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协商建国而来
——西柏坡时期谋划新政协纪实
□ 史进平
《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消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并与各民主人士坦诚相见，共商国是，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立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成为“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起点。
城南庄会议讨论通过“五一口号”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经过一年多的转战，抵达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曾考虑秘密访问苏联，就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诸多重要问题同斯大林交换意见，为此留下来准备访苏事宜。周恩来、任弼时则先行前往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会合。
在城南庄，毛泽东审时度势，考虑到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毛泽东在与他的彻夜长谈中，谈到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和建立全国性政权的设想，指出“抗日战争打日本，只能是持久的。现在打蒋介石，不能拖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4月25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要他们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的六项议题进行讨论研究，其中第一条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时节恰逢“五一”来临，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表达此政治意图。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初稿拟成后，毛泽东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其他同志的意见，并在征求了在西柏坡的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后，又对“五一口号”进行了认真修改。原稿共有24条，他将第五条删去，改成“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成为“五一口号”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中建议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际是筹建新中国政权的第一步。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李先念、陈毅、粟裕、彭真、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讨论。
周恩来说：在1946年政协破裂之时，我们就决定：如蒋自行改组政府，召开“国大”，那是他先分裂，我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现在的“五一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名称，但这个政协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刘少奇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任潮、衡山两先生：
谦诚征求民主党派人士意见
“五一口号”发布后，毛泽东感到，仅一个响亮的口号恐怕还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切实贯彻好“五一口号”。
1948年4月27日，在向诸同志征求“五一口号”意见的同时，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北平市委书记刘仁，请他通过妥善办法明确告诉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二位以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以及纲领政策问题。其中就明确提出，“会议的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
为促进新政协会议召开，在城南庄会议尚在进行之际（5月1日），中共中央还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指示，指出：
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和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䌹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请征求各党派的意见。
7.民主人士中间推选负责人，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
6.以上几项以外如有特殊需要者，请部长或副部长批准办理。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曾在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3月9日，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其间，李济深曾秘密会见董必武，向他征求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并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我们起身要走的时候，校长很坚决地要把提来的东西，让父亲拿回去。父亲却在他转身去提的那一瞬间，拉起我冲出门。他那条微瘸的右腿，那一刻仿佛注入了一股非凡的力量，突然间无可匹敌。
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沈钧儒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后，于11月26日秘密离沪赴港，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于1948年1月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中间路线，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民盟的路线与政策，并决定沈钧儒与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本次交通要素的更新方式采用直接提取2017版1∶50 000 DLG数据的交通要素进行综合处理。道路的选取应按道路等级从高到低进行选取，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均应选取。并参照国家下发1∶250 000 DLG数据的路网密度对乡道以下道路进行适当选取，优先选取通往行政村的，保持道路构网密度与更新前一致，注意道路与河流等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并且注意道路属性的连通性。对于新增的道路(国家下发1∶250 000 DLG数据中没有的)，其选取也是根据道路的等级、道路的连通性来选取。已选取的道路有道路附属设施的且道路附属设施达到上图指标的均应选取，并注意协调道路与其附属设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李济深、沈钧儒二人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接触，致力于争取和平团结和民主、统一，且在民主党派中间有着颇高的声望。所以，毛泽东在5月1日给上海、香港分局指示电中要求“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同时又亲自写信给李、沈二位。信中说：
经过大家的讨论，会议正式通过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并就新政协的规模、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用料：泰国鸡酱250 g，蒜蓉、红椒米、红葱头米各30 g，浓缩橙汁、白砂糖各100 g，盐10 g，色拉油50 g。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
