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之外与牢笼之中——“个人主义”话语、《平凡的世界》与“后文革”一代青年的成长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人主义论文,牢笼论文,文革论文,话语论文,平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4-0075-09
一 “路遥现象”与文学史评价系统之间的矛盾
对于80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来说，也许没有哪部小说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能吸引今天的广大读者的了，①这从这部小说一版再版并被不断盗版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证明。但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乃至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其阅读上的经久不衰和持续的阅读魅力似乎并不成正比，相反，文学史家倒是常常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乃至有意无意地忽略之，而实际上研究者或批评家们却一直兴趣不曾或减。②
当然，阅读者数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文学史上被热读或追捧的作品并不一定就能在艺术上经得住考验，这一“共识”显然已为人们所默认，但问题是，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很少有哪部作品能像《平凡的世界》那样能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中激起人们持续的阅读兴趣。对于这一现象，显然是文学史或接受史的简单阐述所不能说明清楚的。有些文本，比如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盛其时，但在今天的阅读者回应者却寥寥；有些文本如鲁迅的小说散文，虽堪称经典，但如果没有入选教科书，想必有心阅读的也不会太多。而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一部带有80年代鲜明的时代痕迹之作，这部小说显然不能摆脱当时伤痕反思叙述乃至改革知青写作的影响，其对历史特别是“文革”痛史，也常常是念兹在兹不能忘怀；但相比那些80年代风云一时转瞬即被人们遗忘的时代“畅销”之作，《平凡的世界》却能不为特定时代的痕迹所约束，即使今天仍被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不断地一读再读，凡此种种，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了。
二 身处潮流之中与远离潮流之外：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中，“史诗性”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最为崇高的追求之一，按照洪子诚的说法，“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1]108比较而言，这一追求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则表现得不太明显，也许《平凡的世界》要算是其中最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品之一了。相比同为陕西籍的前辈作家柳青，路遥显然也有他自己的宏大抱负，这从他以三部曲的恢弘形式来描绘近十年中国社会城乡间发生的巨变这一宏愿③就可以看出。但问题是，形式上的恢弘巨制并不必然就能产生恢弘的史诗。柳青的《创业史》虽然主要写出了第一部，但就是这一部形式上不太“恢弘”之作却足以堪称为鸿篇巨制的史诗。柯云路的《新星》三部曲较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三部“巨制”洋洋洒洒2400页左右，但其并不是史诗巨制，同样，《平凡的世界》也很难说得上是。
对于史诗作品而言，除了“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1]108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可能就是如洪子诚所说的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了，而这一点，恰恰是路遥的小说所不太具备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脱离了时代和历史，也并不意味着不具备“史诗性”故而小说就没有魅力或成就，而是说路遥在写历史和时代的时候并不是从把握“时代精神”的角度去着手的，因此，他写出的历史和现实就多多少少显得有点同“史诗性”写作下的时代和现实不相符了。有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平凡的世界》中史和诗的结合：“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2]但就像王一川用“中国晚熟现实主义的三元融合”——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来指称《平凡的世界》中所呈现出的现实主义在80年代的新变一样，④两种观点显然有它们的深刻道理，但仍不免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谈论路遥的这部小说，故而有意无意贬低了小说中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内涵及其意义。而实际上，如果从超越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解读小说的话，倒能发现许多向来被遮蔽的问题。
