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主义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启了东亚合作的新局面，新地区主义的兴起成为东亚冷战之后最为深刻的地区变化之一。地区主义在重塑东亚地缘格局的同时，也在重塑东亚国家的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使得东亚国家以地区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和周边世界。东亚地区合作进展迅速，以东盟、“10+1”、“10+3”、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峰会(EAS)为标志的地区合作架构不断完善和充实。与地区合作的成功典型欧盟相比，东亚地缘政治远为复杂多变，中国崛起、地区内不同国家博弈、域外力量介入加上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地区内繁杂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掣肘，注定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大不同于欧盟，更多地呈现出东亚文化与地缘的特色。因此，东亚地区主义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政策层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东亚合作新局面也开启了国内学人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关注和研究。他们从各自研究视角和路径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演进、现实实践及未来前景的研究是深入而令人尊敬的，使这一研究领域以大致详尽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他们也在尝试应用不同于西方理论的分析工具来研究东亚地区主义。尽管已有的研究有着诸多的共识，但争议也几乎同样多。毫无疑问，这些都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基础和起点。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实践和理论三个视角进行系统梳理，并将我们的一些思考陈列其间，以期裨补阙漏，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有着广泛综合性的参考文本。
一、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与新地区主义
1997年，备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东盟意识到在东亚需要一个强健有力、范围更大的地区组织，以抵御全球化的风险。同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首次“东盟+3”(当时为9+3)首脑非正式会晤机制成为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标志。正是在1997年前后，东亚地区主义开始真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并将之纳入研究视野，成为研究中的一个议题。①
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以1997年12月“东盟+3”合作机制正式确立为界，前者为旧，后者为新。从严格意义上讲，迄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主义只有1967年成立的东盟和1989年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的意义在于为东亚地区主义贡献了至今仍然适用的“东盟模式”，也为地区合作中的国家行为提供了一系列规则和规范。②APEC在20世纪90年代的运行，将地区合作的范围覆盖整个东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有弹性的制度性框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③除此之外，它似乎预示着“有关东亚区域主义的任何构想应该牢牢把握开放主义和非排他性这一基本原则”。④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东盟还是APEC都以开放性作为其地区合作的特征，这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旧地区主义之处，也体现了东亚合作的特点。⑤在关于东亚旧地区主义梳理与研究的文献中，耿协峰所做的工作尤为系统，他将东亚旧地区主义分为四个阶段：“以‘华夷秩序’为特征的东亚体系阶段(19世纪以前)；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的亚太体系阶段(1861-1911年)；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的亚太体系阶段；以‘冷战共处’为特征的亚太体系阶段。”⑥基于耿文的观点，以“华夷秩序”为特征的东亚体系大致可作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起点。
学者们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新地区主义兴起的背景、发展过程、特征及意义等方面，争议则集中在低制度化、不干涉主义和开放主义三个方面。
(一)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东亚地区主义兴起的背景，包括国际、地区和大国三个层面。王学玉的论述从国际层面展开：从国际政治变化的角度看，冷战终结带来全球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随着超级大国控制、割裂地区力量的削弱，地区的自主性与整体性特征得以恢复；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也揭开了众多民族国家难以驾驭的地区性问题的盖子，地区协调与合作的内在动力陡然增强。从世界经济变化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变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刺激了地区主义的复兴。⑦地区层面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王庭东认为“东亚地区各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为地区经济融合创造了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中国、东盟的经济改革，日本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90年代以后‘四小龙’及东盟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⑧傅新认为，东亚新地区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体迫切需要推进东亚经济发展模式(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EADM)的变革与创新，以重返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轨道。⑨国家层面的解释更多关注美国政策的转变。肖欢容提出，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对地区主义政策态度的改变有关。