。而如果定位于现实社会主义，其研究内容又会与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绞在一起，削弱其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第二，根据“本土论”的基本定义，中国经济学既要反映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状况，又要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解释与指导。然而，不论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改革实践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都是属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和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缺乏基本稳定性、相对独立性，这样也就会影响其应有的科学性。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特别是随着政府重大政策出台及其不断变动，反映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发展进程的经济学，就不得不相应地不断改革其相关内容，甚至要改革整个框架。那么，所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如何解决作为一种科学要求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的经济学同现实经济理论与实践尤其是经济政策不断变化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学教材中同样存在，而且表现得颇为突出。教科书围着政策与“实践”转，什么“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什么“两条腿”、“一盘棋”、“纸老虎”，什么“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纳”、大批“唯生产力论”等等，都成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基于已有的经验，如何使解决这一层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不至于围绕政府政策和政治家的言论打圈子，沦为“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这更是本土论的“中国经济学”所面对的难点问题。如果不能突破这一难题、实现跨越，就很有可能成为与目前已有的种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各种政治、政策宣传材料相类似的、缺乏稳定性和内在理论逻辑性的普通读物。
第三，从世界经验观察，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性，由此决定了各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体制模式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因而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但形成了不同的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的有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等。不论是他们各国的本土经济学家，还是非本土的他国经济学家，对于这些模式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了研究和著述，那么这些反映和阐述不同模式特点的论著，能否相应地称之为“日本经济学”、“德国经济学”、“瑞典经济学”、“法国经济学”等等。或者说这些国家是否将此作为他们自己的本土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如果西方各国的经济学家将此称作是本土经济学，那么，与各时期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是怎样一种关系？鉴于此，反映中国经济运行体制特点的“本土性”“中国经济学”，又是属于哪一层次的经济学？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在开始建立本土意义的“中国经济学”之前，需要明确和解决的。
关于“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论”。中国这场全方位的体制变迁，确实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施展才华和开拓智慧的难得机遇。制度变迁提供的丰富材料、暴露出的需要解决的大量问题以及中国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为身临其境、具有直接感性体验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实现理论研究的突破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和优越的环境。经济理论发展史的基本轨迹已经表明，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理论、凯恩斯主义产生于欧洲，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产生于北美，并不是偶然的。如果中国经济学家抓住了机遇，实现基本理论创新和突破甚至形成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并不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首先，上述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都是立足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而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然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难以脱胎出成熟的、规范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果脱离开中国国情，去创建类似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派，从主客观条件看，是不现实的。其次，全世界的经济理论研究是否存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大厦”，而这个“大厦”具体是指什么？“另起炉灶”被认为是“不经济和不利于交流”的。那么，中国经济学家究竟应该沿着哪一个既有的“炉灶”，或建立什么新“炉灶”，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这都是值得事先明确和阐述清楚的。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建设问题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尤其是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者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人们作了许多艰辛的探索和尝试，不断更新内容和体系框架，出版了数百部不同版本的教材，这些尝试性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在某些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不应和不能轻意地抹杀的。
在目前，部分学者仍以苏联教科书为批判对象，并将我国目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与苏联教科书挂钩，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系列弊端。当然，只有彻底评判和系统认识传统教科书的缺陷和弊端，才能够在新的起点上求得创新和发展。但是，分析和评判问题，应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应有历史观点，不应用现在达到的认识高度和理论成就去衡量和简单否定过去，批评苏联教科书也要有分析，讲道理。以往苏联教科书中的垄断前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转述《资本论》的内容，当然转述上也有不准确处。问题较多的是社会主义部分。特别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苏联教科书以及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早已退出了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学讲坛。现有的教科书，都作了改进，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例如，摒弃了一些教条性论断和反映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容，容纳了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的成果。因此，停留在批判苏联教科书阶段，尽管不能说无意义，但可以说不是实质性的和建设性的，甚至有一些是情绪发泄。
从现有的经过修定的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不尽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内在的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教材一般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又分垄断前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部分，不同部分明显地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垄断前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缩写本，垄断资本主义部分已逐渐突破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框架与内容，但叙述多而理论性弱，内在规律性研究不够，而社会主义部分则多是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尤其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央文件精神编撰的。因而，在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结论等方面，不能保持前后的一致性。
第二，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缺陷鲜明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随着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几乎是中央每开一次有关的重要会议，政治经济教科书就得赶快跟着修改一遍。不断地进行着修修补补，补上再拆掉、拆了又补上的情况也所在多有。显示出明显地依附于政治形势、跟着政治气候转的特点。
这是现有教材最根本的两个缺陷，不解决现有教材的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就不可能产生一部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笔者看来，就目前的条件，在短期内形成一本高质量的具有上述“三性”特征的教材十分困难，这有待于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努力探索。目前，并不需急于去创建一套全新体系，全新框架，全新内容，而应为新体系、新框架、新内容的建立作些基础性工作。
第一，切实注重基本理论研究。现有教科书缺乏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主要根源在于对现实问题研究太过于具体和对策化，缺乏基本的科学抽象性和理论深度。资本主义部分虽然在概念上、逻辑推理上，在整个构架上，具有科学的抽象性和理论深度，然而长期照搬、照抄《资本论》也不是好办法。在社会主义部分则更显得不足。作为教材，是理论研究成果的综合反映，而不是经济对策研究的转述。因而，与其急于构筑新体系，不如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研究做起，当理论深度、科学抽象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就为新的理论逻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当然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定按照《资本论》的体例撰写。“两张皮”不能较好融合的事实表明，原有的体例很难实现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从基本概念入手，寻找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构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和理论逻辑发展线索，形成一个具有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从而既能解析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又能把握和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运行规律。
经济范畴是特定经济关系在理论上的抽象。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应有新的范畴作为其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和阶梯。社会主义经济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有自己特有的经济范畴。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收效甚微。越来越多地沿用和照搬已有的经济范畴。这种最省事最简单的做法，竟被作为经济学的“突破”、“发展”来宣传。
