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科技、电脑和人脑无限万能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脑论文,电脑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现代技术危险性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长期争论，迟迟得不到解决和取得一致的意见，恐怕同深深扎根于许多人脑海中的高科技无所不能的万能论观念不无关系。本文试图据宇宙万物生灭规律即发展有其极限原理，从三方面挑战万能论以解决这个难题。
一
熟悉现代科技哲学思想史者皆知，对现代技术未来发展前景，不论持悲观或是乐观态度，抑或取折衷态度的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和程序不同地认为其作用是无限和万能的，连最乐观的维纳和斯泰因布赫都肯定地说，机器可以超过人，如若人不想受技术统治作其奴仆，只有“不许机器有超人的权力”（注：〔美〕N.维纳《神经·脑和记忆模型》（合著）《科学家与决策》，转引自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加强对“它的使用的合理性”（注：转引自《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231页。）。最悲观的容格和埃鲁尔说，技术具有魔鬼的特点，其发展变为一个暴君，可任意摆布与奴役发明了技术的人类（注：转引自《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71-73页。），技术不断扩展自身变成无所不包的怪物和“世界范围的独裁专制”，将“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人遂成其囚犯（注：〔法〕雅各·埃鲁尔《技术社会学》《技术秩序》，转引自《科学文明》第114-126页。）。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看到了技术的“错位效应”（后果背叛目的）将其归为一种“危机文化”（注：转引自《科技文明》，第112-113页。）；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两大代表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又将技术定性为一种极权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并认为现代技术是造成单面人、单面社会和单面思维、将人类全面异化的总根源总罪魁，它必将最终葬送人类事业，终结社会历史的发展（注：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将现代技术视作对人极权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分别见《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译文，刊1978年第6期《哲学译丛》。）。动摇于两派之间、基本倾向悲观的罗马俱乐部虽认为只要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便能消除现代技术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在某些具体领域并不认为它万能无限，但总体上以为它确有几乎无所不包的万能功效（注：罗马俱乐部于70年代开始布一系列报告，其中米都斯小组的《增长的极限》对技术破坏生态环境持较悲观态度，但下文引的1979年博特金等三人提出的报告《学无止境》倒是持乐观态度的，故说该学派动摇二者之间。）；连中立主义者伽尔丹也说“在技术发展中，人基督化了”（注：转引自《科技文明》，第127页。）。
其实，无论现代技术具有多么强大的渗透性和威慑力，但将此同无限万能直接划上等号，将它说成是一种超越人控制的独立自主力量和具有魔术化与极权统治力的意识形态，都是不正确的。荷兰科技哲学史家E.舒尔曼说得好，“技术的自主性”问题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但从根本上说“是人把自己的信赖置于技术之中，他向它投降，他崇拜它、害怕它，把它当作了神”，所以，才使自主性问题完全成了“一个宗教性的问题”（注：转引自《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372页。），而这种对现代技术的神化和膜拜完全基于他们将其视作像魔鬼或上帝那样具有无限万能的神力与作用的谬妄观念。他又说，即使像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这样的超越论者“想要拯救人类的自由，可是却继续尊崇他们的对手的假装，即技术的自主，……但他们从未把这种自由与人类对技术的责任联系起来”，故而他们主张采取革命行动从技术中夺回已经失去自由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功”（注：转引自《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373页。）。
