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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4-0091-13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很快从一个中等县城成长为一个世界瞩目的重要贸易港口，进而又发展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尽管在近代中国的许多口岸城市中，有各种出版中文书刊的书局、书庄和书社，但没有出现一个像上海那样发达的出版者群体，形成类似像上海那样兴旺的出版市场，在上海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数量之多，为其他口岸城市所远远不及。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华书馆的迁沪，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西学出版机构的创办，上海很快成了新式出版物生产和传播的中心。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版可以说是独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①。 构成清末民初上海出版半壁江山雄姿的有教会创办的广学会与美华书馆，有官方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有民营出版巨头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等等。人们很少注意到，还有相当一部分规模不大的新式民营出版书局，在上海出版格局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所讨论的群益书社就属于这一类②。该书社是上海的一家重要的民营出版机构，因印行《新青年》而在文化界享有盛誉。同时，该社在编刊外语教科书，特别是英语教科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遗憾的是虽有论文涉及群益书社③，但相关资料很少，至今涉及该社出版活动的专门论文非常有限④。以往，学者在解释群益书社支持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原因时，多谓由于汪孟邹的从中作伐。而有关《新青年》的创办和改名问题，群益书社的贡献或避而不谈，或存在着不清晰的表述，如将上海群益书社与之后的求益书社相混淆。在《新青年》与群益书社最终分道扬镳的问题上，也多偏向陈独秀⑤。本文通过资料清理，尝试分析群益书社支持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缘由，讨论群益书社在《新青年》创办初期、改名以及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制作铜模等问题上的作用，并分析群益书社出版物以及《新青年》在读书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明上海群益书社作为《新青年》赞助人，在近代中国出版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群益书社的创办与早期出版物 群益书社是一家有着相当文化影响的出版社，1902年创设于湖南长沙，创办人陈子沛(或作“陈子佩”)、陈子寿兄弟。1907年设分社于上海福州路惠福里(一说棋盘街64号)，经理为陈铭武(或称陈汉森)，1909年在日本东京设分社。1912年迁至中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成立总社。1935年因经营不善而停业，陈子沛后辈陈汉声改称“求益书社”，抗战时期移至福州路400号楼上继续经营。1945年群益书社复业，1952年歇业⑥。 群益书社先后出版过许多有影响的读物。早期以编纂理科教科书为主，如日本桦正董著，赵缭、易应崐译《中学校数学教科书·代数之部》(1906年)和《中学校数学教科书·算术之部》(1908年)；日本长泽龟之助著，言涣彰编译《代数学教科书》(1906年)；日本菊池大麓著，仇毅译《中学数学教科书·几何之部平面》(1907年)；日本东京数学院编纂，谷种琦译述《中学校应用教科书平面几何学讲义》(1907年)；日本桦正董著，仇毅译《平面三角法教科书》(1907年)；日本龟高德平著，陈家灿译述《最新化学教科书》(1908年)；仇毅据日本宫本藤吉译本转译的英国查理斯密著《解析几何学教科书》(1908年)；日本上野清著，仇毅译述《中等教育几何学教科书立体之部》(1909年)等。编译自日本教科书有影响的理科教材，还有黄邦柱、王应伟、陈文祥、陈敬、丛管珠、杨蕴三等译编的“中学师范用的女子教科书”，包括女子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物理、生理、矿物、动物、植物、家事、簿记等。据1914年2月9日《申报》刊登的“群益书社出版书籍广告”，所载图书书目多达104种。 1913年群益书社翻译出版的《美国公民学》一书特别引人注目。该书是美国学校教科书，据译者介绍，本书为“淖尔所著同时数名人校订之”，以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为宗旨，对公民的训练从最基础做起，是美国公民的必读书。全书分为五部分，对家庭、社会、国家、国际交涉都有涉及。第一编公民初步(1～7章)，分家庭管理、学校管理、游戏场、辩论会、公民习惯、人民相聚而成社会之要义、公民之权利与义务；第二编公民与政府之关系(8～25章)，分建设政府之意义、释政府、地方制度、州制与立法机关、公民与国会、邑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租税、学校制度、职官、选举、政党、委员政府、政党政府、公共意见政府、公民对于政府应尽之义务、政府之弊端及险象、公民需知之事、政府之进步、进步派与保守派；第三编经济上之义务(26～36章)，分释财富、财富发达与不发达之原因、财富之权利及其分布、财富之发生、货币、资本信用利息、勤劳与竞争、社会概要、商业、主人与佣工；第四编公民与社会之关系(37～41章)，分邻居之义务及权利、刑罚、济贫、社会之道德、戒酒欲；第五编公民与国际之关系(42～45章)，分国际法及其发生、国家之权力、国家之义务、和战及人民之爱国心，最后是美国宪法。该译本前有唐文治的序言，其中写道：“吾观欧美之国民处群有序，行己有道，知其间必有不可磨之学术，不可易之教育，涵养滋化，以臻于此……此书则自人之初生，即受治于家庭，渐长又受范于学校，及其成人，而道德之根性，固已匡之以渐，使与习化，其所以养成美国伟壮之国民，表章世界者，职此故也。”该书有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一本关于公民教育的教科书译本，后来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公民教科书，除加进了三民主义之外，相关内容大体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⑦。 清末民初，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教科书中，译刊最多者还是外语教科书和外语参考读物。如冯雄宇译《实用德文典》，全书分47章，“于品词之性格及其变化论述甚详，每一章先述词的用法，次举单语，次列德文中译之例，次列中文德译之例，德文中单数复数、男性女性之别，分析最严”，是适合高等学校和高等专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彭毅、张嘉森译美国东湖博士(Eastlake)《中英会话词典》，“首编摘取日常所用各种名词、形容词，分章节目别类提出，以便学者易于暗记；二编为普通各种会话；三编为商业各种会话；四编为普通及商业各种往复信札。其信札之称呼格式以及商业上之常用省略语字、广告样式、招牌文字等，无不一一汇集，可谓搜罗宏富条理井然。其中会语体裁，宛如两人对坐，互相应答，案时案事，沿途沿尾，丝毫不乱。洵交际家之谈话，逈非抄袭杜撰之会话书比。译者彭毅、张嘉森二君于英语钻研有年，信达兼备，诚习英语者最佳良最完全之读本也”⑧。外语教科书中尤以英语为最，如赵灼编《(新撰)英文作文教科书》、陈家琪译伯利氏《(汉译详注)新国民读本》(New National Reader)、彭毅编著《最新英文典》、杨启瑞译述正则学校《中学英文教科书》、陈嘉编《英文基础三千句》《英文基础一万字》《英文会话钥》、陈仲编《汉释英文选》等。不少英语教科书颇具特色，尤以赵灼编译《纳氏文法》最引人注目，系清末民初英语学习史上的一大亮点⑨。出版的英汉辞典中有丛管珠译述英国阿萨多罗著《普通英华新字典》，孙鈵忠译述、英国克司而著《中学英汉新字典》，陈家瑞编译《英汉双解辞典》《英汉辞典》等。 该社还推出“青年英文学丛书”，选取英美两国名家作品中“立意新奇、造词精丽”者，意译其全文，又将其中的难字特别注释，剖析其文法变例。