美国为APEC设定开放主义的原则、提出美洲自由市场计划以克服欧共体发展的影响，以人道主义干预使命为幌子，强制推行北约的“战略新概念”以控制北约，也反映出美国试图控制新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⑩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始自1997年12月确立的“东盟+3”地区合作机制。但究其渊源还要回溯到1989年成立的APEC，它第一次将地区合作的范围涵盖到整个东亚，而且为地区经贸合作搭建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为新地区主义的出现起到了催化的作用。(11)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提议构建“东亚经济集团”，以整合整个东亚，应对西方经济区域集团日趋激烈的竞争。尽管这一倡议由于各种原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响应，但是一种新的东亚地区合作理念由此产生。(12)东亚作为一个区域集体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是1995年召开的亚欧合作会议，东盟成员同中日韩一起与欧盟国家作为两个区域集体建立了合作框架。(13)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真正启动了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货币地区主义”。2001年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建立“安全地区主义”拉开了序幕。2003年的SARS危机则启动了“社会地区主义”的探索。(14)进入新世纪，新地区主义进程步伐明显加快，一则地区政府间合作的框架日趋丰富，并且出现了民间交流的地区合作“第二轨道”；二则东亚共同体探索已经进入越来越多国家的视野，尤以日本的态度转变为著。
(二)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特征与价值
关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特征，朱锋在研究APEC运行之后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应“以松散的、对话型的方式推进东亚多目标的区域化进程中的体制建设”。(15)张蕴岭将其总结为“以经济为中心、平等参与以及一致同意”。(16)苏浩则归纳为“普遍性、包容性、多元性、跨地区性和多层次性”。(17)臧秀玲的总结更为细致，“多样性、多层性；开放的地区主义和非排他性；渐进式发展和制度化水平低；不干预国家主权”(18)。概括其主要内容还是“东盟模式”，不过适用范围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这些特征凸显出三个变化：一是地区合作低制度化的弊端日渐显露；二是交流合作的层次日趋丰富，民间交流作用的重要性已经表现出来；三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的进程在地区主义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正在形成一种秦亚青所称的“进程主导模式”。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东亚地区主义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地区合作的东亚模式，其价值无疑是多方面的。王学玉的研究表明，地区主义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新的结构层次及独特视角，它架起了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桥梁；(19)朱锋认为地区主义正重塑着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变着国际格局，规范着国家的行为；(20)张蕴岭和夏立平指出，地区主义为我们解决传统双边关系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并能大为优化中国的外交环境；(21)庞中英和张振江在地区主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地区治理的理念；(22)门洪华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探究了地区主义的潜在价值；(23)王正毅更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亚洲方式”的合理性，(24)等等。
实践层面，地区主义为管理各种复杂的地区关系搭建了一个制度化平台，并以法制建设的形式为发展成员之间平衡、稳固且可预期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系列的规则和规范，增加了地区福利。具体来讲，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将使中日两国更多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处理相互关系，将以开放的区域主义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形成‘反独促统’的区域框架”。(25)“区域连接可能会是一个孕育两岸建立政治架构的温床，因为两岸可以在区域合作中缓解或者克服两方直接政治连接上的一些困难。”(26)“朝鲜半岛通过融入东亚区域主义发展的框架中来，这样既能保障其内部形势稳定，又可以为最终实现南北双方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朝鲜半岛可以成为一种将东亚区域主义与亚太地区大国协调结合的尝试。”(27)总之，为解决地区内众多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现实困境开创了新的路径。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开始了建构东亚认同的进程，这种东亚认同将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28)
(三)东亚地区主义的低制度化
大多数学者认为，制度建设滞后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继续取得进展的一大障碍，但对低制度化成因却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东亚一体化是在成员国之间差异较大、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尚未解决、对峙依然存在，而且美国持怀疑和警惕态度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高度制度化地区主义在短时间内是不现实的。(29)另一种观点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美国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存在，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内生性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使东亚地区主义主要限于功能性的、基于区内生产国际化的软地区主义；二是直到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北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将地区主义发展，错误地定位在从地理概念上实际上涵盖四个地区(东亚、大洋洲、北美和南美)的亚太经合组织或环太平洋带。(30)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另外两个因素：“东盟方式”和东亚社会的特征。“东盟方式”核心内容即协商一致、重视国家舒适度、不干涉内政。其结果就是，由于东亚国家重视协商一致和舒适度，必然导致制度建设滞后和降低制度有效性。(31)再者，东亚社会传统上就是一个充满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形态。关系具有一种排斥制度的本能，关系网络的高密度在降低制度有效性的同时自然会忽视制度构建。
