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白诗派五言的长篇安排_白居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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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诗派的五言长篇排律,是元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元和体”,是元和时期诗坛上流行的某些创作倾向的概括。

最早提出了“元和体”这一名称的是元稹。元和十四年(819),他任膳部员外郎时,献诗于宰相令狐楚,[①]在其《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明确了“元和体”的由来和宪宗末年人们对“元和体”的认识。首先,“元和体”始于元和五年(810)元稹贬居江陵后元白二人的制作,然后是“江湖间为诗者”和“新进小生”,竞相仿效,遂成风气。其次,元和体的内容主要是指“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和“次韵相酬”的“千言”、“五百言律诗。”

根据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一种诗体的成熟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流行也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从五言排律的发展来看,“排律之作,其源自颜谢诸人古诗之变”,初唐“王杨卢骆倡之于前,陈杜沈宋极之于后,”[②]排律的形式渐渐成熟。盛唐之时,“常侍篇什空澹”,王维李白“秀丽豪爽”,“嘉州格调整严、音节宏亮,”“襄阳时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③]高适王维李白岑参孟浩然等俱为排律名家,杜甫则因其五言排律“锦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④]被尊为大家。大历“钱刘已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⑤]其创作成就远逊于盛唐。元和时期,五言排律的创作又呈现出繁盛的景象。高棅《唐诗品汇》依盛唐诗为准绳,不选元稹白居易的诗,却选了元和诗人杨巨源等近六十人的五言排律一百余首。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来看,元白诗派的五言排律步武前贤,足可以与盛唐高适王维李白岑参等相颉颃,特别是“元和体”中的五言百韵或五十韵律诗,上承杜甫的五言长篇排律,自有其审美情趣和历史价值,其影响则远过于高适王维李白岑参等人。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元白诗派的五言长篇排律,从而正确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元白二人的五言长篇排律,首先是抒写诗人自己的远大志向,通过诗人自己为民请命反遭诬构而身受贬黜的不幸遭遇,抒写诗人守正嫉恶的凛凛节操,通斥宦官的擅权和奸佞小人的误国。元白一直以儒臣自居,以经国定邦为己任,其诗歌常常抒写其济世救民的理想。元诗云:“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秀发幽岩电,清澄溢岸陂。九霄排直上,万里整前期。”[⑥]白诗云:“自念咸秦客,尝为邹鲁儒。蕴藏经国术,轻弃度关。”[⑦]元白的确自视极高,自以为满腹经纶,才识超群,必须能致身通显,实现理想。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元白的救世理想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其五言长篇排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他们的政治生活经历,并以此来讽谕时政的得失。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并受夔龙荐,齐陈晁董词。万言经济略,三道太平基。……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恃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下鞲惊燕雀,当道慑狐狸。南国人无怨,东台吏不欺。理冤在定国,切谏甚辛毗。造次行于是,平生志在此。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兼危。”[⑧]诗中叙述了元稹白居易加入裴垍集团与宦官权幸进行斗争的经过,抒写诗人自己切谏输忠的志向和节操,其刚正不屈,确是名臣风范。元稹的和诗亦云:“誓欲通愚謇,生憎效喔咿。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使蜀常绵远,分台更崄。匿奸劳发掘,破党恶持疑。”[⑨]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详述了元白相识后一同参加科举,积极投身于政治斗争的经过,对自己和白居易的被贬极为不满,讽喻时政得失的意味更浓。元白于元和四年(809年)裴垍集团执政后,做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大事。元稹出使东川,访察官吏不法,弹奏故剑南川节度使严砺等聚敛伤民,擅权吞没百姓资财;还西京后,又弹奏山南西道于两税外加配驿草。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他曾连奏数十事,皆切中时弊,权贵豪门为之侧目。白居易在翰林院,针对德宗以来的弊政,犯颜直谏。二人救失补阙,确是不遗余力。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受贬,白居易受谤,仍是满怀救世热望,关心民生疾苦。元和十年(815年),朝廷准备平叛淮西,元稹、李景俭、刘禹锡、柳宗元等被召回京师,准备重新施展抱负。谁知宪宗、武元衡等人不愿起用元稹等人,刘禹锡等改为远州刺史,元稹也被量移为通州司马。数月之后,白居易又因武元衡遇刺上书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回想起这些往事,元稹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他把自己满腔的怨恨溶进这首诗中:“鹓鹭方求侣,鸱鸢已吓雏。徵还何郑重,斥去亦须臾。迢递投遐徼,苍黄出奥区。通川诚有咎,湓口定无辜。利器从头匣,刚肠到底刳。”[⑩]对于积极入世的元白来说,尽管他们程度不同地接受“吏隐”思想,其内心最大的痛苦仍是忠信被弃,报国无门。元和五年被贬之时,元稹积极谋求起复,依然积极用诗歌来讽谕时政得失,参与政治斗争,并没有多少个人的哀叹。元和十年元白政治上再次受挫,“利剑从头匣,刚肠到底刳”,其沉痛悲愤已经是至深至极,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摧残贤才的现实政治的不满。另外,在元白的五言长篇排律中,时常能看到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句,体现了元白同情百姓疾苦的一贯思想,如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云:“舟败罂浮汉,骖疲杖过邗。邮亭一萧索,烽侯各崎岖。愧饷人推辂,谁何吏执殳?歧家逃力役,连锁责逋诛。防戌兄兼弟,收田妇与姑。缣湘女工竭,青紫使臣纾。望国参云树,归家满地芜。破窗尘悖悖,幽院鸟鸣鸣。”(11)这是元稹元和奉诏回京途中所见,从中可见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元稹以此来告诫执政者要惜农固本,才能使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最后平叛削镇,挽救唐室危亡。