丛书共十编，分别是周砥译英国达利儿牒花(Daniel Defoe，约1660-1731，今译笛福)《绝岛日记》(今译《鲁滨逊漂流记》)、李犹龙译英国著名心理小说的鼻祖霍桑(Nathaniel Howthorne，1804—1864)《金色王》、陈亮初译英国司维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今译斯威夫特)《小人国游记》、周砥译莎士比亚《伟里市商人》(今译《威尼斯商人》)、李犹龙译美国华盛顿·欧文《三美姬》、陈家琪译阿拉伯小说《舟人辛八》(今译《辛巴达水手》)、陈文祥译莎士比亚《皇子韩列特》(今译《哈姆雷特》)、陈家琪译希腊博尔多文(Baldwin)《谷离特迷宫》、陈文祥译丹麦安徒生《反魂岛》、谢国藻译美国华盛顿·欧文《新世界之旧梦谈》等⑩。 其他还有汤显祖《牡丹亭传奇》(1908年)、法曹阁《宪法论纲》(1911年)、皮锡瑞《经学史讲义》(1911年)、山田董《定性化学分析》(1910年)等，民国初年推出的政治、经济与法律著译尤为引人注目，有麦莱《美国民主政制大纲》(1912年)、工藤重义《各国豫算制度论》(1912年)、陈崇基《行政法各论》(1912年)、陈家瓒《社会经济学》(1913年)、姚华《民法财产：物权》(1913年)、壬许《民法财产：债权担保》(1913年)、金保康《平时国际公法》(1913年)、傅疆《国际私法》(1913年)、清水澄《法律经济辞典》(1914年)、津村秀松《国民经济学原论》(1915年)、植原悦三郎《欧美各国改造问题》(1920年)、信夫淳平《国际联盟讲评》(1920年)、赵缭《数学辞典：问题详解》(1923年)、刘复《四声实验录》(1924年)以及池田清《化学讲义》和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等，该社20年代出版有郑次川译、王岫庐(即王云五)校、恩格尔(今译恩格斯)著《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刘半农著《中国文法通论》等，1921年还重印过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增订改版，除1902年鲁迅的旧序外，还由周作人写了新序，增收了周作人1910至1917年间完成的21篇新译作。歇业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教科书可能是郑宗元《(新编)范氏大代数习题详解》，出版时间在1952年。 群益书社与商务印书馆相比，算是后起之秀，但“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后来商务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才使群益书社渐渐感到着急起来(11)。可以说，在资金和人才方面，清末民初的群益书社似乎也是一家可以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叫板的民营出版社。 二 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的英文教科书与英汉读物 汪孟邹称：“民国二年(1913)，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12)这段材料经常被各种论著引用，很易给人一种感觉，即陈独秀是因为要办《新青年》杂志，才通过汪孟邹的关系结识群益书社的创办人，并由汪孟邹促成群益书社和陈独秀双方合作推出《新青年》。 事实上，在1913年之前，陈独秀大名已因编纂英语教科书而为群益书社同人所知晓，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社教科书和英文读物的出版活动。1898年，19岁的陈独秀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1901年东渡日本进修日语，1902年他署名“陈乾生”，以日本地理教科书为蓝本，编纂了《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由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颇受读者欢迎，同年即出第2版，1906年出第6版(13)。1906年他与苏曼殊东游日本，后又一起到芜湖皖江任中学教员。1907年春，陈独秀又离皖第三次赴日，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与苏曼殊同住。陈教苏学文作诗，苏教陈英语、梵文(14)。有说他还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5)。1909年陈独秀回国。1913年之前陈独秀忙里偷闲，以“CC生”的笔名替新成立的亚东图书馆编了一本《新体英文教科书》，原计划分四册，以供中学四年之用。先出了第一二册，在作新社排印，但亚东图书馆“无人能校”，汪孟邹“只好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蒋熙光是群益书社的学徒，由于群益书社需要英文编校人才，就允许他到教会夜校进修英文，由此取得了很好的英文程度(16)。由于销路不畅，该书原定出版四册，结果仅出了第一二册。陈独秀还为群益书社编纂了英语教科书《模范英文教本》，群益书社发布“新出版模范英文教本”广告，称其属于“实业师范补习学校通用”教材：“欧美人之习其国文也，少者诵读本(Reader)，稍长则习文法(Grammar)，其后自能为文。若夫语言固不求之于书籍也，至习外国语言文字则异是。德国后自能为文，英国人之习法文者，皆必于读本文法之外，别制一种Lesson书，糅合会话文法翻译而为之，且释之以国文焉。盖习外国文与习本国文异趣，必如是而其国语言文字之纲要习惯，始易于曲喻而灼解也。是书体制由浅入深，由简之释，别为四册……简要不芜，曲折透趣，实中国人学英文之善本也。”该书分四册，已出二册，一二册定价各五角(17)。广告的刊出是在1917年年初，有关陈独秀的若干年谱，都遗漏了这段他编纂英语教科书的史实，且据其1913至1916年的史事编年，《模范英文教本》的编纂很有可能是陈独秀在1913年冬和1914年春“闲居”上海“闭门读书，以编辑为生”之时完成(18)。笔者没能找到亚东图书馆版《新体英文教科书》和《模范英文教本》实物，很有可能后者是前者的修改版。 1913年群益书社推出过一本汉英对照读物，即陈独秀的好朋友苏元瑛(苏曼殊)所编《汉英文学因缘》(19)。该书是苏曼殊1908年1月在日本开始编写的，他将平时搜集到的欧人英译汉诗精选16首编辑成册，在选编过程中与章太炎、黄侃“商译作”，“字斟句酌”，章、黄两人“修改甚伙”。他也曾与陈独秀多次探讨过译文(20)。在抄编过程中为福建友人所见，愿意出资刊行。1908年1月《天义报》刊出了出版广告，下半年《文学因缘》由日本东京博文馆印刷，齐民社出版发行。据柳亚子介绍，收入该书的，一是由苏曼殊所译《阿输迦王表彰佛诞生碑》；二是他的九幅画；三是苏曼殊编选的英译中国诗歌，其中有选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译《诗经》八章、古诗两首、《木兰歌》、李白诗七首、《长恨歌》《采茶词》《葬花诗》等；四是他从E.B.Eastvdek的英译本转译的歌德(瞿德)《题〈沙恭达罗〉诗》、译出的拜伦《星耶峰耶俱无生》诗等以及他收录安徽译者盛唐山民所译英国诗人拜轮的《留别雅典女郎》诗四首(21)。群益书社在广告中写道：“是书为中人之通英文及英人之通中文者，杂译中国及英国极优美之诗词而成。中国之诗词，上溯周秦，下迄近世，皆有选录，悉英译之。英美之著作，则又以汉文译之，都七十余首。中国译界得未曾有……曼殊室主，吾国之夙于世界文学者也，见而惜之，因集录以成是册，名之《文学因缘》，意盖谓文学界不可多得之事也。今兹印以行世，其或能与吾国赜学之士更结一重文学之因缘乎!”(22)群益书社翻印此书，很有可能是出自陈独秀的介绍推荐。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1913年前陈独秀已经结识群益书社的主持人，而且陈独秀初次与群益书社打交道，并非为了创办《新青年》杂志，而是由于英语教科书的编纂和英文读物的出版之事。上述出版物显示出，群益书社在选书和营销方面都有相当的现代眼光。该社创办人之所以成为《新青年》的赞助人，并非仅仅因为汪孟邹的作伐，还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早期群益书社的创办人和编译者群体都有着很深的日本教育背景，该社的创办人陈子沛有不少兄弟是日本留学生(23)，该社较早在日本就建有分社，早期出版物多在日本印刷，如《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等。群益书社编译部从1915年8月起，推出以日本和中日关系研究为主旨的《日本潮》杂志，并非偶然。该刊译载了日本大隈重信、内田良平、浮田和民、仲小路廉、三宅雄二郎、大仓发身等论著，其中不少文章译自《新日本杂志》《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太阳杂志》《朝日新闻》《实业之世界杂志》等，在中国期刊编辑史上开创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系列以国别为对象的先河。