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色论文,蔡元培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中，蔡元培是一位争议较少的人物，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学术界一致承认。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就曾这样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p71) 然细加考察，对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诸如他当时的政治属性、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及其思想特色等，学术界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晰，且多有歧见，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一
关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立场，学术界一般都将他看作一位民主革命家，或进而将他看作是南方国民党人的代表，其理由是蔡元培是老同盟会会员，他出任北大校长系孙中山授意。① 然而，笔者以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看作民主革命家，固无大错，但不准确，不足以揭示蔡与其他民主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而将蔡看作是南方国民党人的代表，并以此来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则与蔡元培当时的政治立场不相符合。事实上，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行，纯然是从一位超党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在政治上与南方的国民党保持很大的距离。
首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非人们所说，系孙中山授意，而是蔡本人的夙愿。固然，蔡元培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同，蔡元培并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和职业政治家，在他身上，学者的气质远过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在实现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他大多时候更倾向于以思想文化的革命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尤其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他的救国目标。因此，尽管他在1905年就加入了同盟会，但他的活动主要还是限于教育界和文化界。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蔡元培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即有意出任北大校长，只是由于袁世凯的反对，未能如愿②，于是他便前往法国推动国内的留法教育，在海外从事新文化运动，坚信“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如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唯一之救国方法，只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2](p528) 1916年袁世凯暴毙后，他坚持认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3](p26)。因此，在接到邀请他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后，蔡元培便毅然决然地接受邀请，于10月2日离法回国，明确表示之所以要回国任北大校长，这是因为在国外经营教育“不及在国内之切实”[4](p26)。回到国内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决定虽然获得了孙中山的支持，但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授意，而主要是由蔡元培本人做出的。
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也并没有与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保持一致，而多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发言，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倾向。在他归国的头一年，国内政治首先遇到关于对德政策问题的争论。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担心段祺瑞政府借口参战，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打击异己，坚决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交、宣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蔡元培并不为党派之见所囿，与孙中山持不同主张。1917年3月3日，他与国民党的反对派梁启超、张君劢等研究系人物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精英一道，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交、宣战。蔡元培在演讲中认为，英、美、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是“强权与扶助”、“非道德与道德”之战，中国应站在正义的协约国一方，向德宣战，不能因党派之见而意气用事，指出：“以国内党派意见纷歧，恐乘此机以图破坏，则尤属非是。大凡一国之内，无论内部如何不稳，一至国外发生问题，内反可一致以对外。”[5] 呼吁南方的国民党在对外政策上与段祺瑞政府采取一致立场。
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北洋政府的对峙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南北双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1918年10月23日，他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百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6]。稍后，蔡元培在致孙中山的个人信函中也婉转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在11月18日介绍老同盟会会员伊仲材拜见孙中山的信中说：“欧战既毕，国内和平之声浪洋溢南北，大势所趋，决非少数人所能障挽。”他建议孙中山放弃政治斗争，不要再拘于国会、约法之争，应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建设，指出：“倘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4](p220)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 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4](p188～189)。
