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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事求是哲学论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结合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关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801实事求是这一哲学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对古代的“实事求是”一词作了改造，赋予其科学的新意，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一精练并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民族语言，改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并使之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为前提的。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23这个“关系”的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存在同思维、物质同精神谁先谁后、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就是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回答为前提的。他认为，“实事”是不以认识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规律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只有从“实事”出发，即从客观存在出发，才能探求到事物的规律，这就是坚持从客体到主体、从客观事物到主观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唯物主义路线。因此，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实事求是”明确地肯定了物质(存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唯物主义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而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恩格斯指出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重点阐明了可知与不可知的对立。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认为，从“实事”中可以求出“是”，就是说，人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包括假象)，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就确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哲学史上，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既有唯物主义的理解，又有唯心主义的理解。实事求是明确了“是”是从客观存在的“实事”中求得的，而不是凭主观想象出来的“是”，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因此这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回答。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其认识论都是反映论。但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有区别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看不到实践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不懂得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他们所坚持的反映论是直观的消极的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主张认识就是从“实事”中“求”到“是”，即规律性的东西，而“是”不是暴露在事物的表面的，不是一看就知的，它是事物的本质联系，隐藏在事物的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必须着力去“求”才能得到，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能透过现象进入本质，掌握规律性。一个“求”字突出了认识的实践基础，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实事求是”所坚持的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而与形而上学的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划清了界限。正因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是”是在事物内部，因为现象反映本质的复杂性(假象是从反面来表现事物的本质的)、本质暴露的过程性和认识主体的各种局限性，因此，人们在求“是”的过程中就包含了犯错误的可能性，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求得的“是”也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也是“实事求是”题中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实事求是”不仅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坚持，而且是它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集中体现。
“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狭义认识论范畴，它还是体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统一的范畴。说它是认识论的范畴，上面已经阐明。为什么说它也是辩证法的范畴呢？这主要是从两方面说的：第一方面，“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是处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的，是处在变化发展中的，而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动的“实事”。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从周围事物的联系中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第二方面，从“实事”到求“是”的过程中，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具体事实材料中引出规律性的认识，而规律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共性，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也是逻辑范畴，就是说，事物的规律——“是”，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认识到的“是”以及在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是反映了客观事实中的“是”，而头脑里的“规律性”是客观事物本身规律性的反映，主观逻辑是客观逻辑的反映。列宁说，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说，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是同一的，不必用三个词。那么，用一个什么“词”来体现三者的统一呢？列宁没有给我们指出来，他只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三者统一的问题上，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提出的“实事求是”范畴就最好地体现了列宁的光辉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体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词”。
在毛泽东看来，“实事求是”还是世界观、方法论和作风的统一。说它是世界观，因为它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唯物辩证的回答。说它是方法论，因为它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方法。正确地认识世界，不是一切从书本出发，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说它是作风，因为它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就是在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人们的行为成了习惯，形成了一种风气。坐着不动不成风，偶尔为之也不叫作风，作风是思想路线的反映。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世界观、方法论、作风，三者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都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是认识论的前提，是决定认识论路线的；方法论本身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风是思想认识路线的表现。过去，我们讲认识论不讲方法论，不讲认识主体的作风，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沟通不起来。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容就会更加丰富，体系就会更加完备，就能更加充分发挥它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
二 矛盾辩证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有深刻的辩证法理论，又有生动丰富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以《矛盾论》为代表作，他对辩证法的本质和矛盾精髓的思想的深刻阐明，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他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和实践过程，运用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运用于政治斗争、统一战线等工作的指导中，运用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中，倡导干部、群众自觉按辩证法办事，拓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基础。这是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辩证法的理论阐明还是实际运用，毛泽东哲学都是围绕矛盾理论和矛盾分析展开的，对其他方面也有涉及，但中心是矛盾论。毛泽东辩证法之所以突出矛盾论，不仅是因为列宁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实践必须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实践的需要，使毛泽东专注于矛盾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这是毛泽东哲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
毛泽东辩证法对唯物辩证法理论有重大发展。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推动了辩证法的理论向前发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记硬背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3]56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着重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又把它充分展开，形成一个有丰富内容的理论体系。毛泽东自己说过：“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4]
关于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
