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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3-0020-07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1]
1 关于体育的认识
关于体育的论述可谓五彩缤纷，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当今，特别是关于体育的定义、本质等若干“元”问题一直在争论着，娱乐方式之说，游戏形式之说，健康身体的活动之说等。而就划分体育的标准而言，有时是根据单一的标准：发展身体或是作为教育组织部分；有时则会交杂各类不同的标准：社会文化；然而我们共知的事实是：体育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2]。虽然“体育”作为专门性概念只有百年历史，从学术角度定义其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涵义，从不同的社会视角和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得出不同的定义。没有十分准确的定义，不等于没有研究的必要。只要我们不断探索，就可能无限接近真理，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时这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3]这也是笔者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目的之一。
我们对体育的本质再探究，要在“元理论”层面上展开。“元”的西文为“meta”，意即“……之后”、“超越”，是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形式。元研究有没有可能与必要？的确，像元科学、元哲学这类元理论是对较成熟的科学理论或哲学理论的认识，但是元理论的功能不仅是认识和理解原有理论的机制，而且还包括对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因此，不成熟的理论更需要面对元理论框架的评判和检验，以求朝合理的方向发展。体育理论研究的历史也不算短了，但为什么它老是给人以不成熟之感？究竟是什么因素、什么力量在左右体育理论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元问题”是一种理论批判，理论与元理论在“对话”中慢慢走向成熟。探究体育基本命题可能是一种“徒劳”，因为体育所赖以存在的人在变，控制体育现状的社会在变，尽管体育与其他学科的联姻热闹非凡，但是体育“元”的领域里面“静悄悄”，这也更加激发我们去探索。
体育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基本问题”？其支撑系统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体育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之物，进而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坍塌，当然，其实在其他学科也有这样的追问，我们通常认为是“元”问题。黑格尔说过，一个核心概念在各向度上的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当我们重新审视“体育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运用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激发我们的思想火花，接近真理，这样才可能为若干体育理论的研究夯实基础。
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质，是我们给某种事物定义的根据。但是时至今日，对于体育的定义或本质的认识依然模糊着学界的视野，我们尽所能列举如下：体育：1.亦称“体育教育”。学习掌握体育知识技能，发展身体，增强体质的教育活动，是对人体进行培育和塑造的过程，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受教育者的生长发育、健康、体力与智力的发展和品德的培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亦称“体育运动”(physical culture；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ports)。以发展身体、强身祛病、提高运动技巧、娱乐身心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的总和，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4]“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和社会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而自觉地改造自我身心和开发自身潜能的社会实践活动”；[5]“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体育在总体上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是人类创造以满足人类个体、群体和社会生活特定需要的活动方式和结果”。