群益书社主持人在资助陈独秀自办《新青年》前，对其具有较宽广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以及其所具有的新思想和新知识结构，已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相似的留学日本的背景，转道日本传播西学、翻译编纂教科书以及出版英汉读本等方面，陈独秀和群益书社主持人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正是这些共同的追求，促成他们在出版《新青年》上走到了一起。或可认为，1915年《青年杂志》和《日本潮》的面世，是群益书社角色上的重要转变，即以出版教科书、推动启蒙教育、提供现代常识为主的书局，转变成一个破旧立新、启迪民智、承担起引领学界重要责任的出版社。 三 赞助创办《青年杂志》和采用新式标点的推手 上海群益书社之名铭刻于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是与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刊物《新青年》的问世联系在一起的。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即由该社印行。当时正是中国出版发展的低谷时期，袁世凯自1913年后一直扼杀任何反对派舆论，在二十一条谈判结束后不久，反帝制的报纸遂被勒令停办，舆论自由为法律所禁止，1912至1914年间公布了一系列限制大众权利的法律和法令，其中包括《戒严令》《治安警察条例》《报纸条例》和《出版法》等。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紧急状态可由总统和地方军事首领宣布，人们的人身、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讯、迁徙、财产和商业自由可被侵犯。在如此专横的政权下，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大为倒退。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期间，各地报纸锐减，1911年后北京从50种减至20种左右，上海从15种减至5种，汉口从6种减至2种。1913年后的两年，全国报纸的发行量从4200万份减少到3900万份(24)。在这样的背景下，群益书社的主持人决定出资赞助出版《青年杂志》，实在需要很大勇气和胆魄。 1903年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在章士钊的苏报馆里认识了汪孟邹，以后他们“过从甚密，情谊极深”。汪盂邹回忆称：“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不仅同意接受出版《青年杂志》，还愿意给予陈独秀‘每月(期)的编辑费和稿费(银圆)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新青年》决定要标点、分段。标点符号的铜模，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用外文的标点来做底子刻成的。子寿翁为排《新青年》而设法做标点符号铜模，大概在商务和中华之前。《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25)。标点符号是舶来品，早期曾经西方新教传教士的推介，但收效甚微(26)。《新青年》编辑们认为文字表达是为了达意，而标点符号可以帮助汉语达意，决定从4卷1号(1918年1月)起，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编排的新方法。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大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办刊物尚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新青年》的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编辑业务的新风气。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特别提到进行版式改革上的困难：“《新青年》过期太久，炼(即汪孟邹)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27)其中“子寿之意如可如期，决不惜费”表明，陈子寿对于《新青年》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编排的新版式，予以全力的支持(28)。 由上可见，陈子沛、子寿兄弟所主持的群益书社富有较强的创新与改革意识，对一个销路尚无把握的新杂志，他们不仅拿出编辑费和稿费，而且同意了标点分段的新奇想法，不惜投入资金铸造铜模。1918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起开始实行新版式，这一改变也成为杂志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分段编排的方法，使文章标题醒目、层次分明，比起一排到底的编排自然优越得多。《新青年》这一编辑创新一炮打响，深受读者欢迎，很快被中国出版界普遍接受。最初，《新青年》的销路似乎并不好，每期只有千余份，赚不到什么钱。但群益书社还是对陈独秀的声名、主张和能力予以充分的理解和信任，支持其度过了休刊复刊的困难时期而坚持了下来。《新青年》原来还计划改为横排板，自左至右，像英文、法文的写法那样。这个建议最初由钱玄同提出，并得到陈独秀认可。陈独秀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未能在《新青年》同人内部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么一改，印刷工资要加多几及一倍”而遭到群益书社反对。由于经费的原因，《新青年》的这一改革未能实行(29)。由此可见，《新青年》早期的任何改革，如果没有群益书社的全力支持，很难具体实施。《新青年》创办时期，群益书社的推手作用实不容低估。 四 《青年杂志》的改名缘自陈子寿的提议 由于种种原因，《青年杂志》虽然鼓吹科学与民主，但影响有限，每期不过印刷1000份，且未能按期出版，1916年2月出至1卷6号休刊。第2卷第1号起改名《新青年》。学界许多讨论《新青年》的论著，几乎都没有注意到《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的过程中，群益书社所起的作用。有不少论著称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其实，《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首先是群益书社主持人陈子寿的提议。《青年杂志》出版后，群益书社接到基督教上海青年会来函，指出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即法语“青年”之意)的《青年杂志》与该会出版的《青年》(学生青年报)和《上海青年》(周刊)刊名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清末民初，以“青年”一词命名杂志者实属不多，“青年”这一整词在汉文文献中出现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传教士首先翻译使用并固定下来的。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会。当时的“青年会”汉译会名为“学塾幼徒会”。1896年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来华，召集了全国已成立的29个“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决定编印适用书报以促进学生宗教生活，并开始发行《学塾月刊》。1902年第四次“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确立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名，决定成立书报部，出版青年读物，把《学塾月刊》改名为《学生青年报》(又称《青年》)。《青年》当是中文报刊中最早以“青年”命名的杂志。1903年由革命派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则取名《童子世界》。1911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名为《少年杂志》。可见，当时“青年”一词尚未被社会广泛接受。20世纪初，凡是以“青年”命名的杂志，一般都是属于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的杂志。