与此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 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7]。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又领衔与200 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一面赞扬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运动“使全国同胞永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但同时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要求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8]。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称“中央政府负责无人，考量事实，非公莫属。务恳俯顺舆情，维持大局，事关国脉，万乞即日莅京，免任艰钜，毋任企祷之至”[9]。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10](p375)
由于蔡元培的这些言行严重地违背了他的党派立场，他在当时就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严厉批评。上海《民国日报》于6月6、7、10 日连续发表《主张“好人奋斗”者底失言》、《问蔡老先生》、《被坏人利用的好人》等三篇社论，要求蔡元培认清形势，不要被军阀所利用，指出吴佩孚拥黎无非“借他作个傀儡，来行他什么‘巩固北洋正统’底大计划，预备作袁世凯第二罢了”[11]。6月6日，章太炎、张继也同时致电指责蔡元培的行为有违党派的立场。章电称：“此次北伐，乃南方争自存，原动不在一人，举事不限护法。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否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或者自食其禄，有箭在弦上之势，则非愚者所敢知也。”张电则云：“阅公劝中山总统停止北伐一电，不胜骇然。北军宰割江流，行同强寇。仆北人也，尚不愿乡人有此行动。公以南人，乃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前者知公热心教育，含垢忍辱，身事伪廷，同人或尚相谅。今乃为人傀儡，阻挠义兵，轶出教育范围以外，损失名誉，殊不值也。”[12]
面对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蔡元培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6月10日， 他复电再次公开表示南方举兵护法，理由“均已消灭”，南北双方完全可以根据他们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建议》，召开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实行联省自治，“初无武力解决之必要”。他认为，南人与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非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因此他的主张并没有背叛国家，不能用李完用为喻；请孙中山下野，不过是本敬仰中山先生及非常国会议员之诚意，为爱人以德之劝告，并非为人“傀儡”；至于他本人出任北大校长，蔡表示北大是国立的，非私人所有，尽力于国家，得相当之报酬，乃天经地义，无垢无辱[13]。1923年初当他辞去北大校长，孙中山派人与他联络，希望他南下协助革命工作时，蔡元培也没有像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期间那样积极响应，而是按计划偕子女赴欧洲游学，表示“现在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培于此两者，实无能为役。俟由欧返国，再图效力， 当不为迟”[14](p332)。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蔡元培显然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党人在北方的代表。事实上，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随着蔡元培将教育文化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他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追求国家独立和民主政治中，他不再主张任何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只赞成和平渐进方式的改良。对于国内的政治问题，他也不再以党派的身份介入，而多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发言，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倾向。申而论之，蔡元培后来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活动和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其实也是其自由主义立场之故。可以说，蔡元培是国民党内一位真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二
关于五四时期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学界也有两种不同解读：一派将蔡元培说成是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另一派则认为蔡元培对学生运动是持反对态度的。笔者以为，上述两派观点都有简单化之嫌，不足以真实地揭示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事实上，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与他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即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从一位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的。
作为一个主张教育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蔡元培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赞成或支持学生运动。他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15](p353) 1918年5月21日，当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前往总统府请愿时，蔡元培即曾出来劝阻学生，认为外交问题应静候政府解决。[16]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而牺牲学业，呼吁同学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14](p312～313) 1920年5月，在为纪念五四一周年所作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中，蔡元培甚至将学生运动看作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自杀”举动，说道：“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功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安心用功。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4](p385)