人类对技术的责任，从主观上说，无论设计与应用都将置于其有效的控制之下；从客观上说，只要人还是一种“瞬态过程”的物种而不是主宰宇宙的神或上帝，那末其发明创造的技术无论多么先进和高级，其威力不但总是相对有限，且在人主观上有突不破的限制存在，就像我国科学家徐京华先生所说，在本太阳系中人是“出不去”也“活不长”的，从而归根结底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定胜人”（注：徐京华《怎么办？——谈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见孙小礼编《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3-410页。）。试以当代最神奇最具魔力的三大技术为例：
生物技术已能克隆出羊与牛，自然也能克隆出人，一旦如此，人伦大乱便会否定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确有摧毁性的力量，但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利益与价值，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都下令严禁“克隆”人，就表明人有驾驭和控制这种技术的能力。因此，即使个别生物学家违法地进行克隆人试验活动，在一种地下状态下复制一两个克隆人也不会威胁到人伦世界的全面恶化和失序。何况，这种技术发展到此等地步也是至矣尽矣，无可复加了，你总不能说它能克隆出一个上帝或真魔鬼来统治全人类吧？
核技术发展到有能力炸毁13个地球那样的储存量的地步，但随着冷战一结束，也便到此为止，不能再发展了。禁止各种形式的核试验不但有了世界规模的民众运动，而且也已写进了联合国的禁核和扩散转移核技术的法规条令中，即使有一两个核狂人敢冒天下之不韪，偷偷再搞核爆炸，也难逃亿万双人眼和无数卫星电子眼的严密监视，更不用说作直接的攻击性发射了。这同样表明人类的道德理性并未如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那样已被疯狂的工具理性所取代、完全丧失殆尽了。当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及某些国家发生的海底核潜艇泄漏事件，教训都是很深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些教训，从全球各国人民到联合国核能组织才会进一步觉醒，反对各种形式核爆试验，并制定出更为严格的科学标准，运用各种手段去监视和评估核能的生产与应用，以保障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至此，核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只能沿此方向开发，不可能倒退回去了。至于技术水平，那也有其极限，总不能说可去人造出另一颗太阳吧？
关于电子化信息技术亦即电脑技术是否像斯泰因布赫等人所说，物理规律可以包括和取代主物规律，从而全面超过人脑思维，成为未来操纵与控制人的真正主宰？由于提出的问题有其特殊性，将在下面作单题专门研讨。这里要说的是：1、现代高技术尽管具有某些超人的能力和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但它们并未发展到脱离开人的控制而能独立自主、任意摆布奴役人的无限万能的神性地位。用舒尔曼先生的话说，它们表现出日渐独立于人的力量是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的事实，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无限的技术发展”当然都“不能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注：转引自《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374页。）。2、技术的错位效应如核子技术尤有长期可怕后果，但如前述已成教训用于建立全球禁核安全机制，成为可操作之法规。
二
前已述，维纳特别是斯泰因布赫认为，人机共生循环原理决定，计算机技术只要不断改进和提高水平，不仅在演算、摹拟技术方面大大超过人脑，而且若能找到同频网络结构予以程序化，也能在同环境的自由交流过程中产生“意识（以及情感）”，在外部空间上取代人。比如一台随机发生器的机器可以产生随机信号，“在某种巧合的混合状态下，我们体验到审美的满意”，机器作诗、机器文学创作和机器文艺批评都是可能的，从而，将来计算机思维必将全面超过人脑思维，成为本星球中最高智慧的统帅（注：转引自《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第204-205页。）。这也便是说，电脑思维是无所不能和万能无限、没有局限和限制的，因此其统治危险也无比巨大。无须怀疑，今天的电脑技术发展已在许多方面证明维纳和斯泰因布赫的某些预言和估计是正确的。像深兰奕棋有时可战胜象棋大师，电脑作诗写小说以及作画奏乐，还有第五代电脑专家系统可以会诊疑难病及作经济决策等，都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过，70年代中期德国哲学家德雷弗斯提出的“人工智能的极限”命题，其思想更深刻更有价值。原因在于，人机共生控制论原理作为一种通讯循环机制系统属物理现象，计算机虽与人有这方面的相似相通性，但前者不论怎样改进技术，加强精确快捷性，可以在速度、准确性方面超过人百倍千倍，但却永远无法在个性多样化、情趣人性化和价值创新性三方面同人脑思维相比拟。道理很明白，人脑思维除了物理通讯系统之外，它作为生命体和社会动物的生命运动，同时还是一种生物和文化社会系统共生运动表现，而这两个系统是电脑摹拟不了的。
