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常熟的传统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熟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常熟，是一座有着全国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历史地位，是由生息于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所创造的丰富的地方文化决定的。回顾常熟5000多年的文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圣先贤们在常熟这个历史舞台上，具有颇为不凡的表现，做出了不小的业绩。这些业绩，尽管有的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有的只给后人留下了依稀可辨的印记，也有的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了，但是在其中体现出的一代又一代常熟人的奋斗，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意义的。
一
早在春秋时期，常熟先贤言偃就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学习礼乐、文学及济邦治国之学，成为孔子三千弟子中的10名高徒之一。由于他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所以得到了“道启东南”、“南方夫子”的美誉，以肯定其“文开吴会”的功绩。不管这些评价来自何方，言偃作为常熟乃至于吴文化区域内文明的传播者的地位，是得到一致公认的。
如果说，言偃的北上求学，及以后的学成南归，在把中原文明传播到常熟及其周围地区的同时，也确立了文化在这一地区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的话，那么，在以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与推崇，就是他们最初对于文化所持态度的一种必然结果。
常熟的私家藏书素称发达。自北宋郑时始，常熟的藏书家代有所出，不绝如缕。继郑时之后，南宋有钱俣，元有虞子贤、徐元震，明有陈察、杨仪、赵用贤及子琦美等20多家。明清间，钱谦益及毛晋、毛扆父子所藏典籍誉满江南。随后有冯舒、冯班与钱曾等40余家。清代中叶以后，常熟不仅出了很多中、小藏书家，还有被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据不完全统计，常熟历代藏书家的总数在140人以上（注：《常熟市志》第828～8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由于常熟的藏书家数多量大，以往记述藏书人事的不少著作，对此均予以充分的肯定。在叶昌炽所编的《藏书记事诗》中，共收录全国藏书家691人，其中常熟籍的有73人，占十分之一强。在由杨云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的《中国藏书家考略》中，常熟籍藏书家在全国的比例(84:741)也占十分之一以上。在吴晗所编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常熟籍藏书家与外地藏书家的比例因为后者局限在江浙范围内而使前者显得更为突出(84:490)。因此也可以看出，即使在文化处于相同层次上的江浙一带，常熟在藏书这一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
常熟私家藏书的发达，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发展的结果。如果说，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外在保证的话，那么，长期的文化积累和人们对文化的认同，为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就是说，常熟地区的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常熟私家藏书的兴衰。
事实上，不仅藏书活动受着本地文化氛围的影响，其他各项文化同样受着它的影响。
常熟历代的教育较为发达。教育的机构，就有县学、书院、私塾等几种。其中，尤以书院最可称道。常熟地区的书院，始创于元代。据旧志记载，在元至顺二年(1331)，常熟就创建了文学书院，以作育人才。之后，各种书院在城乡各地先后问世，史籍载录的就有14所之多。
通观常熟的书院，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无论城区还是乡村，都建立了大小不等的书院，而且数量也基本平衡。据统计，在史书所载的14所书院中，城区8所，乡村6所。如果加上鹿苑、塘桥等处的小书院，乡村的书院数，就明显超出了城区。这个统计数字本身，即以勿庸辩驳的事实说明，在常熟，乡村中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亚于城区。从整个国家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由于教育本身的弊病，乡村与城区的文化发展是严重失衡的。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常熟能做到乡村和城区的文化教育并举，说明常熟在文化发展方面，总体上是顾及到城乡的平衡。
