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是党的创建任务完成的界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碑论文,是党的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3—0067—07
现行中共党史著作论述中共“二大”的重要作用，着眼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订，强调党对中国革命划分两个阶段，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认识。[1]100－102许多中共党史著作对中共“二大”及其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似重视不够，或置中共“二大”于中共创建史之外①，或在章节中竟无中共“二大”的标题②。本文试就中共“一大”后如何继续完成党的创建任务，至“二大”方才完成的情况，进行研讨。
一、中共“一大”对党创建的作用有限
虽然中共1920年创立③时已经有了明确的理论政治纲领，初步具备了组织架构，包括中央机构和地方支部，开始进行政治宣传和工人运动等政治活动，发展组织，培养干部，但因系初创，队伍很小，具体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以及近期的工作规划等，都有待制订，健全的领导机构有待建立。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创立一年后，于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2]7－9看，“一大”只是决定了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与第三国际的联系几个问题。会议主持人张国焘回忆说，这次会议议程有四项：一，党纲和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3]137他遗漏了各地代表交流建党活动经验的内容。中共“一大”后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会议一共用两天时间，听取各地方组织的活动情况，包括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希夫廖特和俄共代表尼柯尔斯基介绍了革命经验，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4]6
由于党的理论政治纲领在中共创立时已经明确了，这时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当前具体政治纲领和工作计划。中共“一大”的主要任务应该是：1，交流各地建党活动经验；2，讨论通过党的政治纲领和党的组织规章；3，决定党的近期工作计划；4，通过组织程序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一大”参与者周佛海的记述最为简捷：代表们“报告各地状况，讨论通过党纲，决定目前的政策，决定中央组织和人选”。[5]47
除第一项任务完成外，第二、第三两项任务，虽然张国焘主持会议时曾宣布：这次会议“必须制订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4]6，草案(《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也准备了，但第三、四、五次会议就此进行讨论，也都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3]138讨论中对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没有得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4]7－8有关实际工作计划，讨论中共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时也产生了争论。[4]8有关党的章程，也没有制订出一份独立的党章，而是在党的“纲领”中规定了一些有关党员和党组织的条文。故这次会议除了研究发展党、宣传、工运(“一大”前即已开始)外，实际上没有多少新的进展。
第四项任务，决定中央组织和人选问题：按照组织章程，党的基层组织为支部，若干支部之上建立地区党部，在各地区党部之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全国党员人数过少，各地最多只能成立支部，故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继续设立中央局机构。而中央局原来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组成。“一大”后李汉俊表示消极，退出中央领导机构也很自然。而张国焘是党创立之初上海之外最重要的地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又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并主持中共“一大”会议，于是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被推举加入中央局。李达、张国焘等人的回忆中均用的“推举”一词[6]18,[3]145，可能更加确切。
总之，中共“一大”除交流各地建党工作情况和推举中央局成员外，党的创建中任务中最为重要的制订政纲和党的章程工作，均未完成。其原因，一方面是会议举行过程中租界巡捕房的冲击干扰，临时移到嘉兴游船上草草结束；另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没有出席主持会议，会议主持人张国焘没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担负这样的重大任务。因此，中共“一大”对党创建的作用有限，有关党的创建的许多工作，犹待下一次代表大会来完成。
二、中共“二大”制订了反帝反军阀政纲
中共1920年7月创立后，制订过理论政治纲领。它集中体现于1920年11月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它规定了党的“理想”：消灭私有制，废除政权，实现没有阶级；“目的”：通过阶级斗争，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正如该宣言的译者所言，“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7]28－32
1921年7月举行的中共“一大”，本来要制订党的政纲和实际工作计划。[4]6,④然而，会议制订的“本党的纲领”，其四项内容，除“联合第三国际”外，其前三项为：1，“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8]1这些内容与前一年制订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相比，仍停留于理论政纲阶段，就制订指导当前政治活动的政纲而论，未有进展。
中共“一大”主持者张国焘回忆：他曾拟政纲草案，题名“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马林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张国焘也承认：会议文件“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3]138,137
1922年，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报告远东各国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内容后，中共中央确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要“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3]214
中共“二大”前夕，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在中共“二大”(7月16－23日)通过。[9]168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概要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民国政治的变迁，认为：由于军阀掌握政权，民主派要实行的民主政治难以成功。现有诸如总统复位、恢复国会、废督裁兵、好政府主义、联省自治、依靠吴佩孚解决时局等各种主张，均不可行。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文件表示：中国共产党要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的军阀革命。主张取消协定关税和列强治外法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财产，普选，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建立民主主义联合阵线[10]16－26这实际上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为“二大”制订党的路线方针之先声。
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以及关于工会运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的决议案，都是带有政治纲领性的决策。这些决议案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联络民主派国会议员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联合各社会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进入国会，“酝(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11]34－35,36－37,39,47这些都是指导党的政治行动非常重要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宣言认为：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之下，“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由“历来各帝国主义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之局面。“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12]64,67,70,72,74,75－76,76－77宣言最后列出了《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提出的七项主要政治主张，并将第七项要求制定关于工、农、妇女的法律，具体列出了六方面内容。
显然，中共“二大”比较完整、具体地制订了现阶段反帝反军阀的政纲。由此，中共除早先提出的规定长远奋斗目标的理论政治纲领外，现在又提出了规定当前革命任务的具体的反帝反军阀政治纲领。这本来是党创建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大”没有制订出来，留给“二大”完成了。