(四)不干涉主义
不干涉主义是走出殖民化的东南亚国家在迈向地区合作的过程中，基于历史记忆对国家间关系的现实规范，它集中体现了东南亚国家对国家主权的理解和珍视。现在，老规则与新现实产生了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新地区主义主张转移部分主权，建立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地区事务，应对外部挑战。这无疑为不干涉主义所不容，尽管部分主权转移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去敏感的民族主权，而是该地区各国共同行使转移出来的主权。但矛盾恰好由此而来。以东盟为例。由于奉行不干涉主义，对有损合作的经济民族主义不能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它事实上维护了经济民族主义，使之普遍存在于成员国之中，成为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不干涉内政的追求使东盟在成员国发生政治危机时作壁上观，不能发挥调解和仲裁作用，削弱了东盟的凝聚力。(32)基于历史的教训，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和泰国外长素林相继提出了“建设性干预”与“弹性介入”的概念，想以此来解决不干涉主义带来的困境，却被多数东盟成员国否决。
针对不干涉主义的困境，有学者主张用改造过的“介入性地区主义”来解决。“这种介入性体现在两种形式的实践上。第一种是北约和欧盟，打着市场资本主义、‘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旗号，给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以成员国身份，使之加入西方。第二种是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为对付未来可能的危机，开始采取一些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政策。”(33)王庭东认为介入应“谨慎”，因为“首先，东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现阶段不宜使用‘介入主义’这个提法。二是从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看，‘介入主义’在当前是行不通的。三是从对国际关系的溢出来看，‘介入性原则’显然会构成对弱小成员的国家主权的干涉，并形成新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34)
(五)开放主义
开放主义的争论有三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开放主义？什么样的开放主义？开放主义是永恒的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肖欢容基于东亚地区的实际困境给出了一个答案，“其一，东亚地区主义合作本身的后发性困境，使得地区主义目标难以界定。其二，东亚国家发展的困境，它造就了东亚地区主义目标泛化的开放性。这些困境都是东亚民族国家以及地区的发展困境，是其自身无法有效解决的，引入开放性目标成为必然。”(35)从理论的层面看，“外向与开放是目前新地区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反映了全球政治经济深刻的相互依存性……目前仅仅是一个自由的地区空间远不能满足民族国家的利益需求，从全球化中受益意味着要充分利用已实现了全球自由配置的资源，而且建立一个地区的堡垒在实践中一般是不现实的。”(36)肖欢容还从大国战略视角探究了开放主义的源头，“新地区主义体现了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在找办法阻止地区主义的进一步扩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一方面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美洲自由市场计划，克服欧共体发展的影响。”(37)对此，朱锋持类似的观点，“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美国一方面强调任何东亚的区域化组织都不能把它排斥在外。另一方面，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计中，始终倾向于‘内向’的政策。”(38)但是，他们似乎忽视了东亚国家，尤其是首倡开放主义的东盟国家的自主选择性和东盟国家的历史记忆。
开放主义，是指有着广泛地区整体性并对广泛的世界秩序的需要进行开放的地区合作，是一种包容性和国际主义很强的多边主义理念。(39)它强调区域组织除了要着眼于区域内部合作之外，也应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与交往；这种对外联系不仅不会削弱区域内部的合作，反而会增强区域合作，给区域内各国带来机会。(40)朱锋在分析了东亚近代史之后，认为“开放主义并不意味着东亚区域化应该具有强烈的外来色彩。东亚可以以自己的实践和能力来以我为主地推动区域主义在东亚的深入”。(41)显然，这里所谈论的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一种地区主义的传统回归。西方学者强调“开放地区主义”，认为这一概念有利于促进贸易集团的对外自由化，并为此设定三个标准：成员开放，非禁止性条款，选择性自由化和开放的互惠。(42)他们虽然将兴趣点放在达成自由贸易上，但对于成员尤其是域外成员的接纳似乎超出我们的想象，是为对新地区主义的过度超越。
如何解决回归传统和过度超越的两难呢？苏浩认为，“东亚地区内形成了一种地区内合作机制建设与地区外协调体制建构的两层构架。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应具备三个要素：相对明确的地域性、内部的开放和外向的开放。”“外向的开放即为东亚国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斥地区外国家和组织，而是对它们以某种形式的参与持欢迎的态度。”这样，“东亚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的框架，即一方面以‘10+3’为平台深化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以东亚13国为一方，积极开展与东亚地区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从而，“东亚新地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回归传统地区主义的色彩，但更是对新地区主义的超越”。(43)
