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养老保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国有资本论文,收入论文,人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E62,H52,J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5)01-0016-16 一、引言 长久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政策一方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一方面也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宽。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按照人口计划及生育间隔期的规定选择生育第二个子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日益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选择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规划成为目前大多数适龄家庭必须面对的议题。 与此同时，在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国有资本这一现实背景下，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也推出已久。《关于编报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的通知》(财企[2012]243号)明确指出，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应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力度。此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实现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放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加大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社保的政策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必定会改变家庭一生的收支预算约束，进而影响家庭消费、投资和生育决策等。具体地，国有资本收入对社保的划拨将会对家庭的生育选择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规划产生怎样的影响？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社保基金又将会给社会人口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国外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已存在大量的经典文献，如Barro and Becker(1989)在两期代际交叠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储蓄、生育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政府转移支付对生育率和储蓄有抑制作用，相反地，政府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却有正向作用。Zhang and Zhang(1998)将个人生育选择内生化，分析了社会保障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社会保障税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时，社会保障税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当社会保障税率处于较高的水平时，提高社会保障税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会降低社会福利。Ehrlich and Lui(1991)在三期代际交叠模型框架下，分析了预期寿命对生育选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预期寿命增加会使个人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为经济提供内生增长的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此外，预期寿命增加还会降低生育率，这一结论与Yakita(2001)是一致的。然而，由于与我国相比较而言，国有资产在国外经济中的比例远小于我国，所以国外的经典文献中对于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社会保障基金的问题研究甚少，这也导致我们无法直接借鉴国外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只能参考国外经典文献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对模型进行扩展。 杨俊等(2006)将国有股权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证明了国有资本收入的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是，该模型假定所有的国有资本收入全部划拨到社会保障体系。杨俊和龚六堂(2008)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随着划拨比率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出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即存在最优的划拨比率。但是，其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经济中的人口增长，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内生选择，更没有考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 本文将生育率内生化，并且考虑家庭内生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在三期代际交叠(OLG)模型的框架下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对个人行为、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政府分为两个部门：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假设，政府将国有企业上缴的国有资本收入按一定比率划拨到社会保障部门，用于补充养老保险金，其余部分划入财政部门，用于政府公共支出，且政府公共支出中的一部分用于公共教育支出。一方面，如果国有资本收入划入社会保障部门的比率越高，那么，个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个人需要自己来承担的养老负担就越小，于是，个人有激励将更多的时间和预算用于生育小孩和教育小孩。另一方面，国有资本收入划入社会保障部门的比率越高，个人退休后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就越多，那么，随着养老负担的减小，个人的养儿防老生育动机也会减弱。同时，越多的国有资本收入划入社会保障部门，划入财政部门的份额就减少了，在预算平衡约束下，政府公共支出减少，公共教育支出也相应地减少，于是，需要父母来承担的子女教育投入会增加，对子女教育支出的经济压力会抑制生育率，从而抑制人口增长。因此，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金的划拨率对个人的内生选择、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并不能直觉性地得出答案。所以本文计划通过设定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来给出答案。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的建立，对个人行为、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和市场均衡设定模型框架。