三、中共“二大”确定了党的组织章程
制订完备的党的组织章程，是党的创立和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конституция，应译为章程)中，有较多内容为党员条件和具体入党手续，成立党的委员会及一些组织规程等，带有后来党章条文性质。以往中共党史研究中称中共“一大”未制定党章，不很准确，其实党的组织章程内容已经包括在“纲领”中了，只是没有形成独立的党章。
中共“二大”不仅制订了独立成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且专门作出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决议案强调党的建设两大原则：“(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13]58－59
中共“二大”制订的党章分六章29条，分别对党员、党组织、党的会议、党的纪律、党的经费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要求：“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13]58党章体现了“二大”决议案中强调的党的建设的“严密的、集权的和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
1.党章条文体现了对党组织严密性的要求。例如：接收党员的手续，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只规定由党员一人介绍，所在地委员会考察和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而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由党员一人介绍，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报告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对党的组织，从小组到地方支部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其组织办法，都有详密的规定。对各级党组织的会议和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举行也作了细致的规定。[8]1,[14]59－62
2.党章对党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对党的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须绝对服从；不经中央特许，不得加入政治党派，不得任资本家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凡违背党的宣言、章程和决议，无故两次不参加党的会议、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四周不为党服务，泄露党的机密等，均开除之。[14]62－63
3.党章体现了党组织的集权制。党章第二十四条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体现了民主制原则。但党章原则的重心在集权制(尤其中央集权制)：下级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十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必要时，派员召集区代表会，组织区执行委员会，或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第六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第十五条)。地方和区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决议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改组地方和区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条)。
“二大”通过独立完备的党章，完成了党的创建工作又一项重大任务。
四、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15]1491920年，共产国际和俄共积极在东亚创建共产党的工作。俄共驻远东全权代表、负责东亚工作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说：“要承认以下组织机构：保留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作用。”[16]36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参加中共“一大”时，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当作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来对待的。李达回忆：马林在中共“一大”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了。他代表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最后他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17]93从马林的话可以看出，中共“一大”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看来，它是共产国际东方支部的正式成立。
但中共“一大”却只是决定：“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并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2]9按此，中共只是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络关系。
中共从“一大”决定与共产国际联络，至“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中国支部的决策，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
中共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扶持下创立的。但党创立之始，其成员出于民族自尊立场，虽接受外人帮助，但竭力保持自身独立。1921年4月，陈独秀就对包惠僧说：革命靠自己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9]148－1491921年9月陈独秀返沪后认为：“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18]7中共对于马林、尼克尔斯基的干预指导持警惕态度，在上海的中共成员与他们间发生摩擦和不快。
中共“一大”后，中共多数成员对马林有意见，认为第三国际凌驾于中共之上。[18]36但张国焘、张太雷倾向于马林。包惠僧认为，张国焘挟马林自重[18]26，张太雷帮马林说话。张太雷对陈独秀说：“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坚持：我们(党)是独立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18]36
马林未征求中共中央同意，擅自派张太雷赴日本，与日本社会党人联系关于派遣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劳动人民代表会议问题。陈独秀大为愤怒，认为共产国际要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先不与中共中央商量，这是蔑视中共。陈独秀回上海后，几次拒绝马林要与他会晤，并曾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3]157陈对张国焘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以取得资助，给工作人员发薪金的情况不满，斥之为“雇佣革命”。[3]159
中共“一大”后，中共领导机构成员还拒绝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他们的会议。据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说：“尼柯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而且也未出现过困难。”[19]227这段话另一版本的译文是：“尼柯尔斯基(Nikolsky)接到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要他出席党的领导的全部会议。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对这种监护表示愤慨，纠葛因此产生。”[20]13后一译法表明，当时中共同志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欲对中共操控，反感抵制相当强烈。
直到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与杨明斋、柯庆施和包惠僧被捕事件发生后，情况才有所变化。陈与一些同志被捕，他关照包惠僧等人：不能供出共产党活动机密，同时，他感到：“现在统治者们既然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密切的联系。”[3]164,[9]155陈独秀等人被捕后，马林积极营救，请律师，付罚款和保证金。
陈独秀经历了被捕的遭遇，感到革命需要国际的支援。获释后，他表示可以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济资助。10月底陈与马林见了面。马林感受到中共成员的民族自尊。他与陈独秀见面时表示：中共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3]167
包惠僧说：“这一场官司，打开了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僵局。”“如果不是陈独秀和我们四人在渔阳里二号被捕，马林出钱出力援救而缓和了那个僵局，可能马林这一次到中国来是劳而无功。”[18]30,26
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张国焘和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等多人出席会议。会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会议期间，他们受到了列宁的会见。[21]29－30张国焘回国后，3月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会议情况，并与陈独秀长谈。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与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3]212