本着这一态度，蔡元培对五四之后发生的几次学潮都持抵制态度，甚至与闹学潮的学生或罢教的老师发生直接冲突。如1921年6月间，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因北洋政府积欠薪水和学校经费相继罢课，并与学生一道发起请愿运动，要求政府指定专项教育基金，清偿积欠。对于教职员和学生的这一举动，蔡元培当时就不以为然，认为教师为索薪而罢教贻误学生的学业，有失教师风范。1921年9 月他从欧洲考察归国后，在一次北大教职员的会议上谈到对最近发生的教育风潮的意见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觉得以前所用的罢课手段，实在牺牲太大了；罢课这么长久，而所收的效果，不过如此，这实在是初料所不及的。我以为罢课是一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其损失比‘以第三院作监狱’及‘新华门受伤’还要厉害得多。因为想不到的一时的横逆，例如被狗咬，被疯人打，是无论如何文明的地方都不能免的，不算了不得的耻辱。独有我们惟一的天职我们不能不自己放弃他，这是最痛心的事。教育家认教育为天职，就是一点没有凭借，也要勉强尽他。古代的孔子、墨子，何尝先求凭借？就是二十年前，私立学校，不是有许多尽义务的教员么。现在，我们为教育所凭借的经费而逼到罢教，世间痛心的事，还有过于此的吗？”[14](p78) 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又力阻教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10](p312) 4月25日，教职员联席会议在没有北大代表和女高师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再次做出罢课的决议。蔡元培又出来疏导，劝告教员放弃罢教，指出：时值直奉战争，政府于30日以前肯定发不出经费，辞职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教员辞职以后，也不见得就能谋到别的生计，也还是闲住着，且为教育当局负停顿教育的责任。再则，第三学期学业将毕，学生正遇到学科结束，毕业升级的时候，此时教员罢教，“我们怎么对得住学生呢”？[14](p193～194) 在蔡元培的劝说下，教职员联席会议于4月30日最后做出放弃罢教的决定，宣布“暂缓实行总辞职”[10](p346)。又如在1922年10月间北大发生的“讲义费风潮”中，蔡元培甚至与学生发生直接冲突。对于北大学生以请愿方式要求学校废止讲义费的举动，蔡元培极不以为然，在劝说不果之下，毅然提出辞职，称：“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惭愧。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戾。迫不获已，惟有恳请辞职，迅予批准，并克日派员接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14](p270) 稍后，在北大师生的劝说下，蔡元培虽然放弃辞职的决定，于10月24日返校视事，但在次日召开的北大全校大会上，他仍将发生在18日的讲义费风潮看成是少数学生借端滋事，意图破坏的“暴动”之举，要求同学们引以为戒，不能将对政府的办法用到学校；他甚至对发生在20年前亲身经历的清末学生风潮也重新评价，说道：“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面试验起来。说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国的国民；教职员是学生的公仆，譬如国家的政府；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学生就可以革教职员的命。那时候长江一带，这样试验革命的学校，不知多少。他的导火线都很简单，大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小问题，反对一个教员或一个庶务员，后来迁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他提醒同学们，注意“现在政治上的失望与改革的热诚，激动人的神经，又与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学生要在学校里面试验革命的手段又有点开端了。我希望有知识的大学生，狠要细心检点。”[14](p274～275) 因此，笼统地将蔡元培说成是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确乎是对蔡元培的一个极大误解。
然而，因为蔡元培说过许多反对学生运动的话，就断言他一概反对学生运动，甚至认为他对五四运动也持反对态度，这也是不合乎事实的。须知，蔡元培不只是一位主张教育救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17](p13) 在蔡元培看来，“五四”便是属于“不应干预”的学生运动， 他对此显然是持支持态度的。
首先，我们看到，蔡元培本人在出任北大校长后就因为爱国主义的驱动，没有严守“不涉政界”的初衷，不时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尤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表示极大的关注。1918年11月，当德国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蔡元培就和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之中，积极带领北大师生参加庆祝活动，在14至16日的三天假期里，蔡元培特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组织北大师生举行演讲会，他本人先后作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的演讲，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光明的互助论”战胜“黑暗的强权论”，“正义”战胜“阴谋”，“平民主义”战胜“武断主义”，“大同主义”战胜“黑暗的种族偏见”，警告国内军阀们顺应世界潮流，抛弃“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4](p218,219)。11月28日至30日，蔡元培再次组织北大师生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要求北大学生务必全体参加，指出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学校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学生的命运与学校的命运休戚相关；宣布凡是故意不参加演讲会的学生，“此其人即不屑以世界眼光、国家观念等绳之，而第即其对于本校及本班之无情，亦必为同班诸生所不齿。”[4](p223～224)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后，蔡元培又为收回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利权奔走、呐喊。为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2月12日他和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等社会名流在北大召开“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呼吁国际联盟应保证各国政治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指出：“中国与上古之希腊、罗马、巴比仑、埃及并时立国，迄今四千余年，以世界最古之国家，得与近世新国家共奠新世纪之基础，其国家之权利，孰能蔑视之。”[18] 2月16日，他又和汪、林、熊等一道组织成立国民外交协会，致力国民外交活动，号召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权利而斗争。2月23日， 他在国民外交协会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这样沉痛地说道：“原我国外交之所以失败，由一切委诸少数当局之手，常以秘密行之。当局者一遇困难问题，则仅图少数人之亟于卸责而轻易承诺，不暇顾受此影响者之大多数国民，而受此影响之大多数国民亦且甘受此无意识之害而不敢有所纠正，此所以失败重失败也。”[19] 可以说，正是蔡元培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这一高昂的爱国政治热情对稍后北大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35年胡适在《纪念五四》一文中即指出，正是蔡元培的政治热情，使北大从那天起“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20]。
