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涛[1]2001年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科技发展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对于大后方农业科技发展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战乱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东南沿海主要工农业生产区相继陷落后，广大的后方农村成了国民政府战时衣食所寄和易货偿资物资之所出的根据地。抗战所面临的经济、军事政治形势对后方农业提出了严峻的要求，使开发和发展后方农业成为燃眉之急。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抗日战争竟成为大后方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契机。 在国民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和后方军民努力下，后方农业科技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战时整个后方农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但由于各方面的复杂原因，战时后方农业仍然摆脱不了艰难发展的命运。
刘浩[2]2017年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1945年)国统区内举办的经济类展览会为考察对象,在充分挖掘相关原始资料与报刊杂志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出经济类展览会兴起的时代背景,叙述经济类展览会的筹备和举办经过,并且探讨这些展览会对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抗战建国”事业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简要介绍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兴起的背景。抗战时期经济类展览会是中国近代展览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章首先回顾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近代展览会事业的发展和演变状况。中国的近代展览会事业自晚清开始起步,经过清末民初长时段的发展,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到顶峰,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的展览会事业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而一度陷入停滞。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的重新兴办与国统区各界人士在“抗战建国”的指导下进行各种经济开发和建设活动密切相关,国统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经济类展览会的举办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而国民政府对于生产展览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类展览会的兴办。第二章根据经济类展览会陈列品内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工业展览会、农业展览会以及综合性展览会叁个类别,而后从每一个类别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展览会分别展开论述,最后总结国统区大型经济类展览会的特征。第叁章用来探讨展览会与国统区社会经济的关联。在本章节里通过工业展览会来分析战时国统区的工业科技发展水平,通过农业展览来分析展览会对国统区农业改良和推广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展览会前后时人所发表的文章来分析展览会所传播的经济思想。第四章用来探讨展览会与政治的关联。在本章节里通过对展览会上所发表之开幕词和训词、所展示之宣传物、所举办之游艺活动的解读,来分析国民政府通过展览会所做的“抗战”宣传和“党化”宣传。通过以上四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时期推行的“抗战建国”政策促进了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的兴起,而各种经济类展览会的举办,不仅反映了战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生产建设热情和战斗意志,增强了国民“抗战建国”的信心,并且强化其对国民政府的认同感。
李俊[3]2017年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科学防治作物病虫害的兴起及其成效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开发大后方农业,增加农产,支持抗战,要求中央及地方农业改进机关开展作物病虫害防治试验研究,以期发现适当的防治方法与措施。大后方各级农业机关积极响应,进行了虫害、病害及药剂实验研究,基本查明了主要病虫害的为害状况及害虫生活史,研究出了卓有成效的防治方法,并大力推广。同时创办了防治药剂制造厂,针对各种主要病虫害,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防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后方军需民用供应紧张情形,对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也使大后方农作物病害虫防治由传统方法向近代科技转化,为战后科学防治病虫害奠定了初步基础。
郑起东[4]2006年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的农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首先,积极调整战时农业政策,确定农业改良为基本国策,设立了中央农业改良机构,调整充实了省县及县以下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并推行农业推广督导制度,为战时全面、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其次,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和发展经济作物,主要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战时农业改良也取得了显着成效。总之,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成绩是大后方农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当时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大后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针、政策与措施分不开的。应当承认,抗战期间,大后方农业经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秦际芬[5]2017年在《抗战时期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研究（1938-1945）》文中提出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品种不佳、栽培方法不恰当等原因,四川皮棉年产量不过40万担。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一时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基地和衣食所出的根据地,但衣被供需矛盾却日益突出。为保证抗战顺利进行,以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改进棉业以实现棉业增产便成为解决四川棉荒困境的重要出路。早在民国初年,四川劝业道周孝怀就开始从湖北输入美棉分发至川省各个棉区种植,四川省政府也有组织成立棉作试验场、经营生产贷款等一系列的改良活动。不过,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成效不大,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棉业才迎来发展高峰。全面抗战时期的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是由四川省建设厅、四川省立棉作试验场、四川省棉区各县政府和县农业推广所、高等农业院校所及各位从事此项工作的同仁共同承担的。政府通过颁布棉业改良与推广政策、完善农业机构、推行棉贷、训练棉业推广人才等措施,积极为棉业增产做好准备工作。其中,棉业改良工作主要包括:棉种引进与选育、棉作栽培试验、棉作病虫害防治;推广方面则侧重对优质棉种的舆论普及、开展植棉竞赛会及展览会等推广方法和良种的保纯、繁殖工作。同时,还通过对棉花进行分级、设立轧花厂、组织棉花运销合作社来加强对棉花交易环节的监督。随着上述工作的展开,使得四川植棉业一改战前的萎靡状态,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不管是在棉花产量增加还是棉农增收、棉纺织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先天气候不足、经费紧缺、耕作技术和肥料使用的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棉花价格不合理、专业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缺乏等种种因素制约,致使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事业呈现“跳跃式”的发展模式,最终并未真正解决后方棉荒危机,原棉与纺织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
