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日本对二战的不同态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德国论文,日本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已有50多年了。岁月沧桑，可以抹去战争的硝烟，但永远抹不去人们心灵上的伤痛。对许多人来说，昔日战场上的炮火硝烟，仍然历历在目；731荒原城堡和德国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仍回响在耳边；南京大屠杀中30万无辜平民的冤魂仍在哀号……这场战争给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作为屠杀数千万人而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国家，是怎样看待二战这部血淋淋的侵略史的呢？事实上，德国和日本，虽同作为二战发动者，却对二战侵略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可嘉可信；一个百般歪曲，不思悔改，可悲可恨。
一、德、日两国政府的不同态度
1.关于战争性质
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消除德国纳粹主义污点，一直在明确无误和真心实意地为当年的受害者——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人民表示歉意和悔恨。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指出：“二战以来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德国应该为发动了那场世界大战和制造那场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承担主要责任。”[1]尤其是西德前总统魏茨泽克和现任总理科尔在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5月8日，德国战败40周年纪念日上，西德总统冯·魏茨泽克在他的引起轰动的讲话中，不仅深刻地反省历史，向德国近邻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悔恨，而且主动否定战争，同那场战争彻底决裂：“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2]尽管总统的这一观点遭到极端保守派的猛烈批评，但这一观点很快成为官方的观点并写入了教科书。
不仅如此，前年和去年举行的奥斯威辛解放50周年及华沙暴动纪念活动，德国总统都参加了。美、英、法、俄四大战胜国分别举行的庆祝二战胜利50周年仪式，德国政府领导人也都参加了。尽管参加这样的仪式令人难堪，但他们并不逃避现实[3]。
所有这些表明，德国政府在对二战性质的认识上立场正确，态度鲜明，认识深刻，因此“人们现在很难再挑剔德国没在尽力消除纳粹主义的污点”[4]了。
日本则相反。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总是这样或那样变着法儿掩盖战争的真相，愚弄国民，推卸责任，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的战争。把“亚洲殖民化”说成“大东亚共荣”。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表现，是对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辱”[5]。
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政府内阁官员甚至首相，“一再失言”，时不时跳出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翻案。如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竟然声称：“有人说过去的战争是偶然发生的，也有人说是自卫。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应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评介。”身为一国首相，如此认识历史，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从中曾根康弘执政以来，日本政局动荡，政权更变频繁。但历任阁僚对二战的态度则是相同的，尽管他们也一直讲“反省”，说“遗憾”，但却一再“失言”、“失态”，不敢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
2.“世界第一部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法律”的出台与日本“不战决议”的难产
德国：世界第一部反新纳粹意识形态法律出台。
一段时期以来，德国一些新纳粹组织诡称在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事实是捏造的，妄图翻历史铁案。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头目那里也可听到类似的喧嚣。法国极右的国民阵线头目勒庞就公开否定纳粹集中营存在“焚尸炉”；一些所谓“修正史学家”也就此大作文章，甚至以无聊的数字演算，“论证”纳粹“不可能在几年之内，杀害600万犹太人”[6]。在德国，也有人以“修正历史学家”自居，如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霍尔特为给纳粹翻案，不惜篡改历史事实，挑起了轰动德国政坛的“历史学家大战”，企图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
德国政府针对日益猖獗的新纳粹分子的倒行逆施，于1994年5月13日提出一项法案，把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列为一种犯罪行为。凡犯此罪者，将被判处3～5年徒刑。两天后，德国司法部又进一步把煽动排外情绪、涂写字标志和行纳粹礼的行为定为犯罪。这项法律成为德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鲜明地反对新纳粹意识形态法律。“在欧洲极右势力猖獗的今天，这是一项极适时之举”，“它表明了德国人民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彻底埋葬纳粹主义的决心”[7]。
日本：《不战决议》“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之际，迫于国内外压力，日本政府准备通过一项“不战决议”。然而，围绕着要不要通过“不战决议”，要不要对二战期间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反省，日本朝野各种势力争论不休。