路遥显然是有意要从诗与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构思小说的，⑤但这并不像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作品陷入史料的堆砌而缺少诗意的提炼和升华”，[3]恰恰相反，是作者对诗意的追求而使得“历史”显得“似是而非”。作者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相近的观点：“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⑥从这种表述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文坛上伤痕反思乃至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是不太满意的，而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虽然作者早年写过像《惊心动魄的一幕》等那样的伤痕小说，但像《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些后期的作品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置于伤痕反思之中谈论的，甚至也不是改革文学所能涵盖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小说对待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态度上。如果说伤痕反思叙述是通过对特定历史(“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历史)的否定而达到肯定现实秩序的话，历史显然是作为现实的“他者”出现的，在这里，主流意识形态预设或意图(批判“文革”)决定了历史叙述的简化乃至僵化。这一二元对立模式在稍后(或几乎同时)出现的改革叙述，乃至知青文学中仍普遍存在。对于改革文学而言，变革现实的合法性往往同样也要从“文革”之乱中去寻找，其结果是现实(现状)和历史往往被改革的美好未来承诺所否定。但对《平凡的世界》来说，情况则明显不同了。在这里，历史既被凸显又被淡化，而现实在被彰显的同时也被极大的遮蔽。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小说中有一段田福军和张有智的对话很有意思：
“什么？”张有智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智，……文龙(指周文龙——引注)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4]
这段话在小说中并不显眼，而且周文龙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中也并不重要，但恰恰是这种看似闲笔而并不显眼的对话，其实透露或表征了叙述者或作者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或改革叙述一样，《平凡的世界》并非仅仅是从“文革”结束后开始叙述，相反，小说是从1975年的二三月份起笔，这一叙述起点决定了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去正面触及“文革”，因之也就必然会有对待历史的态度和立场了。奇怪的是，这部小说并不同于作者此前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样充满对“文革”造成的伤痕以及对“文革”非人道的控诉，相反，小说中的“文革”倒是温情脉脉甚至包裹在一定的人情味之中。通观小说叙述的始终，惟一可见“文革”极“左”痕迹的就只有周文龙这一青年造反家了。但即使是对这样一个极“左”的造反青年，小说也并不同于伤痕叙述或改革叙述那样，充满了怀疑不信任甚至站在审判的立场进行批判，相反，小说叙述者始终对这一人物投以理解宽容，这从前面所引那段对话就可以明显感觉得到。
对于伤痕反思叙述或部分改革叙述而言，对历史的不原谅往往表现为对红卫兵或造反派的不原谅，因此，如何塑造青年造反派及其表现出的态度就成为小说历史观的重要表征和体现。这对《平凡的世界》来说，也同样如此。小说是这样叙述周文龙的：
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物”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一九七二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指的是1975年——引注)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5]245
若从“互现法”或互文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段叙述，我们发现，周文龙和白明川其实是1966的高中毕业生(参见小说第111页的叙述)。但奇怪的是，小说中并没有交代或透露他们是否有过红卫兵的经历，而若从作者《惊心动魄的一幕》所描述的，“文革”中的地方县城显然并非风平浪静，而毋宁说是“惊心动魄”，青年学生造反参加红卫兵也就不再不可能而是不可避免了。⑦而实际上路遥本人在“文革”初期就是某一造反派头目，他自己也因有过一段造反当头的经历而命途坎坷，⑧这一人生经历虽然很少表现在他的小说中，但并非没有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从这个角度看，《平凡的世界》对这一“历史侧面”隐而未彰，并非作者叙述者忽视“不见”而毋宁说是有意为之，这一有意为之在小说中常有表现。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哪怕一个青年红卫兵的影子，而实际上最可能成为红卫兵的白明川、田润叶、杜丽丽、武惠良、李向前等等，却无任何痕迹显示出来，更不用说孙少平和田晓霞那些后“文革”青年了。换言之，我们从小说中的青年形象上看不到任何“文革”的伤痕(不管是外伤或内伤)，自然也就很难有对“文革”的简单控诉了。同样，我们也很难从“文革”中受难的中老年干部身上看到太多的创伤。田福军是这样的代表，但小说也只是寥寥几笔介绍他的“文革”前史：“田福军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地委，只是一九七○年从‘牛棚’里出来以后，在另外一个县下放劳动了半年，才分配回本县当了副主任——这算来也快满五年了。”[5]94显然，从这段简要的概述中，我们是看不出任何一点伤痕的痕迹的，而小说的作者叙述者似乎也不打算这样做。小说既要从“文革”期间的1975开始叙述，但又无意去揭露“文革”造成的创伤，这一不同于伤痕控诉的做法，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隐现或表征了作者叙述者的深层历史观。“文革”固然有创伤，也有血泪，但如果仅仅纠缠于这一历史的创伤不放，则既可能限制叙述的充分展开，也会无形中使得小说粘滞于现实/历史的向度而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因此，对于作者叙述者而言，关键似乎就在于，既要写出“文革”中的苦难又不至于简单地控诉，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小说明显有别于当时的潮流写作，其能在今天引起人们的共鸣也或多或少源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对待历史/现实的态度，使得小说在超越或远离“历史/现实”的同时，距离“时代精神”越来越远了。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平凡的世界》是现实主义的“史诗”之作，毋宁说是一部带有某种象征主义色彩的超越现实主义的作品了。