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也办有以“青年”命名的刊物，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青年》《上海青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1901年主办的《青年会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1909年主办的《广州青年》等。显然，在20世纪初，“青年”一词似乎已成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专有名词，杂志的名称中出现“青年”一词，也成为基督教青年会杂志的一个标识。正因为此，当陈独秀主编的杂志使用“青年”的名称，便引发了基督教青年会对群益书社关于名称专利的申辩(30)。而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首先是出于陈子寿的意见：“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陈独秀)，仲与予(汪盂邹)均赞同也。”(31) 1916年9月1日，从休刊又复刊的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并由此引发了陈独秀有关“新青年”的一段解说，为陈子寿所改的刊名做了理论上的阐述：“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32)同时，群益书社还为《新青年》在《申报》上做了专门鼓吹，称改名后的《新青年》主任为陈独秀：“独秀先生精于国学及英法日三国文字，尤究心于哲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癸卯甲辰之交任上海《国民日日报》《安徽白话报》撰述……继复在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从事于教育实际。十年以来，据其考验所得，谓中国处此新陈交替外势压迫时，唯教育青年乃可救急，致教育之法，首在以精神文字改造，青年之思想必思迁变，而后科学常识乃有可言。”不仅刊载了陈独秀关于提倡旧伦理道德之讨论、介绍西洋近代文艺、输入适于我国之新思潮、鼓吹青年少年团制度四点主张；还列出了《新青年》的“撰述诸君”：温宗尧、刘叔雅、吴敬恒、谢鸿、马君武、易白沙、张继、李亦民、胡适、薛琪瑛、苏曼殊、汪叔、李大钊、高一润、陈嘏等(33)。 1917年年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往北京，但杂志仍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1917年文学革命勃兴，改名后的《新青年》声名鹊起，但从第2卷到第7卷每期封面上仍赫然注明：“原名青年杂志。”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第6号，因订数太少休刊，群益书社有些不堪重负，甚至有停刊的打算。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起刊登白话文学作品，采用标点符号，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轮流担任主编，并取消投稿，改组为同人杂志(34)。中国知识分子试图运用自己的力量立足出版业，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得到出版商的赞助，群益书社确实仍对《新青年》表示极力支持。如1918年该社仍为其在《申报》上刊载广告和要目，为《新青年》即将刊行的“易卜生号”做预告：“本报现以四卷第六号(六月份)为‘易卜生号’，以为介绍欧洲近世第一文豪易卜生(Ibsen)入中国之纪念。内有易卜生之名剧《娜拉》《国民公敌》《小爱牙夫》三种之译本，及胡适之君之《易卜生主义》长论一篇，附以《易卜生传》及其他关于易卜生之论著。读者不但可由此得知易卜生之文学思想，且可于一册之内得三种世界名剧，此为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想亦海内外有心文学改良思想之改良者所欢迎也。”(35) 五 《新青年》的独立经营、停刊与再版重印 1920年5月，群益书社为《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刊载广告(36)，继续扮演着《新青年》赞助人的角色。自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取消北京编辑部，脱离群益书社，改由上海新青年社独立出版发行。双方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1920年5月1日出版《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该号有吴稚晖、蔡元培、孙中山等16人亲笔题词，篇幅从原来每期130～200页不等猛增至400多页，其中又有33幅照片。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和表格，排工自然就贵，用纸张耗费也较之平常期数为多，如不加价亏本太多，这一做法无可非议。陈独秀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是下层无产者，故不同意加价，“随着《新青年》声誉飙升，群益书社的利润自然也增大，但书社老板似未改其初时心态，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以致对簿公堂，最终在《新青年》7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37)。汪原放回忆称：“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38) 其实，独立办刊、独立经营，陈独秀酝酿已久。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39)1920年，《新青年》曾与群益书社签订了一份《〈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的合同，除约定中国北部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外，以后群益书社“每期至少添印二百五十份”。群益书社每期担任编辑费150元(40)。但因第7卷第6号由于定价及刊登广告之事，双方发生分歧，陈独秀认为“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同时也缘于自己想“发起一个书局”(41)，与群益书社延续的7卷42期的合作关系自此彻底终结。从第8卷第1号开始，群益书社不再承担《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印刷业务，原来封面上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也调整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字样。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布《新青年社〈本志特别启事〉》郑重声明：“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一切事务。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彼此交换杂志均以一册为限)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凡关于发行事件，请与上海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以后凡直接在本社总发行所定购一卷以上者，在此期限内发行的特别号(例如前次的劳动节纪念号)概不加报价和邮费，特此预先声明，以免误会。”(42) 《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上海群益书社为代表的出版商联姻的结束，《新青年》走向自己独立办刊的道路。但书生办书局、推销书刊并非易事。1920年5月之后，《新青年》的发行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该刊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其中固然有《新青年》日趋激进的因素，但不能排除《新青年》自立门户后，出版发行工作的混乱，或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帮助，或通过交换发行刊物，或委托陈独秀的亲戚苏新甫(1889—1936)发行。苏个人虽有能力(43)，但个体发行，不论是在运筹帷幄的调度还是在总体运作方面，都不能与群益书社相提并论。《新青年》第8卷第6号的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没收，并罚款5000元，勒令不准在上海出版(44)。