学校教育的发达，为常熟地区人才的不断涌现提供了现实条件。据志书记载，自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常熟一地先后出了8名状元，480多名进士（注：参见曾康、蒋伟国、周公太、金曾豪合编之《常熟名人》。常熟碑刻博物馆，1993年11月编印。）。仅清代一朝，就产生了6名状元，158名进士，数量很是可观。尽管科举考试中登第者的多寡，未必能反映某一地区整体的文化发展水平，然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持续有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也足以体现这个地区的文化积累。
科举考试中的登第者，仅是常熟历史文化名人中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应试或应试落第的人。他们虽然与科举考试无缘，但他们在繁荣常熟地方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亚于或更甚于某些举人、进士、状元的（注：参见曾康、蒋伟国、周公太、金曾豪合编之《常熟名人》。常熟碑刻博物馆，1993年11月编印。）。
常熟文化的发达，文化积淀之深厚，也可在修志频繁中反映出来。据载，常熟地区最早的志书编纂于宋绍熙年间。自是而后，编志成为一种风气。到清末，常熟编成了各类志书100余种。志书的数量之多，与国内其他同级别地区相比，实属名列前茅。
常熟历代所修志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相当多。在众多的志书中，县志是各类志书中占主导地位的，先后问世了23部。仅清代就编出了13部县志。再是合志和乡里志。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志书，它们在综合反映常熟历史文化方面的作用，是任何一种记载都无法替代的。
二
自古以来，在常熟文化史上，出现过不少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如果说，尚文精神，为常熟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了铺垫的话，那么，开创了某一流派或丰富了某一领域表现力的文人的创新精神，就使得这种地方文化生发出耀眼的光彩。
在常熟历史上，曾出现过数位画艺精湛的画家。他们的画风一脉相承，自成一体，终于形成了一个别具风格的艺术群体——虞山画派。虞山画派的创立，与居于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是分不开的。黄公望，本名陆坚，是元代杰出的山水画家。他酷爱大自然，长期在名山大川之间遨游，从复杂多变的大自然中汲取营养，捕捉灵感。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师法造化，终于在继承前人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为简约、更为萧洒地表现山水的灵气的神韵的画风。
黄公望之后在常熟画坛执牛耳者，当首推王翚。王翚，字石谷，出身于常熟的一个绘画世家，自幼喜欢绘画。早岁，他就得到王时敏、王鉴的指授与推许，经常博览大江南北的秘本精藏。对于古人作品，常下苦功临摹。他力追董源、巨然，醉心范宽，对王蒙、黄公望的山水取法尤多，对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的山水画也多有会意。然而，他摹古不泥古，把各家的长处、特色糅合到自己的绘画中，从而开创了一个以孕育他的生命和艺术的虞山命名的独特的艺术流派。
在王翚首开虞山画派的端绪后，一批授业于他的弟子及其家族成员如杨晋、唐俊、刘松、王畴、王复祥等，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绘画风格，从而使得该艺术流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卓然自立于清朝画坛。
在虞山画派称誉画坛的同时，篆刻艺术也在常熟兴盛起来，并形成了为时人所公认的独特流派——虞山印派。虞山印派的开山祖师为沈龢、林皋和王瑾。他们师承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印派，同时又吸取了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特色，并将两者之长融会一体，从而开创出苍老古朴而又不失清新秀丽、沉稳凝重而又不失气象万千的艺术风骨的印派。前人在论述他们的艺术造诣时指出，他们的篆刻“无一字不合法，无一笔不灵动，其中渊然穆然，如彝周鼎，询为旷代之珍”，“动刀甚微，而骨格青苍，气韵风秀”（注：《常熟史话》第102、1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
