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浪潮，中国学术领域掀起一股以进化论和实证精神为理念的科学主义冲击波，正值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也未能幸免。科学主义主导着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的学术言路、精神内核、价值维度和话语模式，并由此催生了一个以科学主义为标识的中国文学史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普遍将文学史研究混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并坚信依靠科学主义的方法，可以描绘出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国文学史。科学主义在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提供新的话语支持、发掘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留下了迄今为止也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
一
晚清以降，西学日昌，时人“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上自朝廷要员，下至文人学士，渴望救亡图存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在痛“吾国之不国”、“吾学之不学”的无奈中，都将西方的科学主义视为救赎中国走出危卵之境的“诺亚方舟”。“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①，严复的这个判断颇能引起时人的共鸣。1902年“壬寅学制”实施，1904年“癸卯学制”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1909年新式教育体系确立，这连锁的政府行为将晚清教育改革导向深入，在体制层面保障了科学主义的中国旅程。新式教育，新的面孔，“科学成了学校的一个科目”②，科学主义升腾为近代中国教育的灵魂。这种唯科学是从的教育“急行军”让一度力主“废科举兴学校”的康有为也措手不及，他转而斥责新式学校“师欧媚美”，“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但康氏的斥责充其量表达的也只是一部分晚清学人的怀旧情愫，于逆转近世中国教育的转型则几乎无补。新式学校依旧我行我素，“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③。内容如此，形式继之，学校的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④。晚清教育改革曾提出过“远法三代，近取泰西”的口号，但在实际操作中，“远法三代”显然“过于遥远过于模糊”⑤，基本悬空，剩下的只有“近取泰西”。这样一来，学术分科，课程设置，讲义编写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⑥。借助教育先行，科学主义由“器”到“学”，继而为“道”，成为流传于近世中国学人之中的学术理念和研究通则，被推演至各个学科。晚近，顾颉刚在回顾清季学人将科学主义向其他学科领域推演的原因时说道：“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⑦，“旧时士大夫之学，动辄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⑧。这个分析颇有见地，清末学人将科学主义向其他学科领域推演的目的就是希望假其整饬中国学问，建构中国学术之“科学统系”。这样一来，破除家学壁垒、投诚科学主义就成了晚清学人心底的纠结。
科学主义滥觞中国，肇自近世。明末清初吴江王锡阐、宣城梅文鼎专治天算，开近代中国科学主义之端绪。此后，至于晚清，西学日炽，科学主义遂在中国蓬勃发展，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学术领域“最时尚、最主流的话语形态”⑨。梁启超曾描述过这一盛况：“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然其所以能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⑩ 郭颖颐也认为，20世纪早期，中国的各种条件虽令人沮丧，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11)。事实确是如此，晚清中国不仅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且“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又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2)。两相交加，促使秉持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念想的近世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主义推而崇之。王国维即为典型。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他就对西方以“综括”及“分析”为特质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赞赏有加，他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13) 因此，以“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见长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就成为其学术研究之圭臬。“五四”前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盛极一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等都专力于宣扬科学主义。针对玄学论者的“科学破产论”，胡适曾这样驳斥，“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一句话，“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所以，“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14)。因为笃信科学，所以时人称他为“赛先生，活菩萨”。除胡适外，陈独秀也为科学主义奔走呼号。1915年，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它族者，科学之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达”。