[6]台湾学者江良规在《体育学原理新论》(1968年)，列出了西方学者关于体育概念定义，内容如下：1.田姆(Carl Diem德国体育家)认为，体育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使青年男女因能力之释放活泼而有生气，成为家庭、社会、国家所要求的青年典型，游泳、骑射、打球、游戏为发展青年的有效方法，而比赛的教育意义更高，因为竞争是生存的第一要诀。是以体育既是国民的权利，也是国民的义务。2.麦克乐(McCloy，C.H.美国体育家)认为，体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重要部门，在特殊的环境和有效的情景中，教育男女以引起其行为和品格的变化。3.威廉姆斯(Williams，J.F.美国体育家)认为，体育是一种透过身体的教育，用经过选择的身体活动，以达成预期的教育效果。(1)体育必须是全人教育，身心、品格并重，健全的体格具有人性的控制；(2)体育教材必须有所取舍，并不是所有游戏或运动项目都可兼收并蓄；(3)个人福利和国家社会的福利，应同样受到重视，以免有所偏废。4.勃郎纳尔(Brownell，C.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认为，体育使人从大肌肉活动中，获得有益的经验，用以促进适宜的生长发展。
另外，前苏联体育家马特维耶夫认为：体育是社会文化和个人文化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利用身体活动和运动，促进、控制和掌握人的身体发展，使其达到最佳化，为生活实践和工作实践充分做好身体方面的准备。我国台湾学者关于体育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方万邦：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为工具，而谋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江良规：体育即教育，体育是用大肌肉活动为方式的教育。许义雄：体育是教育的一环，目的化的身体活动”。[7]台湾学者徐元民观点是，“竞技运动：高度化的身体性竞技之大众游戏。”[8]
《牛津字典》从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两个方面诠释体育，认为Physical education主要是作为教育开展体育活动，特别是学校体育。对Sport的解释是个人或者团体通过一种运用体力和技能的活动与他人竞争，并从中获得乐趣。如足球和橄榄球等团体性质的运动，并且就sport进行引申：1.表示运动会，是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的场合；2.从狩猎和钓鱼此类活动中获得的成功和乐趣；3.过时的娱乐活动；4.古时消遣和娱乐活动的一个来源。[9]在Merriam-Webster词典中athletic表示体育，其含义是：以一种共同参与活动的形式为那些获得和保持有灵敏性、技巧以及活力的个体或者是团队成员开展的竞赛。[10]在美国，体育是用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表示，泛指一切非生产性的体力活动，即从兴趣出发，以竞技为目标和以强健身体为目的的体力活动。另外，还有多种表示方法，例如用Physical culture表示，运用各种身体的练习方法挖掘身体和精神上的潜能。
我们从上面关于体育本质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三点：
1.给体育的定义涉及教育论、强身论、健康论、休闲论、游戏论等等，学者给体育所下的定义重点以及动力的来源是体育作为社会成员所使用工具的性质；
2.体育定义上缺少历史演变过程；
3.体育定义存在多样性，体育认识需要发展的眼光。
历史上，体育演变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归纳模式可以穷尽的，事实上，如把体育作为工具从某一点强调或者是从功能上论述显然不能把握体育全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体育本身的多元性，使其存在内在的争议特性往往被我们所“忽略”，教科书上一般采用“模糊”性概念或者借鉴其他学科的“共性”概述。许多想“理论”的人可以随意取其一点加以论述，就好像有些人能够让许多体育比赛项目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安家落户”一样，但是作为研究，我们必须区别“体育”的通俗用法和专业用法，必须有一个确定性认识。Kirk提供一种方式：“为了了解体育在竞争的实质概念，我们必须进一步地观察人们以体育为名所从事的活动是什么？这些活动的实施才是人们用来解释体育以及构建体育的真实要素。”[11]我们知道由于体育本身结构的复杂性，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既是身体活动特征又有文化传承功能，还有由于彼此文化差异，社会条件的不同，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必然千差万别，导致阐述体育的概念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种概括的、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说法，所以有学者就认为体育概念具有不可知性质。张庭华认为：“体育概念是一个无穷的意义生成过程。”“体育并没有什么精确性的概念。它的概念只能是以往各种意义的集合，并且，这个集合也永远无法实际地构成。”台湾胡天玫教授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也认为“‘体育’一词是约定俗成的用语，并不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定义”。[12]在美国高校中有关体育系的名称就有150多个，各色各样，无统一的名称。[13]关于这点，有如下表现：
