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宇[1]2000年在《评INCOTERMS 1990中译本》文中认为评INCOTERMS 1990中译本
张志华[2]2014年在《儒家社群主义文化视角下的中国传统产权结构分析》文中指出本文尝试从儒家关系型社群主义文化角度分析中国传统产权制度结构,以此作为解释中国现代经济转型背后的观念图式与产权制度变迁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论基础。论文首先系统地总结了诺斯产权制度研究,把它归纳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阶段研究的重点是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中期则转移到产权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研究,近期和现在则探求如何进行制度变革以保护产权,实现从有限准入社会进入开放准入社会。纵观诺斯的产权制度研究,仍然是从西方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保护个人权利,实现个人价值-作为其产权制度确立的根本信念。反观这种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之有系统性的不同。这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产权制度安排关系的出发点。这样做,或许在诺斯产权制度理论研究上,加入东西方文化比较维度,发展这个方向上的研究,也可能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产权制度研究所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值得借鉴的历史比较视角。如果说西方文化传统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主流的文化传统,与之迥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国家规制下的关系型社群主义文化”,它以儒家所崇尚的家庭血缘情感为内核,以“差序关系”为外在形式,在国家要求的等级权力秩序中扩展出来。理解中国个人的行为,与西方社群主义方法论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同样需要结合自己的历史,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事件中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但是一旦系统比较两者的价值观,就会发现中国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不仅是理解自我的方法,更为重要的它也是成就自我的途径,自我的价值要体现在他人的身上,需要与其有关系的人的支持和认可。传统儒家倡导的家国一体与情理关系,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诉求,它是中国产权制度安排的价值根基,显然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与这种社群主义文化价值观也可能存在不协调的一面。以“国家规制下的关系型社群主义文化”作为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的产权制度安排在理论上可以提炼出三个假说：基于“差序关系”,中国没有绝对独立和平等的私有产权,是一种“差序关系产权”；基于“扩展自我价值的社群”,个体在差序关系中更加强调责任和义务,提倡“无私”；基于“国家规制”要求,国家在经济利益分配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它在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综合表现为：政府控制下的、以家庭为主体的财产分配和经营；人力资本以协调人际关系为中心的规范性知识为主导,导致官商难分,工商业发展缓慢；地权的确立方式及其变迁与政府赋税的要求是一致的,国家税收中存在大量不平等的税率差别,寻租频繁。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上面提出的理论假说。在传统儒家关系型社群主义文化视角下,对中国传统产权结构进行分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权特征,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某种探索性思路。在论文的最后,对全文做了简要总结,并对未来社会转型进行展望。
谷冉[3]2011年在《从INCOTERMS 2010看国际商事惯例的演进》文中指出国际贸易术语是国际商事惯例的一种,是伴随着十八、十九世纪全球范围内商品货物贸易的大规模开展而出现的,是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贸易术语随着长期贸易实践的发展和创新,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规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数量、名称及内容方面都经历了许多转变,新的贸易术语不断产生,旧的贸易术语逐渐被淘汰。国际商会于1936年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即INCOTERMS)对贸易术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范和解释,并且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INCOTERMS分别于1953年、1967年、1976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进行了七次修改和补充。为了适应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环境的新变化,巴黎国际商会组织了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新一轮修订和完善,制订了INCOTERMS最新版本,即INCOTERMS 2010。INCOTERMS 2010减少了贸易术语的种类,主要体现在D组贸易术语的变化；在分类方法上完全改变了过去的E、F、C、D四组的分类方式,代之以适用于任何单一运输方式或多种运输方式和适用于海运及内河水运的术语两种分类；INCOTERMS 2010在FOB术语项下A5(风险转移)中规定：“完成交货时,货物损毁灭失的风险自卖方转移给买方”,取消了FOB传统意义上的“船舷”概念,使得货物风险转移规则发生转变；INCOTERMS 2010明确规定了INCOTERMS既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同时也适用于国内贸易实务,体现了适用范围的扩大；此外,INCOTERMS对“终端处理费用”、“链式销售”等问题进行规定,以解决实务中较多出现的问题和分歧。通过分析INCOTERMS的本次修订,以及历次修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规律,进而探讨以INCOTERMS为代表的国际商事惯例的演进过程与规律,这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商事惯例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际商事惯例自产生到现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尤其在二十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贸易日益繁荣,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集团化趋势加剧,国际商事惯例得以迅速发展。从杂乱无章到成文化、规范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在不断增加和整合,适用领域和调整范围也在扩大,在内容上日趋公平合理。国际商事惯例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是国际贸易规则一体化的发展历程。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际商事惯例与国际商事公约之间的融合必将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一体化,国际商事惯例在不断适应国际贸易实务发展的同时必将日臻成熟与完善。