再者，事实也表明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确乎起了引导的作用。由于蔡元培原本对巴黎和会寄予极大的希望，因此，当4月30日巴黎和会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作出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的决议时，对蔡元培的打击也就特别巨大，使他彻底抛弃“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自觉地走上斗争的前台。对蔡元培在“五四”前夕的一些活动，有关当事人作过大量的回忆。如北大学生何思源回忆说，5月2日蔡元培即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21](p67) 其他一些学生也回忆说，5月3日， 当时任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向他透露政府当局准备电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签字的情况后，蔡元培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持坚决反日立场的北大学生许德珩及《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把拒签和约的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22]。对北大学生的回忆，其他一些重要的相关人员也作了证实。如1929年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五四运动时即写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征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其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五月二日夜、三日夜去看蔡元培，先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故事。”[23] 五四时期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的叶景莘，在1948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则作了更具体的追述，他说：那时“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24]。根据这些当事人的回忆，蔡元培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但他在其中所起的引导作用则是确实无疑的。③
并且，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所持的立场也表明他是支持爱国青年学生的。5月4日那天，共有32名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被反动军警捕去，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日，教育部还发布第183号训令，要求蔡元培“严尽管理之责”，对不遵守约束、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应即立予开除”[25]。但蔡元培并没有去执行教育部的这一训令，相反，当晚亲临学生会场，向同学们表示：一定负责把32名同学保释出来[26](p225)。会后，蔡元培即拜访过去曾帮助他去德国留学的孙宝琦，“从下午9 时左右起，一直过了12时以后不走”，请求他出面营救被捕学生[27](p1599)。5月5日晨，北洋政府再次以教育部名义，明令各校校长将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一律开除，广大青年学生也针锋相对，开始十天的集体罢课。在学生与政府的对峙中，蔡元培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当天下午2时，他与北京其他12所大专院校的校长聚会北大，商谈营救被捕学生，会议声明五四运动“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之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表示为营救被捕学生，“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28](p458)。5月6日晚，蔡又率校长团至警厅与警察总监吴炳湘交涉，愿以身家保释被捕学生。7日晨， 蔡亲自率北大师生在汉花园红楼面前的文科操场迎接被捕同学归来，并发表讲话，倍加慰勉。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p134) 5月9日，蔡元培作出辞去北大校长的举动，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学生免遭政府的迫害。他在给北大学生的留别信中明确表示，他的出走绝无责怪学生之意，指出：“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也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4](p295) 而在南下途经天津与一位友人的谈话中，蔡元培即道出他辞职的真正原因乃在于保护爱国学生，云：“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29] 后来，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谈到他的这次辞职，也说是因为考虑到“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15](p353)。事实上，蔡元培之所以在五四时期赢得广大师生的爱戴，被尊为学界领袖，很大程度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总之，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因蔡元培说过许多反对学生运动的言论而否定他对五四运动所持的支持态度，也不能因为他曾支持五四运动而笼统地说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的积极的支持者。反对学生沉溺政治运动和支持五四运动，都是蔡元培的真实表现；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在蔡元培身上并不矛盾，盖由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使然。
三