三“后文革”一代青年的成长史与精神超越之旅
《平凡的世界》虽然塑造了近百个人物，主要人物也有数十个，他(她)们之间身份地位各异，性格性征不同，但并不是说这些人物形象之间就无内在的关联。诚如作者所说，小说是以孙少平、孙少安和田福军为代表的三条人物链结构情节，而在这三条人物链中又是以孙少平为中心人物互相勾连的，⑨因此，理解小说的关键就在于孙少平这一中心人物形象身上。而整部小说也是以他开头，并贯穿始终的。这就不禁让人觉得其乃一部成长小说，当然说它是一部成长小说并无不可，但问题是，小说是以孙少平的形象为连接点贯穿整个社会并结构小说的，因此，孙少平形象的成长史意义也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
在小说开头的1975年，孙少平17岁，刚好就读高一，照这样推算的话，“文革”时的1966，他才8岁还没上学(或至多读小学一年级)。换言之，如果把《平凡的世界》看成是孙少平的成长史的话，那么小说中的孙少平就很难是红卫兵造反一代青年，而毋宁说是“后红卫兵”/“后文革”一代青年了。⑩对于这一代青年而言，他们无疑也会受到“文革”的影响，也可能加入红卫兵的组织，就像小说所说的县上的中学是“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5]121但这时的“文革”已接近尾声，社会秩序也渐趋稳定，所以他们并不同于伤痕叙述中的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既不可能表现得如红卫兵造反派那么激进，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也相对要小，因此，他们并不像他们的兄辈如周文龙那样要承受“文革”留给他们的沉重的历史债务，他们的成长也就注定没有或很少“前史”的纠缠。这一点对理解孙少平的成长非常重要。换言之，没有成长前史的纠缠，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对“文革”的揭露和批判，这无疑使得小说明显有别于当时(作者构思准备小说是在1982年到1985年)还很盛行的伤痕反思叙述以及改革和知青写作。也就是说，小说虽然是从1975年开始叙述，但关注或侧重点并不在揭露批判“文革”造成的伤痕，而只是在这一背景或框架内展现孙少平的个人成长历程。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其实是以孙少平的个人成长来探讨和表现后“文革”一代青年的出路问题：当“继续革命”已无可能，他(她)们既少历史的债务，也少历史留给他(她)们的遗产，而现实又是如此之沉重之时，其出路何在？
显然，在孙少平的成长历程中，步入县城高中是关键的一环。虽然县城并不大，但对于他的家乡无疑是一个“大世界”了，小说是这样描述的：
他在这期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5]10-11
这一幕与曼海姆描述的农民的孩子进城十分相像。“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一直在他村庄的狭小的范围里长大成人，并在故土度过其整个一生，那么，对于那个村庄的思维方式和言谈方式在他看来便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一个迁居到城市而且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来说，乡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他来说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他已经与那种方式有了距离，而且此时也许能有意识地区分乡村的和都市的思想和观念方式。在这种区分中，便有着知识社会学力图详细发展的那种方法的萌芽。……这种知识类型含有一种更独立的视角。”[6]对于孙少平而言，步入县城高中其实就是曼海姆所说的“视角的获得”带来的新奇感，其显然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契机和保证；有无这一“视角”的变换对孙少平来说，其意义无疑是相当不同的。
显然，是来到县城之后“视角的获得”带来了这一“颠倒”：原来有意义的东西变得没意义了，原来没意义的东西变得有意义了；但问题是，孙少平所谓的“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指的是什么？他现在感到新奇的“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又是什么？小说并没有告别我们，作者叙述者似乎也不甚了了。而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当时的县城和乡村之间，其区别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文革”依旧，“革命”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无非只是像曼海姆所说的乡村和城市所代表的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孙少平来到了县城并不是首先对“文革”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而毋宁说只是迷恋上了城市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其所谓的“有意义的东西”也应与此有关。这是其一。