刘茂伟[6]2014年在《近十年来国内抗战大后方经济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近十年来,抗战大后方经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尤其在战时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财政金融、工业发展、农业开发等方面研究成果显着,但研究中也存在突出问题,如整体研究较为薄弱,理论特色不够鲜明。今后需加大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的力度;拓宽研究视野,借鉴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全面推进抗战大后方经济研究。
张彦, 龚伟[7]2015年在《近年来四川大后方抗战历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四川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的重要基地,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抗日战争也成为四川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四川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战时首都重庆在历史行政区划上归属四川,其重要性也彰显了四川在抗战中的地位。四川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如张海鹏先生为《四川抗战史》作《序文》指出:"四川抗战史研究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局的高度和很强的现实意义"〔1〕。笔者在
于诗琦[8]2013年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出国留学生群体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留学教育开始于1847年的晚清,以容闳留学美国为开端,此后历届政府源源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接连派出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印度、埃及等国家学习其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困难的条件下也没有放弃派遣留学生出国,而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来部分调整留学教育政策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情势,争取利益最大化。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留学政策取得较大成效,因为在它的推动下,形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出国留学生群体,这样的一个群体是抗战时期在科技文化教育界的中流砥柱,不仅为抗日救国做出巨大贡献,还成为抗战结束后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新模式—以适应环境为基础的政策之调整,取得巨大成功,带来深远影响。基于这个巨大的意义,本文的中心在于对抗战时期形成的留学生群体进行一个系统、详尽的分析。首先从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留学政策改变入手,继而正式引出抗战时期留学生群体。整篇论文除绪论之外,共有四个章节,第一章分析大后方出国留学生群体形成的背景,简要论述战前国民政府留学教育概况和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调整情况。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旨在对大后方出国留学生这一群体做系统的量化分析,介绍他们的形成,发展,留学人数,留学类型,从籍贯,年龄,性别叁大板块对这一群体人口结构进行较详细的分析,以此对这一群体有个系统的认识。第叁章在第二章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大后方出国留学生群体的特征,同时与战前留学生的特征相区别。从其毕业院校,留学院校,研习专业,攻读学位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一部分深入剖析特殊时期出国的留学生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
李圣菊[9]2008年在《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大部地区相继沦陷或者成为战区,耕地面积迅速缩减,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加上军民向后方的大批迁移,人口高度集中,后方粮食需求迅速增加。这又导致了后方粮食价格的飞涨,百姓生活贫苦,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威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急需供应充足的粮食安定后方。为了全力支持抗战,国民政府迅速调整经济政策,将农业改良、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品质和产量作为重中之重,沿革战前的农事机构,调整与充实了各级农业改进与推广机构,全面开展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工作,使得从中央至地方的工作联系更加紧密,保障了上、下级机构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同时中央国民政府、各级省政府还会同各级金融机构给予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最大的金融支持,拨助大批款项、充实农业金融、扩大农业贷款、建立合作金库和农业合作社等等,极大地推动了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的进行。战争环境下,各级改良和推广机关肩负沉重而紧急的使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为改良粮食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作了大量工作,从国内外引入大批优良品种,并进行各种试验改良,最终培育出了众多高品质高产量的优良品种,然后经过试种、广泛繁殖、示范推广等,最后进行大面积的推广种植。终究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不仅为大幅度提高后方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保障了抗战所需的军糈民食的充足供应,同时对于增加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此后的粮食品种改良与推广工作也提供了借鉴。
李俊[10]2013年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推广的兴起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时期,为增加生产,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推广运动,不仅建立了各级农业推广机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推广体系,还培养了大批推广人才,制定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推广方法,使农业推广在后方各省从无到有,并广泛传播了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大后方农业旧有耕作制度,使其更趋合理化。而大量作物良种的推广,则提高了后方各省农作物产量,尤其是经济作物良种的推广,使农作物种植与销售更趋向市场化,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从而推动了大后方农业由传统农业转向近代农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科技发展分析[D]. 陈艳涛. 西北大学. 2001
[2]. 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研究（1937-1945）[D]. 刘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3].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学防治作物病虫害的兴起及其成效述论[J]. 李俊.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7
[4].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J]. 郑起东. 古今农业. 2006
[5]. 抗战时期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研究（1938-1945）[D]. 秦际芬. 西南大学. 2017
[6]. 近十年来国内抗战大后方经济研究综述[J]. 刘茂伟.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7]. 近年来四川大后方抗战历史研究述评[J]. 张彦, 龚伟. 中华文化论坛. 2015
[8]. 抗战时期大后方出国留学生群体研究[D]. 于诗琦. 西南大学. 2013
[9].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粮食品种的改良与推广[D]. 李圣菊. 湘潭大学. 2008
[10]. 抗战时期大后方农业推广的兴起及其影响[J]. 李俊. 求索.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