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共谋”：内容、根源与分析_阴谋论论文

“反俄阴谋”——内容、根源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阴谋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①苏联(俄罗斯)涌现出大量以“反俄阴谋”为题材的出版物，相关论著已达数百种(专著、译著等)，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媒体文章(包括传统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许多活跃的学者都曾发表过有关“反俄阴谋”的论著，个别作者甚至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关于“反俄阴谋”的系列著作。一时间，俄罗斯似乎成为阴谋论最为盛行的国度。面对这一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现象，俄学界对于“反俄阴谋”论的传播和泛滥较少做出学理分析，仅对个别具体问题予以回应(批判、否定或认同)。个别学者主要从哲学、政治学理论入手，大致探讨阴谋论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对当代俄罗斯的“反俄阴谋”论内容较少涉及。②2009年，俄学者瓦基姆·杰鲁任斯基出版专著《阴谋论》，系统分析了流行于俄罗斯等国的多种阴谋论，是俄国内研究阴谋论问题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但作者强调：流行的阴谋论是政府和媒体在操纵大众意识，误导民众，③立场较为武断、偏颇。

本文试图对当代俄罗斯的“反俄阴谋”论进行概括和梳理，探究其根源，解读其内涵和实质，以期深入了解俄罗斯历史意识、大众心态和社会政治进程。

一、“反俄阴谋”论的内容

俄语词典中，阴谋(заговор)往往是指：一小撮人秘密活动，试图使历史事件的发展逆转，例如推翻政府等。而所谓“反俄阴谋”(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或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й заговор)，当然就是反俄势力为达某种政治目的而针对俄罗斯搞的秘密活动。多数情况下会表述为“西方反俄阴谋”等。

多数“反俄阴谋”论著作并不探讨理论，而只宣扬关于“反俄阴谋”的观点和看法；但在特定情况下，“反俄阴谋”论也是解释历史事件的模式。在俄罗斯，“反俄阴谋”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极为广泛：政治家、学者、媒体、宗教人士、文学艺术界等，涵盖所有思想文化领域，遍及所有的年龄和职业群体。而就政治倾向来说，持“阴谋论”者，既有左翼派别(如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等)，也有右翼派别(如亚·杜金领导的“国际欧亚主义运动”、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等)。

类似著作的内容通常有如下共同点：有一些敌视俄罗斯的外敌，其长期不变的战略就是削弱、甚至摧垮俄罗斯；阴谋者惯于运用各种秘密、卑劣、阴险的手段，道德低下，具有邪恶性；阴谋者惯于从俄国内部培育“第五纵队”以实现其险恶目标，揭露这些阴谋对俄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反俄阴谋”论的内容流品不一、高下有别，通常可分为这样几个层次：

(一)精英文化与反俄阴谋论

1.俄哲学家、政论家、政治学家关于俄罗斯文明、俄罗斯发展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述，如亚·季诺维耶夫、政治学家帕纳林、谢尔盖·卡拉-穆尔扎等人。他们的理论直接间接地为“反俄阴谋”论提供了学理分析的框架或基础。这些著作很少直接论及具体的反俄阴谋，但却有一个明确主题：即从文明发展和地缘政治争夺的内在逻辑，论述俄罗斯与西方的尖锐对立，西方对俄罗斯民族和文明的歧视和偏见，西方追求的一贯目标是削弱俄罗斯，等等。

2.关于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其作者既有专业史学家，也有政论作者。类似著作对历史问题的解读倾向性明显，多具有论战性质。如亚·穆欣关于卡廷森林事件的著作，等等。

3.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对有关俄罗斯-西方关系的分析著作，强调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和排挤，针对俄罗斯采取的许多秘密、肮脏的政治手段，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害，等等。如娜塔莉亚·纳罗奇尼茨卡娅、伊莉娜·列别杰娃等作者。

上述三类著作的理论水准最高，论证较为充分、完善，在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巨大。

俄罗斯各层次政治人物的言论也可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如总统(普京)、国家杜马议员(如罗戈津等)、党派领导人(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欧亚主义运动领导人亚·杜金等)、俄各级行政部门领导人(如车臣共和国前总统艾哈迈德·卡迪罗夫、现总统拉姆赞·卡迪罗夫等人)。因其特殊身份，因而其言论影响很大。