“不战决议”是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现众议院议长士井多贺子所倡议推动的。一度沦为在野的自民党为争取社会党合组政府，助它重返政权中枢，曾与社会党、新党魁党在1994年6月组建联合内阁的政策协议中同意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通过一项国会决议即不战决议，对过去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并表明日本未来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极右势力的抬头，社会党的变质，三党在不战决议有关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日本朝野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各类人物和势力纷纷登台亮相。自民党右派反对分子拥立桥本龙大郎为顾问，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为会长，拉拢160多位国会议员于1995年1月底组成一个所谓“终战（注：顽固分子不承认日本打败仗，只说战争结束）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他们公然声称：“战争问题已在外交上解决。如果重新在国会表决这项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给后世留下历史祸根”的议案是不可容忍的[8]，他们公开宣称反对“国会通过谢罪的不战决议”。
在极右势力的阻挠下，原来准备在村山富市5月初访华前通过“不战决议”的计划落空。几经反复，直到6月9日晚，日本三政党向国会提交的决议案才在众议院勉强通过。
纵观决议内容，该决议的通过，实质上是三党为维护政局的联合，相互妥协的产物。这个决议虽然写入了“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但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日本反省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对此，韩国报界指出，日本国会决议只是承认了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事实，缺少反省的诚意；美国《纽约时报》也指出，从决议的协商过程难以看出日本谢罪的诚意，难以让亚洲邻国人民对日本放心。
其实，“不战决议”本身并不是医治那场战争创伤的灵丹妙药。今天虽然终于通过了这个决议，但如果不是发乎内心深处的深刻悔罪诚意，而仅仅是为了欺骗视听，甚至别有用心的话，那么这一纸决议，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一纸决议，模糊的语言，闪烁的措辞，并不能取信于世界人民，也不能更好地教育国民尤其是青少年，更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极右势力特别是军国主义的复活，避免悲剧的重演。
所以日本五大报对国会通过战后50年决议持否定态度。如《朝日新闻》发表题为《给自己抹黑的决议》的社论：“可耻，可悲，令人难以容忍。这样的形容词无论用多少，都觉得不够味……人们甚至说，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这样的重要时刻如果不表现出良知，那么参议院不必通过决议了。”[9]《东京新闻》评述说：“这次机会却再次突出了联合执政党历史观的不一致和政治上的堕落。”[10]
我们看到，当德国政府和人民在彻底同过去决裂，并通过专门法律防止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时候，日本政府却试图借50年决议为日本“来一个法律翻案动作，为日本被判作‘战犯’的法律进行翻案，也即企图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从法律上开脱责任。”[11]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和德国在对待二战的认识上有明显的反差。
不仅如此，这种态度反差还表现在行动上。西德领导人如已故总理勃兰特，前总统魏次泽克等除经常公开道歉外，还坚持向纳粹暴行的受害者赔偿损失。德国在前年8月宣布了追加赔偿计划，目前正在执行。迄今为止，“已经支付了950亿马克（约675亿美元），而计划赔偿的总额为1220亿马克左右（约866亿美元）”[1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承担战争责任方面的种种令人愤慨作呕的拙劣表演，除了上文所述的种种荒谬言论外，在行动上，更是顽固抵赖，裹足不前。日本根据一系列赔偿协议，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向11个国家赔偿60亿美元，而且不打算再赔偿了。[13]目前，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出台的唯一新建议是设立一项帮助“慰安妇”的特别基金。但是，日本政府却拒绝以国家名义给予赔偿，仅仅谋求私人捐款来为该基金集资。这不仅是对广大受害者极大的人格侮辱，而且更加暴露了日本政府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险恶企图。
3.历史教科书问题
德国：回避——掩盖——彻底揭露历史
日本：掩盖——抹杀——篡改歪曲历史
历史教科书是专门编写的用于教育国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正确了解、认识历史，汲取教训的工具书。历史教科书本身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几代人对本国和世界历史的科学认识。作为二战的挑起者，德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究竟是通过教科书晓谕和启迪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尊重历史，如实认识和了解历史，走和平道路，还是蓄意篡改历史，误导后人，重蹈军国主义侵略的老路？我们从历史教科书本身的演变可以得出这一答案：德国历史教科书对二战历史的态度有一个由回避、掩饰到逐渐尊重、彻底清算的变化过程。
50年代，西德的历史教科书是不诚实的，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纳粹战犯问题，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则绝口不提，相反却用一段话来“揭露”“俄国人（在反侵略战争中）屠杀平民”，企图以此证明纳粹杀人的合理性。60年代，态度稍加改进，但仍用大量篇幅为纳粹集中营罪行这个“烂疮”辩解遮掩。70年代，教科书对于纳粹时期发生的罪行细节，已经透露了较多的内容。80年代，对这些问题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一定距离。直到90年代，德国教科书才开始提出一些最难回答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现今的教学材料表明，“无论对学生还是教师，都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即鼓励学生勇敢探究过去的历史，鼓励教师应该使学生产生历史责任感，但又不要把个人负疚的复杂感情强加给他们”[14]。