针对第三个问题，韦民不否认开放性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从严格的学理角度看，东亚的这种‘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一种‘虚假’的地区化形式，它充满了外在的形式而缺少了实质性的内涵。与其说它是一种新型的地区主义，倒不如说它是东亚国家间的一种现实主义政策选择。”(44)肖欢容认为，地区主义发展路径是有一定层级的，同时在合作内涵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东亚所倡导的开放地区主义目标与地区主义这种深层次发展路径是相悖的。(45)这种开放主义的主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现一种目标泛化的地区主义。尽管有此批评，他还是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出路在于“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与纯粹的地区主义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点”。相对于这种有限度的开放主义观点，刘贞晔则从东亚共同体内涵、地区集体认同及东亚共同体的文化身份和现实利益三个角度的论证出发，指出未来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主义的，而应是地地道道的东亚地区主义。(46)因为开放主义所带来的域外因素介入必然导致地区认同的混乱，地区共同身份将无法确立。换言之，在地区主义高级阶段即共同体建构中，开放主义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与此类似，郑先武主张开放主义的两阶段论：在地区主义的初始阶段，开放主义主要适用于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低水平的区域合作。在共同体建构阶段，由于它以实现区域一体化为前提，这种区域一体化已经明显超越了一般性的区域合作层次。更重要的是，“区域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是排他性的集体认同的确立。此时，开放主义显然已不再适用。(47)
二、东亚地区主义的实践进程及其困境
东亚地区主义在实践中进展迅速并表现出繁多且灵活的形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同时也遇到了内部问题困扰和域外力量消极影响等困境。
(一)东亚地区主义的实践
东亚地区主义实践，为人们所熟知的是“10+3”、“10+1”、“10”、“3”、东亚峰会和一系列部长会议机制，以及苏浩总结的第二轨道活动，诸如东亚展望小组会议、亚洲论坛等合作机制。学者们的理论化概括有五种观点。
1.双层框架的地区主义。东亚地区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的框架，即一方面以“10+3”为平台深化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以东亚13国为一方，积极开展与东亚地区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48)这种模式的概括简洁而全面，但似乎高估了“13”的团结一致，同时又低估了域外力量的介入与影响。
2.秦亚青和魏玲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东亚地区社会关系密集的独特特征，认为东亚区域合作存在低制度化的特点，但是“东亚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既充满活力，又不以硬性规定约束进程的参与者，可以称为软地区主义”。(49)
3.进程主导的地区主义。秦亚青和魏玲认为，在权力、制度、观念等因素不确定的东亚地区，如果通往目标的进程充满动力并得以维持和加强，这本身就可以促进合作和维护和平。因此，需要将维持区域化的过程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将加强区域化过程的动力当做重要的政治意愿，也需要意识到管理区域化的过程比急于取得区域化结果更加重要。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正如作者自己所讲，如果地区的某个国家有着极强的权力而拒绝进程，或者地区合作呈显著高制度化的倾向，再或者文化结构清晰化，那么进程模式将失去解释力。(50)尤其关于文化问题，东亚地区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并不影响已经融入本地区社会生活的不同文化形态共享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价值观才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俞新天指出，东亚经济文化价值观、政治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确有共同之处，并在这些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培育出了东亚的核心价值观：“(1)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把集体放在首位。(2)在世界文化是一元或是多元的关系上主张多元化以及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51)这样的话，东亚地区的文化结构并非混沌不清而不能分析。
4.竞争性的地区主义。庞中英认为在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东盟国家主动出击，不仅争取日本而且包括中国的重视，而中国与日本则分别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在东亚，在“加”的地区框架下，实际上展开了国家主导的不同地区主义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地区主义构想不同于日本地区主义，而东盟地区主义则不同于中日。(52)通过这种模式的研究，庞中英认为，现在看，随着日本对待地区合作态度的日趋积极及中日韩在东盟主导地区合作进程上达成默契，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同时，这种竞争性也有着良性的一面，“因为如此这样竞争，一个东亚自由贸易网络实际上逐渐形成，为最终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实现奠定了基础。”(53)这种模式同样忽视了竞争性形成的域外力量特别是美国因素的驱动。
5.肖欢容认为东亚地区主义是泛化的地区主义。首先表现为地理泛化的东亚地区主义，即多种地区主义并存，同一个国家参加多个不同的地区组织；其次是地区主义观念的泛化，表现为东亚三种形式的地区主义观念并存：美国为主导的亚太主义、中日两国各自倡导的东亚主义和东盟为主导的东盟主义；再次为目标泛化的东亚地区主义。(54)
(二)东亚地区主义的困境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大致有两类，一是地区内部问题，二是域外力量强势存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先来看地区内部问题。首先是东亚范围与大国共识的构建。东亚地区主义建设应该包括哪些国家，这在东亚的大国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一定要有共识。(55)中国认为东亚即东北亚五国加东南亚十国。(56)但是，日本极力主张东亚的地区合作应该是“10+3+3”，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进来。(57)或许这是一种牵制中国的现实主义战略，但至少表明地区两大国对于东亚的界定是不一致的，这也构成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在前提上的障碍。
其次，东盟的主导地位及东盟模式。刘江永认为，东盟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两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主导者和地区合作规范的供给者。这两者恰好也是东亚地区主义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东盟就自身实力而言无疑处于弱势，之所以处在领导者的位置，除了东盟本身作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先驱身份并为东亚地区主义提供了作为规范的东盟模式之外，也是中日之间寻求权力平衡的结果。因此，东盟主导地位的确立既是历史的选择，但更是现实权力竞争的结果。也可以讲，东盟的主导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东盟国家内部的稳定、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和东盟与东亚各大力量之间的合作，三者缺一不可。(58)但近来，东盟的主导作用正面临着“东盟主导力减弱、新地区协调机制的兴起、大国在地区合作问题上的主导权竞争加剧”的挑战，疲态尽显，被形象地称为“小马拉大车”。(59)翟崑认为，虽然“东盟陷入阶段性的弱势状态，但只要东亚国家有继续推进东亚合作的意愿，东盟就能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至于东盟模式，一致的观点是，东盟模式导致了东亚地区主义的低制度化，开放主义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带来地区认同混乱和区域合作目标泛化。