张志华[4]2013年在《诺思产权制度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对中国社会转型阶段产权制度研究的启示》文中提出从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到产权制度的形成原因及其变化的研究,再到如何进行制度变革以保护产权实现从有限准入社会进入开放准入社会,诺思的产权制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其研究方法也随之变化。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变,其内部充满紧张关系。加入东西方文化比较维度,或许可以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借此发展诺思的产权制度研究,也可能为中国社会转型阶段产权制度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视角。
张庆麟, 卫东亮[5]2002年在《评INCOTERMS的最新修订及其对国际贸易统一法的影响》文中提出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是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成文国际惯例 ,它根据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 ,经历多次修订 ,准确、清楚地反映了国际贸易的实践。《通则 2 0 0 0》对FCA、FAS、DEQ等术语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了符合贸易实践的修订 ,考虑到了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术语的影响 ,并对《通则》的用语作了修订和润色 ,但它依然保留了一些未决问题。《通则 2 0 0 0》的修订对国际贸易统一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东阳[6]2002年在《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长期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式，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被西方学者称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60年代（均指20世纪，下同）之后，国际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许多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式，取代了国际贸易的地位，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誉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与之相适应，大型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者。跨国公司的成长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使国际分工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分工的主体由传统的主权国家演变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间的分工与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已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实现途径。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大转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日益提高。首先，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促进资本形成、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和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动力。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和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带来的商业机会，吸引了大批的外国直接投资者（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使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东道国。其次，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然还较小，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在借鉴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世界、投资国和东道国三个角度出发，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共6章，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章，在对有关基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考察了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本章的阐述为以后各章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前提和准备。第二部分为第2章，考察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6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流派。在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主要用于解释国际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从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教授垄断优势论的提出开始，西方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理<WP=4>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众多的理论流派。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大致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主线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为代表。另一条主线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以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曼德尔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为代表。到70年代后期，上述两条主线的发展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第三部分为第3-5章，在借鉴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大都是西方学者在实证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有益的尝试。第3章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发展、国际分工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第4章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第5章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机会的影响。当然，世界经济、投资国经济和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也会进一步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第四部分为第6章，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成长之间的相互影响。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与一般国内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在技术、规模和融资等方面拥有一系列独特的垄断优势。跨国公司通过实施内部一体化（包括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战略与外部一体化战略，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对外技术转让的主要承担者。