第一，毛泽东展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多方面内容，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毛泽东以他的《矛盾论》为代表，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矛盾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体系。这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区分与联系上，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上，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上、它们在矛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以及它们相互转化的关系上，从矛盾的性质不同因而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也不同等方面，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里，毛泽东不仅深入分析了一对矛盾里边所包含的对立、统一、转化这三个基本范畴的关系，而且还具体考察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区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毛泽东不仅考察了一对矛盾的具体情形，而且还考察了矛盾与矛盾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事物矛盾既有共性、普遍性又各有其特殊性，分析了各个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毛泽东既考察了决定事物发展的内因即内部矛盾，又考察了推动事物发展的外因即外部矛盾，阐明了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还考察了事物如何由矛盾引起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如何引起波浪或曲折，，回答了矛盾规律与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毛泽东在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时，不仅把它看成是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且还强调它也是我们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规律，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统一。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开始萌发了；黑格尔深入研究了这个规律，但是他是把这个规律从属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马恩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奠定了这个规律的基本观点。毛泽东丰富了这个规律的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提出了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关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从黑格尔开始就有明确的论述。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里作了阐述，他谈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一般来自个别，一般包括个别，但一般只是个别的部分、方面或本质，而不是个别的全部，任何一般都不能包括全部个别，任何个别都不能被全部包括到一般当中去。毛泽东正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提出了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研究辩证法要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实质，而要研究对立统一规律就要紧紧抓住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才能深得矛盾问题的精髓。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5]308他还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5]311毛泽东还就如何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像这样重视矛盾特殊性，并就如何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作如此详尽的研究，这在前人是没有的。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注重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达到有效地解决矛盾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矛盾问题的精髓思想的提出和阐明，标志着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进入到更深层次。
第三，毛泽东具体阐明了矛盾是如何推动事物发展的，多层次地挖掘了“矛盾动力论”的内涵。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思想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哲学中就已产生。“矛盾动力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也得到充分的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吸收了黑格尔的这一合理思想。列宁提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那么，矛盾究竟是如何推动事物的发展的？应该对“矛盾动力论”进行更深入具体的考察。
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内部矛盾，这是内因，而这个事物又与其他事物发生矛盾，这是外因。内因和外因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原因，但起作用的方面、角度和大小是不一样的，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影响事物内部矛盾而影响事物的发展，这就不仅回答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问题，而且回答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外部影响和外部条件问题。毛泽东提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关于矛盾动力论的一个经典概括。毛泽东还考察了一对矛盾内部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认为，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事物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同一性，就没有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也不会有由此及彼的桥梁，就不能实现事物的转化。从《矛盾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为事物转化提供“桥梁”和根据的(蛋变鸡，石头则不能变鸡的例子)；而斗争性能打破旧的平衡，改变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打破矛盾统一体，使旧事物转化成新事物。毛泽东在谈到它们的作用时总是认为，只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共同起作用，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他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的结合，决定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还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来阐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他指出，一个复杂的事物包含有许多矛盾，这个事物的性质主要就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规定的，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起主要作用，当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地位发生根本的变化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是对立统一规律之所以成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根本上对列宁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问题的发挥。
第四，建立在矛盾分析法基础上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应用于政治、军事、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把辩证法化为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由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几十年来长期处于党、政、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因而十分重视把辩证法运用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他的一系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工作中的科学运用和发挥，这是前人所不可比拟的，在唯物辩证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他还善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党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诸如自始至终的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谋善断，不失时机，留有余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抓典型，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抓重点，弹钢琴，抓两头带中间，胸中有数，从坏处着想、从好处争取，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抓三分之一，波浪式推进等一整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的科学方法论和他创建的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具有独创性的。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具体体现。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贡献，开拓了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新的广阔领域，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所具有的无比威力。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辩证法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运用，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他的矛盾问题精髓说，对矛盾动力观的深入和展开，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等，都标志着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不只是作了星星点点的补充，而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 自觉能动性论
(一)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概念
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和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什么是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6]477毛泽东在这里把人的能动性称之为“自觉的能动性”，这是一个科学的概括。所谓“自觉的能动性”，是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此，自觉的能动性有两种：一是正确的思想意识、正确的目的指导的行动；另一种是错误的思想目的指导的行动。毛泽东还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6]47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这是对上述那段话的概括，这个概括抓住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特点。
(二)关于自觉能动性的内涵