因此，吾国人倘“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需“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还数举士、农、工、商、医诸科不知科学会导致“无常识思维”之害。最后指出，“欲根治之，厥维科学”(15)。1917年，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陈独秀又指出，“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16)。因此，学问“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装神弄鬼的东西，“皆在废弃之列”(17)，唯有“赛先生”才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8)。与胡适和陈独秀相比，傅斯年似乎更为偏激，在他看来，在中国推行科学主义乃是“天演公理”，“违反科学之文，势不相容，利用科学之文，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9)。
将近世中国科学主义风潮推向极致的是吴稚晖和丁文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吴稚晖当属较早倡导科学主义的学人之一。1907年，在与李石曾共同撰写《新世纪之革命》时，吴稚晖这样说：“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20) 吴稚晖曾有这样一个信条：“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21)，因此，他号召时人迎受“赛先生”，“请他兴学理财”、“经国惠民”(22)。在教育理念上，吴稚晖也甚是激进，在他看来，“除理化机工等之科学实业外，无所谓教育。足以当教育之二字之名义者，惟有理化机工等科学实业也”(23)。由于对科学主义的绝对信任，吴稚晖竟相信“用清水一百十一磅，胶质六十磅，蛋白质四磅三两，油质十二两，会逢其适，凑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之我”(24)，相信摩托可以救国。1924年，吴稚晖担任《科学周报》的编辑，他不仅恪守《科学周报》“研求科学的内容，申明科学的价值”之宗旨，还在《科学周报》的发刊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赞誉科学主义的文字：“科学在世界文明各国皆有萌芽。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火焰在欧土忽炽。近百年来，更是火星迸裂，光明四射。一切学术，十九都受它的洗礼。即如言奥远的哲学，言感情的美学，甚至瞬息万变的心理，琐碎纠纷的社会，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的向前走着。人们的思想终容易疏忽，容易笼统，受着科学的训练，对于环境一切，都有秩序的去观察、整理；对于宇宙也更有明确的了解”(25)。作为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吴稚晖终其一生都希望借科学主义来铲除将中国逼入贫穷落后的“丑恶病态的东方文明”，从而实现国家的兴盛。和吴稚晖一样怀着科学救国的幻想，丁文江也力挺科学主义。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他认为科学方法在知识界是万能的：“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26)。国内有学者将丁文江的这段话看作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界“唯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的最恰当表述，(27) 不无道理。胡适之所以称丁文江是“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从他唯科学是从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总之，由明末清初发端，晚清蓄势，再经“五四”的洗礼，科学主义终成“正果”，成为国人的集体意识。1923年，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就充分肯定了这一伟大“成果”：“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28)
二
1904年，执教于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以一百天的速度匆匆赶写了首部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在第4章第18节中，林氏自称“传甲此编，……其源亦出欧美”(29)，由此可见，林著已有师法西学的端倪。实际上，林著不仅开创了国人撰述中国文学史的先例，而且也首倡以科学主义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风气，且因此影响其后数位学人，终使科学主义登堂入室，成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主要价值驱动和理念归依。
林氏早年受教以算术、方志、地理、历史和物理为主，他尝自言：“当年六岁失怙，先妣林下老人教以数与方名，遂有蓬矢四方之志。弱冠游学武昌，创时务学堂，讲长江形势。首明乡土、地理历史格致之用，受知南皮张文襄公”(30)。有学者认为林氏生平习得和最看重的“不是日后使他名留青史的文学，而是算学和舆地之学”(31)，从林氏早年受教的情况来看，此论应该不错。林氏的早年学养表明他曾深受科学思维之浸淫，这样一来，在捉刀中国文学史时，他揣着科学主义实属必然。在章目设置上，林著共16章，每章18节，凡288节，安排如此整饬，组合相当井然，林氏的算学功底和理性能力着实了得。戴燕曾称林氏早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史课时，就已“对课时的精确计算和课程进度的安排”，进行过“试练”(32)。这种试练当为林氏如此整饬井然地处理纷繁芜杂的中国文学史实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技术铺垫。统揽林著，“科学”一词分见于16个章节，凡16处。就此16处林氏对“科学”一词的运用来看，他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科学主义思维解读中国文学史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16处中，有“吾愿黄帝神明之胄宜于文学科学加勉矣”之语，此处的“文学科学”实则林氏对中国文学史的别称。在标题设置及具体论述上，全书288小节，15处使用“……的变迁”格式，参以著中第43页“凡此可见退化之国亦可进化也”及第47页“读赫胥黎之《天演论》，知动植消耗之故矣”语可知，林氏已经具备进化观念。此外，林著还倡导实事求是精神，将“空疏鲜实”的治文学之风斥为“博士卖驴”；推崇“解剖观察之法”，将古人读书之“分节绘图释例”法与日本汉文典的“解剖观察法”等而视之，称其“不可废也”；以“精实”为品文之标准，如第13章第7节言：“幕王谢之纤丽，不务冲之精实，此中国文学所以每况愈下矣”。第六章第18节云：“论事之文，于科学为近”。同时，林著在运思中多夹杂数学、逻辑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内容，且有评语“诗文亦奇实验之效”等。凡此种种皆表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观虽然保有中国传统中以“经史子集”言文学的痕迹，但它同时与当时已广为时人推崇的科学主义风气的距离也不是十分的遥远。