1917～1923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的时候。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蔡元培作为这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固然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导人陈独秀、胡适等有着共同或相近的思想理念，但同时又有着与陈、胡等新文化人士不同的思想特色，这也是我们在考察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中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蔡元培与陈、胡等五四同人的最大区别是，他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和以此为基础的道德关怀。对陈、胡等大多数新文化运动人士来说，他们宣传思想革命，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将文化和思想工作看作是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30]。因此，“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31]。而对蔡元培来说，他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固然也有政治的动机，实现“救国”目标，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和道德革新看作是人的内在要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在《教育之对待的发展》一文中，蔡元培明确表示，新教育除注意群性的发展，即为“民权”的教育之外，尤应注意个性的发展，进行人格的教育，指出：“自人类智德进步，其群性渐溢乎国家以外，则有所谓人权若人格。”[4](p260～261) 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人格，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14](p177) 对于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与人不同的思想倾向，梁漱溟讲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话，他说：“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体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32](p89)
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倾向，又直接导致他在一些文化问题上与陈独秀、胡适、丁文江等新文化人士持不同的见解。如在科学问题上，陈、胡、丁等将科学看作是万能的，认为科学不但能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将原来是一种对客观世界进行解释的科学方法提升为具有人生论意义的价值体系。他们推崇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将一切对“超验”问题的探讨都视作应驱除的“玄学”。而蔡元培则不同，他虽然也提倡科学，热心赞助科学事业，但他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关于存在、意识、绝对等“形上”的一部分问题是科学无能为力的，而这些问题也不是如“科学派”宣称的那样“毫无意义”的。他说：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派哲学，都把玄学上的问题，存而不论；把哲学作为现代科学的综合，并非再进一步，把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设法解决他。然而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精神和物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绝对的真理有没有，是人人所切望一个答案的”[15](p159)。蔡元培一再坚持不应放弃对玄学的探讨，指出：“人类求知的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与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4](p467～468) 他强调，“夫各科哲理与综合各种科学，尚介乎科学与哲学之间，惟玄学始超乎科学之上。”[4](p253)
与此相关，在人生观问题上，蔡元培也不像陈独秀、胡适、丁文江等新文化人士那样采取简单的态度，以为只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就解决了，而是进而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将美作为一种形上的追求对象，作为人类情感的源泉，强调科学与美术、知识与感情的有机结合，指出：“大凡生物之行动，无不由于意志。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恃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感情，恃有美术之作用。”[4](p3) “世之重道德者，无不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4](p121～122) 又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14](p31～32) 蔡元培还举例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因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譬如人是何等灵变的东西，照单纯的科学家的眼光，解剖起来，不过几根骨头，几堆筋肉。化分起来，不过几种原质。要是科学进步，一定可以制造生人，与现在制造机械一样。兼且凡事都逃不了因果律。……就是一人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世界的成毁都是机械作用，并没有自由的意志可以改变他的。抱了这种机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但对于自己竟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的精神。”[14](p33～34) 蔡元培指出，美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美感具有与现实利益无关的超脱性，具有“人必所同然”的普遍性，是人类生而固有的内在必然而不待外铄。并且，由于美感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便导致人类罪恶的“占有性冲动”逐渐减少，而使人类趋于高尚的“创造性冲动”得以逐渐扩展。艺术品和自然界中的美、悲壮、崇高，都能使人的灵魂净化，将人类引入一种崇高的境界。他说：“艺术能养成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艺术美，照日本人译来的西洋语有两种：一是优美，一是壮美。优美能使人和蔼，安静，对于一切能持静，遇事不乱，应付裕如。壮美使人有如受压迫，如瞻望高山，观览广洋狂涛，使人感到压迫，因而有反抗，勇往直前，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奋发的感情。”[17](p219) 总之，“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4](p33) 显而易见，透过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非为美育而美育，在“美育代宗教”主张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蔡元培对人类道德和情感的终极关怀。
由于蔡元培从一开始就不把思想文化工作当作一种手段，而看作是目的，因此，他在重建新文化过程中十分重视切实推进文化建设，反对浮躁、空谈、言行不一，反对在文化问题上采取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态度。1919年12月，蔡元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就对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新文化人士表现出来的上述偏向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4](p361) 现在文化界不以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去除人我之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而单凭个性的冲动、环境的刺激投入新文化运动，其结果势必产生下面三种弊端：一、看得明白，责备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身上，却给小小的利害绊住，牺牲主义。二、借主义作护符，行为放纵卑劣，结果神圣的主义反遭阻力。三、想借用简单的方法，短少的时间，实现他的极端主义，但经了几次挫折，就觉得没有希望，产生厌世的念头，甚且自杀。1920年秋，蔡元培赴湖南长沙作学术演讲，在所作的《何谓文化》的讲演中，他在谈了目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不足之后，最后又强调切实推进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尚有几句紧要的话，就是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时时进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时停滞的。所以要大家在各方面实地进行，而且时时刻刻的努力，这才可以当得文化运动的一句话。”[14](p15)