(二)大众文化中的“反俄阴谋”论

大众文化中的“反俄阴谋”论往往是精英文化中类似观点的“普及版”，但又会对前者进行再加工，或渲染、夸张，其影响的群体和范围与精英文化不同。缺陷是理论水平低、缺乏完善的论证、存在逻辑矛盾，等等。

媒体对一些政治事件的报道、分析。如2004年9月发生的别斯兰人质事件、2008年8月8日爆发的俄-格战争等，以及常见的关于俄罗斯与西方“谍战”、外交官丑闻等类事件的报道。个别报道较为夸张，对一些问题和细节大肆渲染。

近年来，俄罗斯制作了许多谍战、反俄阴谋题材的纪录片等。如2005年1月26日，一些学者在3频道“主题”节目中谈及：西方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之际，大肆利用俄科技成果，使俄国防工业萎缩，危及俄国家安全；此外，俄罗斯还面临人口灾难——每年减少70万人到100万人，50年后俄罗斯将不复存在。而这符合西方阴谋者的愿望，他们不需要俄罗斯各族，而只需要俄罗斯的资源；西方还在俄罗斯培植叛徒。

2008年，为纪念拜占庭帝国灭亡555周年，俄罗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帝国的灭亡》(Гuбелъ uмuерuu)，东正教大司祭吉洪·舍夫库诺夫亲自解说，借拜占庭帝国这一躯壳表述了当代俄罗斯的所有问题，堪称大众文化中“反俄阴谋”论的集大成。该电影证实，拜占庭灭亡是由于：腐败和寡头，资金流向西方；内部分裂；民族问题；对本国史的毁灭性自辱，西方的东西被拔高、民族的东西被贬低；军队改革失败；意识形态失守；西方残忍、仇俄、背信弃义；帝国内部有“第五纵队”等。而这些都可直接照搬到苏联，或当代俄罗斯。④该电影在俄文化界引起反响，电视台曾邀请相关人士做访谈，许多期刊进行热烈讨论。

第二次车臣战争前后，俄罗斯出现许多有关车臣战争的通俗小说，刻画了一些分裂派“帮凶”、境内外反俄势力代表：往往是国家杜马中的政客、记者、人权派、叛变军官等；在国外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格鲁吉亚人、西方特工等。

“反俄阴谋”论既涉及历史问题，也涉及现实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十月革命。有观点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帝俄崩溃乃是德国反俄阴谋的杰作。沙皇近臣(普鲁士人)设法使俄国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战败，造成革命形势以削弱俄国，德国借机攫取波罗的海地区及俄国西部领土。⑤还有学者试图证实：德国支持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党的活动，从内部瓦解俄国。1914年8月8日，列宁在波兰被捕，后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莱尔与奥地利政府联系，于19日将其释放；而奥地利内务部给克拉科夫警察局的电文中说：阿德莱尔认为，列宁可以提供巨大服务。⑥1997年，美国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认为列宁可能与德国人合作。⑦有观点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西方代理人。⑧

关于共济会。所谓“共济会阴谋”曾在全球流行，在俄罗斯史学中也有反映。当代俄罗斯出版大量关于“共济会阴谋”的著作，证实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受共济会影响，大多数十二月党人(如彼斯捷尔、屠格涅夫等人)都是共济会员；共济会意图颠覆东正教信仰，最终消灭俄罗斯民族。⑨十二月党人的真正主谋并未找到，因斯佩兰斯基、斯托雷平、叶尔莫洛夫将军等高官可能也是共济会员，沙皇政府最终不了了之。

帝俄各社会领域都有大批共济会员：外交官(帝俄驻英、法、意等国的外交官都曾加入共济会)、教授、律师、法官中等都有共济会员，社会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中也有共济会员。⑩