第三，东亚国家发展的困境。肖欢容将之总结为“国家转型困境、双边关系困境和地区多边安全困境三类”，(60)大国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双边关系困境更是突出。相比这些共性，张蕴岭更关注东亚国家之间的地区差别，东亚既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有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还有世界最不发达的老挝、柬埔寨、缅甸。(61)这些困境成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所面临的瓶颈。
第四，东亚国家中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强烈的现实主义思维。庞中英认为，“东亚是国家性民族主义强烈的地区，此种民族主义在东亚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仍然有基本存在的价值……所以东亚仍然处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东亚民族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亚民族主义即分裂性民族主义。”(62)强烈的民族主义带来两个结果，国内由于面临分裂民族主义的威胁而处于动荡的境地，国际上，达成妥协和让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现实主义则成为阻碍东亚走向地区联合的观念因素。(63)其典型表现就是，东盟国家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而在地区内大搞“大国平衡”，日本则走得更远，由于忌惮中国，不惜引入域外势力以为制衡，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主流指导思想。
第五，如何整合、协调已有的区域合作安排。一是自由贸易区的整合。庞中英认为，东亚地区有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建)等，如何统筹这些分散的合作安排将会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64)二是“10+3”与东亚峰会之争。秦亚青和魏玲认为，两者之争已告一段落，EAS与10+3并存，但分工不同，EAS是讨论地区合作中重大战略问题的论坛，10+3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渠道。(65)
地区外因素主要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强势存在。吴心伯认为美国是影响东亚合作进程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看待东亚一体化的出发点，是这一进程将如何影响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保障及传统影响的发挥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具体而言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得以保证。(66)林利民在总结近30年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立场后指出，美国作为东亚特殊的域外国家，它的政策实质是“观望、回避、若即若离甚至不惜或明或暗地加以阻挠”。(67)基于这样的分析，他们认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建设进程不能排斥美国，东亚各国要欢迎并引导美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那么，东亚国家如何才可以激发美国的建设性作用呢？吴心伯认为，“东亚国家应在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考虑和照顾美国的合理关切，发展与美国的互利合作，诱导和鼓励美国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68)林利民的主张更为具体，“东亚国家应选择‘大’东亚一体化方案，‘纳美入亚’，争取把美国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以此求得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69)总之，他们认为妥善应对美国因素关系到东亚合作的进程能否顺利开展，而保持东亚合作进程对美国开放成为首要且必须的选择。
三、东亚地区主义的研究路径
(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角
本文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角分为三波：第一波为地区一体化理论视角；第二波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视角；第三波为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70)在此需要说明两点：其一，地区主义研究中不乏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尤其是三大主流理论的研究视角，但是综合它们的研究假设、核心命题及对于地区主义定义判定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范式的三种视角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在理论研究路径选择上，卢盛光和耿协峰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走“中庸之道”，即综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理论视域及研究逻辑，考察国家和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卢盛光还提出了“地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以使地区主义研究更加贴近地区的背景与范畴。正是基于这种趋势，本文选择以IPE的研究范式加以说明，而没有以主流理论划分。其二，这三波研究范式从时间维度上看，呈现出“一定”的前后顺序，虽然也有交叉重叠，如20世纪80年代，IPE范式中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一体化理论中的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同时作为学者们的研究工具来探究地区主义的相关问题。但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体化理论毕竟早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总体上的时间继起是成立的。
这三波理论研究范式可参见表-1和表-2：