“体育”本身歧义横生，每个体育研究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体育”的定义和理解，尽管这些“前理解”给体育下的定义是各色各样、千姿百态，为什么还会出现“本位的迷惘”？是什么使体育变成多变的标签，“人人都会，人人都有一套理论的浅薄学科”？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体育核心，“体育本质是什么”界定始终不清，至今尚未形成一种被人认可的看法，“多元”化的理论导致若干认识的混乱。(比如：“当有了闲暇之时，二人起了玩心，便相约赛跑，成了田径的渊源。”[14]作者对古希腊历史以及古希腊田径运动起源失察。)其实认真考察一些理论就会发现对体育的定义和理解存在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不了解体育本质根源及其人性的价值，没有从本质意义上去把握，所以难免流于肤浅；二是囿于具体的功利层面，没有能够上升到抽象的共相层面从整体上把握定义，在一些专家眼里，体育就不再说明“人性”，而蜕变为健康、游戏的符号，结果是把体育衍生的产品功能作为立足定义的根本，所以如何从体育鲜艳的外表背后寻找出支撑系统的脉络，不仅困难而且重要。定义是取得任何进一步认识的基础，对体育本质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一个文字性质的智力练习，而是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是一个深入的过程。“在研究体育概念，有时是不同的家谱，有时是非常独特的内涵。”[15]康德说得好：没有理论的事实是模糊的，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事实是我们要探究真理的根据，否则堆积事实反而会压抑我们的思想。大凡研究者往往想从自己的研究中尽可能地解决一些疑惑和弥补一些理论的缺陷，我们研究的目的也是这样的。可以说对体育本质的探究是一个带有世界性话语的问题，而且在当下语境中，我们对体育本质的认识无法摆脱其本身功能给我们带来的认识上的干扰，马克思说：“其实爱情问题，也是极其简单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16]我们一谈论体育概念或者本质问题往往容易为体育的衍生物所迷惑，其实这也是“身体”与“细胞”的问题，如果从功能特征来定义体育的概念恰恰遮盖了体育的本质。
2 关于体育本质的研究方法
那么我们如何拨开云雾，探索庐山真面目呢？德国哲学家摩里兹·石里克说过：“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对体育本质的再认识，我们认为掌握正确的方法是关键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种抽象力主要是逻辑思维能力，是运用历史的、现实的和数量的逻辑进行分析的能力”。同样我们对体育本质的认识，既不能够脱离体育具体项目去高谈体育的社会影响，更不能够割裂体育历史来论述体育教育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当今“高科技”垄断下的“机器”形式的体育，使人的地位和尊严大大降低，体育的形式和内容走向“异化”，若干体育与健康方面理论使体育巧合当前人们生活需要，这又使体育“多元”化。
不可否认，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但是许多关于体育的论述明显割断了数千年的深厚体育文明历程，只有“当代”而无“历史”，好像体育只是个单薄贫乏的平面。人类是历史的产物，必须指出我们现在定义的体育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现在“定义”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流动的体育僵化，用一些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历史，结果是扼杀了体育概念的勃勃生机，多少年来凡是经我们定义的体育都很容易变成“概念木乃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突破当下体育功能性质的束缚，以便在历史中理解体育的演变，仔细地分辨出体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和差异，在历史中找寻体育本质或者定义。总之，要着力于考察不同的历史如何对体育内涵进行不断的诠释和编排，这样既在历史变化性和连续性之中找寻体育的定义和体育的思想传统，又看到体育在发展演变中的差异和断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与把握体育内涵及其真谛。