5.零用费：每人每月按情况补充冀钞壹万元或贰万元。
沈钧儒（前排左一）、李济深（前排左二）、郭沫若（前排右一）等北上解放区到达沈阳后，观看节目
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在介绍形势之后，周恩来特别谈起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情况，并与在座各位民主人士讨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问题。还谈到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民主人士的安全等问题。周恩来希望大家就人民政府的组织问题多谈谈。他说，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比较熟，但如何治国理政比较陌生，尤其是内政方面，如户籍、水利、卫生、劳动、司法、教育、文化艺术等，都生疏得很；政府中的行政机构职权如何，如何组织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并取得人民拥护，政府委员会设多少部门等，希望各民主人士广提建议、共谋建国。
选择仪器TOSHI-BA Nemio-17、PHILIPS HDI-5000超声诊断仪,对照组患者检测前给予相关身体检测,取仰卧位,充盈膀胱,设置探头频率为3.5MHz,于腹部横向、纵向扫查,观察子宫情况,有无胎芽及胎心搏动,探查盆腔,观察盆腔有无积液。观察组术前给予生命体征观察,排空尿液,取截石位置。设置探头频率为6~8MHz,探头表面套安全套,置入阴道,进行旋转扫查。
毛泽东 五月一日
信中毛泽东的谦逊诚恳令人敬佩，他以弟向兄请教的口吻向李、沈发出邀请，表露出当时对于筹建新政协的诚挚态度和宽阔如海的博大胸襟。
从西柏坡发出一封封电报的召唤
“五一口号”发布后，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他们纷纷致电中共中央，拥护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在联合“致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电”中称：“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认为“五一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1948年8月1日，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回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明确指出：
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
电报中特别强调，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各党派团体有共同协商的必要，因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采取的策略的指示，明确上海、香港负责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同志们，要“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
时至1949年，战场形势势如破竹，一日千里。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败局，提出要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之一即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此时，在上海、香港的民主人士大多已在中共组织安排下北上解放区，一部分到了东北的哈尔滨，一部分到了西柏坡附近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也在全面考虑着新政协召开的诸种事宜。
新政协的召开不能没有华侨代表，新中国的建设更离不开广大华侨的参与。于是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信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信中饱含殷切期望之情：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元末明初，中原兵荒马乱、灾疫环生、民不聊生，由于太行山的阻隔，山西省内很少受到波及，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因此北方很多地区的难民大量迁往晋地。平顺县1997年版县志中就记载了两次大规模长时间的从河南林县向平顺县移民的事件。第一次移民在清末，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持续时间长达13年之久。第二次移民在民国18年（1929年），持续时间仅两三年，县境内的人口出现了成倍的增长。
在毛泽东的感召下，1949年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给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首先，对写作话题、材料或题目彰显传统文化的做详细审题指导。比如，像2017全国I卷作文题目：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这则作文材料里面 “中华美食、长城、京剧”等关键词就直接彰显了传统文化，而且写作要求还明确规定，“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这正是传承传统文化最好的表现，也是要求学生懂得在文章中渗透传统文化，倘若学生有素材积累，并且读懂作文材料，悟出出题者的意图，那么写起习作来就得心应手。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亦决心动身回国。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着“国母”之称的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宋庆龄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1949年1月19日，在西柏坡寒冷的冬夜，毛泽东、周恩来围坐在火炉旁，联名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力邀其北上。信写得言辞恳切：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
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名发出的信件，可见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北上的格外期待。但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一时未能北上。几个月后，她又收到了一封言辞更加恳切的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为此还特派邓颖超前去上海，专诚迎接宋庆龄北上。临行前，周恩来也写了一信，交邓颖超一并带去，信中写道：“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信中表现出来的尊敬与诚挚，令人感动。8月28日，宋庆龄由邓颖超等人陪同，终于离开上海北上北平。
一腔热情和坦诚，促使各民主党派公开接受中共领导
各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为更好地接待民主人士，处理统战事务，1948年9月26日，中央决定将城工部改为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中央统战部当时代号为“研究室”。一份档案可以看出对接待民主人士之重视。
1948年12月，中央统战部发出了《研究室招待科条例》，其中规定：
1.本科以照顾客人日常生活为任务。
第二条铁路，是“循北盘江流域，上至可渡河与威宁，于昭通入云南，在河口过扬子江”。这是毕节境内早已通车的贵昆铁路和内昆铁路。
2.本科招待对象 A.准备参加政协的代表及其同来家属。B.民主人士及著名专家。
所渭摘录词句的习惯就是说在读书过程中，随时记录自己喜欢的名言警句以及优美词句、精彩片段;所谓圈圈点点的习惯是指小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积极思考，用笔在书上圈画批注，圈记读书过程中的生字生词，记下自己读某段时的观点和想法;所谓写读后感的习惯是指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以后，把自己心中的感悟写出来。这一点很重要，读后感写多了写作素材的积累也就越来越多，自己写文章时就可以信手拈来。只要学生在读书后心有感悟，写成片段或者整篇都行，学生在写读书体会时必然经过思考，细心揣摩自己的感悟与作者要表达的感情，这样边想边写，不但增长了知识，而且积累了深厚的语言功底，从而能够提高写作能力。