由于虞山印派一创立就具备了与海内诸家争雄的实力，追随者甚多。他们中有本邑的严源、严毛琛、翁苞封、杨沂孙、殷用霖和丹徒的包桂生等。
到了晚清，虞山印派的传人中最有成就的要数赵石。他所治之印，古朴拙茂，恢宏宕落，寓奇于正，并能自出心意，因而被称为吴昌硕后江南第一人。以他及其弟子为主体的后虞山印派，在阵营和影响上，并不亚于清初印坛上的虞山派。他们之间生生不息的传承关系，得益于对前人成就的总结和长处的汲取，更得力于开拓创新的奋斗。
在中国琴学史上，先后出现过中州派、峨眉派、武陵派、广陵派、虞山派五大琴派。他们之中，虞山派历明万历到清康熙六朝，主宰琴坛近百年时间，其兴盛的景象，在华夏琴学发展史上也很少见。
虞山琴派形成于晚明，创始人为著名弹琴家严澂。严澂，号天池，以荫得官。嗣因开罪宦官，辞官归里。蛰居家乡，他以琴书自娱，对琴艺尤为钻研。他先后师从陈星源、徐月仙等学习琴艺，并与琴友徐青山、赵应良、陈禹道、弋庄乐、施磵槃等结成琴川琴社，切磋弹奏艺术。在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严澂等人逐渐形成了自己清、微、淡、远的演奏风格。由于其艺术追求迎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欣赏心理，很快风行海内，并成为明代琴坛上享有盛名的琴派。
虞山琴派的成功，除了其独创的演奏技巧和表现手法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见解独到的琴学理论。虞山琴派的琴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严澂主持编订的《松弦馆琴谱》一书中。他在自序中指出，“古乐湮而琴不传，所传者，声而已。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词，用一字当一声，而谓能声；又取古典，随一声当一字，而谓能文，古然乎哉？盖一字也，曼声而歌之，则五音殆几乎遍。故古乐声一字，而鼓不知其几，而欲声字相当，有是理乎？考古诗被诸管弦者，大抵倚声而歌，非以歌取声。今世所传古琴，操者皆其词非其声也。观濮上之音，师涓能听而得之，此有调无文之明证。孔子鼓琴得其人，师襄亦不待言矣。”由于《松弦馆琴谱》开启了一代琴风，故而旧志毫不含糊地指出：自是谱出而海内推为正声，虞山琴派遂名天下（注：庞鸿文纂：《重修常昭合志稿》。）。
严澂之后，虞山琴派的传人不断。尽管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琴派的式微已成定势，但热衷于琴艺的人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追求。所以到了近代，出现了像吴景略这样具有相当影响的古琴大师。
三
常熟历史上，从政为官的人数颇多。虽然他们的官职悬殊很大，有的仅为县级小官，有的则位列阁丞，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当得起清官的称号的。
鱼侃，字希直，明永乐进士。先后任过刑部、工部主事，刑部郎中。在出任开封府知府期间，他“耿介明允，人谓其治可继包孝肃”。其母亡故后，鱼侃不取官府一物弃官归里。在家乡，他的日常生活十分清苦。旧志描写他“或日罢炊，所居敝坏，病卧，雨流湿床箦，寒衾单薄”，连家人也不满地抢白他“开封守亦有今日耶！”然而他依旧怡然自得，不以为意。他的这种清明政治、廉洁为官的作风，为他赢得了“第一清官”的赞誉（注：庞鸿文纂：《重修常昭合志稿》。）。
在为官清廉方面可与鱼侃比肩的，是和他同时代的钱昕。钱昕，字景寅，明正统十年(1445)进士，20多岁即擢为御史。在巡按浙江时，有勋臣家奴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钱昕得悉后，不畏权势，为民伸冤，立即将恶奴杖毙，被人称为“钱青天”。在荆州府太守任上，钱昕清廉勤政，深得当地人民爱戴。为了表达对知府的感恩之情，民众特地编了一首歌谣：“荆州太守苏州士，千里家家知姓氏。太守衣，苏州绮；太守食，苏州米。荆民食饱荆州米，荆州衣被荆民体。安我父母，育我妻子，女织男耕乐生理。不愿太守一品贵，只愿太守千百岁。”（注：《常熟市志》第10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公道自在人心。一个封建官吏能得到民众如此厚爱，足见钱太守清廉的为官之道了。
鱼侃、钱昕之外，常熟还有过不少清官，仅见于旧志的就有赵公豫、钮衍、殷瓒、卫浩、吴讷、刘珏、褚祚、瞿俊、郁容、吴寅、蒋以忠、翁宪祥、陈必谦、孙鲁、邵世茂、陶正靖、归宣光、严有禧、王峻、丁斌、王庭筠、陈桂森、周棨、曾涉、蒋士麒等人。他们为官，不是拒绝亲朋好友、门人属吏的请托，就是洁身自好，耻与那些利用职权搜括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为伍。由于居官清正，他们在辞官以后的生活颇为艰难。他们中，有的家徒四壁，别无长物，有的甚至连死后的丧葬费也要由朋友、乡亲代为筹措。
在常熟这样一个不大的地方，产生出如此多而且如此感人的清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常熟的文化历史熔铸而成的。
四