再来看看孙少平成长之路上另一“视角的获得”的方式——书籍。路遥曾在他写的自传文字中这样说道：“少年时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他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当时没有其他条件，于是热烈地迷恋上了书本。”(11)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孙少平。其实，对于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青年而言，文学阅读在他们成长之路上的作用是相当深远的，“对1949-1959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其一生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的，应该是对50-70年代革命历史文学的阅读。在对解放后出生的这代青年实施的庞大和革命化的教育工程中，文学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项目，它形象化的功能，和当代性、青年性的特征，却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青年人的人生选择，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其他教育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7]文学阅读对于1959年出生的孙少平的成长而言，意义同样非同小可。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即，这里所说的书本并不是当时的课本或意识形态宣传读物及册子，也不是当时所允许的革命文学，而是指课外读物，是那些在“文革”当中并非全都合法的课外读物(包括文学作品)；否则，孙少平的成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孙少平的阅读“视角”也与当时及其稍后的阅读者不尽一致，这也就使得孙少平的成长多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可见，这种“视角的获得”也需要一种距离，一种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及其阅读方式保持距离，这样似乎才能保证孙少平的自主独立成长成为可能。他最早获得的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是这样描述的：“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上……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5]11“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眼下出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大革命’前出的中国书。”[5]12这些书如果罗列出来的话，按先后顺序有如下这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创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马丁·伊登》、《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天安门诗抄》、《牛虻》、《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艰难时世》、《简·爱》、《苦难的历程》、《复活》、《欧也妮·葛朗台》、《白轮船》、《红与黑》。此外，就是小说多次提到的《参考消息》，等等。在这个书单中，《天安门诗抄》是个分水岭，它把“文革”前后隔开。但从这些书目来看，其“文革”前后所看的书籍似乎并无太大区别。尽管这些书要么是外国的，要么是“文革”前出版的，它们也只是不同于“文革”中的出版物，而不可能具有否定或怀疑“文革”意识形态的功能(除了《天安门诗抄》外)。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新时期”，孙少平读的书里也并不包含批判“文革”的书，更不用说没有哪怕一本伤痕反思之作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孙少平就认同“文革”，而只是意味着，在孙少平的视野中，他思考的并不限于眼下或历史，而是更广阔的东西。换言之，与历史或当下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并不在他的视野内，他思考的是自己作为个体在面对苦难或困境时的个人因应方式，而这也恰恰是田晓霞喜欢他的原因所在。“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俗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5]173这既是田晓霞的内心思想，也是作者叙述者的诉求，他(她)们所追求的毋宁说是“悲壮”，而非“悲情”，从这个意义上，孙少平就是他(她)所要寻找的真正“男子汉”。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孙少平的成长历程中，书本的作用无疑是关键而巨大的，但问题是这些书本的意义并不是引起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而首先是面对自身处境、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这一处境并不涉及民族国家的维度，而更多的关涉具体而微的个人之“人”乃至抽象的“人性”。换言之，在孙少平眼里，他思考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个人而不是其他。这是理解孙少平成长史的关键所在。前面那个书单中，虽然也有一些革命现实主义经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创业史》、《牛虻》，但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引起他的情绪波动的，并不是保尔的革命激情，而是保尔面对人生困境时的韧劲和毅力，“他(指孙少平——引注)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5]11也就是说，孙少平并不是从革命、解放或民族前途等“宏大叙述”的角度去阅读小说，而是从他个人处境的侧面进入小说并寻找生活中的诗意的，这样一来，“宏大叙述”在他眼里最终也成了“微小叙述”。(12)这种“接受视域”在他阅读其它小说时尤其明显。当拿到《热爱生命》这部小说时，“少平把这篇小说看了好几遍，晚上做梦都梦见他和一只想吃他的老狼抱在一块厮打……”“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精神上带来从未有过的满足”，“但是，现实生活依然那么具体，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他眼前的一切现状……”[5]185这段叙述很有症候性，而且预示了孙少平其后的成长之途。