此类事件在租界出版史上原非个别案例，然而这里缺少了有能力的出版商纵横捭阖的斡旋，于是，1921年1月新青年社被迫迁往广州，1922年7月新青年社继续出版《新青年》的第9卷第1至第6号。之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等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45)。 周策纵《五四运动》一书的中译本称，《新青年》“头两卷由上海求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印行”(46)，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困惑。其实，是周氏将《新青年》的初版与重印混淆了。1915、1916年间，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面对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社的压力，酝酿过一个“大书店”的计划。群益书社计划与亚东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三家合并，合议未成，又打算与亚东图书馆两家合并，得到了陈独秀的极力赞成，他们甚至一起在北京拟出合并“计划书”，在北京“陈宅”就资本问题、人才问题、后方及内部如何组织之法进行了多次会谈，结果好事未成(47)。1935年，群益书社在陈子沛后辈陈汉声的主持下，不能维持，群益书社的书籍和资产被法院强制拍卖，汪孟邹因当年替陈子寿做房租担保人，也受到牵连，“要赔款五千元左右”。在汪孟邹的斡旋下，章士钊出来了结了此案。亚东图书馆在经济上的损失，由群益书社拿《新青年》纸型给亚东图书馆重印一版来弥补。于是就有了《新青年》1936年利用现成纸型而重印的16开8大册本。亚东图书馆拿出纸张费、印刷费和装订费，内封改成“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印行”的字样。此时因为群益书社已经不存在了，就用了继承群益书社的“求益书社”名称。这次缘于群益书社破产的重印，倒无意中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重印本尽管用的是群益书社的原纸型，但前面加上了蔡元培和胡适的题词。蔡元培和胡适的题词都强调了这次重印的意义，1935年8月20日蔡元培的题词中写道：“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胡适的题词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两个题词都制成锌版印在卷首(48)。群益书社的破产竟然为近代文化的积累作出了贡献，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地下有知，也应该瞑目了。周策纵所说的《新青年》“求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印行”，即这一版本。上海解放后，陈汉声将属于群益书社的第1卷至第7卷共42期《新青年》纸型，呈献给党中央，受到嘉奖(49)。 六 《新青年》及群益书社出版物的影响 群益书社的创办人颇懂得营销策略，早在1913年10月1日，该社就在《申报》第4版刊出“群益书社英文书”的大幅广告，介绍该社重点推出的赵灼编《(新撰)英文作文教科书》(50)、陈家琪译伯利氏《(汉译详注)新国民读本》(New National Reader)(51)、《新译袖珍英汉词典》(52)以及《英文书翰钥》等。《新青年》的广告运营及策略定位，主要是合乎青年读者口味的文化类广告，如编译教科书、英文类原版教材、工具书广告等，广告内容涉及面极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文学等多个学科及领域，从广告类型形式而言，包括图书广告、杂志广告、社团等。如群益书社印行的《英汉辞典》，从《新青年》的第1卷第1号，第2卷第2号、第4～6号，第3卷第1号至第3号，第4卷第4、5号上连续刊登该书广告；又如《英汉双解辞典》，第2卷第3、第5号，第3卷第1、第2、第4、第6号，第4卷第1号等都连续刊载出版广告。另如“青年英文学丛书”等，刊载广告达5次以上。这种通过广告的反复投放方式，不断冲击读者眼球，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53)。该社将读者对象重点定位在对新事物新思想憧憬向往的青年学生群体，在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新青年》上刊载书社各类新式教科书广告，受到学生群体和广大青年欢迎，绝非偶然。即使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由新青年社独立发行后，在第8卷第5～6号上，依然刊载有群益书社的书刊广告。群益书社以其1902年创办以来的丰富经验，在《新青年》的广告经营上精心考量，从第1卷起就发布《通信购书章程》，第2号之后除了上海之外，还在北京、天津、保定、近安、烟台、西安、成都、重庆、开封、广州、长沙、汉口、南昌、安庆、芜湖、福州、苏州、南京、元锡、南通、扬州、常州、杭州、宁波、吉林、哈尔滨、新加坡等地设有70多个“书局”“书房”“山房”“编译局”“书馆”“书社”“学社”“书庄”“文社”之类的外埠代办处。《新青年》从最初的1000本左右的发行量到最多一个月可以印刷一万五六千本，除了内容变化等因素之外，群益书社的营销策略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1915年9月《青年杂志》问世后，也是该刊作者的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杨昌济，将之介绍给朋友和学生，毛泽东就是这一杂志的热心读者。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他们每天一起阅报，看《新青年》，谈《新青年》，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54)，他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称，当时很多社团，“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55)1917年，他在杨昌济的指导下，完成了《体育之研究》，阐发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的思想。杨昌济对之格外赏识，推荐给了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上(56)。《新青年》在北京大学非常流行，中文系学生罗仲言指出：“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不读的人很少。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学生，出于好奇也要看看。——大家都喜欢读他(指陈独秀)的文章。他的文章一来，不管说什么事，我们都希望早点看到。”(57)中文系学生杨振声称《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58)。也在北京大学念书的张国焘回忆称：他的同学原来知道《新青年》的“非常少”，自1917年年初该刊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之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59)。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是当时他们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他们文风为之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辞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60)。在其他城市也有很大影响，杭州第一师范的学生傅彬然也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了大家。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称：“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61)从上述材料来看，我们不难得出《新青年》引导和塑造了一代“新青年”的结论。 其实，除《新青年》之外，群益书社出版的其他教科书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914年孔宏先编《算术难问三百题译解》，1924年出版第4版校订本，该书介绍称：“本书系挑选算术中疑难问题，自整数四则起，至开方止，得三百问。