其次,元白的五言长篇排律中某些部分描绘了自己少年时的冶游放荡生活,其中有些细节充满了性的诱惑,这既是元和时期文人不讳情欲的写照,也是当时整个上层社会淫靡风气的一种折射。正由于有着这样一种文化氛围,才引起了“长安少年”对这部分内容的偏爱,竞相仿效,相习成风。如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征伶皆绝芒,选伎悉名姬。铅黛凝春态,金细耀水嬉,风流夸堕髻,时妆斗啼眉。密坐随宽促,华樽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残席喧哗散,归鞍酩酊骑。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12)元稹的和诗亦云:“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僻性慵朝起,新睛助晚嬉。相欢常满目,别处鲜开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绿袍尽醉曲,乌帽逆风移。案插轻筹筋,仍提小屈卮。本弦才一举,下口已三迟。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狂歌繁节乱,醉舞半衫垂。散漫纷长薄,邀遮守隘歧。几遭朝士笑,兼任巷童随。”(13)这种大胆的陈述,率直的态度,是唐诗中颇为少见的,自然会受到“长安少年”的喜爱。特别是元白二人当时俱以忠信正直和诗名闻于天下,其少年时自身之风流韵事,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元白的百韵律诗,真实地再现了封建士大夫性格的两重性。在政治生活方面,元白是恪守儒家学说的谦谦君子,同情百姓疾苦,反对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和弊政扰民,不遗余力地为维系唐室统治而努力。在日常生活方面,元白并不是虚伪的道学先生,他们坦诚地诉说着对爱情的追求和期待,表白着爱的欢乐和对冶游放荡生活的留恋。在元白眼中,这两者本来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其“兼济之志”和“独善之义”的最适当的表现方式。对于元和诗人来说,元白这种生活态度颇有代表性,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元和时期的文人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元白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接受了元白诗中的思想内容。元和时期其他诗人的五言长篇排律,也往往结合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现实需要,或向社会政治方面倾斜,或向追求世俗享乐方面倾斜。如李绅《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的思想内容与元白的五言长篇排律基本相同。刘诗云:“促筵交履舄,痛饮倒簪缨。谑浪容优孟,骄矜许智谅。蔽明添翠帟,命烛柱金茎。坐久罗衣皱,杯频粉面。兴未从请曲,意堕即飞觥。”诗中叙写其携妓狂饮之态,其放浪狂疏显而易见。同时,诗人又叙述了自己的政治经历,抒发自己对贬黜生活的失意和不满,表现了诗人刚正不屈的节操:“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14)由此看来,“元和体”中五言长篇排律的流行,其主要原因应该说是元白的诗歌满足了元和时期一般文人的精神需求,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从元和时期五言长篇排律发展的实际来看,元白的作品使这种诗体的发展进一步成熟,从形式上看,元白的作品也比他们以前的诗人这类诗的篇幅明显地增大,可以反映更广阔的生活内容;加上元白的作品多为次韵唱和,含有一种“以难相挑”争奇斗胜的竞争的意味,更能刺激人的创作欲望,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必然对其表现方法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从现存的元白的五言长篇排律来看,其艺术特色主要是“长于赡”,(15)结构上“法律井然”,语言“条畅流美”。(16)具体地说,元白五言长篇排律的表现方法主要是以下两点:

其一,铺叙的手法。在他们的此类诗中,诗人常常用排比的句式来对物象世界进行穷形尽相的描绘和对某一过程进行细致真切的描述,虽说诗人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口气,但并没有把主体消融于意象和场面之中,而是保持着叙述者的独立身份来评价参与事件的发展过程,在铺叙描述中说理抒情,形成一种动荡流走、华美富赡的风格,有一种浓艳的人工美,如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先叙述诗人少年时的狂放生活,然后用“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的议论为抒写诗人的志向,并转入叙述诗人自己和元稹的科举仕宦经历。当叙述到元稹任监察御史忠正尽职时,白居易用“木秀遭风折,兰芳遇霰萎。千钧势易压,一柱力难支”作结,揭露黑暗势力的强大,从而转入描述元稹的受贬和江陵途中的经历。在叙述完元稹的贬居生活后,白居易又用“负气冲星剑,倾心向日葵。金言自销铄,玉性肯磷淄”来称赞元稹的忠贞和威武不能屈的节操,最后转入陈述对元稹的思念,这些议论抒情的诗句,就象聚合能力十分强的粘合剂,把内容不同的几个部分有机地连在一起,同时又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另外,即使是描绘自然的景物,采用这种铺排的手法,不须夸张渲染,叙写之中,自然流露一种情思。如白居易的《东南行—百韵》和元稹的和诗中,极力写贬黜之地的风物习俗,白诗用了二十多韵,元诗多达三十二韵。如果从单个的句子来看,这些写景的诗句并不能完整地表现诗人的感情,而象“水市通圜阓,烟村混舳舻”、“月移翘柱鹤,风汛飐樯乌”(17)“杂墓多剖鳝,和黍半蒸荪。绿粽新菱实、金丸小木奴”(18)这样清新宜人的诗句似乎与诗人所要表达的贬黜的痛苦并不和谐,但是,一旦把这些单个的诗句有机地铺排起来,我们立刻就会从中感受到诗人那种强烈的感情。

其次,以时事入诗。在韩愈的《县斋有怀》《答张彻》等五言长诗中,已开始流露出元和诗人以时事入诗的倾向。如韩愈的《县斋有怀》诗中以“尘埃紫陌春,风雨灵台夜”隐喻自己官至四门博士,尚有迹可寻;而以“捐躯辰在丁,铩翩时方”(19)暗示自己在贞元十九年(783年)十二月“辰丁”日上疏为民请命而身受贬黜,如果不是熟知此事的人,就难理解这句诗。元稹白居易的诗也常以时事入诗,其五言长篇排律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为了让人理解,元白在诗中夹杂了许多注文。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百韵》诗中自注十七处,《酬乐天东南行诗—百韵》自注二十五处;白居易《代书诗—百韵寄微之》自注二十处,《东南行—百韵》自注十处。象白居易《代书诗—百韵寄微之》诗中的“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迂辛”、“短李”、“夸堕髻”、“斗啼眉”、“调笑”、“卷波”、“策目穿如札,毫锋利若锥”、“东坦君谏诤,西邑我驱驰。再喜登乌府,多惭侍赤墀”(20)之类,若无注文,实难尽解。但一经注明,其诗句之工稳妥贴立见。

由于以时事入诗,元白的五言长篇排律与诗歌的距离越来越大,徒诗的意味更浓。元白的绝大多数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平易晓畅,但其五言长篇排律则有所不同。尽管元白一般不用冷僻的词语,其排律却很注意炼句,喜欢选用那些色彩鲜明、音节响亮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来渲染场景、刻画人物。这种华美流荡、精工富赡的语言风格,与元白的五言长篇排律主要是寄赠酬答诉诸于视觉的徒诗有很大的关系。如白居易《代书诗—百韵寄微之》描绘曲江池之繁胜云:“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峰攒石绿点,柳宛麹尘丝。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早光红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幕侵堤布,盘筵占地施。”色彩明丽鲜艳,音节婉转流荡,写出曲江池一派春光。其写元稹江陵贬居时的景物和心情云:“林晚青萧索,江平绿渺弥。野秋鸣蟋蟀,沙冷聚鸬鹚。官舍黄茅屋,人家苦竹篱,白醪充夜酌,红粟备晨炊。寡鹤摧风翮,鳏鱼失水。暗雏啼渴旦,凉叶坠相思。”作者自注云:“此四句兼含微之鳏鱼之思。”(21)在这种凄清的景况中,元稹既有贬黜之恨又有亡妻之悲两愁相加,越发显得愁苦难耐。特别是诗中所写景物虽为萧索之景,用语却浓艳得很,格律又非常严整,结合诗人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到元白诗中这些华美富赡的对句,组合成一组组有深情远韵的意象,抒写出诗人浓郁的情思。

注释:

①冀勤点校本《元稹集》卷六十《上令狐相公诗启》下注曰:“时为膳部郎中。”据《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元稹于元和十四年(819年)由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后即任祠部郎中,知制诰,一生从未做过膳部郎中,此注疑误。

②高棅《唐诗品汇·五言排律叙目》。

③ ⑤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五言》

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铬》,见《元稹集》卷五六。

⑥ (11)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百韵》,见《元稹集》卷十。

⑦ (20)白居易《东南行—百韵》,见《白居易集》卷十六。

⑧ (11) (17) (18)《白居易集》卷十三。

⑨ ⑩ (15) (21)元稹《酬天东南行—百韵》,见《元稹集》卷十三。

(1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13)《刘禹锡集》卷三八。

(14)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见《元稹集》卷五一。

(15)《唐宋诗醇》卷二二。

(16)《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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