第三部分为模型的均衡分析，求解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并就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划拨率如何影响经济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第四部分为数值模拟，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参数设定，并通过数值方法分析划拨率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结合数值模拟的结果具体阐述了划拨率对消费、教育投入、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六部分对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了稳健性分析。最后一部分，我们总结得到的主要结论，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二、模型的建立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内生生育选择和教育投入决策的代际交叠(OLG)模型。假设每个代表性个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期，提供劳动的年轻时期，退休养老的老年时期。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在年轻时期，生育小孩，并且通过劳动供给获得收入，将其收入用于消费、储蓄、缴纳社会保障税、缴纳收入税和对子女进行教育投入；个人在老年时期退休，用于消费的收入来源于中年时期的储蓄和政府转移支付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金。据此模型设定，人口和经济的内生增长率决定于个人对生育和子女教育投入的内生选择。 (一)个人
其中，Γ＞0表示人力资本的积累系数，0＜θ＜1用于衡量子女享有的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1-θ用于衡量人力资本的代际影响，ψ＞0表示政府公共教育投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系数②。 假设父母对子女每单位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是每单位人力资本的劳动收入。那么，每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可以表示为
。于是，每个代表性个人在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
表示t-1时期出生的代表性个人在老年时期获得的养老保险金。
(二)企业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代表性企业拥有两个部门：国有资本部门和私人资本部门，这两个部门分别利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进行生产，人力资本为两部门共享的生产要素。假设代表性企业的技术是Cobb-Douglas形式的，则有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0＜α＜1用于衡量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1-α用于衡量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分别表示用于生产的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由于国有资本部门和私人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不同，我们将每单位私人资本的生产效率标准化为1，并用参数σ＞0表示每单位国有资本的生产效率。
表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
表示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用于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对
作如下变换：
将A标准化为1，假设物质资本当期完全折旧，求解完全竞争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工资水平
，私人资本回报率
和国有资本回报率
依次为：
(三)政府 本文将政府分为两个职能部门：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按照初次分配的结果可以分为企业留存收益和企业上缴收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以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7]309号)的相关规定，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投资者享有依法收取国有资本收益的权利，但是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实施范围和上缴比例需要合理制定。我们假设国有资本为政府所有，每一期国有资本产生的收入用于两个方面：一部分上缴政府，另一部分投入下一期生产，如下式所示：
其中，
表示上缴给政府的国有资本收入，
表示国有资本收入用于投资下一期生产的部分。我们假设国有资本收入上缴给政府的比例为
，于是国有资本收入用于积累下一期生产资本的比例为(1-
)，具体有：
政府将所得到的国有资本收入
在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假设政府按照划拨率
将国有资本的上缴收入
划拨到社会保障部门，其余部分(1-
)则用于政府公共支出。 1.社会保障部门 政府通过社会保障部分发挥职能来转移支付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金。在本文中我们考虑的是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政府对有劳动收入的年轻人收取社会保障税，并将这部分税收作为养老金转移支付给同一时期社会中的老年人。假定社会保障税率为
，t时期支付给每个老年人的养老金为
。政府将国有资本上缴收入的比例
划拨到社会保障部门，我们假设这部分收入全部用于转移支付养老保险金，于是，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在t时期的预算平衡为③：
其中，
为t时期社会中的年轻人数量，
为t-1时期社会中的年轻人数量，即t时期社会中的老年人数量。化简政府社会保障部门的预算平衡，则有：
2.财政部门 政府通过财政部门进行政府公共支出，假设政府的财政性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例为Δ。此外，与个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保持一致，我们假定每单位公共教育投入的价格为当期每单位人力资本工资水平
。用于支撑政府公共支出的收入来源于个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国有资本上缴收入中划拨到财政部门的部分。于是，政府的财政部门在t时期的预算平衡为：
其中，假定政府公共支出占国民收入比例为
，于是，政府的财政部门在t时期的预算平衡可以写为：
(四)市场出清 假设每期物资资本全部来自于前一期的个人储蓄和投入生产的国有资本，并且物资资本在当期全部折旧。于是，资本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三、模型的均衡分析 (一)平衡增长路径 为了分析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我们作如下代换：
其中，
表示个人在年轻时期的消费占人均产出的比例，
表示个人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占人均产出的比例，
表示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占人均产出的比例，
表示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占人均产出的比例。
上述(21)-(30)式共同决定了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个人收入用于储蓄的比例，个人年轻时期的消费率，个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投入，政府的公共教育投入，个人的生育决策，以及经济增长率。 (二)比较静态分析