关于招待标准也均高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干部职工，具体规定为：
1.关于伙食及生活补助：每天伙食小米七斤；每月每人发茶叶半斤，白糖二斤，奶粉二磅（如不易买及时停发），香烟平均两条（每条五百支，以解放区好烟为标准），鸡蛋、米果酌发。
2.衣服：每人棉衣一套，皮大衣一件，棉鞋一双，毛袜一双，小孩衣服酌情补充。
3.卧具：被子一条，褥子一条，毛毯一条，被单一条，枕头一个（带套）。
4.日用品：毛巾、牙膏、牙刷、香皂等按实际需要随时补充。
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是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以保证行车安全的关键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技术含量、安全相关性和自动化程度均较高的关键机电系统之一。文献[1-2]规定，对于新建和新投入使用的轨道交通安全相关系统需要开展独立的第三方安全预评价。文献[3]规定，必须首先对新建铁路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预评价合格后方可进行安全评估。因此，作为安全高度相关系统，需要在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工程建设前对其进行安全预评价。
“要学习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与做好本职工作相结合，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台下收钱，台上不忘唱高调，2016年4月29日，程立生在琼台师范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振振有词。
7.访问客人或被邀请来向客人作报告者伙食与客人同。
8.会议、晚会、节日、宴会、座谈会等所需用之茶点、水果、香烟、酒席等，按实际情况的量开支。
同时，中央统战部具体制定了《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并于1949年1月22日发布。指示明确规定：
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要不加回避地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达到沟通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
《指示》要求，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以下工作：
1.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讲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
趋势三：环渤海大湾区将成为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引擎。环渤海地区既有北京、天津，也有唐山、秦皇岛、营口、大连、烟台、东营、威海等沿海城市，还有沈阳、济南和青岛等北方经济中心，区域内人才基础雄厚、交通便利、工业基础扎实，具备发展湾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在我国着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环渤海大湾区建设将成为推动环渤海地区发展乃至中国未来的重要战略引擎。以湾区建设打破行政区划制约，带动河北周边、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继而辐射东北、华北地区，逐步形成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2.举行座谈会；
3.交换意见，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
例如：在学习《24时计时法》这一节时，我会先向学生介绍一下在我国古代人们都是怎样计时的，这样就调动起了学生的积极性，这样做可以让同学们了解到我们虽然现在可以方便地利用钟表看时间做出时间安排，但在这之前古人做出了长久的探索。古人最初计时是利用杆子在地面上的影子的长度来计算时间，到后来慢慢出现了曰晷和滴漏等计算时间的工具。要让学生深刻意识到古代人民的智慧与创新，从而引导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体现出数学文化强大的教学功能。学生们了解了课外知识后还可以拓宽眼界，增强数学知识储备。
4.组织参观；
5.供给他们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
6.让他们自由地与老百姓接触交谈；
指示还强调：“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其中还明确提出“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
8.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
当时，李家庄的座谈会、报告会是中共与各民主人士进行交流最广泛的一种形式。中央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作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斗争等，均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不但增加了他们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据时任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作记录的李青（福建人，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统战理论研究）回忆：1949年1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李家庄看望大家，并作了长篇讲话。周恩来从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谈起，说起国民党的求和意图，要大家分清真和平假和平。还从战争形势变化、军事力量对比，说明胜利很快就会到来。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这次晚会，从晚上8时左右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虽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夜宵小吃，但有缴获来的白兰地，大家共同畅饮，气氛热烈，谈兴很浓。座谈结束时，已凌晨1点，周恩来才乘车返回西柏坡。
由此，最终确定以下6个企业协调联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相互依赖与信任(IT)、不确定性(UC)、企业文化(EC)、信息沟通与共享(ICS)、利益分享(BS)、政策法律环境(PLE)。各因素对企业之间协调联动机制实施效果的影响最终通过战略目标(SO)和协调绩效(CP)指标来反映。
为让各民主人士了解解放区，统战部经常组织他们参观考察，与群众自由接触。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历尽艰辛到达解放区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还获赠《毛选》一套。他在日记里写道：
这二万万人口所居住的地方，心上有青天，头顶有太阳。土地、人民、男的、女的都得到了解放，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保证了新中国的富强和康乐。本人深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当前人民革命的大运动中，竭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应尽的力量。
吴晗则在到达解放区，亲身感受到解放区的新面貌、自由和物质丰富后，在《华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写道：
