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改革中的政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改革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经过改革初期的震荡与摸索，中国的改革已经深入到制度层次。在这个时期遇到的问题中有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后果，有的只能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地区发展差距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地区发展差距导致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从中西部和边远地区涌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与此同时，大量发达地区的工业品和消费品以其质量和价格优势涌进不发达地区，挤占了当地的产品市场。人才、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双向流失使得不发达地区有可能陷入“落后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为了防止发展资源的外流，不发达地区往往采取保护措施，限制人才流动，不准某些物资出省，禁止外地某些产品进入。结果不仅限制了本地工业水平的提升，而且造成自己与发达地区的关系紧张，使地区间的矛盾出现，如果不发达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还有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紧张。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一项政治任务。在我国承担这项任务的主要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直接能够做的主要有财政支持、增加投资和政策优惠等措施。再有就是动员发达地区和其他社会力量帮助不发达地区，扶贫的各项活动一般不能得到即时的经济效益，其中很多项目可能没有经济上的收益，比如财政帮助、社会捐赠等等。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非效率的投资。但从政治上看，这是一笔不得不付出的“安定团结费”。另外，中央政府扶贫工作有效的前提是中央财力的增加，否则中央无力向不发达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要求地方把一部分收入让给中央，这意味着地方也要在权力分配上做出让步。实际上认同中央缩小地区差别的政策就是承认中央的权威，政治上地方与中央的一致成为扶贫战略的一项重要前提。
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国是个大国，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放松了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地方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等多重权力主体都具有了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力。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国有资产的责任者不明确。多重主体都可以支配国家资产，但却难以确定最后责任者，结果使得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均有发生，其中既有直接损失，又有间接损失，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合资过程中，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在引进设备或项目建设中，都有浪费或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有的干部巧立名目大肆挥霍公款，或是私设“小金库”，把“计划外”收入私分或用于国家禁止的财政支出。另外，偷税和漏税也使国家财产在收入上受到巨大损失。如果把侵吞和浪费国家财产的种种行为全部包括的话，我国这些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十分惊人的。在这段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真空”和“所有者缺位”的状况，趁此机会，各种权力主体都向国有资产下手，国家利益被分割为小集团的利益，其中很多被转化为个人所得。
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背后是人们对政府权威的忽视。如此众多的权力主体敢于明目张胆地侵犯国家财产，说明政府权威正在受到挑战。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会导致群众对政府的效能产生怀疑，进而对政府的权威失去信心。因此当前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提高到关系政治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更进一步讲，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格局下，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资产能否实现保值和增值，对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决不仅仅是保护国家财产，而且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大事。
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雷同1997年初的统计表明，我国28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四成以上闲置，其中小型计算器的利用率仅为3 %。在基本建设方面，重复建设现象相当普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200 平方公里内，建成或正在兴建共5个国际机场，其中将有4个不能充分利用。目前，这种低水平重复投资和产业结构趋同的趋势仍然得不到遏止，在“九五”规划中，又有20多个地方把汽车列为本地的支柱产业，而我国目前已有大小汽车厂家2000多个，其产量全加起来还不到国外一个大型汽车厂产量的一半。这将在已经造成很大浪费的情况下，继续造成新的浪费。
造成重复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利益中既有地方领导人追求政绩的冲动，也有地方老百姓改善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但首先是政治领导方式的导向作用。地方领导人的政绩主要标准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国家要在本世纪末经济实现“翻两番”，各地怎么办？至少不能低于这个速度，而且是能超过最好，超过得越多越好。为了实现高增长，地方领导把目光都盯在了那些高附加值和产值高的行业。80年代是电视机、电冰箱，90年代是汽车制造、民用航空，各地的领导人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搞几个大的项目，把增长速度提上去，而这些项目的投资方向基本一致，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是对外延式增长方式的过度追求。外延式增长主要靠追加投资，建设新的工厂或工程来实现。从产值的角度，增加投入可以直接加快经济增长。与下功夫提高经济的效益相比，扩张外延更容易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地方领导人竞相上项目，铺新摊子。结果自然是造成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无效益。
第三个原因是地方利益的非正常发展。自实行“让利放权”和“财政分灶”的改革措施以来，地方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地方利益随之形成。各地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也开始出现，在原料、市场、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出现了地方之间的竞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地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倾向于采取保护政策，运用行政手段阻止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或不让本地的原料外运。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措施，是竞争能力低下的表现。它保护的是落后，限制的是先进。各地经济的相互隔绝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各地经济的低水平重复。
解决这类问题必须从确定地方利益的合理界限和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两方面入手，同时还要改变地方政府的领导方式。确定地方利益的界限实际上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而权力的分配属于政治领域。中央宏观调控要求地方在产业政策、投资走向、信贷规模等方面服从中央的安排，做到这一点，必要时要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改变领导方式首先要改变对地方行政首长政绩的评价标准，突出提高经济效益的地位，对地方的计划增长速度中央应该有权否决，以便引导地方政府不再把经济增长永远放在首位。
下岗职工失业国有企业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难点之一，其中一个困难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和在岗“失业”问题。1994年失业人口为104万，1996年则上升到261万，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达到15%。失业给一个人的打击是全面的。首先是收入中断，生活难以为继，其次是社会地位下降，难以维持原来的社交生活，再有是生活方式改变心理难以适应。因此，处于失业状态的人情绪不好，容易诱发极端行为。失业人口，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人口大量存在，始终是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
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其原因首先在于工人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最高。《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企业法》规定工人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很多工人无法把自己的政治优越感和被解聘或不能上岗一致起来，有严重的受挫感。另一个原因是计划体制时代无失业的就业政策造成了很多工人对企业和政府具有依赖心理。当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时，他们倾向于消极地，而且是理直气壮地等待政府的帮助，而不是积极地采取自救措施。如今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就业事项全部包下来，而是开始把就业交给市场，这部分职工一下子又不能适应市场择业方式。生活水平下降和失业给他们带来的焦躁便指向政府，近年来企业职工到当地政府请愿或示威，要求给工作、发工资的事时有发生。虽然没有引起反响，但这已经是直接向政府表示压力的行为，其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除了以上问题之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为灾害增多和犯罪率上升、腐败行为与社会风气相互影响等也是这段时期我国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它们的解决同样需要从政治的高度出发，运用意识形态，进行政治说服，借助政府的权威，采取政治手段。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改革中所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它们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集团或不同地区的利益冲突，仅靠经济手段，比如说金钱补偿，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协调，或对社会利益进行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