这一结果的含义是，若社会中的青少年享有的总教育投入对划拨率的弹性大于生育成本对划拨率的弹性，那么划拨率的增加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事实上，由于生育小孩需要父母在时间和资金上的付出，生育小孩必然会挤占社会的有效劳动力，因此可以将生育成本视为社会为培养下一代所消耗的人力资本。同时，我们可以将教育投入理解为个人和政府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到的划拨机制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机制表明，如果随着划拨率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幅度大于人力资本消耗的变化幅度。那么，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基金划拨率的增加就能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四、数值模拟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只能初步得到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为了更直观地描述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并且分析划拨机制对储蓄、消费、教育投入、以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我们将根据中国经济的实证证据进行参数设定，并通过数值模拟给出分析。 (一)参数的设定 本文在这一小节通过数值模拟来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划拨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我们对(21)-(30)式刻画的平衡增长路径中的变量进行归类划分，外生参数有｛α，β，Λ，θ，ψ，Γ，δ，σ｝，外生政策变量有
，内生变量有
。 首先，对外生参数进行设定。Chow(1993)针对中国经济的不同行业分别估计了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得到农业、工业和建造业物资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0.25、0.68和0.52。杨建芳等(2006)估算出我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7。据此，本文假定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α=0.4，于是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我们将个人的生命周期分为青少年时期、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设定每一时期为30年，且每年的时间贴现因子设定为0.98，于是我们有β=0.98[30]=0.5455。考虑到生育一个小孩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小孩心智发育到能够生活自理大概需要4年，因此我们设定生育一个小孩的时间成本为Λ=5/30=0.167。关于人力资本的代际弹性θ，我们根据王海港(2005)年基于1995年的中国数据估计出的个人代际收入弹性0.424，设定θ=0.576。为了计算便利，不妨设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系数ψ=1④。由于在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时，已将参数A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取A=1，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率在0.07至0.09之间，我们设定人力资本积累方程的参数Γ=40。为了使得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口增长率与我国近20年数据相符合，我们设定子女对父母的效用贡献因子δ=0.75，以保证人口增长率在±15‰以内。由于家庭的生育动机依赖于子女对父母效用的贡献因子δ，因此，本文将改变参数δ的取值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Song et al.(2011)基于我国1998年至2005年数据进行估计得到民营企业每单位劳动力的效率是国有企业的4.79倍，参考这一数据我们取每单位国有资本的效率系数σ=1/4.79=0.21。由于国有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ξ依赖于参数σ，因此，本文还将改变参数σ的取值进行结果的稳健性分析。综上所述，外生参数的设定如表1所示。
我们对外生政策变量的设定，分别依据中国的实际数据来给出。我国在2002年至201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财政收支数据如表2所示。依据表2中所估算出的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值在2002年至2012年的平均值，我们取Δ=0.1426。考虑到本文中的收入税只是针对于人力资本收入所得，而人力资本收入占人均产出的比值为1-α=0.6，于是依据表2所估算出的各项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2002年至2012年的平均值0.1714，我们设定收入税率τ=0.1714/0.6=0.2857⑤。此外，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情况，且本文只考虑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制，我们将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率
设定为0.15。
(二)数值模拟结果 如表3所示，通过数值模拟我们给出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比率对经济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表3中的储蓄率是指个人储蓄占产出的比率；消费率是指社会中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消费的总和占当期总产出的比率；个人教育投入率是指社会中的年轻人对子女教育支出占总产出的比率；公共教育投入率指政府的教育支出占总产出的比率；教育投入率指个人教育投入和政府公共教育投入的总和占总产出的比率；生育成本率指生育成本占产出的比率。
从表3可以看到，随着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划拨率增加，储蓄率会随之下降，消费率会随之上升。尽管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减少，但是，个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随之增加的，而且增加的幅度大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减少幅度，从而使得社会中的青少年所享有的总教育投入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提高。同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总教育投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表明，加大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力度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五、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对经济的影响 通过第四部分的数值模拟，可以看到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基金能够抑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我们将在这一部分分别具体分析划拨率对消费、教育投入、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增长这四个经济变量的影响。 (一)划拨率对消费的影响 如表3所示，划拨率每提高10％，消费率提高0.8％左右，即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能够刺激消费。