在古代中国，儒家的政治学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它既使他们洁身自好，为切实推行儒家政治殚精竭虑；又使他们在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发生偏差之时，敢于挺身而出，为维护儒学的尊严而奋斗。他们的这两种努力，虽然手法迥异，取得的客观效果也不一样，但其原初的动机，却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常熟历史上，不仅出现了不少为官廉洁的清官，也产生了一些不惧权贵的谏官。
明朝弘治末年，进士蒋钦出任南京御史，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奏议。正德元年，宦官刘瑾擅权，驱逐大学士刘健、谢迁。蒋钦与不少官员上谏表示不满。此事引起了刘瑾的愤怒。他假造圣旨，将蒋钦等人收入牢狱，廷杖为民。然而，蒋钦并没有被刘瑾的淫威所吓倒，削职的第3天，蒋钦单独具疏斥责刘瑾。奏疏先直截了当地指出：“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接着，他列举刘瑾的种种不法行为，要求皇帝改弦更张，急速“诛瑾以谢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钦甚至不惜陪上自己的生命（注：庞鸿文纂：《重修常昭合志稿》。）。
蒋钦为维护封建统治所作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重用，反而遭到了奸臣更为恼怒的打击报复。他被再杖三十。但是，他对弹劾权奸，依然毫不动摇，于是再次具疏，既斥责刘瑾，表示与其势不两立，同时对皇帝的不醒悟表示出不满，他甚至说：“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这次上疏的结果，依然是被杖。由于系狱与被杖，蒋钦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在第三次被杖后3日，蒋钦亡故于牢狱之中，年仅49岁（注：庞鸿文纂：《重修常昭合志稿》。）。
尽管蒋钦为清除国家之蠹贼而以身相许，是出于他对明朝统治的安危存亡考虑的，是对皇帝的愚忠，但他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敢于与恶势力抗争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沈鹏，号北山，1894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职编修。他立身方正，秉性刚直，嫉恶如仇，对当道权奸，尤其深恶痛疾。因而在变法遭到失败、政治愈益黑暗、在朝诸臣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作为的情况下，他敢于挺身而出，上书朝廷，要求独揽朝政大权的慈禧归政于光绪，并诛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
1899年冬，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沈鹏撰成千余言的奏折，托翰林院掌院徐桐转呈朝廷。因为按清廷制度，编修上书朝廷，照例须请掌院代奏。然而，徐桐是个守旧派官僚，他看到沈鹏奏折中有忤逆慈禧的内容，当即拒绝代奏。见此情形，沈鹏深感失望，遂拂袖南归。途经天津，将奏折交与向其索要稿件的《国闻报》，奏折的内容遂完全被世人所知。
沈鹏在奏折中指出：“古来垂帘之政……皆国君嗣服，尚在冲龄，始举此制……若今日我皇上之临御天下也，二十余年矣”，因而要求慈禧即速归政于皇帝。接着，他列举“凭权借势，上托圣慈之倚畀，隐与君上为仇雠”的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的种种罪状，请求朝廷速将他们诛戮。如果“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注：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10辑第93～100页。1983年7月编印。）。由于沈鹏所奏直言不讳，在当时的中国，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此，孙景贤将自己根据沈鹏上书这事创作的小说命名为《轰天雷》，足以说明其影响。
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此时，沈鹏继续以维护正统的封建政治为己任，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但是，在各级官吏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政治腐败至于极点之时，他敢于冒死进谏，其不依附权势、不贪生怕死的精神，将永留青史。
综上所述，常熟的先贤们所做出的业绩，为常熟的地方文化增辉添色。常熟传统文化中的尚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对国事民事的忠诚耿直，是我们后人应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