现实虽然具体而微甚至艰难重重，但书本能带给他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这是第一层面。另一方面也预示，虽然现实满布着艰辛苦难，但并不能阻碍个人获得精神的升华，相反，如果能不被困难吓倒不被现实征服倒能完成这一点。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阅读的“升华”作用下，使“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8]92虽然一切注定“无比艰难”，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前行的脚步，而他后来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他先是来到黄原揽工，而后又被招工到煤矿，最后成了一名煤矿工人。这样一条人生之路真是命途多劫满是艰辛甚至时刻有生命之虞，但也正是在这种同人生的艰辛搏斗中，孙少平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升华和自我认同。
四 19世纪的幽灵与“个人主义”的诞生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孙少平的生命中诚然有苦难，有血泪，有“文革”记忆的挥之不去，但这一切似乎又不同于“文革”的创伤，并不直接导源于“文革”之手。也就是说，“苦难”对孙少平而言并不表现为一种历史负担或债务，而毋宁说是一种个人体验和人生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这其实从个人记忆的角度重写了“文革”的创伤。而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从“文革”期间的1975年开始叙述，作者/叙述者也并没有着意去揭露和控诉“文革”，反而是对“文革”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和宽恕。作者/叙述者一方面通过对现实困境的描写正视并展现了“文革”的创伤，一方面又通过对孙少平式个人奋斗经历的叙述而从“文革”具体而微的“伤痕”中剥离出具有永恒意义的“苦难”来。如果说，“文革”之“创”促使人们远离“革命”的话，那么通过对庸常“苦难”的征服则会把人引向永恒，这是一条从琐碎走向崇高的人生之旅，也是一条从现实困窘走向精神超越的个人奋斗史。
而实际上，对这一个人奋斗史的完成来说，其最为重要的前提似乎还在于对“人”的“全新”阐释和发现了。小说通过以孙少平为代表的人物形象为我们重新诠释了“人”的含义，同时也意味着“大写的人”的再生，这一“大写的人”显然已非革命现实主义中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建立在“新”的对“人”的理解之上的新的诞生物：他并非伤痕反思改革乃至知青小说中的悲情英雄，而是面对困境和苦难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真正男子汉。《平凡的世界》之不同于伤痕反思乃至改革和知青写作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通过对“文革”之非人性非人道的控诉而完成对“人”的重建的。对于伤痕反思乃至改革和知青写作而言，个体或主体之“人”的重建常常是通过“文革”的非人道非人性这一“他者”得以完成的。宗璞的《我是谁？》和卢新华的《伤痕》等显然是其典型的文本；而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这一主体之“人”的重建是通过诉诸个人的有意无意的反思或反省而得以实现的。这在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在贺秀莲、田福堂、田润叶、周文龙、冯世宽等人物身上。路遥曾明确表示他对那种小说中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模式非常不满，(13)故而在他的这部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一个纯粹的坏人，即使是置身“文革”那样的特定年代也是如此。同样，好人(如果能用好人或坏人来称呼的话)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好”，可以说每一个人身上都同时兼具了“好”或“坏”的品质，故而正是在这样一种人性观下，才会有了个体的转变——转变为“好”或变而为不好，而在小说中则是大都转向为“好”的过程。也就是在这种转变中，高贵的“人性”得以苏醒，“人”之重建也得以完成。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前面分析过的周文龙，他有过造反派的经历，行为举止很有些“极左”的味道，可一旦“文革”结束，整个社会开始反思批判“文革”的时候，他也开始真诚地反省自己：“我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8]34并在这种反省中最终成长为合格而优秀的青年干部。在这些人物形象中，田福堂和冯世宽同属于周文龙一类人，他们在“文革”中都有过或多或少偏“左”的过激行为，可一旦世易时移，站在一定距离——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之外重新看待自己时也能真诚地反省自己，这一机缘促使了他们身上“人性”的复苏。而对于像贺秀莲和田润叶而言，她们本身就是善良而美丽的女性，只因一时糊涂或思想“偏执”而对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一俟某个机缘，便豁然开朗大彻大悟。前者如贺秀莲因一场灾难——孙少安的砖厂破产——才使她真正感到亲情之可贵；后者如润叶，也是因一场灾祸——李向前车祸残疾——使得她对李向前封闭的内心瞬间敞开。在她们两人身上，灾祸往往成为一种契机，它并没有因之而淹没“人性”，反而使“人性”之美的花朵顿时绽放开来。