有作者认为，二月革命是共济会搞的，共济会员A.И.古奇科夫和A.Ф.克伦斯基分别负责军事和民事，西方假手“第五纵队”推翻了沙皇政权。(11)此外，十月革命可能也是共济会主导的。1918年，俄侨В.Ф.伊万诺夫认为，十月革命是共济会的胜利。(12)尼·利哈乔夫院士曾认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乃是国际犹太阴谋所致。布尔什维克忠于共济会纲领，其摧毁俄国的手法与共济会极为相似。(13)有人指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等人都是共济会员。高尔基曾参加共济会会议，并经其妻子共济会员Е.П.彼什科娃、养子彼什科夫(法国著名共济会员)与共济会接近；1914年共济会曾送钱给列宁。布哈林也与共济会有联系，拉狄克被收入《共济会辞典》。托洛茨基可能是经共济会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而斯大林的清洗曾被解读为反共济会行动，此后共济会员就无法留在党内。(14)在当代，共济会通过慈善机构、人权组织等影响俄罗斯。索罗斯的“国际文化倡议基金会”就是共济会组织，其任务是搞垮俄经济。1993年的证券私有化导致1994年10月11日卢布大跌。(15)

关于犹太-锡安主义阴谋。20世纪初，一份名为《犹太长老会纪要》(16)的文献面世后，犹太-锡安主义阴谋问题立即成为焦点。曾有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在俄建立犹太国，其信条是：要得到祖国，必须从别人手中夺取！(17)但该文件的真实性一直存疑。(18)苏联解体后，关于犹太阴谋的舆论在俄罗斯再次抬头。有人坚持说，《犹太长老会纪要》是反映了犹太-塔木德意识形态的真实文献，其许多主张已在20世纪变成现实；(19)当代有一个被锡安主义者控制的“幕后政府”，在各国都有代理人——叶利钦政府的基里延科、丘拜斯、涅姆佐夫、亚辛、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以及许多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者)都是锡安主义者。(20)

B.B.日里诺夫斯基称：犹太人竭力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信息等领域，让全世界接受其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就是犹太人与俄罗斯民族斗争的工具；1991年，俄罗斯犹太人夺取了政权；叶利钦政府的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等等。(21)有作者认为，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都是犹太人主导下的悲剧，犹太人使俄国史按照同一图景一再重复，且充满灾难。(22)

关于苏联解体。1991年后，许多学者用改革、外部因素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1992年，久加诺夫称：戈尔巴乔夫客观上正是西方的主要代理人，(23)甚至其发动的改革本身就是西方的反苏阴谋。(24)如1991年6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称，苏联政治精英中有西方间谍，并怀疑雅科夫列夫已叛变。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等人都被西方情报部门招募，执行摧垮苏联的使命，安德罗波夫成立了阴谋集团，以确保摧毁苏联。(25)1966年苏联成立了智囊团，他们使国家无法运用自身潜力。(26)

关于当代问题，如车臣问题——也有各种“反俄阴谋”的说法。资料表明，车臣危机有外部背景。20世纪80年代，西方特工就在北高加索挑动民族危机和分裂活动。西方间谍调唆叶利钦当局和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促使危机激化。(27)俄官方公布大批数据证实：西方和一些伊斯兰国家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为分裂派提供资金、武器和人员帮助。(28)

车臣领导人艾哈迈德·卡迪罗夫曾说过，车臣是反俄阴谋的牺牲品，一些超级大国试图利用车臣将俄罗斯排挤出高加索。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莫斯科宗教学院教授安德烈·库拉耶夫称：我相信，以伊斯兰名义搞的恐怖事件，其战略计划是在西方世界完成的。(29)车臣现任总统拉姆赞·卡迪罗夫也多次表述了类似观点。

2005年春夏，中亚各国发生“颜色革命”，6月24日，许多俄政论家明确表示这是西方的反俄阴谋。有人表示：西方不让俄罗斯再次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做一头无偿的奶牛，向全世界提供交通枢纽、碳氢化合物、漂亮姑娘和天才数学家；“颜色革命”是有计划、深思熟虑的、有组织的、被控制的系列行动。(30)与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前后东欧的“天鹅绒革命”、2000年塞尔维亚推翻米洛舍维奇、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等都属同一系列。(31)

“古阿姆”集团是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以及摩尔多瓦等国建立的地区性组织。有人认为，“古阿姆”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就成为北约的战略存在区。2005年4月，“古阿姆”领导人策划反俄阴谋，但他们只是执行别人的意志。(32)俄学界有人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是美国的反俄阴谋。(33)

