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先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史学极为发达的国家，史籍多如烟海。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就说过：“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 〕但在这发达的史学中，人们对形成众多史籍的记史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却忽视了史学整体发展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讲史活动。事实上，在史学的传播过程中，讲史活动较之记史活动显得更为活跃，同时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常常是史学社会功能赖以实现的有效形式。因为无论是史学的鉴戒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还是素质教育功能，都必须以史学的广泛传播为基本前提。在我国，讲史活动发端于先秦，至两汉而渐趋成熟。笔者认为，先秦两汉的讲史活动按其性质的不同，有述祖性讲史、政治性讲史、传授性讲史与民间通俗性讲史四种类型。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述祖性讲史
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氏族公社时期，史学的传播作为一种社会需要便已出现。当时，为了维系本氏族的血缘关系和教育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以利于氏族的生存和发展。原始先民们必须使后代熟悉祖先的系谱，了解氏族的传说、发展历史、氏族英雄的事迹，等等。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适应这一社会需求而出现的史学传播活动不得不采用口头讲述的形式，一种以追述祖先系谱与业绩为基本内容的述祖性讲史活动随之诞生。在世界各地，处于文字产生前的各个原始氏族公社，都存在着这种非文字的传述历史的活动，这已被民族的和历史的调查与研究所证实。中国当不例外，这是夏朝建立前史学传播的唯一形式。人们依靠它来了解历史，历史依靠它而得以流传。
夏王朝建立后，尽管伴随文字的产生而出现了记史活动，但一方面，由于书写材料的局限和复制手段的落后，使文字记史活动在史学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受着很大制约；另一方面，“学在官府”状况的长期存在和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使记史者与阅读者都只限于统治集团和那些有着较高文化的知识阶层。记事活动的这种局限，使讲史活动不得不仍旧承担着史学传播的主要任务。
夏、商、周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建立，人们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观念上，对自身所属的民族如夏族、商族、周族等都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和认同性。在这种情况下，述祖性讲史的内容集中表现为对本族祖先的活动与本族发展历史的追述。如《诗经·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和《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即是殷人和周人用于口头讲唱本族历史的诗歌，其中一些篇章原本便是口头歌唱的记录。其内容包括商族和周族先祖的诞生，祖辈辗转迁徙、创业、建立政权和治理国家的历史。
到两汉时期，述祖性讲史由于时代的发展而在内容上发生了如下两方面的变化：
其一，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黄帝作为华夏共祖的地位渐次确立，先秦时期那种对各族先祖与各族历史的追述逐步转变为对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景仰、称颂与怀念。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寻访各地，足迹遍于南北，所到之处，听到许多有关黄帝及其后裔尧、舜等人事迹的讲述。他在《史记》中记录下的关于尧、舜的传说与夏、商、周三族的历史，其远祖无一例外地都可推至黄帝。因而，在《史记·五帝本纪》的篇末，司马迁很有感慨地说，所到地区，“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在此范围内，“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这种情况的存在，既反映出黄帝传说的广泛性，也体现了在此范围之内的华夏各民族在远祖认定上的趋同性，它是民族融合在讲史活动中的直接表现。
其二，随着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家族发展史的讲述开始受到重视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述祖性讲史。司马谈的遗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2〕， 便是重复了多次的家族史在临终前的简略讲述。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以三千余字的篇幅追述班氏家族的历史，自春秋时先祖楚国令尹子文直至班固出生。其间，一些祖先事迹的记述还较为详细。“弱冠而孤”的班固，如果没有家族史的讲述与流传，是很难进行这些记述的。由于家族述祖性讲史逐步普遍，将其录为文字的被唐代史学家刘知
称为“纪其先烈，贻厥后来”的“家史”类著作，如扬雄《家牒》〔3〕、 《邓氏官谱》〔4〕等随之出现。 刘氏皇族也于西汉末东汉初将流传的刘氏家族史记录下来，开始了《刘氏族谱》的撰写〔5〕。 清代学者姚振宗还认为，东汉时期，除邓禹家族有《邓氏官谱》外，耿弇、窦融、马援、樊宏等“并东京世宙，当时皆各有其谱牒，以次注续。”〔6〕
两汉时期这种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与巩固以及适应时代进步而发生的述祖性讲史在内容上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对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认同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教育和促使人们继承和发扬家族的优良传统，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政治性讲史