第三，政治经济学尽管从它所表现的立场、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但是，它毕竟首先应该是作为一门科学而发挥其作用，必须具有它自身的独立性。它不是政治学更不是政策解释学、政策宣传学和思想政治工作读本。在过去直至目前，政治经济学大多作为“公共政治课”在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教材一般也用作干部和群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材。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提高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识别政治方向和辨别理论与政策是非，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它具有政治性。但这是从理论高度和深度上，从世界观的转变上起作用的。如果把它作为政治思想课，就必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中央文件精神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旋转，从而政治经济学缺乏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就势成必然。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专业的基础理论课；非经济类专业，也是理论课，而非政治常识课；对于干部和普通群众，也应从掌握或了解经济理论科学出发而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从政治宣传和政策解释出发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和相对稳定性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第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百多年来是突出研究生产关系的。这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是用来剖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其任务是要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客观规律，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关系。马、恩没有必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理论和对策依据。不过，不容否认，《资本论》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特别是其市场机制；论述了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配置资源的作用问题；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问题；对于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也有不少的分析和论述。然而，这诸方面的论述，是服从于研究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并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和并列的研究对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这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是，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服务，把经济学的对象仅仅限于生产关系就不够了。可以把研究对象扩展为“经济利益”。在马、恩那里，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利益关系。我们这里所讲的“经济利益”，内容拓宽了。不仅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客观规律等。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
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提出讨论，并不是出于有概念性辨析的偏好，而是鉴于在认识上尤其是在教材的编撰、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偏差，有必要理清有关范畴。
第一，政治经济学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或被理解为要突出其政治性的学科。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这样的认识，政治经济学常常作为政治教材、宣传材料、思想教育读本。
第二，在部分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那里，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并认为经济学是最基本的，属于基础理论科学，有的甚至将其定位为无阶级性、无国界，具有普遍适用性意义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则作为一个学派，或专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提出中国经济学界所面临的任务是建立这种基本理论的经济学。
这种理解实质上是属于常识性的纰误。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指既讲政治又讲经济，也不是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在理论经济学层次上存在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严格分野。在以往到现在的长时期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内涵，“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存在差别的，是不同“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体系在理论框架，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性。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等。
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早在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就出版了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这里所用的“政治”，与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政治”概念不同，它是指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意思。政治经济学，是指研究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突破了原来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或只作为某一学说的组成部分的格局。后来许多经济学家都沿用这一概念。例如，1817 年出版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819年出版的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2〕，1820 年出版的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批判已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特别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教科书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通用的。第一本是1848年出版的约翰·穆勒的被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流行一时的教科书，书名直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本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的教科书，尽管书名为《经济学原理》，但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在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第三本流行教科书是由萨缪尔森撰写的《经济学》，以及目前由斯蒂格利茨所撰写的并开始流行的《经济学》，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目前在西方具有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其第一版原名《政治经济学辞典》。 由于第一版由帕尔格雷夫主编， 1926年出版希格斯的修订本时，改名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可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新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的同义语。
这些著作和教科书，都是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著作，都是研究基本经济理论问题，而不是研究政治问题的。当然，也不容否认，西方经济学同样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尽管西方经济学著作之间具有理论范式或理论观点甚至在基本概念上的差异性和分歧，但是，并不因为有的著作称之为“经济学”例属于最基本理论，比“政治经济学”更具理论科学性。也不因为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就更具有“政治性”，非科学性，或是将其作为“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一个理论分支。其实，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常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通用。
总之，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人为地界定一条鸿沟，不是属于对经济理论发展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就是属于另有目的，比如，有的人把西方经济学视作与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现代经济学，而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已经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突出政治的非科学的学科。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表面上是概念的变化和经济学的基础化与现代化，实质是要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不适当的。当然，也应看到，在经济科学发展中，应用经济学科的分支日益增多。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学科被划入理论经济学的范围，以与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相区别。但这与把同属于理论经济学意义的“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两个概念完全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非科学的。
四、结语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面对着许多问题，不仅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更有难以逾越的理论问题。从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现状来看，需要的不是不切实际的高调与口号，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具有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甘于坐冷板凳、更少浮躁的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行动。少讲点空话、大话，少对别人的东西挖苦、指责。多做点实事，多出点确能显示自己理论水平的示范性论著。
与其将过多的精力集中于体系问题的争论上，不如对一些具体的基础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些深入的踏踏实实的研究，当应有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经济政治大环境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总体条件已经成熟时，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或中国的经济学派或高质量的教科书，自然会水到渠成，凸现出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西斯蒙第在这部著作中明确地说：“我们是分别把对私人财产的管理称为家庭经济，把对国家财产的管理称为政治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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