最后，在中西文化这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上，蔡元培也与陈独秀、胡适等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陈、胡等激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新文化）是截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他们往往将传统与“旧”、“古代”、“落后”甚至“迷信”联在一起，将西方文化看作是“新”、“现代”、“进步”和“科学”的象征。而蔡元培则不然。他完全没有截然对立的中西文化观或新旧文化观，他相信人类既有共同的经验，就会有普遍的原理，中西文化仅仅是进步迟速的差异。他说：“其实照懂得欧洲也懂得中国的人看来，中国和欧洲，只表面上有不同的地方，而文明的根本是差不多的。倘再加留意，并可以察出两方进步的程序，也是互相仿佛的。至于这方面的进步较速，那方较迟，是因为环境不同等等的缘故。”[14](p340) 他认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现代文化并非格格不入，断言“我们既然认旧的也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4](p350)。蔡元培坚决反对在文化上人为地划分中西、新旧的畛域，或用西学打倒中学，或用中学抵制西学，指出：“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17](p283) 他宣告：“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兴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兴，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4](p65)
在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蔡元培坚决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早在1916年8月游学法国期间发表的著名的《文明之消化》一文中，蔡元培就提出要将吸收西方文化与消化结合起来。回到国内后，他进一步提出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吸收西方文化。1917年3月，他在清华学校所作的一次讲演中， 谆谆告诫青年学生：“分工之理，在以己之长，补人之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4](p27～28)
由于蔡元培没有截然对立的中西文化观，因此，他在提倡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十分重视向欧美国家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认为“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14](p47)。他说：“现在西洋各国，对于中国从来的文明，极想知道，正从事搜集中国的典籍，供他们学者研究。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输出。幸今日中外文明，既有交通的机会，我们是格外要留心的。”[14](p94～95) 在另一篇文章中，蔡元培甚而提出，当代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增进中西文化的沟通，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14](p50) 总之，蔡元培对中西文化持一种调和融通的态度。
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上述思想倾向，无论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还是调和融通的中西文化观，都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李、胡、陈等人不尽一致。然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思想倾向，展现了蔡元培作为一位思想家的深刻之处和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的地位。
注释：
① 见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刘永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0页。其他研究蔡元培的著作一般也都是将蔡看作民主革命家，对其政治属性没有进行深究。研究蔡元培的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在其著作《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版的《重印前言》中就此做了补证，指出蔡元培是“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且是一位领袖人物”，但未做具体论证。另，笔者在拙著《蔡元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曾提出与唐先生相近的看法。
② 1913年7月4日蔡元培的学生蒋维乔在写给蔡的一封信中透露说：“大学拟请先生主持，实系同人之公意，创议已久。此次弟动身前，屡告恂公（即董鸿祎，号恂士，时任教育部代理部长——引者注），应先探袁氏之意，恂谓可以不必，袁氏决无阻碍，弟方始成行，当时对先生言无阻碍者，即恂之言。而先生慨然允诺，实喜出望外。熟知袁氏以对国民党之感情对先生，竟不允恂之请，恂无奈，则出于辞职。”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页。
③ 按：关于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张国涛和杨晦做过与本文观点不同的回忆，他们说蔡元培在五四那天曾出来在北大门口阻拦学生示威游行（见张国涛《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及杨晦《五四运动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张、杨二人的这一回忆不但与其他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不一致，而且与蔡元培本人的回忆也不合。蔡在1934年所作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明确指出，他对1918年5月21日北大学生的运动游行进行了阻止，但对五四运动，因是拒签和约，“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鉴于张、杨二人的回忆都未提到1918年蔡元培阻止学生游行一事，且杨所描述蔡阻止学生游行的情景与1918年5月的事情十分相似，笔者怀疑张、杨有可能是将1918年的学生请愿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记混了。退一步来说，即使张、杨的回忆属实，也不因此就表明蔡元培反对五四运动。有关如何看待当事人对于此事的不同回忆，可参见拙著《蔡元培》第177～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