黄蕾[7]2006年在《从翻译的“忠实”看译者的任务——《喜福会》1990中译本解读》文中认为华裔美国文学具有双文化,双语言特性。本文以谭恩美《喜福会》的1990年程乃珊中译本为研究个案,借用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叙述,探讨此特殊文类的翻译中,译者的任务不仅是要“忠实于作者和原作”,还需介入翻译中去有效地操纵文本对两种文化进行有效地协调,使原作的精神得以传达和延续。
方钦[8]2008年在《经济制度的信仰基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于尝试理解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作为现实制度有效运行基础之一的文化观念与制度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为此,我们选择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宗教信仰,作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经济学很久以来就注意到一个社会中宗教因素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长期以来,对宗教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仍然停留在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的基础上。对宗教信仰与经济绩效进行的宏观计量检验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与经济绩效存在联系,究其原因在于制度层面。因此我们尝试从制度演化的角度分析宗教信仰在制度型构、发展和变迁中的影响。我们在导论部分给出本文总体的思路、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我们将宗教和经济制度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分为三部分,并相应地以三个特征事实来予以考察,找出其中的逻辑关联。第二章中我们对社会制度变迁,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转换和信仰的演变,作了一次通览式的历史性考察。历史资料赋予我们一种直觉上的感性认识:伴随着每次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信仰领域或早或晚亦会出现重要转变。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宗教信仰与经济制度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接下来在第三章中我们尝试勾勒出宗教与制度之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本文第三章首先界定了我们所分析的“宗教”涵义,并将其分为三块内容:仪式、教义和信仰。然后我们概述了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制度演化博弈理论。通过对宗教和制度演化理论的分析,我们寻找到了宗教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三个逻辑结合点。因此四、五、六章我们依次通过特征性历史事实来考察宗教与制度三方面关系。在礼物交换中我们发现在经济制度形成初期,大量经济观念是借由一种神圣观念的形式表达的;在中世纪高利贷问题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宗教信仰能够借由教义解释起到一种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的作用,促进制度变迁;最后韦伯命题表达了最为关键性的信仰在现代制度演变中的作用。最终使我们明确“信仰-伦理-观念-制度”这一宗教与制度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然后在第七章中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简略的考察,希望了解上述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存在,但是在给定政治框架的前提下,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契合关系仍然能够成立。在本文最后,我们给出一个简短的结论,宗教作为一种观念力量,能够深刻地影响制度演化的进程。
党为[9]2010年在《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文中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被他们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其主要目标在于重估清帝国长城内外,包括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等广泛领域内的历史,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核心特征：一,质疑清廷及满族的“汉化说”,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质,重视民族关系的研究,认为正是清廷的少数族背景,使得它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城内外的一体融合,从而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大的政治遗产——多民族聚居的广袤领土；二,进而质疑清的“汉本位”王朝说,反对清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观点,强调清廷处理周边关系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清帝国也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着毫不落后的竞争；三,在对内反“汉化”和对外反“汉本位”的立场下,对少数族和边陲地带的关注使得原来处于历史研究视野边缘的群体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妇女、胥吏等。“新清史”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学术基础,即中国大陆的各种历史档案等原始材料与实地考察访问机会对美国学者的开放和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最晚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初。19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在不断扬弃旧研究方法和观点中,发掘着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及中国“内生”的历史动力,是“新清史”当然的准备阶段。同时由于柯文、黄宗智等学者已经对1980年代以前的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作了杰出的总结。因此,文章对美国清史研究的论述从1980年代开始,并以其与“新清史”的联系为线索。