传甲之后，当属黄人。黄著《中国文学史》约动笔于1904年，成于1905年，初为时人忽视，虽1926年由王文濡修订出版，仍然流而不传，在学界反响甚微，“远不及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为士林熟悉”(33)。但在文学史观的科学主义倾向上，黄著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有统系。首先，在文学演进路线上，黄著秉持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学同于世运、人心，其进化之机“未尝少息”，且人世间不可能有“社会之万事皆进而文学独衰退”的现象。在具体路径上，黄著指出：“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有中止者，有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34)。其次，在文学史功能上，黄著驳斥了那种鼓吹他国文学皆有进化、独中国文学无进化且今不如古的谬论，认为中国文学不但一直在进化且较之他国文学更加“精微浩瀚”，堪称国粹。这样，中国文学史就有保国粹、动人爱国情感之功效。此外，黄著又树“诚（真）”为衡文标准，提出“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并对中国传统中“诈伪曲饰”的文学陋习进行了抨击，强调文学史当具“爱智之精神”，这样，它才能将“美恶妍媸，直陈于前”，使“障翳抉则光明生，糟粕漉则精华出”，让读者“有所取鉴而能抉择也”。再次，在文学史方法上，黄著指出文学史的方法“绚今则窒古，竺旧则违时。用演绎法则近武断，而疏必多；用归纳法则涉更端，而结宿无所”，文学史“属于叙述”，当用叙述之法。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黄著这里所谓的“叙述”非一般意义上之“叙述”，而是另有他意，这关涉到梁启超的新史学（按：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对黄人的影响，学界早有公论，在此恕不赘述）。在《中国史叙论》中，论及史学的方法时，梁启超指出：“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35)。《新史学之界说》中，他又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从这两处论断来看，在梁启超那里，“叙述”或曰“记述”乃他认为的史学方法。而且，作为梁氏认作史学方法的“叙述”或“记述”，并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造家谱”，而是“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36)。黄著所取“叙述”之义，当与梁氏相同。也就是说，在黄人看来，作为“叙述”的文学史理应去阐明中国文学进化的“公理”和“公例”。由此观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无疑带着科学主义的征候。
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以科学主义建构中国文学史观的重要文本。来著约成于1905年，虽流布上远不及林、黄之著广泛，但其科学主义的意向却也颇是鲜明。在绪言中，来氏即推崇科学，痛惜中国科学精神的不昌，著中呈现出的科学主义意识更不待言。如在评议先秦文学时，来著指出先秦文学虽制造了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但其弊也不少：其一，该期缺乏“论理之学”，致文化上多诡辩，少科学，因此，“文学不能光大”；其二，该期缺乏“物理之学”，虽有“格物一目”，然“有录无书”，“传者既微”，致文学“蹈於空疏”(37)。稍作辨析，则可看出来氏此论潜隐的科学主义倾向。来氏所谓的“论理之学”，实指自然科学中的数理逻辑，而他所谓的“物理之学”，则指剖精析密、法式机械的思辨名学。由此看来，来氏对先秦文学弊端的判断实为立足于科学主义而发。如果结合来著其他章节对国朝文学“道光以来，西学东渐，於是欧亚文化，混合为一。迄今学校兴，学科分，求学之士，凡得之於学堂者，皆有科学之性质，於是文章益形进步矣”以及对近今文学“中国之文学，自此将与欧美合乎。是又开前古未有之景象，而文学史上，又为之生色矣”的评判，答案就更为明了。此外，著中尚有“文学以竞争而进步，中国六家九流、诸子百氏，其分门别户，立说各不相同。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文学以竞争而发达”等本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进化观念的判断。总之，统揽来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重要理论支撑当属科学主义。
在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中明确标举科学主义的非郑振铎莫属。这位“有搜集旧小说珍本”(38) 癖好的文学史家早在1923年就号称自己要“‘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39)。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做文学史得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进行“文学之科学的研究”，而且要像植物学家研究树木、地质学家研究矿石一般，“把文学当作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去研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又将本自科学主义的归纳考察和进化观念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必由之路”(40)。除郑振铎外，周作人、李长之、杨丙辰、胡云翼、钱基博等人也将科学主义视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圭臬。