人所共知，人所以千差万别，会有诸如愚智、钝慧、迂颖、呆悟等不同，不仅生理系统的遗传基因，血型、内外分泌特点等不同起着作用，还有中医学上讲的大小周天、丹田、气息与经络、穴位等宽狭偏阴偏阳不同在发生作用，而且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系统各种因素潜移默化、日积月累造成的差别所产生的更大作用在内之故。结果便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各种不同文化圈及在其中生息繁衍的各有个性的哲学、艺术与宗教发展史；在艺术与哲学领域还有天才和常人的差别，不同流派和学派作风的区别。然而，不管何种电脑，程序设计者安排它怎样的程序便按这种程序规定的方向目标行动，无论置于中国或用于欧美全是千篇一律、没有不同的。
就以电脑艺术来说，其所作之诗、小说、图画，演奏之乐曲，规模小还在次，内容形式简单，全是程序设计者们事先输入的信息所衍化出来的，虽也悦目动听却不能赏心怡神，借用《淮南子》中一句老话说就是无其“君形者（神）也”（注：见《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而艺术家们的手工操作艺术则无不充满个性、神采，有韵味、有风骨，可以赏心悦目、流连忘返而入于无人之境。斯泰因布赫说机器可以有意识情感、可作诗评艺，显然是混淆了人之知情意同电脑的机械拼凑组合的分别。说得粗俗些，电脑没有七情六欲，不会调情求爱，不要求自由与人权，所以它始终是台机器而不能变成人。艺术如此，宗教、哲学、史学、社会学等等大致也不例外，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个有名有姓独具个性的某电脑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此恐永不会有变化。所以，电脑思维最大之不足就是博特金等人在1979年向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学无止境》报告中说的，其有目的地行动是“在走向程序设计者设想的既定目标的意义上才这样行动的”，保留在这种设计中的价值一遇到变量便降到“与单纯的事实并论的水平”，只会用一种固定的特殊价值尽度去衡量事物，根本“不能创造和选择新的价值”，而人脑思维最可贵处便在它始终能依据主客体与环境的变化与需要不断去创造和选择新的价值（注：〔美〕詹姆斯·博特金、〔摩洛哥〕马迪·埃尔曼杰、〔罗马尼亚〕米尔恰·马利察《学无止境》，中译本作《回答未来的挑战——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F·拉普编的《技术科学的思维结构》收集的80年代前各家学说以及M·邦格论技术思维结构，都分为实体性对象论和操作性行为论两大类，包括电脑思维在内都只有逻辑知识和图像识别技术两个系统，而没有人认定和提出电脑机器人有灵感、顿悟等直觉思维（注：见〔德〕F·拉普编《技术科学的思维结构》。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M·邦格《科学和技术哲学》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5期。）。从这里也可看出，原因便在它们是非生命体之故。
仅据以上粗略的比较与分析，我们便可说，计算机思维归根到底是对人脑思维某些方面已有成功经验和可分析方法加以摹拟运用的延伸性表现，而不是一种有生命冲动和欲望需要的人性化思维。只要这个基本事实改变不了，亦即电脑思维永远不能突破生命界限变成人性化思维，那末，无论它怎样改进、完善和发展，也终究是人设计出来赋于其的一种准思维方式。因而，人工智能极限作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当然完全可以成立且是推倒不了的。计算机统治的危险不论有多大，人类便可据自己的能力予以抑制而不让其肆虐成灾。
三
人脑可以创造也可以控制电脑和高技术，使其为自身服务，但这决不意味着已知世界最精密神奇的人脑自身便是无限万能、可以为所欲为了。如果我们不能从科学和理论两方面揭示人脑思维创造能力的相对有限性，那末要想最终解决现代技术的危险性难题仍然只能是一个空想。因为不少人还根据克隆技术、太空技术、冷冻技术的新发展认定，一切不可能都将成为可能，人造脑、长生不死、飞出太阳系去统治和主宰宇宙，都将在技术的帮助推动下变成事实（注：这种近乎“疯狂”的观点最典型代表是〔美〕埃德·里吉斯《科学也疯狂》一书，祥见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4年版，另见欧阳笑天所编《克隆风暴》，新世纪出版社1997版第五章“长生不死的秘诀”。）。可见，对技术的偶像化崇拜实质上是对人自身及其大脑创造力的盲目崇拜，故而只有反其道地提出“人脑思维的极限”这一命题，在较广阔的哲理思想背景中阐明其涵义和作出较充分的论证，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种万能论和危险论思想。
人脑思维至今还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黑箱操作之谜，恩格斯在上世纪作出的“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的预言，也因此只能依然是个预言。人机共生循环运动规律的控制论，解决的只是在符号信息编码、存储、加工和输出入反馈调整程序这个信码通讯层面上的难题，而不是实验意义上的人脑思维内部的分子与化学运动具体规律和公式化表现这个科学之谜，因此并不能将预言变成现实。