朋友，你们也许奇怪，时常相见的人忽然不见了，但我却到全新的地方，看到了新朋友新精神，总之一切都是新的。首先告诉你们此地的自由。以前在蒋管区要背着人看本新书，讨论一个问题，找不到安全地点，信件常常收不到，出门旅行更成问题。现在在这里完全无须恐惧了，无论谁都可以高声讨论任何问题，书任你要看哪一种，无人过问。我现在要到解放区各地访问，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这里的人们是早已忘记了自由这个问题，只有我这个从不自由的地方来的人才去想它。以前多时吃不到肉，现在这里经常看见在大城小村的人们吃着热腾腾的肉块，我自己也常吃着，比起上海抢购肉类情形，对比起来太强烈了。……我以说不出的愉快的心情告诉诸位这一点点，想我们不久也快要见面了，那时我一定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们可以想象民主人士从国统区到达解放区后有着怎样新奇的感受，在他们心里，这里是一个全新的自由的世界。吴晗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后，两人纵谈《朱元璋传》，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西柏坡的见闻也让各民主人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之心。1949年1月22日，由55位民主人士签署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
我们现在已经先后进入解放区来了。回忆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建议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一致认定，这一解决国是的主张，正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特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这份在关键时刻由55位民主人士发出的时局意见，既是对毛泽东在1949年初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所作出的明确回答，也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以文字形式公开明确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它传递出如下信息：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支持毛泽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三、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1日，李济深等56位民主人士签署了庆祝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进一步表明了民主人士的坚定立场。次日，毛泽东、朱德在复电中指出：
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海纳百川，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达成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民主人士合影
因为胜利形势发展飞快，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1948年秋，随着各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中共中央就筹备新政协诸问题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了充分协商，并很快达成协议。
在中央统战部李家庄，北上解放区的符定一、周建人、吴晗、刘清扬、韩兆鄂等民主人士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会见，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周恩来对此事给予了特别关注，根据自己以及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的会商情况，拟定了一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经毛泽东审定后，于10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东北局，正式向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征求意见。
该文件草案提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初步建议，即由中共及赞成“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筹备会议，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代表，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
此外，中共中央还在文件草案后附了一份《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明确指示高岗、李富春等东北局同志要与在东北的民主人士“会谈数次，并将下面所附书面文件转交他们每人一份，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你们和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一周后，中共中央又再次致电东北局，进一步提出参加新政协的七个党派的代表名单，电报指出：“向他们申明，我们所提出的名单，只是我们的希望，他们有权加以增减或完全改动。”
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密集地发往哈尔滨，每一条都由两地的民主人士商榷、沟通，征求意见，基本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和人数。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充分吸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协议，明确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方案、地点以及新政协的范围、单位、人数、时间及新政协要讨论并实现的基本问题，即“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并明确：“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不久可提出，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
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工作由周恩来领导。10月27日，在李维汉主持下起草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一稿，然后上报周恩来。1948年11月，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又形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二稿。
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批示将《纲领草案》（第二稿）和有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4个文件汇集在一起，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这就是后来据以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继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初方案，是筹建新政协及建立新中国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一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明确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第二项任务即是“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第三项是“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
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公报最后自信而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掀开了新的篇章。
（摘自《纵横》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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