如周作人说文学史家就是“一个科学家”(41)；李长之提出文学史就是对文学发展的具体况状及其规律性进行探讨的“科学”(42)，而且他在方法论上还教导时人治文学史“要狠”，要有一种“理智的硬性”，“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如阿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总之，“要分析得鲜血淋漓”，万不能“婆婆妈妈，螯螯蝎蝎”(43)；杨丙辰呼吁文学史家要“向着同一的一条正当科学大道奔趋”(44)；胡云翼要求文学史采取“谨慎、客观和求信”的态度(45)；钱基博则为文学史作了“文学史者，科学也”的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文学史乃“客观之学”，要求文学史家应该像动物学家记载动物、植物学家记载植物一样，“诉诸智力”(46)。借助以上诸家的发力，科学主义自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学史家的视野”，并逐渐“推广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理解中去”，从而绘成了草创期中国文学史“合乎近代理性的科学的发展图式”(47)。朱自清在谈及早期国人的文学史著述时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48) 现在看来这个比喻很是到位，它影射的几乎就是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的科学主义本质。
三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向来大抵只有文“话”而无文“史”，即使像《文苑传》、《文心雕龙·时序》等一些稍具文学史意味的内容，也往往零乱琐碎，不成史体，鲜有史之品质。个中原因，一言以蔽之，“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49)。这样一种历史家底，很大程度制约了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向传统文学批评汲取建构话语资源的积极性。即使如此，身处新旧交替之中的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依然没有完全被新式的文学观念格式化，仍然保持着中国诗学传统中以“经史子集”言文学的痕迹。而在文学史的体例安排上，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则求助于中国史学传统，将纪事本末和通鉴纲目之体嫁接到中国文学史的体例设置中去。当然，仅凭中国文学批评和史学传统中的这些理论资源，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要想走向一定统系乃至创立中国文学史学科，自然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它在建构中就既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保持着关联，又不得不别寻门际。就20世纪早期中国的哲学文化语境来说，中国文学史倘期待与其他学科分得些许话语权力，科学主义就是其别无选择的选择。尽管后来哈耶克作过科学主义会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进而导致社会科学研究进步的梦想“迅速破灭”的断言(50)，但这毕竟属于“后”见之明。对于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而言，背弃科学主义无异于自掘学科坟墓，拱手出让话语权力。因此，以进化论和实证精神为基础的科学主义就成了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公例”。当然，科学精神而不是科学主义介入中国文学史观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笃信科学最终走向科学主义，则会导致中国文学史观忘却中国文学史的学科个性，最终被科学主义“打得个旗靡辙乱”(51)。
但问题绝不止此，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影响，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以科学主义为建构圭臬，现在看来，多有草率。就历史学来看，科学主义并非历史研究之通途。19世纪，当以追求因果性和规律性为特征的科学主义史学横扫欧洲大陆之时，就遭遇德国新康德主义历史学家威廉·狄尔泰的坚决反对，狄尔泰认为，“历史世界中没有……因果性”，“在历史进程中寻找规律是徒劳的”(52)。除狄尔泰外，卡西尔、克罗齐、杜威、别尔嘉耶夫、沃尔什、布克哈特等历史学家都对科学主义史学极其不满，布克哈特甚至认为“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问”(53)。具体到文学史来说，我们知道，文学史是一门从事审美鉴赏和艺术评价并以文学的价值、意义为主题的学科，这种学科属性决定着它在研究中不可能只是停留于对“物与物”即文学史料与文学史料关系的研究，还得进一步去研究和揭示“人与物或人与人”即文学史家与文学史料、文学文本乃至文学史家与文学家的关系，这后一种关系只可能是一种“主观”或“评价”关系。这样，文学史家就不可能像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所凸显的那样是一个擅长“理智的硬性”的科学家，恰恰相反，他应该是一个拥有新鲜、活泼的个人感悟和审美体验的鉴赏家。1932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文学史方法论》曾指出，“以文学史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谓之文学史的观点，就这观点的源始性而言，与道德论和新闻学的观点迥异，是全属于严格的主观性的范畴的。”(54) 但这种背离科学主义的论调又如何能进入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者的视野？所以，他们依然坚持中国文学史当追求自然科学一样的真实、准确和客观。卡西尔曾说：“在艺术的领域里，如果没有丰富的个人经验就无法写出一部艺术史。”(55) 可见，包括文学史在内的艺术史要求其书写者必须确证自己不只是一个客观规律的寻找者，更应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个人经验并充满着审美活力的创造者。优秀文学史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其个人审美经验的丰富与多样、深刻与强烈，冷冰冰的客观主义是无法说明文学史叙述者的内心是站在那一边的。惜乎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在建构中却将此付之阙如，所以，它在印证达尔文的进化公理时，却错过了中国文学历史的审美张力；在追求文学演化的规律时，却与中国文学历史的鲜活生命失之交臂。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或许真的应该像孔德说的那样，“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历史”。