当然，尽管情形是这样，但人脑思维确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它具有能依据环境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和需要不断创造和选择新价值的功能，以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文明财富都是人脑思维这个神灵的奇物所创造的，最先进神奇的克隆技术和电脑技术也是人脑思维的产物。这便像恩格斯说的，“伟大的头脑作出伟大的经验，在五光十色的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3页。），不然，汽车飞机、卫星电视、电脑联网等等都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人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博特金等将它作为与电脑思维的最大的本质性区别，最近逝世的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将它定性为人类“最后的资源”即一切资源中具有根本决定意义的总资源，这当然都是正确的，然而说它是没有极限的万能无限创造力（注：〔美〕朱利安·林肯·西蒙《最后的资源》，中译本题作《没有极限的增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则是不能成立的。单是前面提到的人是“瞬态过程”物种之一这一点，便使其显出难堪的窘态，何况这个问题在上世纪恩格斯批评杜林的思维至上性时已从人类生存期有限和真理的相对性（即认识的局限性）诸方面作出了否定性回答。当然在反驳中还存在假若人类能存在得足够久而从全部人类史来说有至上性的自我矛盾的不足（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91页。），所以，我们要依据当代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新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看法，结合实际作进一步的深化论证。
科学认知活动作为人脑思维的杰出成果之一，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9页。）。他那个时代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进化论和能量转化）作为科学思维的最高成就，是在诸如有了显微镜、有机化学实验手段、热力学机械装置等设备和经验科学取得巨大成果基础上而达到的，所以可的宣布不可知论是错误的。今天到了有粒子加速器、电子望远镜和航天站、微电子技术、超毫米光谱仪等设备和有广义相对论、理论物理学作基础的情况下，不但对于像宇宙由大爆炸诞生之前有否宇宙、其有限无边之外为何，本宇宙最后消亡后又是何这样的所谓“三界”问题，只能像古哲庄子那样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态度，说“在宇宙界限之外讲空间和时间是没有意义的”（霍金语）（注：《时间简史》，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而且像普朗克状态（10[30]度温）、宇宙的“零时”、粒子对撞机只能加速到10万亿电子伏，以及为何宇宙最高温为100亿度而不是更高或更低、为何每个核子恰巧都有10亿个光子而不是更多更少等现象，法国科学哲学家于贝尔·里夫说，其缘其故其外都只能推断猜测，既不能用实验证实也不能理解和解释（注：〔法〕于贝尔·里夫《宇宙的初期—认识的限度》《经欧根尼(DioGenes)》1991年第1期。），亦即这两大系列问题人类都已达致认识极限不可再深知了。就此而言，不可知论在今天这些领域内又是能够成立的。这决非历史倒退，而是科学发展进步至于极限的表现。原因在于，科学越发展越进步，其认识极限面便越扩大。一句话，人脑思维的认识能力是有限而非无限的，故而必有不能全知之事。
关于物质的分割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即所谓“至小无内”命题能否像上述宇宙“至大无外”命题那样成立，我认为情况是类似的。现代粒子对撞机加速到9千亿电子伏，在质子与反质子对撞1亿次中才发现一次夸克。早在50年代领导这一实验的高能物理科学家费米便说过，“我们顶多只能在地球的赤道上围上一个加速器”。科学哲学家威尔金森据此补充说，要建造一个大于赤道的加速器是不可能的，“即使用尽了太阳和所有行星上的物质资源——这些星球上的物质并不就见得适用于建造加速器，这还是有限的”，更别说走出太阳系还会遇上空间后的另一局限即时间的制约了（注：见D、H。威尔金林《宇宙作为人的创造物》，收录于享利·恰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5页。）。故而，物质分割至夸克便是“至小无内”的基本粒子，不可能再分割下去了。公孙龙当年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论点反驳惠施的“至小有内”命题（注：见《庄子·天下篇》。），尽管今天仍有人套用它来证明物质无限可分性，但公孙龙明显是偷换了命题，用经验操作思维替代抽象哲学思维，不具理论价值。既然当代科学已证明该命题可以成立，则超微观世界止于夸克为物质最小单位，人们的认识也至于极限，不能再深化发展了。