如何用现代“手术刀”去解析体育历史风貌呢？人类学方法告诉我们，在还原缺乏物证或物证清晰度不足的历史面貌，比如说古代宗教、教育活动等的时候，它们的“遗传因子”其实就隐藏在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
3 关于体育本质初步结论
我们知道探究事物本质，必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17]同样，在体育本质问题上，首先是体育为何存在？体育追求什么？我们还是从体育“存在”上解剖。我们就以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作说明，在当今社会中存在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现象：二人争斗，签下生死状，准备拼个高低，如果争斗中真正发生一方伤亡事故，另一方肯定脱不了关系，法律还是治理这样私下的“攻守同盟”。但是如果是同样情景，一旦披上“体育”外衣，不需要签下协议，即使一方伤亡，另一方却平安无事。在当今体育世界这样的事情俯拾皆是，职业拳击、自由搏击、K-1(一种世界性搏击比赛)、泰拳比赛、橄榄球比赛、足球比赛等等，表面上体育不仅仅是人类暴力庇护所，更是暴力张扬的一条合法途径。“人们对残酷行为的喜爱是如此强烈——无论是直接满足的形式，还是采取过分偏爱的间接形式——以致使暴力合理使用遇到许多严重的困难。”[18]古希腊贤人梭伦对于体育比赛中血淋淋的残暴早就提出这样的责问，“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这样的残暴，法律为什么不惩罚，而且人们还乐此不疲地参加，津津有味地观看？”事实上，这样的问题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今天仍闪烁智慧的光芒。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人类是不是正如康德所说，“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从而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之以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19]其实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真实的问题，不仅仅是拘泥于对体育的本质考察，确切地说是关于体育存在的合理性的问题研究，而对合理性的考究往往和事物本质相关联的。
正如康德证明本体不可能从现象中推论出来，上帝不能从宇宙中推断出来一样，本质不是从其鲜亮的外表产生出来的，外表不产生本质，本质是原本就存在的。要想解答“体育之谜”，必须扬弃旧的教条思想，以哥白尼式精神寻求新的答案。“既然探究本原、原因或元素的一切方式都须对它们认识才能得到知识和理解，因为只有在我们认识了根本原因、最初步本原而且直到构成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认识了每一事物。”[20]所以我们应当站在发生学的视角重新反思体育，重新审视体育本质。人类在童年时代为了生存，必然拥有超越其他群体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表现为抢占、争夺方面的能力，通常是和暴力结合在一起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摩尔根的考古人类学说都证明了人是由低级动物逐渐进化而来，并在不断的竞争中“优胜劣汰”，这种“竞争力”代表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最具有适应性的生物种类能力，其缘起可追溯到人类蒙昧时代，在自然界生存竞争中，人没有动物的力量、速度、灵敏、搏杀技术，但人类最终成为统治者，并不是人类超凡适应的天性，能够在自然界任何地方生存，并且面对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作出创造性应激反应，表现出极强的自然适应性，而是因为人类掌握了超越其他动物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仅仅是力量，更是智慧。虽然人类身体还存有动物性质的蛮性，并且这样独特竞争力最初种子是在残酷的猎杀动物的技能中萌发的，但是人类伟大之处是能够思考什么是最佳方法，并加以演练，形成这种独特竞争力，也就是在这样的传授独特竞争力过程中，体育开始萌芽了。尽管教科书还说劳动是体育的初始主体能动力量和初始源泉，但是劳动不能说明在体育起源上的特殊作用，我们也可以说劳动创造人类一切，所以不必只依靠劳动这一种初始源泉，事实上探索劳动派生源泉可能是体育起源的“关键”。实际上现代体育起源肯定不是来自娱乐、劳动、军事的需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的。体育是社会有机体的机能之一，而社会有机体对于体育的维系和发展都至关重要。