诸如此类的“反俄阴谋”论还有很多，如苏联崩溃原因、“库尔斯克号”沉没原因、切尔诺贝利“黑雨”等。而除了“西方反俄阴谋”之外，个别作者还强调了“伊斯兰反俄阴谋”：一些伊斯兰组织在车臣、塔吉斯坦等地活动，甚至深入俄罗斯腹地(鞑靼斯坦、乌拉尔地区)，提供资金修建清真寺、培训毛拉、接收当地青年去国外进修等。

宣传方面的反俄阴谋。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反俄阴谋之外，俄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西方还有某种宣传方面的“反俄阴谋”。在两次车臣战争期间，西方媒体、车臣分裂派、俄人权组织控制的宣传机器互相配合，攻击俄军在车臣破坏人权的行为(美国媒体甚至将俄军进攻格罗兹尼与二战时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并论)，使俄罗斯陷于被动。近年来，西方还在“大清洗”、二战等问题上对俄发起攻击，意在诋毁、甚至丑化俄罗斯的国家形象，贬低其国际地位，并调唆相关国家与俄关系恶化。

2004年7月，普京在俄外交部会议上指出，总有一些“有计划的歧视俄罗斯的行动”，并指示大使们在驻在国努力展示俄正面形象；2005年11月，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不相信西方有宣传方面的“反俄阴谋”，但“西方媒体一再继续某种行动，提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乌克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各国在反俄宣传中表现积极，并得到西方支持。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在苏联时期戴上了“帝国桎梏”，是一段屈辱史、黑暗史，着力研究苏联时期对少数民族和被占领土居民的大屠杀等问题，同时还提出政治要求，如立陶宛提请欧盟审理苏联对少数民族的大屠杀，质疑加里宁格勒州归属俄罗斯的合法性；爱沙尼亚则认为，俄应将普斯科夫和列宁格勒州的一部分划给爱沙尼亚。(34)乌克兰认为苏联的统治是“非法占领”，而1933年“大饥荒”是斯大林蓄意“灭绝”乌克兰人。2010年1月，尤先科政府为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叛军平反，斯捷潘·班德拉、舒赫维奇等人成为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斗士”，引起俄方抗议。相关国家重评苏联(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有其内在需求(通过塑造外敌形象、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同时也体现了西方的意志，得到西方的政治、财政支持。

关于卡廷森林事件、苏联在二战中的政策等问题，一直是俄与西方、东欧相关国家“宣传战”的主题。2005年以来，西方和前苏联国家、原东欧国家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并论，指责苏、德在挑起二战方面负有相同责任。2006年1月，欧盟委员会发表1481号决议，认为共产主义苏联与纳粹德国都是极权主义体制，使数千万人受到迫害、镇压、流放甚至被处死；谴责20世纪统治中东欧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严重破坏人权：许多人死在集中营，或死于饥饿、流放、拷打、奴隶劳动等。(35)2010年1月25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5周年纪念日，欧洲议会主席称，苏军解放奥斯威辛并没有给波兰带来自由，而只是用一种极权主义取代另一种极权主义，波兰等国是1989年后才获得自由的，引起俄罗斯的愤怒。

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布档案，证实1940年苏军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一万多名波兰官兵，并向波兰道歉，对此，梅德韦杰夫政府也已承认。但仍有俄学者认为这本是德国的宣传阴谋，未经严格调查，而只是抛出一些精心挑选的证言和伪造文件，苏联领导人也参与了造假。(36)1943年，面临苏联和英、美盟国的夹击，为使欧洲一致对付苏军攻势，德国抛出卡廷森林事件，增加波兰对苏联的敌对，(37)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德国的宣传导致苏、英、美军队和德军多伤亡好几百万人。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等人认定苏军枪杀了波兰军官；而西方利用该问题剥夺了俄罗斯的盟友，促使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