目前，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成为研究者们的首选。突出的成果是秦亚青和魏玲在综合分析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并将此模式用来分析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进程。他们认为东亚地区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权力结构和明确的观念体系，但是地区主义始终在低制度化的状态下顺利发展，这是西方主流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其原因在于西方理论以因果律为思维逻辑、以结果作为导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世界，而当上述条件不明确时，结果导向就失去了所要探寻的终极目标。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进程不仅可以导向结果，而且可以建构和化解权力。它将进程置于集体身份建构的核心位置，将其特有的“交感而化”的能力设定为一种权力资源，从而提出一种在地区机构和制度不明晰的情况下，地区大国为什么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采取合作行为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理论的解释模式。(73)
(二)战略研究的视角
地区主义战略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尝试确立一种地区战略研究的总体思路，二是以特定战略目标为导向的目标战略研究。
唐世平和张蕴岭将地区战略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框架之下，以大战略根本目标之需要来确立地区战略的目标，注重考查地区战略中的几组关键变量。他们首先考察了中国大战略的根本目标、理念及实践；在分析了地区特殊的地缘影响后，提出地区战略的具体目标、具体理念和具体实践；最后分析中国地区战略中的三组关键变量关系，即中美关系、中国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74)
指向具体目标的地区主义战略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将地区主义看做实现中国崛起的必备条件。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不能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地区战略规划，“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崛起也不能摆脱这一模式。”(75)
二是应对日趋板块化的全球经济竞争。新地区主义的板块化趋势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地缘经济事实，即世界正在形成东亚经济区、北美经济区和欧洲经济区三大彼此竞争的区域。将地区主义作为民族国家以板块或者集团的方式应对激烈的经济竞争的手段，这种观点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将地区作为战略研究的一个分析单位，使得国家的地区战略研究更清晰具体，从而更具宏观政策上的指导性。另一个意义在于使我们对于国家之间竞争的认知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疆域的限定，并在地区层面找到了有形的依托。
第三种观点是将地区主义作为实现中国外交一些具体目标的方式。其一是以推进地区主义进展为依托构建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中国一直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并以此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东亚地区主义的构建，其成员均为周边国家，因此这两者的主张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交集。从地区主义的现实抱负来看，它不仅要实现地区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共同发展，还追求超过这些基本主张的更高要求，如构建共同的地区认同与身份、实现地区安全共同体等。基于这一点，将地区主义作为国家战略来实现国家的具体周边外交目标，其效用是可观的。因此，庞中英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统筹兼顾、面向现实的地区战略，而不是局限性很大的缺乏协调的周边战略。(76)其二是以地区主义战略推进中国大国责任形象的确立。肖欢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其大国责任包括本土责任、地区责任和全球责任，而且中国的大国责任的重点在亚洲地区；地区主义的构建有利于中国实现本土责任，有助于中国以亚洲一员的身份追求地区主导地位和全球责任，从而成为实现中国的大国责任的重要手段。”(77)
四、研究不足及未来方向
任何研究不可能穷尽一切真实，或局限于理论工具的解释边界，或受制于研究视角的视野，甚或拖累于个人的研究偏好，学者们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研究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忽视历史经验。当我们分析地区主义特征时，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了东亚特殊的历史经历，而是一味地将欧盟经验拿来和东亚区域合作比较，想以此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或者干脆将东亚新地区主义放到全球地区主义进程中去，探究东亚地区主义一定要如何才符合国际趋势。这种想当然所导致的问题就是逻辑与实践的偏差，也是我们发现东亚地区主义实践总是与我们所设想的不尽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是研究理论的单一。我们习惯运用基于西方经验而产生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的经验和实践，从而导致事实层面解释的牵强附会。上文的三波解释地区主义的理论无不是对西方经验的凝练和总结，以此来解释东亚地区主义的进程必然导致东亚国家的精神缺失和思维禁锢。故而，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之说能在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却在实践中遇到美国因素强势介入的难题(特别是2009年美国重返东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是研究方法缺乏突破。具体来说，我们习惯于将欧洲经验拿来和东亚的合作进程比较，解释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困境；也谙熟于地区主义概念的规范研究，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合作内涵与地理外延；更擅长于历史时段的观察，探究东亚地区主义的缘起及历史沿革。但是，却不愿意或者不擅长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深入到东亚国家的内部去了解东亚民众对于东亚认同和地区合作的态度。