进一步来看，立足于科学主义，进化观念被成功地嫁接至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之中，这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学批评中“贵古贱今”思想的破产和现代意义上中国文学史评价标准的生成。同时进化论所承载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学术品格、进步学术理念和乐观历史态度也赋予了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也因此而广受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者的青睐。而且，进化论还由于“能够迅速适应社会思想剧变时期所赋予文学的超值想象”，帮助中国文学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质变”和文学批评领域新价值标准的生成而引领了草创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进化论中所包含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内核“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中契合了人们救亡图存的情感需求与寻求变革的社会心理”，因此，它“迅速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成为戊戌变法至‘五四’前后影响最为广泛的思想潮流，衣被几代人”，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56)。作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价值风向标，进化论几乎支配着这一时期所有中国文学史著者对文学史的理解以及他们在技术路线上对文学史肌理的组合、史料的甄别和线索的排列等。当然，文学史既然名之为“史”，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历时态”的东西。文学演进的路线在总体上确实和社会发展路径一致，是螺旋式上升的，在这种意义上，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与进化论的嫁接符合历史辩证精神。但关键问题是，文学史不同于社会史，或者说，它远比社会史复杂。文学发展既需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它还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单是进化论无法阐释文学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而且，进化论所体现出的“荣今虐古”价值取向恰恰和中国传统主流文学批评中常有的“贵古贱今”情结一样，都体现出了文学判断中的极端化倾向，对此，后人多有诟病。如易峻就指出：“夫历代文学之流变，原仅一‘文学之时代发展’，安可胶执进化之说，牵强附会，谓为‘文学的历史进化’。质言之，文学之历史流变，非文学之递嬗进化，乃文学之推衍发展，非文学之器物的时代革新，乃文学之领土的随时扩大。非文学为适应其时代环境，而新陈代谢，变化上进，乃文学之因缘其历史环境，而推陈出新，积厚外伸也。”(57) 吴宓也说：“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58) 这些批评自然不是无稽之谈。而且问题远不止乎此，以进化论为观念预设来架构中国文学史还暗含着“媚西”和“误中”的危险。党圣元就曾指出，进化论“是在西学体系并参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进行的价值重估”，因此“其批评话语的预设中已经暗含了对于这一参照模式所具有的先进性的认同”；同时，他还提醒我们，进化论“深受20世纪以来流行的矛盾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作为对立存在的二元，非此即彼”；这种“先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固然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传统文化，但是对于传统本身，可能是一种误解”(59)。实际上，只要我们翻阅一下20世纪早期在进化论统摄下所生产的中国文学史，就不难看到它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盲从和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误解到底有多深。
早在中国科学主义文学史观方兴之时，瞿世英、周作人等就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瞿世英认为：“科学顾得到知识却顾不到感情，顾到物质却顾不到精神，对于人生的一面固然很清楚，但对于人生的全部却遗漏了不少，便是人的心理活动，也用机械的心理学去看他，这是很容易减少人的同情的。这也是文学吃了科学的亏。”(60) 周作人也指出：“拿了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上的鬼神等字样，或者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章的结构；这些办法或者都是不错的，但用在文艺批评上总是太科学的了。”(61) 因为，“文艺不是历史或科学的记载，……如见了化石的故事，便相信人真能变石头，固然是个愚人，或者又背着科学来破除迷信，断断地争论化石故事之不合物理，也未免成为笨伯了”(62)。但这似乎并未引起早期中国文学史界重视。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的确需要科学精神，毕竟脱离实际想当然地勾连文学史，会使其虚构化、想象化，这自然有悖于文学史的真实形状。但中国文学史毕竟不是科学主义的话语场，只有“理智的硬性”是不可能构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作为文学史家构筑的一个历史场域，中国文学史离不开书写者鲜活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惟有科学精神和美学精神“相乐”，中国文学史才会是一个富有张力的话语空间，科学主义只会给中国文学史观带来以科学的名义拒绝科学的扞格。
注释：
①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
②(11)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第1页。