苏-德密约也是俄-波关系中的敏感问题。1989年12月2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虽未发现苏-德密约原件，但判断该密约确实存在，它是在对苏联非常不利的国际局势下签订的，但是背离了列宁的外交原则，“与第三国的主权和独立矛盾”，也未反映苏联人民的意志。(38)但是，面对相关国家的宣传攻势，俄罗斯的立场发生了变化。2009年9月，在纪念二战爆发70周年之际，波兰及西方认为，苏联间接挑起了二战；俄罗斯指责西方负有更大责任：英、法等推行卑劣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突破《凡尔赛和约》束缚，玩弄慕尼黑阴谋等；并公布档案，证明西方曾推行亲纳粹政策。(39)

二、“反俄阴谋”论的根源和影响

“反俄阴谋”论的产生根源较为复杂。

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俄罗斯)的历史经历了急剧演化：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车臣战争、“库尔斯克号”沉没等，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蒙受巨大苦难。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急剧衰落，国民体会到了巨大的挫败感，这种强烈反差使其难以适应。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的终结并非是热爱自由的公民的胜利，而是中央情报局阴谋的成功”，国家衰弱是因为西方剥削俄罗斯的结果。(40)将一些困难完全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反俄阴谋，乃是一种心态失衡、丧失信心的表现。

一些人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强调西方对苏联的遏制、孤立、削弱，特别是美国战略家、情报部门在“冷战”中运用了许多秘密战术，而苏联显得毫无防备、很无助。苏联解体后，有人认为，战胜苏联的并非苏联本国人，而是美国人。B.施罗宁将军认为，任何智库都无法胜任如此复杂的任务，其幕后有一个专业化的、经验丰富的策划团体。(41)这些观念一度非常流行。

因社会剧变、灾祸降临、或爆发重大事件、俄罗斯-西方关系转折时(如车臣战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俄-格战争等)，都伴随着“反俄阴谋”论。社会心理脆弱，迫切需要弄清真相，寻求出路，而阴谋论有其传播“优势”：观点耸动、骇人听闻，片面寻求、简单化地论证特定历史事件与阴谋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容易产生影响。

其次，1991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曲折、不成功的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俄罗斯曾是西方政策的受害者)，也是导致“反俄阴谋”论盛行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西方继续打压俄战略空间，争夺其势力范围，削弱俄罗斯、损害其根本利益(支持车臣分裂派，试图在高加索、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挑起“颜色革命”等)，使俄罗斯的民族感情、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反俄阴谋”论源于俄罗斯-西方互不信任，是双方政治、军事对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与此同时，俄罗斯似乎越来越丧失安全感，对诸如西方间谍、国内维权派的活动非常警惕；高加索、中亚新独立国家与西方、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也常常被视为“反俄阴谋”的体现。

第三，“冷战”政治文化的影响。苏联的意识形态曾认为，帝国主义阴谋搞垮社会主义苏联；当代的“反俄阴谋”论并非苏联时期的简单复活，但存在某种联系。如果说“冷战”就是某种惯于运用阴谋的“秘密战”，那么，互不信任和敌视在当代仍然延续——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显示出这种惯性。

第四，“反俄阴谋”论是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与俄罗斯政治趋势存在互动关系。在“冷战”时期，苏联和西方互相诋毁、丑化对方，而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又走向另一极端，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反苏、反共、亲西方言论，全面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亲西方派在俄罗斯占上风，是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到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前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势力上升，公众舆论发生转变。因此，“反俄阴谋”论在俄罗斯承担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方面，可以凝聚社会、团结国民，使政府加强执政能力；消极方面，可使俄政府轻松控制社会舆论，甚至转嫁危机。以两次车臣战争为例，舆论倒向直接关乎军事、政治行动的成败，其后果真有天壤之别。“反俄阴谋”论是对过度亲西方倾向的反弹，抑制了俄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可重新整合俄政治生态，实现本土派与西方派之间的平衡，回击西方的宣传攻势。或许，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反复之后，俄罗斯对西方和外部世界的态度会趋于理性。

第五，俄政治家程度不同地推动、或支持了“阴谋论”。例如，2000年8月，日里诺夫斯基认为HTB电视台的反俄节目“损害俄罗斯国民的健康”，应予关闭；而“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悲剧乃是“反俄阴谋”所致。(42)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之后，普京总统称：有人想从我们这里夺走一块肥肉，还有人则充当了帮凶。(43)2007年，普京发表慕尼黑讲话，批评西方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阴谋论。此外，国家杜马活动家罗戈津、纳罗奇尼茨卡娅等人也常常发表类似著作，反响巨大。因此，“反俄阴谋”论是俄学界、媒体对政府的主动配合，个别情况下也有“政治订货”的意味。

