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邓小平：“世界历史”观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再到论文,世界历史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价值正愈益显示出来。在世界历史哲学史上，黑格尔、马克思和邓小平是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历史哲学的三位杰出代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集中体现了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发展的最高成就；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基础上，全面、科学地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从而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邓小平则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点，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科学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无疑，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分析和比较他们的“世界历史”观，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黑格尔在其所著的《历史哲学》中，第一次对“世界历史”范畴作了逻辑规定。黑格尔以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出发点，从“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的意义上，论述了“世界精神”如何演变和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第一次从哲学上把“世界历史上升为世界历史概念”，考察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发展……”（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4页。）， 而人类历史则是“世界精神”借以揭示自己的场所，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他还说：“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4页。）。“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7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朝着一个总的进步方向推进的茫茫大川；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作为许许多多的支流汇集到世界历史这条茫茫大川中去的。
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来说明世界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以精神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尤其是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他的历史观同他的辩证法一样，陷入了唯心主义。同时，黑格尔将世界上的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并把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譬如，他将日尔曼民族视为高一等的世界历史民族，而把东方某些民族视为低一等的非世界历史民族。这样，黑格尔在论述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又忽略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把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这种倾向使他不可能获得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
但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对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狭隘民族观念的超越，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预见。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黑格尔这一思想，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他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紧接着，恩格斯指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想像中的精神的因素作为观察历史的前提，只能得出历史是“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事实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页。）。
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开创了唯物主义地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被自然形成的地域所限制，不可能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格局。“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由于普遍交往的发展， 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取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因此， 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各民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交往的普遍发展的结果。这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考察世界历史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世界历史的进程才刚刚开始， 那么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的进程已充分展开。在当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到文化、从科技到管理，无不显露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邓小平在对世界主题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今世界历史作了高度概括，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可见，邓小平已经充分注意到现在是由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任何国家封闭起来都不能获得发展。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到世界历史的前列。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世界历史”这个概念，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站在时代的高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对当今世界历史现象的高度概括，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是一致的，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
黑格尔、马克思和邓小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对于观察和把握当今世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从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就是要求我们树立起新的发展观，即：普遍发展观、平等发展观、持续发展观和共同发展观。
1.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各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由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普遍发展观，以促进人类的普遍发展。
黑格尔虽然预见到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必然趋势，但他没能发现这一必然趋势背后的真正动因，因此，他只能用“世界精神”来臆造历史。马克思则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在前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于提供冲破限制各民族普遍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屏障的手段，因此，历史的发展只是在各民族、国家地域相对独立和封闭中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大工业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创造了实现普遍交往的手段，“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各民族、国家进行的交往实践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保持、积累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使各民族、国家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动力。今天，由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所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已逐渐展开，任何民族和国家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都将被排斥于世界历史之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就是基于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世界、是全方位开放的世界、是世界历史形成的世界来考虑的。他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等等。因此，邓小平大力倡导中国要开放，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大胆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参与到国际交往中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使中国走向世界。
2.尊重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是由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可靠保证，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平等发展观，以促进人类的平等发展。
我们主张全球的普遍发展，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各民族、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世界一体化进程并不排斥世界的多极化。全球发展主体不应是黑格尔讲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主体，而应是各民族、国家平等发展的多极主体，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享有同样的发展主体地位和发展权。只有在“一体化”与“多极化”的张力之间才能获得普遍发展，这是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体现。在新的世界格局里，任何国家都将成为这个有机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不仅要受世界基本矛盾的制约，而且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的发展，带有世界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反复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更大。只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有可靠保障。
3.正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消除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障碍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持续发展观，以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社会共同、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为此，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倡议把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共同、持续发展作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行动准则。可持续发展是指全人类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如果把可持续发展放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考察，则可认为，它实质上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观。现在地球上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旨在使人们认识到，在各民族、国家的狭窄的视野内，人类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关系到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单靠哪一个或几个国家是不能解决的，必须加强各民族、国家间的合作，共同维护人类生存的环境。正如《世界历史的变革》一书所指出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已经不行了，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都必须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注：《世界历史的变革》，第258页。）
4.解决南北之间的差距问题，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共同发展观，以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
20世纪末世界的特点之一是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这股潮流建立在最近20年科学技术的进步成果及其对经济、交通、通讯和其它领域的影响的基础之上。由于各国的科学技术基础不一、起点不同，发达国家率先利用了这股潮流，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进一步拉大了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南北差距”。穷的愈穷，富的愈富，而富的国家只占少数，大多数国家仍处在贫困之中。邓小平站在全球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105—106、282页。）
真正的世界历史时代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平等的、共同的发展之上的，否则，又会回到不平等的旧式分工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域性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39—40、51、39页。）以马克思这一观点来看待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真正的世界历史时代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由贫困引发的争取必需品的各种斗争（包括战争），只能导致世界历史进程的破坏。
在现时代，世界的共同发展是以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与不发达国家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如果不发达国家得不到普遍发展，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限制，就谈不上继续发展；反过来，如果发达国家得不到继续发展，就不能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创造条件，不发达国家也得不到普遍发展。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105—106、282页。 ）他还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105—106、282页。 ）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出发，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道路时，始终坚持从“世界的角度”着眼，多次强调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能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而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以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迎接世界历史时代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