我们再跳出“体育”看体育，其他学科的成果能给我们许多智慧和启发。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在《攻击与人性》中有关体育“形成”的描述，“当人类有了武器、衣服、社会组织，人类就克服了饥寒和被兽吞吃的危险，而这些危险也不再是影响选种的重要因素了，但另一种有害的‘物竞’插手进来，即两个邻近部落互相敌对而产生‘武士精神’，尤其不幸的是，人们视此为应追求的理想。”[21]同样，人类学家曼台曾经描写他在新南韦尔斯(New South Wales)原始部落看见的模拟战争的场景，“全体人员立刻分开为两队，同时以刺耳的尖音和热烈的喊声，他们相对跳起肉搏而斗。一边很快地败出战场且被迫逐至黑暗处，在那里，呼号声、呻吟声、打棍声一时并作，现出一种恐怖的杀戮状态的全景。”[22]这些行为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了人类的竞争力和动物攻击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大自然造就了动物生存斗争，动物之所以进化到今天，就因为拥有了区别其他已消亡的动物的攻击性，“动物的攻击性实现了护种的作用，护种作用是以同类互相争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借助淘汰过程使高等动物之间的互斗行为达到更进一步的发展。”[23]大自然造就了动物生存斗争，事实上，在自然界没有一定攻击力，不能够建立自己的地盘的动物就会被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人类的竞争力和动物攻击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从进化论视角上看，人的生物性本质和其他哺乳纲动物，即真兽类是共同的，科学界通称为动物性或兽性(Animalism或Therium)。恩格斯说：“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4]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最基本的本性体现其攻击性、排他性、扩张意志，所以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生物学所揭示机体的社会行为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洛伦兹认为人类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与动物出自同一渊源，人类与动物一样，存在着原始的本能。这些材料给我们一个提醒，体育中暴力来源于人类的竞争力，体现人类本能的攻击性。所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体育源于人的“自保冲动”；李力研认为“体育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化”。自我保存的冲动，作为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在体育中为自己找到了发挥的场所——体育可以说是非凡的人对其神的来源的一种间接分享。[25]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体育代表人类的竞争力，体育的本质是人类的攻击力和竞争力。
为什么在当今和平时代，人类拥有的武器能摧毁世界上的一切，但是人类还是如此崇尚体育式暴力？是不是我们人类社会，今天仍然继承“史前”野蛮时代某些元素，是不是说明了我们社会有什么缺陷？为什么在文明制度演变中人类的攻击性不曾被消灭，或者被退化呢？洛伦兹是这样认为的，在行为的范畴里，天生的一致性或本能活动就是独立的建筑石块，“丰富的食物并不能抑止热烈狩猎者的热情”，攻击性有自己的自发性，并且能引发自己的开胃的行为。“动物并不是在饥饿情况下才去追击。”[26]同样，当代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人类战斗性热心是由人类以前的祖先的防卫反应进化来的。”[27]威尔逊说，人类的攻击性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攻击性没有传统精神分析学家所想的毁灭本质，而是与生俱来，为保存生命的结构中不可少的部分。虽然会意外地走入错误的方向而引起毁灭，但它仍然是任何制度中实用而有作用的部分。”[28]事实上，无数史实证明了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单由理性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许多时候“还要顺从本能的行为。”(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找到给“体育”最早的定义的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最好的体育是什么？一种简单而灵活的体育训练，尤其是专门为了备战而进行的训练。”[29])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元”体育，古希腊体育最能说明体育的起源、形成，古希腊体育的特点是竞争，只有冠军，没有银牌、铜牌，“进攻、战斗”是古希腊体育的灵魂。体育和军事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关系，许多体育项目起源于战争的需要。