第六，俄罗斯社会猎奇的心理需求。1991年前后，各种秘闻、谜案也都被冠以“阴谋”的名目(如关于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死因，等等)。此类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反映了读者的猎奇需求，也是媒体的引导、或迎合。在较小的程度上，俄社会有一种将阴谋论泛化、庸俗化的悖谬倾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可能与“反俄阴谋”联系起来。如俄运动员德·雅罗申科因兴奋剂检测受到不公正待遇，媒体解读为“反俄阴谋”；2008年9月，Cybermetrics Lab发布100所世界知名大学，未包括俄罗斯名校，媒体认为这是反俄阴谋；2009年3月，日里诺夫斯基称：俄政府实施夏时制是损害国民健康的阴谋，不一而足。

第七，俄罗斯并非“阴谋论”的专利国，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流行过各种阴谋论。除了美、俄盛行“阴谋论”外，在南亚和中东，“阴谋论已经成为常规理论”。(44)俄罗斯并非真空，作为外部根源，其他国家的阴谋论也影响到俄国，在俄得到回应。如认为纳粹屠犹事件是犹太人编造的谎言；(45)“9·11”事件是美国阴谋，等等。有西方学者曾列出116种流传广泛的阴谋例证。(46)如果将俄罗斯版本与西方版本对照，能看出其中的某种相关性。

西方有论者强调，由于苏联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国民难以获得真实信息并进行公开讨论，就成为“阴谋论”流行的条件。但是，苏联后期就已开始了信息“井喷”，且信息开放的俄罗斯同样盛行“阴谋论”；此外，美国也是各种阴谋论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如果仅仅用信息封闭、制度集权来解释，显然是矛盾的。

“反俄阴谋”论的影响如何？大众是宣传想要“猎获”的对象，是传播过程的终端，而大众意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俄国民对“反俄阴谋”论的认同程度。例如，1995年3月和1997年1月曾做民意调查：戈尔巴乔夫改革及随后发生的事件是西方反俄阴谋的结果吗？两次调查表明，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存在类似阴谋。(47)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多次调查表明，俄罗斯人对西方的好感在减少、不信任在增强，主张对西方强硬者日益增加；“反俄阴谋”论的传播不是这种趋势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一种重要因素。

2007年3月的调查表明：34％的人认为北约是重大威胁，42％的人虽认为北约对俄无直接威胁，但东扩会消极影响俄安全；只有7％的人认为北约是俄罗斯的伙伴和盟友，6％的人认为俄应该加入北约，24％的人认为俄应该积极对抗北约东扩。(48)

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是一个分水岭，俄舆论认为这是西方唆使格鲁吉亚实施反俄阴谋，俄罗斯人的反美情绪上升。9月12日，民意测验表明，对北约和美国持消极态度的俄罗斯人继续增加。65％对美国看法很差(2008年6月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占29％，对美国持好感的占49％)，只有22％的人对美国持良好看法。11％的人认为俄-美关系敌对，37％的人认为俄-美关系紧张(6月份为12％)，29％的人认为关系冷淡。相应的，认为俄-美关系正常、平稳者剧减，许多人认为北约威胁俄罗斯：对北约看法消极的占63％，看法积极的只占12％。25％的人认为源于俄-格冲突，19％的人认为是西方反俄政策所致(49)。

2008年10月24日公布的民意测验资料表明：从1998年到2008年，对美国评价积极的俄罗斯人的比例从68％下降到22％，65％的人对美国的态度“基本消极”，25％的人“非常消极”。(50)同年12月11日，瓦·费多罗夫指出，俄罗斯人不喜欢维权人士，因为许多人知悉：第一次车臣战争时的著名维权派谢·科瓦廖夫站在分裂派一边谴责俄政府，以谋取利益。2000年初，俄政府指责一些维权人士为外国刺探情报。(51)