逐一详细解答，说理演式尤为明晰。原书所有排比之错误，此次悉经俞让先生直加厘订，益成完书。中学高小学生寒假中预备升学，用此补习算术极好。研热练、反复求其理解力，必特增明敏，将来究习高深数理，自无困难处。”(62)1913年陈光益等编著的《英文书翰钥》，分6编30章110余节，包括300余篇英文尺牍，荟萃散句2000余，40余种信封信笺的款式，20多种名片款式和10余种告白格式，内容涉及庆祝、吊唁、银钱往来、家庭琐屑等20余项。“全书搜集各种尺牍三百余，首举凡庆贺、吊唁、荐引、请托、访问、招待、介绍、游览、托付、问事、遗赠、救恤、规劝、感谢、慰问、买卖、借贷、雇佣，商业中之交易、定货、报运、保险等紧要信函，书法无不搜罗完备。篇末更附有英文招牌、广告、揭帖、日记、电报暗码格式，实为英文尺牍中最完备之作。凡与外人有交际者，不可不备之书也。”(63)1923年出版该书订正增补新版，“将有关时代的语句，悉行修正。全书新加标点较前尤觉完美”(64)。上述两书至1948年仍继续刊行。水利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胡桢在《回忆我在中学时代》一文中就提及两书：“我到南湖小学时，我父为我买来一本书，叫《算术难问三百题》，这本书中编选了三百个算术难题，没有解法，但有答案。我母看了，一个一个都计算出来和答案对比。我也跟着她一个一个做题解，遇到困难去问她，她只说：‘自己去想，教了你，你就不会想了’。我后来学数学，遇到困难总记起她要自己去想的话。”汪胡桢把“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算术难问三百题》做得透熟”，后来成功地考上嘉兴府中学堂。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同样是群益书社的英文教学参考书帮了他的大忙，他写道：“我在中学学习英语，从字母学起，整整学了五年，到毕业时已能看懂英文报纸，写英文信。这要归功于王哲安先生。王先生是海宁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我国著名文史学家王国维的弟弟，那时我国学习英文，都采用英国人在殖民地印度所用方法，把课程割裂为读本与文法两部分，读本教材选的大都是英国古典文学，文法的句例大都取自圣经或赞美诗。我们在课堂上只要一翻开教科书，就马上感到沉闷。但王先生却让我们读从英文《大陆报》或《密勒氏评论报》中选来的片段，都是眼前时事，明白易懂，用这种文句作文法分析，很容易弄明白文句的构造。初学英语常喜默读而不出声，王先生就要我们高声把字音读准确。王先生又介绍我购阅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英文书翰钥》，这本书讲的都是写信的方法和实例。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在写信中怎样称呼别人与自己，怎样向人问候，以及在信笺和信封上书写的格式。这些都是当时英文读本中所没有的。”(65) 七 结语 2015年是《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的纪念，人们多在谈论《新青年》作为“文学革命”和“思想炸弹”的意义，但作为《青年杂志》问世的推手——上海群益书社则几乎完全被忽视。我们是否可以说，没有群益书社的赞助，1915年不会有9月15日《青年杂志》的诞生，1916年也不会有改名的《新青年》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从中国近现代出版文化史的角度，发掘该书局的史料、重新认识其在《青年杂志》的问世改名方面的赞助者作用，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比利时裔美籍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5—1996)在《翻译、重写以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指出，社会的文学系统中有作为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译者)和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人”(patronage)，这两个控制元素规定了社会的主流观念。而赞助人能够在推动或阻碍文学的创作、出版和阅读方面实施权利和影响，他们协调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社会文化。为了能更好地协调作品的发行以至创作，赞助人会建立或支持一系列的建制，包括机构、评论性的报刊等。其大致包括三种功能，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左右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选取和发展；二是在经济方面提供报酬以确保作者能够解决生活的问题；三是在物质方面赞助专业人士以保证其融入某些团体以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66)。其实，赞助人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皇家和达官贵人往往在学术上会扮演一种“赞助人”的角色，如康熙皇帝就是清初西学翻译活动的重要赞助人，赞助人可以是一些实体，如宫廷、藩府、书坊、书院、寺庙、教团；也可以是个人，如皇族出资、私家刻印，这种风气延续到近代，出版机构就是非常典型的赞助人。上海群益书社是近代中国一家有着相当文化影响的出版社，群益书社创办人的日本留学背景以及早期出版物显示，该社创办人具有较好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视野，无论在选书和营销方面，都有相当的现代眼光。在《青年杂志》问世的过程中，该社承担了助产婆和赞助人的角色，并非偶然。 群益书社出版过许多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读物和各类教科书译本，是一家有影响的出版机构，该社出版的外语教科书、外语参考读物和各种英汉辞典，如“青年英文学丛书”和苏曼殊所编的《汉英文学因缘》等，曾风行一时。至今尚无学者注意到群益书社主持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慧眼识人，愿意提供编辑费和出版补贴，资助陈独秀独立创办《青年杂志》，是与他们和陈独秀有着类似留学日本的教育背景以及在转道日本传播西学、翻译编纂教科书、出版英汉对照读本等方面的共同旨趣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这些共同的启蒙思想、传播科学的理念，促成其走到了一起。群益书社主持人在之后《新青年》刊名的改变方面，首先提出建议；《新青年》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技术突破，也不能不归功于陈子寿。新式标点用于刊物，《新青年》较之商务印书馆所办刊物更早，甚至成为《新青年》杂志转型的显著标志之一。 《新青年》是民初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正如胡适所言，《新青年》堪称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刊物。赖光临在《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一书中指出：“西方文化的译介输入，与对传统文化的评判，都由这一杂志发动，俨然为中国思想界划分新旧的界碑。”(67)群益书社在近代文化史上是与五四时期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刊物联系在一起的，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的创刊，到1916年改名《新青年》，直至1922年7月停刊，前后共出了9卷，每卷各6期，共计54期，而其中属于1920年5月前群益书社出版的第1卷至第7卷者有42期，占总数的78％。群益书社的主持人在中国出版发展的低谷时期以一种极大的勇气和胆魄，接受出版《青年杂志》。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上海群益书社主持人的勇气和出版家的胆略，使群益书社成为《新青年》这一在近代中国产生划时代影响之刊物的助产婆，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也使作为赞助人的群益书社从一个以出版教科书、推动启蒙教育、提供现代常识为主的书局，转变成破旧立新、启迪民智、承担起引领学界重要责任的出版社。 注释： ①详见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因1942年8月由郭沫若等创议筹办的群益出版社成立于四川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出版过许多郭沫若的著译，亦称“群益书社”，有学者及回忆录中时有将两者混淆。 ③相关论文主要有：黄兴涛、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25～32页；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33～44页；齐鹏飞：《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45～53页；齐鹏飞：《1920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之再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22～128页。 ④讨论群益书社及其与《新青年》关系的文章，主要有马执斌：《有关〈新青年〉杂志的几件事》，http://www.pep.com.cn/gzls/xs/201012/t20101213_986594.htm，2008-11-21；周自豪：《〈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恩怨纠葛》，《世纪》2006年第4期，第48～49页；谢明香、王华光：《〈新青年〉的广告运营及策略定位——从〈新青年〉广告运营看群益书社的经营之道》，《编辑之友》2010年第11期，第111～114页。 ⑤据笔者眼界所及，唯张耀杰在其《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2页)一书第一章中指出，两家合作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要另外成立一家书局。 ⑥参见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上海市黄浦区档案局编：《福州路文化街》，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关于群益书社的创办人和创办时间，学界看法不一，或称1901年陈子美出资在日本东京创办群益书社，从事书刊销售，1907年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又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开设群益分社。1912年群益在上海扩大业务，迁至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泗泾路口，为一朝西双开间门面。自此群益总社遂迁于上海，并在东京和长沙设立分社(周自豪：《〈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恩怨纠葛》，《世纪》2006年第4期，第48～49页)；或认为群益书社1901年由留学日本的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堂兄陈子美出资)在东京创办，1902年迁至湖南长沙。1907年设分社于上海福州路惠福里，1912年搬至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泗泾路口，并将总社迁移至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湖南长沙设立分社。1935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停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业，1952年再次歇业(齐鹏飞：《1920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之再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22～128页)。周文和齐文均未提供材料出处，录此备考。 ⑦谢泳：《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8页。 ⑧《申报》，1913年10月1日，第4版，“广告”。 ⑨有关《纳氏文法》的影响，参见拙文《〈纳氏文法〉在近代中国的流传及其文化影响》，台湾《辅仁历史学报》2006年第18期，第199～220页；《清末民初上海群益书社与〈纳氏文法〉的译刊及其影响》，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3)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123页。 ⑩“群益书社图书详目”，《纳氏英文法讲义第一》，群益书社1917年改订5版。 (11)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7、36页。 (1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1～32页。汪孟邹(1878～1953)，安徽绩溪人，别名梦邹，早年中秀才，1901年肄业南京陆军学堂，1903年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经售《黄帝魂》《革命军》《苏报》《复报》等反清报刊，并出版陈独秀主办的《安徽白话报》。1913年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1953年歇业。五四时期曾印行过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建设》杂志，《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以出版《甲寅》《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而享誉文坛学界。20世纪20至30年代出版有大量译作，以选题的开拓性和内容的时代性而影响深远。汪原放(1897～1980)系汪孟邹的侄子，又名家瑾、麟书，笔名士敏、白石等，1913年在亚东图书馆任编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56年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译有《伊所伯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一千零一夜》《鲁滨逊漂流记》等[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2～403页；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将两人误为一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13)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14)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4页。 (15)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 (16)清末民初，群益书社出版的英文教科书和英文辞典销路很好，据说蒋熙光曾从日文译出了一部《英汉字典》，“内容新颖，注解详明，而且在日本印刷装订，式样精巧，携带便利，每部售价一元五角，一时轰动各界，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CC生”的“CC”可能是“陈仲”的英文缩写，《亚东图书馆出版物目录》著录有1913至1918年出版的陈仲著《英文教科书》(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显然与1913年署名“CC生”编纂的《新体英文教科书》非同一版本，录此备考。 (17)《申报》，1917年2月12日，第1版，“广告”。 (18)CC生：《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期。 (19)“群益书社《汉英文学因缘》的出版广告”，《申报》，1913年10月1日，第4版。 (20)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21)该书群益书社版改名《汉英文学因缘》，封面上仍为《文学因缘》，删去了曼殊的画和“卷一”两字。原计划《汉英文学因缘》还有第二卷，目录见《天义报》广告，除曼殊校录《南天竺婆罗门僧碑》、冷泉亭真景，又曼殊画十幅以外，其余都是英译汉诗。据说第二卷没有正式出版，稿件去向不明(柳亚子编著：《苏曼殊作品表》和《苏曼殊之我见》，载《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346～349页；苏曼殊：《〈文学因缘〉自序》，马以君编注，柳无忌校订：《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299页。 (22)《汉英文学因缘》出版广告见《申报》，1913年10月1日，第4版。姚鹓雏说：“《文学因缘》一书，移译诗歌，售世最早，一时震惊之。”