已有研究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其成果不容置疑。那么，东亚地区主义研究未来可能的方向是什么呢？东亚合作进程的发展，从实践层面为解答这一问题带来了某些有益的启发。一是东亚合作的发展为地区认同研究提供了现实案例。俞新天从国际文化理论和东亚合作现实的视角解释东亚认同的产生与发展，进而再从认同的角度探究地区主义的进程无疑是一个有启发的思路。二是秦亚青和魏玲提出的“进程建构主义”理论，虽然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沿用了主流建构主义的话语体系，但这一理论还是加入了体现东方经验的中国学者自己的思考，以此来研究东亚合作进程以及东亚国家和地区合作之间的互动，所得出的结论会更符合本地区的实际。三是地区主义研究的国内视角。事实上，国家间相邻省份的合作、相对应群体之间的协调互动以及相应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已成为促进整个东亚合作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这一事实需要在理论上得到应有的体现。(78)四是东亚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地区主义整合了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从而使地区以“一体”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那么，地区内的多边协调在此过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的关系。地区主义整合了地区地缘政治，地区将会成为一个全新的、小型的国际社会，那么，在这样的地区社会里其秩序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地区主义对新型的社会秩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疑也是以后研究所要关注的内容。
《外交评论》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如曹云华：《日本的大战略：地区主义还是双边主义？》，《日本学刊》，1996年第1期；车铭洲：《新概念：地区主义还是全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0期；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总的来讲，1996年和1997年之后，关于地区主义的学术文章，无论就其刊登的数量，还是所探究主题的集中程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时期。
②张振江：《“东盟方式”：现实与神话》，《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第26页。
③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第55页。
④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第38页。
⑤在1986年前后，欧洲共同体讨论并通过了《单一欧洲法案》，学术界由此掀起了复兴“地区主义”研究的热潮。及至冷战结束，地区一体化实践从欧美扩展到第三世界。一般而言，将1986年之后“回来的地区主义”称为新地区主义，之前则冠以旧地区主义以示区别。两者之间的区别除称谓和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的主题、对象、视角和使用的方法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其独特内涵，主要有二：新地区主义以开放性作为自己的一个根本特征；新地区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反动，是一种介入性的地区主义，建立超国家组织是其终极目标。
⑥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75页。但是，耿协峰在其另一篇文章《“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中引用了Roy Kim和Hilary Conroy的观点，即将东亚地区主义划分为前三个阶段。类似的文章还有王国平：《东盟与东亚新地区主义》，《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夏立平：《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当代亚太》，2005年第4期。
⑦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38页。
⑧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第54页。
⑨傅新：《“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68页。
⑩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0页。
(11)对于APEC的有关论述可参见朱锋：《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第38-41页。
(12)苏浩：《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46页。
(13)张蕴岭：《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第4页。
(14)庞中英：《东亚的长治久安之道：创造新地区主义》，《世界知识》，2003年第17期，第62页；庞中英：《社会地区主义——东亚能从SARS风暴中学到什么？》，《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5页。
(15)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第40页。
(16)张蕴岭：《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路径及方式》，《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1期，第4页。
(17)苏浩：《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第45页。
(18)臧秀玲：《东亚地区主义及其发展趋势——以“10+3”合作机制为视角》，《当代亚太》，2004年第9期，第32—34页。
(19)王学玉：《新地区主义——在国家和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40页。
(20)朱锋：《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第42页。
(21)张蕴岭：《东亚区域主义与两岸关系》，《科学决策》，2004年第12期；夏立平：《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
(22)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2期；张振江：《区域主义的新旧辨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3)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筹划》，《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第27—29页。
(24)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8页。
(25)夏立平：《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第23—24页。
(26)张蕴岭：《东亚区域主义与两岸关系》，第6页。
(27)苏浩：《东亚的区域主义与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7页。
(28)夏立平：《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第21页。
(29)魏玲：《〈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与东亚共同体建设》，《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61页。