思维认识在许多方面有其极限的事实表明，其创造力也决非无限万能而是有限的。这不外是由主客观与环境三方面条件制约所决定的。
主观原因不仅在人这个瞬态过程物种无法与创造他的天地宇宙的复杂性和以光年计的大尺度寿命相比，而且科学研究证明：人脑这个由有机细胞组成的已知世界中最精密复杂的机器，其“进化已接近极限”，近140亿神经元及传递信息的突触总体量已占满大脑组织，剩下的微观空间极少，若再增多增大不但会因神网络线路拉长而影响、降低传输信息的能力与效率，且有“物满为患”引起供血不足的危险；目前脑功能的开发已达20%，再开发下去超过“这个极限”也会立即出现“供血不足等现象”（注：《新民晚报》1997、1、25转发新华社英文专电中文稿。）。所以，无论从前者或后者说，人脑功能已近于极限，不可能再进化和开发下去，其智能无法再有大的跃迁变化了。
客观原因至少在自然科学对象方面，宇宙和物质运动太浩渺太复杂，有限短暂的人类史和科技史决定，人类只能认识到它们天体大尺度过程中已经生成和存在的部分，而无法认识其中潜伏更深和将来才会生成发展出来的东西。所以，威尔金森便怀疑自然界里除了引、电、强、弱四种力之外“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种类的力”，原因可能是“它们太弱了，产生不了什么独特可辨的效果；又或许因为它们的作用范围太小了”，以至“我们的仪器都没法测知它们的存在”，“因此，只要有一些力还没有被发现，我们的知识仍然是不完整的”。物质构成方面恐怕也除已知的原子、核子和粒子外还有许多“原子、核子和粒子的存在”，甚至“也许存在着与我们的宇宙彼此渗透的其他宇宙……”（注：见D、H。威尔金林《宇宙作为人的创造物》，参《科学与人》第139-151页。）其实，不祗自然科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从原始人及其文化和生存状态到文明社会各种历史生活事件，也有许多对象或因历史的汰洗、大自然变迁的淹没或出现得太偶然突兀而消失得快，我们已无法得知它们了。故恩格斯早就指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上，我们的科学甚至比较在生物学的领域上还要落后”，“所以谁要是在这里追求终极的最后真理，追求真正的全然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91页。）。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70年代末出版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小册子专辟“社会科学的极限”一节，从一切理论（含模型）都是对现实的简化、任何科学都只能探讨若干门类事件而不能探讨特例、社会及物理世界中“大多数事件也不完全是决定论的而是随机的”三方面，论述了认识社会科学极限的必然性和正常性，并详述了二战后各种学科的发展概括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表示许多学派从事的新方法跨学科研究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但又都是有疏漏不全面的（注：〔美〕丹尼尔·贝乐《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编第六节“社会科学的极限”。）。
至于环境原因，我们已多次指出人类生存的小行星地球及大气层是个有限而狭小的时空存在范围，在这个时空圈里存在和发展起来的不论是自然物质的还是社会文化和精神思想的资源，一方面虽不断向人类提供认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条件和手段，促进并提高大脑思维创造力的水平，另一方面它们作为思维的资源与媒介工具，却既对大脑进化作出质能限度制约，又对其思维创造力的发展作出了无法摆脱的资源与介质条件限制。威尔金森讲的人类思维除四种力之外无法再深入探知其他自然力，以及人在认识事物及本质时受语言比方和各种偏见的限制等（注：见D、H。威尔金林《宇宙作为人的创造物》，参《科学与人》第139-151页。），皆是明显的例证与表现。
总之，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物，由于大脑结构和客体对象世界展开的有限性，以及环境提供条件的制约性，其创造力无论多么伟大也是有其极限，而不可能为所欲为将所有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那种将相对可能夸大为无所不能而提出的万能论观念，不说是一种神话和魔术化，也可说是缺乏起码理性的想入非非之谈。所谓长生不死、飞出太阳系之类现象同永动机、水变油、灵魂不灭等一样是痴人说梦，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和科学的价值，必须坚决摒弃的。
归结起来说，科技无限万能论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创造力无限万能论之观念中的，只有认识到人这个有限存在物在有限的物质与时空环境中的创造力也是有最终极限的，他在技术发明创造活动中才能以一种高度责任心与不懈探险精神相结合的态度去发展未来技术，使其获得真正的解放与意义，从而也解放人自身“消灭自然、文化和人的异化”（注：转引自《科技文明》，第382页。），走向光明健全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