如何驯服人类的本能中“攻击性”、“竞争力”，就如大禹治水一样，需要人类的智慧。“野蛮的品质确实是从我们天性中的激情部分产生出来的，如果正确地加以约束，就成为勇敢，如果不加以约束，就会变成残酷和粗暴。”[30]人类之所以能进化到今天这样胜过一切其他动物而统治着整个世界，是因为人致力于“无情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也有富于哲学头脑的人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创造普遍原则”[31]，于是我们人类获得了理性，即认知世界、概念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也就是认识世界、适应环境和局部改造环境的能力。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构建起如此社会，是因为人类除去攻击性外，还具备适应性、利他性、互助性，这是人类重要的品质，是人类得以在大自然界压迫下构建自己世界的一个基础，没有这样品质，人类永远在搏杀中。同时，人类又始终在努力表现一种与“人”相匹的道德自觉性，并且试图以此抵制一切与自身纠缠不清的动物性，这也是谋求卓越的生存、发展的人本基础。“利用进化的最精密办法——攻击的修正和调整，可以引导攻击行为至许多无害的路线上。”[32]虽然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承继了人的原始攻击力，事实上与动物相比，人在现实世界中获取承载人的攻击性的对象、途径与手段会受到诸多与“人”相配的文化所限制，所以人类努力寻找。终于，人类“找到”了体育，最能说明的是古希腊体育，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与社会需求，却为人类提供一个替代性的“野蛮”世界。体育既可以作为人类攻击性移置的实际对象，又能使人类在现实中被阻抑的需求获得替代性的满足，人的攻击性、竞争力、游戏心理等郁积的各种能量得到有效宣泄，“橄榄枝”是最高的奖品。体育成为人类超越动物的本能、摆脱对自然世界的依赖并获得主动权的活动。人类通过体育使野蛮行为和攻击性的欲望在一个向度上的贬抑、限制，同时在另一向度上的呈现文明的攻击得到推崇、鼓励，“文明其野蛮”到“野蛮化文明”，人与人的自身的原始统一状态不断地剥离、分化，从而建立起新的联系和整合方式，于是体育在人类社会站稳脚跟。
所以我们说体育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其内在积淀着人类文明的因子，投影出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人类是智慧的人类，是文明的人类，因为人类进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智慧。体育作为一种仪式活动，作为人类伟大的创造，是人类攻击性本能转化为理想的典型实例。正如康德所说“建立国家这个问题不管听起来是多么艰难，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解决的”，体育作为一个最恰当的路径，它使得原始动力的自发性得到释放又不至于产生破坏性，体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攻击本能的一种转移理想模式，将人类的本能“攻击性”相当于把战场上的厮杀引导到体育殿堂。
在文明和理性的融化下，人类蛮性在一点点分割，但是却没有消亡，正如尼采所说：“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野兽。”所以战争、冲突总是和我们人类形影不离一样，它一直存在我们身体里、融化到血液中，这就是暴力因子。我们常见平时“乖巧”的人不可想象地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暴力因子冲破理性栅栏成为暴力。所以，人需要体育就像人的生活中的“吃饭、情绪、睡眠、游戏”一样，人的天性中就存在和动物一样的“好斗”的蛮性，体育不仅仅是一时的刺激，它为人的灵魂增添了自我“争斗”的丰富内容，充实了人类的灵魂。从古奥运会的拳击、古希腊格斗(许多非体育人士翻译为“混斗、拳击加摔跤”都欠妥)、武装赛跑，到北京奥运会各项比赛，每种运动形式都可以找到古人为了生存与天地自然抗争的影子。捕猎的行动中诞生射箭射击，逃生的技巧演变为跑、跳、游泳，在科学技术渐渐地主导人类社会时，当这些技能的战争功能渐渐消退，它们变成体育项目留存下来。
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最能说明人的理性是人的行为，也可以说人是有理性行为的动物。人一旦拥有理性就可以自我塑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因此，不是任何争斗行为都可能成为体育，而是在所存在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家庭组成村落，村落组成城邦，城邦是符合自然的，是人的目的，因而人在城邦里就完成了他的自然。体育的形式是人的本性的印证。塞利·威尔肯斯(SALLY WILKINS)考察从罗马帝国衰落到印刷术的发明这段时期(476-1476年)世界上主要的七大地区(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北美洲、大洋洲)的体育活动与游戏及其规则方法，并在介绍每一种体育活动时，提出了一些建议。同时对这些体育活动的形成理论，作者给出的观点是：“它们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33]阿尔多在《古代城邦》前言中说到这一信仰成立：“人类社会形成；这一信仰演变：人类社会经历一系列革命；这一信仰消失：人类社会改头换颜。”人类伟大之处是人类能够认识自己、能够改变自己，成为大自然的统治者。在人类文明自我净化中，体育是人类和动物一样进化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桥梁”，表达人类的攻击性和文明，我们说尼采所说的“代替物”就是体育，体育是人工的，是人类智慧行动的一种产物，而非所有人的自然行为的一种形式。当然，不是任何战争行为都可能成为体育，而是在所存在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体育这种变化的因素从它的本身的历史所反映的“永恒的争斗”来表达，在古希腊理想的情况下，所有体育都应该“被社会环境所束缚”，成为战争准备和行为“得体”的工具。野蛮社会中体育代替战争，满足人的攻击性，体育终于走上“舞台”。