③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68页。
④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8页。
⑤⑥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第18页。
⑦⑧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9页，第81页。
⑨(56)(59) 党圣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12—13页。
(12) 赵尔巽：《清史稿·李鸿章传》，卷411。
(13) 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页。
(14)(21)(26)(28) 唐钺等：《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7—8页，第137页，第40页，第2—3页。
(15)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
(16) 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第3卷第4号。
(17)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
(18)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19) 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新青年》第4卷第1号。
(20) 吴稚晖，李石曾：《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1期，新世纪月刊社1907年版。
(22) 李日章：《现代中国思想家》（第5辑），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
(23) 梁冰絃编：《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书店1925年版，第237页。
(24) 罗家伦等：《吴稚晖先生全集》（第4卷），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395页。
(25) 周云青编：《吴稚晖先生文存》（上册），上海医学书局1925年版，第74—75页。
(27) 董德福等：《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29)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上海科学书局1910年版，第51页。以下未作特别说明者均见此书。
(30) 林传甲：《大中华安徽省地理志》，中华印刷局1919年版，第2页。
(31)(32)(47)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第183页，第10页。
(33) 龚敏：《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75—76页。
(34) 黄人：《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印行年月不详。以下未作特别说明者均见此书。
(3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全编》（第1集），横滨新民社1898年辑印，第63—64页。
(36) 梁启超等：《中国新史学》，印行年月不详，第8—11页。
(37) 来裕恂：《萧山来氏中国文学史稿》，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2—45页。以下未作特别说明者均见此书。
(38)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39)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40)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
(4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16—17页。
(42) 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第1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1—2页。
(43) 玛尔霍兹：《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译序，李长之译，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7页。
(44) 杨丙辰：《文艺、文学、文艺科学——天才和创作》，《文学评论》1934年第1期。
(45)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7页。
(4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4页。
(48)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49) 朱光潜：《诗论·序》，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1页。
(50)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页。
(52) 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53)(55)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第295页。
(54) Keltuyala：《文学史方法论》，陆一远译，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16页。
(57) 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学衡》1933年第79期。
(58)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60) 瞿世英：《小说的研究》，《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61)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页。
(62)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5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