显然，在《平凡的世界》中，“人性”之复苏和“人”的重建并不是靠揭露或批判来完成的，而毋宁说是因“人性”本就存在，只是某些缘故而一时光华失耀，一旦某个机缘或契机，“人性”便会得以复归，重新回到“人”的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凡的世界》中这种人性或人道主义观的呈现，显然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主潮中人性人道主义的重建之途，却与汪曾祺的小说有某种暗合之处，这使得小说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但也正是这种“不合时宜”，使得小说在今天仍能拥有大量的读者并拥有持续的阅读魅力。贺桂梅在分析80年代人道主义的思想资源时曾指出：“在80年代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那些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品：不再是巴尔扎克而是雨果和司汤达，不再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而是他的《九三年》和司汤达的《红与黑》；不仅有托尔斯泰还有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尤其是契诃夫，不再是托尔斯泰的《复活》而是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罗亭》、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不再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而是他的《双城记》等。”[9]88而从孙少平所读的书来看，虽多偏重于19世纪的欧洲和俄罗斯小说，但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这里面既有革命现实主义之作，也有个人传记，既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品”，也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换言之，在孙少平的成长之途中，他的思想资源并不单一，这种芜杂一方面说明孙少平身上带有的“人性”内涵之复杂，另一方面其实也与孙少平的处境和阅读角度相吻合。显然，在孙少平的阅读理解中，如果说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用来激励革命激情的话，那么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样也不是用来“印证‘资本主义的罪恶’”，那些浪漫主义之作自然也就不再是像贺桂梅所说的“首先针对的乃是‘文革’的历史暴力，尤其是‘集体’对‘个人’的压抑”[9]90了。这并非意味着贺桂梅的说法不够全面，而是表明《平凡的世界》不同于80年代小说主潮的地方。这些芜杂的不同流派不同类型的书籍，在孙少平这里，首先是服务于他的个人视野的：他并不是从“感时忧国”的角度来阅读/接受这些文本的，故而这些文本中所指向的现实政治意义都隐而未彰了；相反，他是从自身个人的处境来阅读这些文本，他看到的因而只有一个个“人”的影子，一个个大写的“个人”——个人为了生存同自然同艰苦的环境进行不屈的抗争和搏斗。应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的阅读法，通过这种阅读，“个人主义”在孙少平身上得以重建并最终完成，相反，人道主义或浪漫主义话语中现实政治的指向和诉求则被遮蔽或掩盖起来，这恰好印证了贺桂梅所说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话语中不仅包含人道主义同样也包含个人主义，(14)只不过这种个人主义在伤痕反思叙述乃至改革知青写作不多见罢了。而且，我们还看到，虽然说在孙少平的成长之途中，书籍所起的启蒙作用是那么的巨大而深远，但其实这种影响又无不是在某一接受的“前理解”或“前见”的视域内完成的，这一视域显然不是孙少平先天具有的，而是作者/叙述者赋予他的，是作者/叙述的理论预设(反对好坏之分的人性观和对待历史的矛盾态度)决定了孙少平的阅读接受和成长之途，而非其他。
五 结论：历史的反讽与悖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平凡的世界》中“人性”和“人”的重建显然是不同于伤痕反思叙述乃至改革知青写作的，路遥也竭力要摆脱当时文学潮流的左右，因此可以说，正是小说之有意从“时代精神”——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文革”的批判和现代化的宏大叙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并以此建构起其“个人主义”话语的大厦，而使得小说相对具有了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价值，其在今天仍能吸引广大读者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个人主义”话语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不期然间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的到来做了最好的铺垫。这从今天这部小说广为打工青年阅读就可以看出。如像研究者所说的，孙少平身上体现出的是从“劳动者”到“劳动力”的转变，(15)那么这一转变恰恰可以看成是为全球化在中国的加快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实际上孙少平在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打工者(“揽工汉”)，他辛辛苦苦从大山深处走出，来到黄原地区，不就是今天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们的原型写照吗？他所遭遇的城乡“交叉地带”(16)的问题，不也正是今天数以万计的打工者们还在经历的难题吗？作为一组社会进程的全球化，其在制造出“全球性空间”的同时，也制造出“本土空间”，故而大量移民的出现就成为其内在而必然的要求，“它们创造、增加、扩展和强化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交流和相互依存性，同时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本地与远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正在日益深化。”[10]从这个角度看，孙少平“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8]92，这段话就不妨理解或解读为是全球化的远方在向他招手和询唤。