毛泽东著作中的自觉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因而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自觉能动性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毛泽东强调要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这里的“自觉”就是“有目的”，就是“主观”，动物没有“主观”，因而没有自觉能动性。自觉能动性的内涵包括三个能动性：一是实践的能动性。毛泽东说的“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这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集中表现。动物也有活动，但不能叫实践，因为它们不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和自身的主观世界，以实践为基础，以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为指导，运用实践手段改变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类不仅依靠实践认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世界，而且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因为人有实践的能动性，人才能与自然界、动物区分出来，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自然界的改造和社会历史的前进，都是由人的实践所推动的。二是意识能动性。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点是人有思想、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而动物则是盲目的；人有理性目的，动物却没有。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世界；人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根据对规律的认识形成科学理论。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就表现在人能根据对规律的认识创造科学理论，进而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活动。而且，人也能接受前人、别人的思想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正因为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正确的理想和目标，人的实践才能成功，人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是实践能动的前提，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对于实践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作用。他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在反作用的范围里对物质是有决定作用的。三是干劲、意志、感情等非理性因素的能动性。毛泽东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在实现主体目标的过程中，意志、干劲、毅力、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实践成败及实践成效的大小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非常强调艰苦奋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心，有坚韧不拔的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精神。毛泽东所强调的革命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坚韧不拔、奋斗到底的不畏强敌和困难面前不被压倒的勇往直前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强不息精神，等。一个民族需要这些精神，一个人也需要这些精神。马克思主义强调发扬意志、干劲等非理性因素的能动作用，是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而不是违背科学理论的指导盲目发挥作用。如与科学理论的要求相违背，发挥非理性的能动性只会造成破坏性，这种能动性发挥得越充分，造成的破坏性就越大。
(三)正确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前提和条件
我们在实践中应该发扬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的能动性，避免主观主义的自觉的能动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根据毛泽东哲学思想，根据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必须注意如下的前提和条件：
第一，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有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这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这是发扬自觉能动性的基本前提。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是客观的，就是说，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外界规律，根据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他认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充分发扬了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反之，1958年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发挥了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的能动性。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尽管轰轰烈烈、干劲冲天，但因为前提错误，损失也就愈加严重。这说明，违背规律，就丧失了主动权。
第二，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自觉的能动性的限度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物质条件，其二是人的本身的认识能力、精力和干劲等主观条件。前者是主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说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是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去计划自己的行动。马克思主义主张有条件论，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无条件论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尊重客观规律，依靠一定的物质条件，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是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主体要有积极的精神状态。自觉能动性的发扬主要是去做或行动，去实践，必须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有开拓进取的态度，身体力行。如果安于现状，懒于“做”和“行动”，不去实践，规律背得再熟，客观条件再充分，也不能使客观世界发生变化。主体通过实践去改变世界，会遇到困难，甚至会遇到危险，主体有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决心和办法，有没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就直接决定了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扬。
重视并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这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毛泽东革命人生的特点。
四 改造主观世界论
毛泽东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毛泽东强调：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如此强调改造主观世界、两个“世界”同时改造，这是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人与客观世界形成了三重主客体关系，这就是认识的主客体关系、实践的主客体关系和价值的主客体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主体都是有自觉能动性的人，主体都是能动的，起主导作用的，而客体是受动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否取得成效以及成效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主体，主体状况如何是有决定意义的。
主体必须改造。改造主体，改善主体状况，才能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获取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主体是可以改造的，因为人的主观世界、思想意识、世界观、作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主要是后天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凡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主体性都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加以改造。因此，可以改变立场、世界观，改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人的主体性(如性格、脾气)有的有先天遗传因素，即使是这样，也可以通过生活实践的影响、锻炼，使其慢慢发生变化。人的主体性的东西，只要愿意改变，都是可以改变的。
毛泽东哲学改造主体的思想是全方位改造，主要是立场、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道德观的改造，作风的改造，以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改造。
第一，关于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是主体世界的灵魂，决定主体能动性的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改造最为关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晚年在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认识和改造问题上有“左”的偏向。
第二，关于人生观、道德观的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倡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核心是“为民”、“为公”。中共四代领导人均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宗旨，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观，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但不否认个人利益，强调人们谋求个人利益时必须合法，不能损害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共产党员在对待利益问题上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在必要时要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
第三，关于作风的改造。作风是主体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习惯性行为，代表了主体的实践风貌，是主体性的重要表现。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的作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学风；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群众路线的好作风，反对对群众漠不关心、看不起群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的优良作风，反对文过饰非、是非不分、包庇错误的庸俗作风；提倡踏实苦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华而不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作风；提倡廉洁奉公，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有益于人民的高尚作风，反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败坏党的作风。
第四，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改造。这是毛泽东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特色。中国毛泽东哲学提倡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改造接受对象，以直接指导实践过程、完成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任务为目的的应用哲学。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运用和体现；
它不是实践活动本身，但它是实践活动的指导；它既指导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又指导“做”、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它是实践理性(实践观念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把方法看做桥，把解决问题看成过河，没有桥就无从过河。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体系包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与阶级分析，两点论，抓主要矛盾论，由点到面、波浪推进等方法，形成一个严密、科学的体系。毛泽东的方法论哲学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指导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哲学关于同时改造“两个世界”的命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注重改造主观世界是深入客观世界的前提。这不仅指提高认识能力、实践能力，而且包括改造主体的价值追求，一种合理的、科学的价值追求是当今合理有效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2)改造主观世界才能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平衡的辩证关系。(3)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标志。时至21世纪，我们再不能只强调改造客观世界了，而应该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人们的对主观世界改造得如何，这将决定人类世界的走向。毛泽东说，人们到了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共产主义就到来了。对于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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