夏王朝建立之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为此而进行的政治性讲史也因时代的需要而开始出现。《尚书·周书》中的《无逸》、《酒诰》、《立政》、《多方》、《吕刑》等，记录下了西周时期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讲史活动的情形和讲述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动，政治性讲史活动渐趋频繁。《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的话说，作为太子的老师，在教授太子时，必须“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故志。”三国时史家韦昭在《国语解》中注释道，此处的“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世”为“先王之世系”；“故志”是“记前世成败之书。”显然，这些讲述内容都属于历史。申叔时认为通过这种讲述，可以使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太子明白“善”与“恶”以及“明德”之君与“幽昏”之主的区别，了解“先王”治国的善政和前代成败“废兴”的历史经验教训。由于史官是对历史最为熟悉的官员，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性讲史的主要实施者。如，周太史史伯曾向郑桓公讲述虞幕、夏禹、商契、周弃、祝融、昆吾等传说与历史人物的活动〔7〕； 晋国史官史苏则对晋大夫里克讲述关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因女宠而乱政亡国的历史〔8〕； 楚国史官倚相对楚申公子亹讲述卫武公和周文王勤于理政的史事〔9〕； 鲁太史克向鲁宣公讲述尧、舜任用贤人，去除凶顽的历史〔10〕；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史官政治性讲史活动的典型事例。
两汉时期，政治性讲史开始走向经常化。西汉建立之初，陆贾即在刘邦面前讲述商汤、周武王的兴起，夫差、智伯的败亡和秦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教训，成为两汉政治性讲史的一个开端。至东汉末，政治性讲史逐步发展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东汉明帝时，已有学者专门负责在御前“侍讲”。尽管当时还未正式设官，但“侍讲”之名频频出现，已经“有侍讲之号”了〔11〕。御前侍讲的内容较为广泛，讲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说明政治性讲史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已进入日常政治生活之中。明帝时，学者张酺经常在御前讲史。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精通《尚书》和《左传》的学者贾逵因而受诏“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12〕章帝在位期间，贾逵和张酺成为御前讲史的主要学者。至东汉末献帝时，著名史学家荀悦还同荀彧、孔融一起，“侍讲禁中，旦夕谈论”〔13〕。由于《尚书》、《春秋》、《左传》等史籍所载史事对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巩固政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成为御前讲史的重要内容。
政治性讲史的出现及其发展，使史学与现实政治直接结合在一起，它密切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政治性讲史中反复提及的历代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对较为明智的统治者为其政权的巩固而实行一些“善政”，是一种推动；对庸主昏君则是一种警示与约束，从而对维护社会的正常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传授性讲史
在国家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后备人才的培养是国家机器长时期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这些人才既需要了解现实，也必须懂得历史，向他们传授历史知识的讲史活动随之出现。这种传授性讲史活动按讲述场所的不同分为官学讲史、私学讲史和家学讲史三类。
官学讲史。即在官办学校里进行的讲史活动。我国的学校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这种萌芽状态的学校为适应国家培养统治人才的需要而转变为官办学校。夏、商、周时期，这种学校分别被称为校、序、庠。即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14〕。在布局上，除首都之外，地方也设有所谓“乡家”。且有大学与小学等层次之分。据载，西周时期，大学内讲授“诗、书、礼、乐”四部分，即《礼记·王制》中所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这里所说官学教育内容之一的“书”，研究教育史的学者认定是“指历史”，“是学上古之书，知道前代的政治历史经验”〔15〕，即讲述历史。可见，至迟到西周时期，官学中已经有了固定的传统性讲史活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学的衰落，其传授性讲史为私学讲史所取代。
秦朝建立后，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年）根据李斯的建议禁止私学，同时规定官学教育只能学习法令，“以吏为师”，学校中的讲史活动被迫中断。西汉立国后，随着文化政策的逐步宽松，传授性讲史活动在学校中得以恢复。官学讲史方面，两汉时期，京师设有中央官学太学且规模不断扩大， 到东汉质帝时学生人数已达“三万余生”〔16〕。在中央官学走向兴盛的同时， 作为地方官学的郡国学校也有了明显发展，从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17〕，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18〕。由于汉代中央太学的设立和地方官学的普及都始于汉武帝时期，正值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倡导儒学之际，因而，两汉官学教育的内容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其中包括《尚书》、《春秋》、《左传》等史著。如东汉初期，汝南太守寇恂便“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19〕。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十二月专门下诏，“令群儒选高才生”传授《左传》、《古文尚书》等〔20〕。尽管这些史著是作为“经”来进行讲授的，但它们载录的是史事、典章制度、人物的言论与活动等历史内容，因而，讲经的过程同时又是讲述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它使官学讲史成为史学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