而从他从事的行业——建筑和能源(煤炭)——来看，孙少平无疑已内在地成为了全球化时代的组成部分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话语，其实正是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所亟需的。就全球化的意义而言，这种“个人主义”话语的意义在于它“生产”出了一个个不安于乡村现状的农业“劳动者”个体，它使得中国数以万计的青年劳动者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纷纷来到现代大都市，这显然为全球化的社会分工提供或创造了最大量的“劳动力”。虽然这种个体有其独立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独立的自我意识也只是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分工的意义上才能显示出其价值——即作为有一定文化的自由地等待被雇佣的劳动者这一意义上来。从这个角度看，《平凡的世界》虽然标志着个人奋斗式的“个人主义”的诞生，但却不期然地成为全球化时代之意识形态实践的一部分。路遥念兹在兹地想要摆脱时代的束缚，竭力写出一部超越时代的宏大之作，最后却不知不觉间落入了全球化的“陷阱”之中，这是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或理性的诡计？历史之手的拨弄何其反讽？当你想从一个封闭的“意识形态圆圈”(17)中努力挣脱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为进入另一个意识形态的圆圈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或许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留给我们时代的最大“启示意义”吧。
①参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②这从马一夫等主编的《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李建军编的《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申晓主编的《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石天强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阎慧玲的《路遥的小说世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和梁颖的《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等这些著作中就可以看出。
③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④参见王一川：《中国晚熟现实主义的三元融合及其意义——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⑤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20页。
⑥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文集》(第二卷)，第376页。另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17页。
⑦小说一开始就这样叙述道：“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路遥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9页。
⑧参见高歌：《困难的日子里——上大学前的路遥》，马一夫等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57-69页。
⑨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24-25页。
⑩程光炜先生在《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南方文坛》2000年第6期)一文中把“1949-1959年间”这一时段出生的建国后一代作为一代人来指称，依此来看，出生于这一时段末尾之1959年的孙少平，既可以看成这一代人，也可以看成是这之后的一代，因此，关键就在于其成长的环境和作者/叙述者的叙述态度了。
(11)路遥：《作者小传》，《延河》1983年第1期。转引自王愚：《路遥论》，《当代作家论》，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512页。
(12)而且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同样一本书，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中，“小流氓”宋宝琦被搜出来的物品中就有一本《牛虻》，但这本书在宋宝琦和谢惠敏眼里却成了“黄书”，宋宝琦从书中得到了“欲望”的想象满足，而谢惠敏则提出要对它进行批判，可见，书籍的“启蒙”作用是因人而异的，其阅读/接受的方向和程度往往取决于阅读者的接受视域和“前理解”。而对于小说叙述来说，这一接受视域和“前理解”无疑又是由小说作者/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所决定的，是作者/叙述者“情感结构”的某种流露和投射。
(13)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17页。
(14)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15)参见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6)参见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等，《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17)“意识形态圆圈”这一范畴借鉴自阿尔都塞，参见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标签：平凡的世界论文; 孙少平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文; 天安门诗抄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红岩论文; 创业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