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划拨机制对老年人消费的作用更明显，相比之下，划拨机制对年轻人消费的刺激作用较弱。实际上，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对消费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方面是划拨率增加对消费的正效应，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到养老保险减轻了个人的养老负担，个人将减少储蓄，从而有更多的预算用于增加消费。相反地，另一方面是划拨率增加对消费的负效应，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到养老保险金的份额越多，那么可以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份额就越少，政府公共教育投入也相应地减少，从而，社会中青少年的教育就更多地需要个人自己来负担，所以个人会减少消费支出。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在我国现有的政策和国情下，划拨率增加对消费产生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即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 (二)划拨率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如表3所示，划拨率每增加10％，个人教育投入率增加约0.12％，公共教育投入率减少约0.1％，社会的总教育投入率增加约0.02％，即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能提高社会的教育投入率。事实上，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困扰政府已久，我国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处于较低水平，如表2所示，2002年至2012年以来这一比例平均值只有14.26％。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需要财政重点支持的项目较多，包括教育、医疗、农业、社保等方面，因此，增加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并非易事。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可以看到，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势必会挤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额。但是，通过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金的补充，减轻了个人自己承担的养老负担，个人有更多的收入预算用于投入下一代的教育，因此增加了个人的教育投入。更值得注意的是，划拨率的增加带来的个人教育投入增加率大于政府公共教育经费的减少率。这意味着，在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考虑到直接增加公共教育经费的难度之大，我们可以通过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金来使个人教育投入增加，进而实现提高社会总教育投入率的目标。 (三)划拨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如表3所示，划拨率每增加10％，人口增长率减少0.25‰左右，即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会降低人口增长率。这一结论同Zhang and Zhang(1998)以及郭凯明和龚六堂(2012)等人的研究结论类似⑥。诚然，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增加，会提高个人年轻时期和年老时期的消费，相应地，由消费产生的效用也随之增加，同时，也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陪伴带来效用的需求，从而使得家庭减少生育小孩的数量。进一步地，随着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额度加大，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份额就减少了，相应地，公共教育支出也会减少，那么，个人需要自己来支付的子女教育投入增加，正如表3所示，个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提高的。这意味着，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增加，使得个人更注重对小孩的教育投入，而倾向于减少生育小孩的数量，从而降低了人口增长率。 (四)划拨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表3所示，划拨率每增加10％，经济增长率增加约0.02％，即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根据第三部分的比较静态分析，当且仅当社会中的青少年享有的总教育投入对划拨率的弹性
大于生育成本对划拨率的弹性
时，划拨率的增加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表3可以看到，划拨率每增加10％，教育投入率增加约0.02％，相反地，生育成本随之减少了0.26％。这表明，加大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力度，使得个人倾向于减少生育小孩的数量，相反地，个人更注重对小孩的教育投入质量。因此，提高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率，能够减少人口出生，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六、稳健性分析 考虑到父母的生育动机依赖于子女对父母效用的贡献因子δ，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改变参数δ的取值来分析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对经济的影响，对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同时，由于国有资本效率系数σ决定了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ξ的大小，所以，我们还改变参数σ的取值进行稳健性分析。 (一)改变子女对父母效用的贡献因子 在这一小节，我们改变子女对父母效用的贡献因子δ，来检验划拨率对消费率、教育投入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在参数δ的不同取值下，随着划拨率的增加，消费率、教育投入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一致。随着参数δ的取值提高，个人教育投入率、总教育投入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率都显著提高。这是由于参数δ的取值越大，表示子女对父母的效用贡献越大，于是，父母生育子女的动机越强烈，此时，个人不仅会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还会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而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图1 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率对消费率、教育投入率、人口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改变参数δ) 更重要的是，如图1所示，随着子女对父母效用的贡献因子δ的提高，划拨率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小。当δ=0.5时，划拨率每增加10％，会降低人口增长率约0.27‰，经济增长率提高约0.03％。值得注意的是，当参数δ的取值增加至δ=1时，人口增长率对划拨率改变的敏感性降低，划拨率每增加10％，只能降低人口增长率约0.17‰，经济增长率提高约0.02％。通过改变参数δ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当父母的效用对后代的依赖程度越大时，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对人口增长抑制作用会减弱，而且，划拨机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减小。 (二)改变单位国有资本的生产效率系数 在单位国有资本的生产效率系数σ的三个不同取值下，数值模拟结果是相似的，如图2所示，随着划拨率的增加，消费率增加，总教育投入率增加，人口增长逐渐放缓，经济增长逐渐加快。