三、结论

“反俄阴谋”论是当代俄罗斯的认识产物，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条件下形成的看待事物的观点和方法，具有特定的认知价值，展示了俄罗斯在历史等学科方面的探索成果。在历史认识方面，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未被认知，一些细节或事实未被史学家纳入视野，史学家还原历史真相的尝试并不总是成功。对于某些秘密力量的历史作用，学术解释和回应显得不足。阴谋论有助于提示人们一再地重审历史，并提出一些以前不为人知、或少被重视的新事实、视角和思路，因此，对其内容需要具体分析。卡尔·波普尔认为，任何阴谋论都有其“真理的颗粒”，但总体来说是一种神话；阴谋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且阴谋者往往事与愿违，很少成功。(52)但是，如果将阴谋理解为某种谋略、或战术，很难证明其成功的机会更少。

还必须将阴谋与“阴谋论”加以区分，不可将“阴谋论”简单断定为神话。无论是国内、国际政治斗争，阴谋(或权诈)多半是一种常态，由于斗争的尖锐和残酷，服膺马基雅维利主义常常是一种现实选择。相关著作不同程度地揭示出部分历史真实或国际政治现实，秘密政治、谍战等尖锐斗争可能长期存在。霍尔巴赫指出，一些民族的繁荣、幸福和巨大成就，往往“引起另一些民族的不信任和怀疑。它们在不能凭借暴力互相损害的时候，就玩弄阴谋诡计和狡诈手段”。(53)实际上“冷战”就呈现出类似图景，“反俄阴谋”论也反映了俄罗斯-西方尖锐对抗的政治现实。

但是，“反俄阴谋”论的真理特征也很有限。如同所有阴谋论，其解释力都显不足：夸大阴谋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低估对阴谋的对抗因素，似乎一切阴谋在任何条件下都可如愿以偿。宣扬了历史决定论、而非自由意志，其内在逻辑是在寻求某一事件的责任人。

“反俄阴谋”论可使俄国民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将自己的挫败归咎于外敌，以谴责对手来占据道义制高点。由于1991年以后苦难进程及心理投影，使俄罗斯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各种阴谋(包括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的受害者，是无意识的历史客体，此种心态不利于总结教训、获得真知。以谍战为例，所有人员及其活动都是超越普通伦理的：“用肮脏手段维护情报局所谓的美国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54)而其他国家的情形多半也与此相似。当斗争双方运用权诈常态化，所谓阴谋也就丧失隐秘性和非道义性。对阴谋做道德判断并无意义，因各方都在用；且这种谴责具有事后性：正施展的阴谋因被揭露而中止的情形很少，因阴谋很难坐实；因阴谋暴露而使阴谋者陷于被动、甚或失败的情形也很罕见；一次失手不足以使阴谋者放弃阴谋，而只是促其改进“工艺”、改变进攻方向。相对来说，实施阴谋成本低、而效果佳，阴谋者始终占据主动。因此，类似谴责只有宣传意义。

俄罗斯确有必要以某些形式教育国民，对反俄势力保持适度警惕，但若任由“反俄阴谋”论泛滥，会毒化社会心理氛围，使社会发生分裂和对抗——自由派首当其冲地受到孤立和敌视(2006年10月，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或许因其亲车臣立场而引起俄民族主义者嫉恨；2010年3月31日，82岁的人权领袖柳·阿列克谢耶娃遭到殴打)。对外方面，是俄罗斯易受刺激，其极端表现是不信任西方、甚至一切外国，产生仇外心理和攻击性，或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极端运动的先声(已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如“光头党”，就是“反俄阴谋”论的服膺者)。

当代社会信息渠道多元，流通迅捷。阴谋论尽管有其内在的逻辑矛盾，但常常作为真理而流行，这本身暴露了信息验证的复杂性、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甚或内心弱点。一切阴谋论都不可能被人为消灭。无论要证伪、还是证实，都要用学术方式加以回应，而任何观点都需在公开流布过程中，在与其他观点的交锋中得到检验。

注释：

①1989年苏联结束阿富汗战争似乎是一个重要事件。此后，苏联出现了大量阿富汗战争题材的回忆录、政论等，而披露和探讨西方公开、或秘密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的情形，也就成为“反俄阴谋”论的加工材料。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类似言论在俄罗斯社会并不占主流。1994-1996年的车臣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舆论发生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