私学讲史。私学讲史是随私学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的。春秋时期，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动，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官学衰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孔子所办儒家私学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私学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具有理政才能的人，即孔子的学生子复所说：“学而优则仕”〔21〕。而作为理政方面的人才，熟悉历史、了解前代成败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是其必备的素质之一。因而，在私学的讲授内容中，历史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孔子私学中便有以《书》和《春秋》为教材的课程讲授，它们是传授历史知识、讲观点的历史课程。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著《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孔子以春秋史事“口授弟子”，明确指出了孔子私学中的讲史活动。另一有影响的私学墨家私学，也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墨子教授学生判断是非真伪的“三表法”中，其第一表便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22〕。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必须以熟悉历史为前提。墨子本人就阅读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直至“百国春秋”等众多的史籍〔23〕，这与他私学讲授历史不无关系。
作为当时的“显学”。儒、墨私学中的讲史活动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讲史的典型代表。
秦王朝实行严禁私学的政策后，私学讲史不得不停止下来。汉初，被压抑了十多年的私学教育迅速恢复，汉高祖刘邦攻灭项羽、引兵围鲁之时，即已看到“鲁中之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24〕。此后，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下，私学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私学教育已非常兴盛，名师门下，常有生徒数百上千人，多者数千人甚至近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论及东汉私学的兴盛说：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两汉私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仍旧是培养符合入仕条件的人才，而在两汉的选举制度中，明古今、通儒经是对入仕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汉武帝就曾下诏明确规定；以贤良科入选的人，必须“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向，咸以书对，著之于篇”〔25〕。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曾专门下诏，令“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 《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26〕。这是西汉和东汉王朝推行的一贯政策，这种政策导向必然会对当时私学教育的内容发生重大影响。因而，在两汉的私学教育中讲史是其讲授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主要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史籍的讲授。如西汉中期，学者疏广“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27〕。西汉后期，翟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28〕。西汉末王莽时期，贾徽等在刘歆处“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29〕。东汉初，学者索庐放以《尚书》教授弟子〔30〕，东汉后期唐溪典、延笃等以《左传》授徒〔31〕。此外，诸如杨宝、杨震、杨秉、杨赐、桓荣、桓郁、桓典、贾逵、丁恭、楼望、马融、郑玄、鲁丕、甄宇、谢该、颍容、周磐、杨伦、张楷、崔烈、服虔、张奂等学者，都或以《尚书》或以《春秋》或以《左传》私学授徒，或兼讲诸史。
由于私学教育日趋普遍，生徒众多，求学者遍布四方，致使私学讲史产生广泛影响。如东汉学者张楷私学讲授《春秋》、《尚书》，慕名求学者日益增多，以至于“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后来，张楷隐居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一带）山中，继续讲学，结果，“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32〕（张楷字公超）。私学讲史的这种广泛影响，对史学传播范围的扩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家学讲史。先秦时期，一些掌握特定知识或技能的官员，其官职是世袭的。胜任这种世袭官职所需要的知识或技能是父子相传的，从而形成家学传授，史官即是这类官员中的一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氏世典周史”，说的便是这种情况。在先秦史官的家学传授中，因为职业的需要，讲史自然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先秦家学讲史虽然传播范围有限，但由于其传播对象是未来的史官，因而，它对史事的记录、保存和流传有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两汉时期，为适应选士制度对了解历史和熟悉儒经的要求，为使家族子弟通古今，明善恶，将其培养成仁人贤士，入仕为官，为家族赢得声誉，使家族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不少家族将《尚书》、《春秋》、《左传》等史籍作为家学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家学讲史日趋增多。