(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23)周自豪《〈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恩怨纠葛》(《世纪》2006年第4期，第48～49页)一文称，1899年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与堂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齐鹏飞论文亦有类似表述。 (24)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8页。 (25)(28)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1～32、32页。 (26)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参见袁晖、管锡华、岳方遂：《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7)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76页。 (29)马执斌：《有关〈新青年〉杂志的几件事》，http://www.pep.com.cn/gzls/xs/lszs/201012/t20l01213_986594.htm，2008-11-21。 (30)吕明涛：《〈青年〉与〈青年杂志〉》，《书屋》2005年第8期，第63～66页。 (31)这一点在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也得到了佐证：“《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33页)。 (32)《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5页。 (33)《申报》，1916年9月3日，第1版，“广告”。 (34)《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页；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35)《申报》，1918年6月11日，第1版，“广告”。 (36)《申报》，1920年5月7日，第2版，“广告”。 (37)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82～101、199页。 (38)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53～54页。 (39)黄兴涛、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25～32页。 (40)《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41)陈独秀致胡适、李守常(1920年5月7日)，唐宝林编：《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42)齐鹏飞：《1920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再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10期，第122～128页。 (43)李银德：《〈新青年〉发行人苏新甫》，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3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358页。 (44)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45)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后，《新青年》确定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主编，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4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至1926年7月停刊。 (46)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注释1”。 (47)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4～36页。 (48)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3～184页。 (49)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383页；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青年》第1至第7卷的影印本。 (50)《申报》所刊群益书社的广告，专门介绍《新撰英文作文教科书》：“习英文之道有三：曰文法、曰识字、曰作文。三者之中，尤以作文为最要。作文之道亦有三：一曰单纯文法。作文专以填字正误为主，此虽一法，然进益颇微；二曰单纯翻译。作文专以设例类，使翻译为主，此可为深于文字者道，难为初等者言也；三曰文法，兼翻译作文此法兼前二者而有之，是篇即本法。参考中外书籍十二种，编纂成书，不拘品词之顺序，惟因文长短为后先。书中例题，先解明汉文之文法，然后以英文翻译，学者读之，不但可悟汉英文反译之法度，亦可知其结构之异同。各课末之问答，概应用本科之法理，读者明其法理，即无难自答。篇末更附答案以资参考。全书计分三十三课，装成三册。”(《申报》，1913年10月1日，第4版)。 (51)《申报》所刊群益书社的广告，专门介绍“伯利氏之新国民读本”，称该书“为英语教科书中之白眉，久已风行我国，其价值早为一般所认无俟辞费。惜原书无汉文，初学者每以翻译生字为苦，虽有热心教授者，又为时间所限，不能求详，遗漏之失，在所不免，是不无缺恨焉。兹由陈君将该书逐字对译，复以意译编为汉文，且以全书熟语别作一表，务使读者不假字典，即能明了其意义，授者无须详说，徒耗时间，教授独修两者皆便。抑英谚有之时间金钱也，耗一分之精力即损一分之金钱，此书之作亦聊为学者惜阴计耳。”(《申报》，1913年10月1日，第4版)。 (52)称赞该书有五大优点：“(一)分类精审。专门名词各记以(动)(植)(矿)(医)等号，使读者一见了然，逈非前此诸书专为商用者可比；(二)解释明确。字义异解者以(一)(二)(三)等号别之；(三)搜罗宏富。纸数千二百余页，合计单字熟语约十万有奇；(四)装订美丽。绸面金字，长四寸幅二寸厚一寸之袖珍本；(五)定价轻廉。”(《申报》，1913年10月1日，第4版)。 (53)谢明香、王华光：《〈新青年〉的广告运营及策略定位——从〈新青年〉广告运营看群益书社的经营之道》，《编辑之友》2010年第11期，第111～114页。 (54)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第72页。 (55)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56)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15页。 (57)(61)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5页。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5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30页。 (60)程俊英、罗静轩：《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原载《文汇报》(1959年5月4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8页。 (62)《申报》，1924年1月23日，第3版，“群益书社广告”。 (63)《申报》，1913年9月10日，第4版，“群益书社广告”。 (64)《申报》，1923年1月9日，第2版，“广告”。 (65)汪胡桢：《回忆我在中学时代》，http://www.jxlib.com/infodb/wxsl/31.htm；2015年6月6日检索。 (66)勒菲弗尔：《翻译、重写以对文学名声的操控》(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第13～40页；王宏志通过对晚清林则徐、奕和吴汝纶等的赞助活动的研究，为清末翻译史上的赞助人研究作了重要的示范，参阅氏著：《权力与翻译：晚清翻译活动赞助人的考察》，《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82页。 (67)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