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由于具有在“纵横”上将中国分为不同层面和区域,“内外”上将清朝放入世界背景中,“上下”上关注边陲地带和族群关系等特点,从而具有了既向综合也向细化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必须对论述对象有所取舍,这样文章将主要集中于专著和文集,只有前两者不能满足论述需要时才补充以必要的期刊论文。文章将1980年以来的每一次“新”突破或“新”推进作为一个专题,同时也是论文的一章展开。为论述清晰计,章内又基本以重要论著出版时间为序进行述评。如此,大体上分为：民众史、经济史、精英史、法律史、城市史、民族史、外交边疆史和妇女史等,共计八个专题(章)。其中后三章集中体现了新清史的三个核心特征,而属于相对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前五章既是新清史的准备阶段,又在发展中与新清史交织在一起,成为新清史的一部分。第一章“民众之作为群体”,论述了清代民众群体事件史研究,包括华北农民的求生策略的生态根源分析、义和团运动的民间文化要素、清末新政时期的农村反抗、民众叛乱的宗教动力和东南沿海的海盗研究等,强调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内部动力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这些都为新清史的兴起提供了学术氛围和一定的方法论准备。第二章“‘新经济史’中的清代”。在注重世界背景和制度分析的世界“新经济史”潮流中,学者们重估了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经济。黄宗智教授深具影响地挪用了“内卷化”概念将中国经济定性为“没有增长的发展”,而濮德培的湖南经济研究则证明清代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而且达臻传统国家的最大经济潜能。高家龙的企业史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的帝国主义因素,曾小萍的盐业研究考察的是中国传统要素,前者打破了原来在华帝国主义的同质性假定,后者则证明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王国斌和彭慕兰将中国经济置入世界视野下,证明中国经济甚至领先同时代的西方,驳斥了中国要为自己在近代被西方侵略负责的观点。曾小萍和王国斌等在清代财政和粮仓制度的考察中,揭示了清代国家在财政和食物储备上的成就。这里,新经济史所体现的中外比较的世界视野恰恰也正是后来新清史的基本视角。第三章“‘新’官方史——18世纪清代国家与精英研究”,考察了美国学者对西方入侵前的中国国家的研究。与前两章一样,在新材料的刺激下,学者们重新评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和精英阶层。由于18世纪的中国既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盛世”政治-经济体,也可能埋下了此后中国衰落的种子,因此这一时段的中国历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而同时,18世纪中国研究不仅是新清史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清史的重要特点之一。第四章“司法档案里的清代社会”,指出主要在黄宗智的倡导下,中国法律史研究从制度史的研究过渡到了法律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在大量存世的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和中央存档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个活跃的“民法”社会,不仅打碎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论断,也借以复活了讼师、胥吏和妇女等原来历史研究中边缘人群的历史。虽然黄的研究不属于新清史范畴,但其追随者基于法律文件的社会史研究却已属于新清史关注边缘人群思潮的一部分了。第五章“新观点下的清代城市”。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经济活力和民间团体的活跃,也引发了关于“公共领域”等西方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大讨论。关于承德的研究,作为新清史的典型案例,论证了承德在清代帝国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提出了新清史中关于清代皇帝的多重身份和帝国多元性的典型观点。梅尔清的清初扬州研究,则展示了清代城市的文化史维度。在这一章的论述中,美国学者实现了对清代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样本式还原。其中,罗威廉和梅尔清的研究分别体现了新清史的世界史视角和注重清前中期史的特点,而承德研究则直接就是新清史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从第六章开始,进入新清史应该毫无争议的部分。第六章“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是新清史的第一个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学者们强调正是满洲特质使清王朝在中华帝国序列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彻底融合了长城内外,为现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遗产。第七章“外交与边疆史：清帝国主义?”在全球史视野下,美国学者将清帝国置于同时代的国际帝国竞争环境中,研究了清帝国在外交事务和中亚地区等方面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的竞争,认为清帝国与当时咄咄逼人的英帝国、俄帝国等一样都是谋求殖民和扩张的帝国形态,从而为当代中国国家留下了一个广袤的领土遗产。汪荣祖先生和部分美国学者对这种比附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必须警惕其这里及前面的族群研究中可能的政治影响。第八章“能动的清代女性”。在新清史的去中心倾向和少数族裔女性对西方女性研究中的白人女性立场不满的双重影响下,西方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女性的历史研究中率先实现了关于传统社会架构下妇女权力新认识的突破。尽管有局限于上层的弊端和过度诠释的嫌疑,她们的研究依然揭示了中国清代妇女在清初的多姿生活、中期的社会中心地位和晚期的顽强人生态度,实现了对清代妇女群像的刻画,颠覆了关于传统中国妇女备受压迫的悲剧形象。“结语”部分,笔者主要对美国的新清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批评反思,并在最后探讨了一下走出西方话语的可能,给出了一个谨慎乐观的结论。
李凤翔, 孙东东[10]1995年在《法规类文本的翻译应注意精确性》文中研究指明法规类文本的翻译应注意精确性李凤翔，孙东东Ｉｎｃｏｔｅｒｍｓ＊１９９０中译本《１９９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周秉成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以下称“通则中译本”）的出版发行，无疑能满足人们在与外商洽谈时正确引用有关贸易术语的需要，避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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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济制度的信仰基础[D]. 方钦. 复旦大学. 2008
[9]. 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D]. 党为.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10]. 法规类文本的翻译应注意精确性[J]. 李凤翔, 孙东东. 上海科技翻译.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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