西汉欧阳生学《尚书》于伏生，到东汉初欧阳歙时，家学传授《尚书》已达八世〔33〕。西汉中期，孔子后裔孔安国习《古文尚书》，此后，“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34〕。此外，如东汉名臣杨震及其子孙杨秉、杨赐等“家学”传授《尚书》；名儒桓荣及其子孙桓郁、桓典等以讲授《尚书》〔35〕为其“家业”，甄宇一家世传《春秋》，至“子孙传学不绝”〔37〕。更有甚者，刘向家学讲述《左传》，“童仆妻子皆呻吟之”〔38〕，其子刘歆因而成为著名的精通《左传》的学者。两汉家学讲史的增多以及家学讲述所具有的长期、稳定、持久、易接受等特点，使家学讲史在当时的史学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其它类型的讲史相比，以上所述各类传授性讲史的讲述者大都在史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在传授过程中常常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使这种讲史带有较为浓厚的学术色彩，它在历史知识传播的系统、详细、准确上，远远超过其它类型的讲史。这一特点使它在培养统治人才的同时，也为史学人才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四、民间通俗性讲史
到原始社会末期，讲史活动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而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巫师和氏族部落首领进行的讲史，这是在氏族部落集会、节日庆典等重大活动时面向全体氏族部落成员进行的讲史活动，这种讲史活动在夏、商、周时期转变为带有“庙堂讲史”性质的述祖性讲史和政治性讲史。另一类是普通氏族老人所进行的讲史，它原本便是在讲述场合、讲述时间上较为随意的一种讲史活动，是氏族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夏王朝建立后，在大多数讲史活动被统治阶级垄断而变为“庙堂讲史”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及其了解历史的愿望只能通过民间的通俗讲述来实现，氏族老人的讲史活动遂得以延续下来，成为民间讲史。这种讲史在内容和语言表述形式上与普通民众的习惯、爱好及其较低的文化层次相适应，是一种通俗性的讲史活动。《汉书·艺文志》中列有“小说家”类著作，班固在这类著作的后叙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显然，这是采录民间通俗讲述而形成的书籍。它们之中，便有先秦时期记述历史内容的著作，它说明了当时民间通俗性讲史的存在。
春秋战国之后，由官方记录和保存的一些史籍散落民间，生活于民间的下层知识分子有机会阅读到这些史书，这种情况在两汉时期较为普遍。《太平御览·职官部》转录东汉学者卫宏在《汉旧仪》中的记载说：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曾经“乘传至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反映出史籍散落于民间的状况，它为民间通俗性讲史内容的丰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两汉民间通俗性讲史在形式上分为两类。一为叙事性的讲说，《汉书·艺文志》中载录的汉宣帝时项国圉（今河南杞县西南圉镇）人臣寿讲述的《周记》即属此类。它属于民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内容为“纪周代琐事”〔39〕。东汉学者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到这种被称为“俗说”、“世俗传道”的民间讲史。如《风俗通义》中便载有世俗广泛传讲的关于楚汉之争和汉文帝即帝位、行节俭、治天下的史事。另外一类则以下层民众所喜爱的民歌的形式出现，汉代民歌《折杨柳行》便是其中一首。这首民歌讲述了“末喜杀龙逄，桀放于鸣条；祖伊言不用，纣头悬白旄”等夏代直至秦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从中总结出发人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40〕。另一首汉代民歌《雁门太守行》则以详述东汉和帝时期著名“循吏”王涣一生的事迹为内容。歌辞从他少年时代学习儒经，入仕为官，“清身苦体，夙夜勤劳”，直述至王涣去世、百姓于安阳亭西为他立祠“欲令后世，莫不称传”为止〔41〕，是一首记述王涣身世及政绩的叙史歌。将歌辞内容与《后汉书·循吏传·王涣传》的记述对照，二者所述史实相符而民歌的内容更为丰富、生动。
民间通俗性讲史是史学传播最初的同时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形式，尽管它不为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所重视，但是，由于它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传。因而，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它便在史学的传播上发挥着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2〕《史记·太史公自序》
〔3〕《史通·杂述》
〔4〕〔6〕《后汉艺文志》
〔5〕刘根深《〈刘氏族谱〉》对刘邦事迹的记述》
〔7〕《国语·郑语》
〔8〕《国语·晋语一》
〔9〕《国语·楚语上》
〔10〕《左传·文公十八年》
〔11〕《文献通考·职官八》
〔12〕《后汉书贾逵传》
〔13〕《后汉书·荀悦传》
〔14〕《孟子·滕文公上》
〔15〕张瑞璠：《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二章》
〔16〕《后汉书·儒林列传序》
〔17〕《汉书·循吏传序》
〔18〕《后汉书·班固传》
〔19〕《后汉书·寇恂传》
〔20〕《后汉书·章帝纪》
〔21〕《论语·子张》
〔22〕《墨子·非命上》
〔23〕《墨子·明鬼》，《隋书·李德林传》
〔24〕《汉书·儒林列传序》
〔25〕《汉书·武帝纪》
〔26〕《后汉书·灵帝纪》
〔27〕《汉书·疏广传》
〔28〕《汉书·翟方进传》
〔29〕《后汉书·贾逵传》
〔30〕《后汉书·索庐放传》
〔31〕《后汉书·延笃传》，《风俗通义·怪神》
〔32〕《后汉书·张楷传》
〔33〕《后汉书·欧阳歙传》
〔34〕《后汉书·孔僖传》
〔35〕《后汉书·杨震传》
〔36〕《后汉书·桓荣传》
〔37〕《后汉书·甄宇传》
〔38〕《论衡·案书》
〔39〕《汉书艺文志条理》
〔40〕〔41〕《乐府诗集·相和歌辞》
标签：汉朝论文; 左传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古文尚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尚书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春秋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