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出路论文,城乡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新的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首先要解决的是城乡协调发展问题，而在这方面中国正面临着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减少城乡矛盾，促进城乡优势互补统筹发展，把城市化作为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一）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经济和人口分布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城市数量和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在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城市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和重大经济社会政策进行重新设计，把支持农村、关心农民、调整农业作为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发展。
1.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使城乡平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根本出路，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聚集效应，人口、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农业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第二、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在其中就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益，农民作为“经济人”，在这种利益诱惑下必然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寻求更高的收益，更好的生存状态。所以，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历史。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其它要素也向城市流动，将优化社会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益就会相应提高，这反过来又为支持农业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当代，农村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城市的辐射与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与支持。一方面，农村的发展需要城市的发展为它提供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就业机会、商贸流通服务等；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农村提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广阔的市场空间等。如果不统筹考虑城乡协调发展，不加快城市化进程，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会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而且不利于扩大内需，繁荣市场，不利于工业和城市的高速发展，对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形成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也无法实现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会被拖延。所以，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200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39％，目前已超过40％，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当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都能以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时候，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就达到了。
2.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很重视工业化，但对城市化却存在某些认识上的偏颇，认为发展经济主要靠工业，不是靠城市化，担心提倡城市化会扩大城乡之间的矛盾。因而，在很长一段时期，推行的是一种非城市化的工业化模式，即在工业化进程中，尽量使企业布局分散，使之形不成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城市化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仍认识不足。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就提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的中国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并成为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流模式。“乡村工业化”促进了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吸纳转移了近1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乡镇企业在经历了大发展之后，在供水、供电、治理污染、产品销售、运输等方面遇到了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等诸多困难，在吸引劳动力和人才方面困难重重，在减少和防治污染方面力不从心，即外部不经济情形越来越严重。“就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模式遭到质疑。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认为这种城市化道路导致了聚集效应损失和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化，带来了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其实，和工业化一样，城市化本身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为依存共同促进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推进器。一个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脱离工业化的城市化将有城无市，或者有城市而无企业；而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会拉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的收入差距，并且人口城乡分布、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偏差将导致结构错位的低效率。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更是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发展工业不能不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城市化可为工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和销售流通市场。乡镇企业的发展虽然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并成为促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被迫或无奈的选择，它是城乡分割二元经济体制下分散的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乡镇企业不可能在中国乡村蓬勃发展起来，而会在城市集中。因此，在当前，大力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乡镇企业的集中，有利于乡镇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拓宽市场，改善管理水平和提高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农村工业摆脱目前规模小、管理水平抵、技术落后的状况，推进我国工业化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化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城市化的不断提高，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滞后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城市化滞后，有限的土地承载着过多的农业人口，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阻碍着土地的规模经营，制约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农民增收困难，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启动不力，拉动内需受阻，进而影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存率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农村每个劳动力平均耕作面积为4.4亩，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劳均耕作面积至少要达到20—30亩，我们不难推出这样一个数字，必须使70％—8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农业规模经营方可实现。[1]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的数量过多，在农村资源既定的条件下，人均配置的耕地等资源量少，农民就业不充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导致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实现，致使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除个别时期外，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慢于城市居民，使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日益明显，城乡发展水平严重失衡，严重损害了整个农民阶层的利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生活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农村消费水平严重偏低。在探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时，主流观点总是从农业自身找根源，比如种植结构不合理、产业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科技推广不力等，但这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农民收入低的原因。首先，农业本身已无法为农民提供多少增收空间。我国人均耕地仅3.38亩，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人均耕地不足1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如此多的人口拥挤在如此少的土地上，无论怎样精耕细作，也无法获得很高的回报。其次，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靠农业增收的可能变得渺茫。中国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按照中美协定，到2004年，小麦、玉米、豆油等农产品的关税要降至14％，其进口配额也将大幅度增加，尽管进口配额不等于必须进口数额，但逐年增多的粮食进口及国内高居不下的粮食库存会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形成严重冲击，农民靠农业增收步履维艰。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改变7亿多农民围绕土地谋生的现状，把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上来，把剩余的土地交给有能力的农民搞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减轻农村人口负荷量，农村人均占有耕地等资源量才能增加，农业的家庭经营才能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较快的提高。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拓宽就业空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才能进城给家乡带来巨额劳务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才能从整体上激活整个国民经济，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
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步伐，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小城镇规模过小，功能偏弱；大中城市数量小，整体功能差，对农村工作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不强；城市基础设施不配套，建设水平低，环境质量差；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不适应城市化的要求，等等。没有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没有农村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不现实的。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体系。要保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协调的关键是要在充分考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不同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比较完整和完善的城市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采取了限制大城市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对策思路。然而，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愿望在实践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许多地方盲目发展小城镇，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农民进城后就业机会少，经济效益差，有些地方甚至唱起了“空城记”，不利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发挥。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大的规模效应，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往往是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关键要增强各类城市健康发展的活力机制，促进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走多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具体地说，我国应走积极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断提升中小城市，有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
其次，要解决好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城市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比如说城市功能的具备、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如何提高城镇的运行效益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但就我国目前的发展要求来看，应该把转移农村人口作为城市化的第一要务来考虑。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一是要把提高就业和再就业能力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标准，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的同时，高度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断提供就业岗位和机会。二是要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力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努力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公平的环境，确保城乡协调发展。三是加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平等国民待遇的劳动市场政策，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失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乡镇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保障。
第三，实现教育公平，巩固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城市经济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大大提高，文化素质不足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曾采取了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农民集体办教育的体系。但是，市场化改革以来，这种农民集体办教育的体系受到严峻挑战，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农村人口的文盲、半文盲重新增加。因此，必须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从我国的现行政策看，作为基础教育大头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发展任务及资金投入职责主要落在了县、乡、村基础，这与其具有的财政能力极不相配。中央和省级财政教育投入主体部分用在了高等教育，极少或很少用在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造成农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位置。同时，要优化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机制，改革农村教育体制，理顺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完善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总之，根据农村实际需要，建立起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现代农民教育新模式，为城市输送合格的劳动力。
第四，做好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城市化道路的推进必须有其它配套措施，其关键是要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方向，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用统筹的思路和办法，围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障碍这个难点，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使用制度，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支持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金融制度。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建设和完善政策，逐步建立健全适合城市化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方法，使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市场化，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体制和政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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