中共“二大”前夕，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包括党员、党费，政治宣传和劳动运动几个方面的情况与将来计划。[22]27－33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23]39
中共确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中国支部，这是对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定位，也是党的创建工作完成的一个标志。
五、中共“二大”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完成
综上所述，从1920年7月创立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过程。党在创立一年后召开的“一大”，创建中的一些工作没有完成，至“二大”，才在理论政治纲领之外制订出指导当前革命奋斗的反帝反军阀政纲和独立完备的党章，作出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的决策。中共“二大”是党的创建任务完成的界碑。
现在通行的观点是把中共“一大”作为中共创立的标志，因此突出中共“一大”在中共创建中的作用，说“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言外，“一大”前中共未成立，各地只是“共产主义小组”)。在政治宣传中，则称中共“一大”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其实，尽管“一大”是中共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就党的建设论，中共“二大”具有使党定型(既以俄共为榜样，又具有中国特点)的意义，其作用胜过“一大”。
为什么中共“一大”时党的创建任务许多工作没有能够完成，而到“二大”才能完成呢？除了中共“一大”进行过程中，租界巡捕闯入会场，干扰了会议的进行，后来会议移至外地草草结束这一客观因素外，主要地还在于主观方面的原因。
“一大”与会者包惠僧回忆：“这次会(“一大”)开得不够好，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当时对马列主义的修养及政治水平很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李克诺斯基同我们的接触太少。张国焘是我们和马林间的中间人。他包办一切，把持一切，他对马林是包围了马林而孤立了马林，我们同马林开了两次会，可是没有从马林那里得到什么。马林也没有从我们代表中得到什么。”会议没有好好对苏联革命的经验教训学习。[18]26
概要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共产国际方针的落实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是在俄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创立的。从1920年11月拟制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到1921年中共“一大”撰写的第一个纲领，都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为革命目标。这明显地是生硬地照搬俄共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教条。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成立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列宁发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重视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他提出，在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将“资产阶级民主”的提法改为“民族革命”，[24]124这包含了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意思。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列宁又强调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意义。作为与华盛顿会议的对台戏，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代表大会，进一步重视东方各族人民革命运动，会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会见了中国国共两党代表，勉励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力于国共合作工作(当然，他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开始遭到中共的反对[25]15)。共产国际这些方针的落实，对于中共分析时局，确定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方针，制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有论者分析马林所起的作用：“当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企图采取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时，斯内夫利特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决定，以便为将来的国共联合留下后路。他在劝说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件事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6]35,⑤不过，这是后话。
二是中共领导人的重视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共“一大”举行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没有与会，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缺乏必要的威望和水平。因此，张国焘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基本内容系重复前一年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后来根据张国焘汇报参加远东各国劳动人民大会的情况，起草中共对时局宣言和“二大”的决议案，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陈独秀听了张国焘汇报后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与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3]212中共“二大”时，蔡和森回到国内，参加文件的起草，他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也协助陈独秀起草决议案。
三是党成立后斗争经验的积累。中共1920年7月创立后，到1922年7月召开“二大”，已有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里国内外形势的演变和党的革命活动和工作也逐步积累起一些经验。对陈独秀影响最大的是1921年10月的被捕，他感到革命的敌人势力强大，只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合作。在建党过程中，有些党员不喜欢纪律、训练和严密组织，后来退出了。[3]214－215仿照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中共也采取了集权制和高度纪律化的建党方针，“二大”制订的党章贯彻了党的建设的“严密的、集权的和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之精神。
中共“二大”后，全力以赴地投入革命运动，并且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1922年4月6日、6月30日，陈独秀曾两次致信维经斯基，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9]165,171但因这一做法是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的，7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部维经斯基向中共中央发出命令：“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27]321同日，维经斯基将这一内容电示马林。[20]25－26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决定，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
［收稿日期］2013－03－13
注释：
①置中共“二大”于中共创建史之外者，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②章节无中共“二大”标题，而列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订”标题，如郭德宏、刘晶芳《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张书节标题甚至列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不列中共“二大”。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则从国内各派政治主张的角度引出中共“二大”。
③本人持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创立的观点，参见拙文《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年创立辩》，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④不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纲领”一词的俄文原文为конституция，词义为宪章之意。
⑤《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作者道夫·宾认为，中共“一大”的文件没有发表，就是由于马林的坚持。见该文注22页，同书《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51页。
标签：陈独秀论文; 张国焘论文; 马林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共一大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包惠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