图2 国有资本收入划拨率对消费率、教育投入率、人口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改变参数σ) 我们将参数σ代入国有资本占总资本比例ξ的表达式，计算得到，当σ=0.16时，ξ=0.2276；当σ=0.21时，ξ=0.2611；当σ=0.26时，ξ=0.2895。结果表明，随着单位国有资本生产效率系数σ的提高，国有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ξ也随之提高。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参数σ的提高，消费率和教育投入率对划拨率的改变更为敏感。当σ=0.16时，划拨率每增加10％，会提高消费率约0.69％，教育投入率增加约0.01％，经济增长率提高约0.02％；当σ=0.26时，划拨率每增加10％，消费率增加约0.86‰，教育投入率提高约0.02％，经济增长率提高约0.03％。这表明，当国有资本生产效率提高时，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激励作用更显著，对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 通过改变参数σ进行稳健性分析可以发现，通过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这一政策机制，使得国有资本并非如舆论所述的因效率较低而无所作为。相反地，国有资本收入可以造福于民，通过划拨到养老保险金来改善社会福利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加快经济增长。 七、结论与扩展 本文在三期代际交叠的模型框架下，引入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的政策机制，分析了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划拨率的改变对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养老保险有助于刺激消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随着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力度加大，个人福利的提高使得个人对子女陪伴带来效用的依赖减小，个人倾向于减少生育小孩的数量，相反地，个人更注重对小孩的教育质量，会增加对小孩的教育投入。进一步地，如果子女享有的总教育投入对划拨率的弹性大于生育成本对划拨率的弹性，那么划拨率的增加就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符合中国现实的外生参数设定，通过数值模拟得到，随着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划拨率的增加，经济中的消费率增加。尽管政府公共教育支出随之减少，但是，个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大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减少幅度，因此，青少年享有的总教育投入增加。同时，划拨率的提高会放缓人口增长，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加快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国有资本。尽管国有资本的生产效率长期表现为低于私人资本的生产效率，但是，政府通过将国有资本收入划拨到养老保险的政策机制，使得国有资本能够造福于民，增加居民的福利，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从划拨养老保险的政策机制来看，国有资本的这种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是其他非国有资本不具备的。因此，我国未来的经济体制仍然需要探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协调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作用。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是在三期代际交叠(OLG)模型框架下展开的，所以本文没有研究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金的划拨率对个人退休年龄选择以及对个人接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事实上，随着中国人均寿命的增加，退休年龄的选择和个人接受教育年限的选择也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研究重点。如果将退休年龄选择和接受教育年限选择内生化，进而研究国有资本收入对社会保障的划拨率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那么就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参考。 *感谢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13-12-26 注释： ①根据Pecchenino and Utendoff(1999)以及Pecchenino and Pollard(2002)对于效用的描述，由于父母对子女的爱心和责任心，使得父母一生的效用不仅仅来源于自身的消费，还来源于对子女的教育。子女通过接受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水平便体现了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而得到的效用价值。 ②本文将个人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系数标准化为1，用外生参数ψ＞0表示公共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系数，以体现个人教育投入和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差异。 ③我国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并不仅含有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其他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本文假定社会保障部门所获得的国有资本上缴收入的比例
全部用于养老保险基金，仅仅是为了计算分析便利。放松这一假设会使得代表性个人的消费率或储蓄率或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发生改变，但是不会改变社会保障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向，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④由于缺少参数ψ的实证证据，我们分别选取了0.5、0.8、1、1.2、1.5进行数值模拟，发现不改变本文结论，为了计算便利，我们设定ψ=1。 ⑤虽然本文只引入了收入税，但是事实上个人承担的税负不仅仅只有收入税。因此考虑到模型的现实经济意义，我们根据税负总额来设定参数τ。 ⑥Zhang and Zhang(1998)在两期代际交叠模型中将个人生育选择内生化，得到的结论是政府提高社会保障会降低生育率。郭凯明和龚六堂(2012)研究发现，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可以降低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促使生育率下降。事实上，本文国有资本收入对养老保险的划拨机制实质上是加大了社会养老保障的力度，因此，本文得到生育率随着划拨率的增加而降低的结论与Zhang and Zhang(1998)以及郭凯明和龚六堂(2012)的结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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