(30)张铁军：《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构》，《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2期，第39页。
(31)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9页。
(32)陈寒溪：《“东盟方式”和东盟地区一体化》，《当代亚太》，2002年第12期，第50—51页。
(33)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第61页。
(34)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第57—58页。
(35)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35页。
(36)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34页。
(37)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第61页。
(38)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第39页。
(39)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34页。
(40)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第32页。
(41)同上，第38页。
(42)苏浩：《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第46页。
(43)苏浩：《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第49页。
(44)韦民：《论东亚地区主义及其理论启示》，载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5)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第35页。
(46)刘贞晔：《“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39页。
(47)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55—59页。
(48)苏浩：《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第49页。
(49)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第9页。
(50)同上，第15页。
(51)俞新天：《东亚认同的发展与培育》，《当代亚太》，2007年第4期，第7页。
(52)庞中英：《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与其问题》，《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3期，第7页。
(53)同上，第6页。
(54)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第34—35页。
(55)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第35—36页。
(56)张蕴岭：《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第3页。
(57)郑先武：《“东亚共同体”愿景的虚幻性析论》，第53页。
(58)刘江永在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合作论坛2009：东亚地区主义——现状与展望”上的发言：“新形势下东亚区域合作前景展望”。
(59)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14页。
(60)肖欢容：《泛化的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第35页。
(61)张蕴岭：《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第5页。
(62)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第37页。
(63)庞中英：《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与其问题》，第7页。
(64)同上，第6页。
(65)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第7页。
(66)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7页。
(67)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2页。
(68)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第50页。
(69)林利民：《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第6页。
(70)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通常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阵营。王正毅认为，“在过去20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关于区域化的研究范式一直为国际关系理论争论所左右”。因此，基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争论，王正毅提出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研究地区化的相关研究方法说，即现实主义(大国关系和国内政治研究)、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研究方法。参见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
(71)此表可参见卢盛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区主义》，《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第64页。
(72)制作此表所参考的文章有：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张云燕：《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张铁军：《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构》。
(73)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关于“进程建构主义”，可参见秦亚青另一篇文章：《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74)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75)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筹划》，第24页。
(76)庞中英：《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对于中国周边外交与地区主义的分析也可参考张蕴岭：《东亚合作和共同体建设：路径及方式》。
(77)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48-49页。
(78)这方面的研究和观察，见方长平：《从知识社群到东亚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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