我们从“理解”进入“发现”，体育与人类的攻击性历来是不可分的，体育是人的攻击性实现的一种外观形式，如果我们忽视了体育中的深层意义的人的本能因素，则无疑是抛弃了体育的内在精华，而没有了人性、道德观、价值观的体育。那么作为教育的体育立根之本是什么？体育精神蕴含着人的攻击本能，这是现代人寻求自我了解的一个新突破。正如康德所说：“从这种最初的、粗野的禀赋之中，人类全部的艺术——而其中最有裨益的就是社会性与公民安全的艺术——就可以渐渐地、逐步地发展起来。”[34]历史上的体育就是这样表现的，在战争时代，它表达了人类和平的愿望；在和平年代，体育往往充满本质性的暴力，具有破坏性。
“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的“究古今之变”的方法，是历史学科才具有的独门视角。正如福柯通过研究惩罚手段的变化揭示权力关系的变迁历史图画，开辟了一条历史诠释的新途径，从历史的视角，体育演变实质上就是人类行为模式的深刻变革。从当今体育构成内容看，体育是自然选择、社会选择与人类社会理性选择、非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容杂乱无章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再仔细深入考察，体育是自然选择主导下的社会选择，是在非理性主导下的理性选择。人类不仅仅高举“更高、更快、更强”大旗，同时也在树起“更人性、更美丽、更和谐”的一面大旗。当理性主导人类社会生活，体育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变化，美国趋势预测家翰·奈斯比特在《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求》一书中认为：“当一种活动原有的功能消失或改变，它的形式会保留下来为另一目的服务。体力劳动，包括我们祖辈认为是苦工的活儿，感兴趣的家务、油漆、种菜、园艺，正在从劳务变成休闲活动。”[35]当体育与强化军事中战斗力渐渐脱离，与直接提高劳动效率关系越来越小，体育和其他技能一样不是消失就是走进生活，体育以“观赏品”、“健康工具”、“社会交往平台”等等其他的形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无论是古希腊的体育还是当今的现代体育，都离不开它的不变的本质，所以体育的重要性是不能加以夸大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体育与战争是同质的，正如孩子的诞生显然不是爱情的副产品，在人类的体育史上，体育作为服务于人类健康的价值其实是体育的附属物，显然，体育不是我们体力的再“生产”工具。
4 结束语
从历史视角看，体育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承载者，也是人类文明的本身，人类的攻击性是整个体育本质的支点，反映了人类超越包括自身内在的文明取向，体育是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正如洛伦兹所说，“自我认识的障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由动物进化而来，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行为是遵循自然因果律的事实。”[36]人类走向文明是个缓慢的过程，从“体育为战争准备”到“体育模拟战争”，甚至再到更高层次的“体育代理战争”，过程充满了流血和真实的战争。但是，人类的野蛮、攻击性确实把越来越多的包容到“体育”的范围之内，体育的演变诠释了人性。
正如福柯所描述的，惩罚是一门残酷的艺术，里面凝聚着许多人类在自我折磨手段上的“创造性想象”，束缚人类狂野强悍的原始生命力，让它纳入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破坏的可控制轨道上。人类创造了体育，体育不仅仅让人类身体规范，而且使人类的理性结构成为感性动力借以进行的最有利的方式，让人类蛮性成为了文明的竞争，当然这个过程实际上经过了人类的精密考虑和计算。体育的发展过程可以窥见人类征服自己的历程，由人类求生本能而带来的体育技巧，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如今演变成带有鲜明文化印记的现代文明的体育，人类为了理想与使命而奋斗不息，正是体育精神的要义所在。
关于体育本质是体育“元”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深远的议题，它展示出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魅力，所以不可能是“一家之言”能诠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我们的探索具有成为一定的社会文化史的维度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