1991年，联邦政府教育监督机构要求将国家社会党作为中学“全面讨论”的对象。并且让学生永远记住大屠杀事件。这在“德国中学现今使用的标准历史教科书的第6章”得到充分的说明。正如历史课教师海因茨·维尔姆斯从95年1月以来，“一直谆谆教导他的10年级班上16岁的孩子们要正视某些比校园秩序更重要的事，比如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至大屠杀之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15]。维尔姆斯说：“德国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上这一课，不许有人说不知道。”[16]老师向学生们着重讲解了：“为什么不能让过去的历史在那些终有一天会掌握欧洲经济、政治大权的人身上重演。”[17]
与德国相反，50年来，日本政府处处想方设法在历史的记录中，把“侵略事实”加以混淆，甚至抹杀。这种公然歪曲历史、抹杀历史的态度，在“教科书诉讼”案中充分暴露出来。
1965年，当日本文部省不允许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的历史课本出版时，家永三郎控告文部省也间接控告日本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由此揭开了“持续长达30年”之久的“教科书诉讼案”的序幕。家永三郎，1913年生，就在他出生前3年即1910年8月，日本公布“并吞条约”，并吞了朝鲜。当他24岁时即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芦沟桥事变”，12月13日，日军铁蹄踏破南京石头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持续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中国人遇难。当他32岁即1945年8月6日、9日，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本土广岛、长崎上空腾起两朵蘑菇云。这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本想通过教科书把他亲身经历的充满创伤的时代的历史告诉后辈们。不料，在文部省审查中，他被迫两次修改其《中学历史》教科书稿本内容及表达方式。比如，文部省指示取消这样的话：“占领南京后，日军立即屠杀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之为‘南京屠杀’。”[18]而用下列文字取代之：“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19]。为此，家永教授1964年向东京都法院提起诉讼。杉木法官基本上支持了原告，指出：“国家插手教育内容是根本不能容许的。”[20]。但文部省不服判决，上诉最高法院。1974年7月，高津法官驳回东京都法院判决，改判文部省审查合法，家永败诉。从而使教科书审定问题陷入扑朔迷离的复杂境地。1984年1月，家永三郎教授再次提起诉讼，控告政府“强迫他修改有关日本侵华内容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审定行为“违反宪法”，要求国家赔偿2000万日元。1989年10月3日，东京都地方法院就此案再作判决，声称对“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审定合法。此案审判长加腾正夫指出：“不能说（审定）是侵犯学问和措词的自由，这是符合宪法的。”[21]这一判决再次支持了最高法院判决和文部省。
此判决和80年代以来文部省的所作所为在亚洲其他各国及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学界对此提出了极为激烈的批判。如森村诚一指出：“判决支持了国家的如下态度：在教科书中不刊登对战争的反省和日本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这种判决是错误的。对国际社会来说，这是非常耻辱的。”[22]直到1993年11月，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东京高等裁判所作出裁决：“政府滥用职权应赔偿家永2700美元。”[23]至此，一场持续长达30年之久、几起几落的“教科书诉讼案”终算有了“说法”。
二、实质及原因
德国和日本国内都存在着少数政客和右翼势力掀起的“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的思潮。其实质就是企图把本国人民再次引入误区，重新走上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侵略的老路。所不同的是，在德国，政府和人民勇于同过去彻底决裂，从社会舆论到法律法规以及青年一代的历史教育等诸方面，政府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铲除了新纳粹主义重新抬头的土壤；在日本，政府态度暧昧，听之任之，甚至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复活进行招魂。说到底，日本政府不愿同过去侵略的历史彻底决裂，更不愿为此向受害者低头谢罪。为什么在对待二战罪行的态度上两国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和认识根源。
从历史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侵略罪行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其领袖也因这场“侵略战争”而以“战犯”的罪名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即使是逃往国外的纳粹战犯也难逃法网。如纳粹集中营的刽子手沃尔夫·门格尔逃往巴西，隐匿数10年也被缉拿归案。
日本的“侵略”行动也在“东京大审判”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为“侵略”，其领袖也同样因“侵略战争”而被判为战犯。尽管远东军事法庭对以东条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由于美国当局出于自己战略的需要，对日本实行特殊的扶植政策，没有认真执行关于严厉惩罚战犯的决议，也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因而留下了种种后患。[24]许多战犯受包庇，该起诉的没有起诉，该判刑的没有判刑，已经判刑的又被提前释放。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乃至战犯又重新返回军界、政界和财界。其中有的趁机窃取要职。比如，天皇作为头号战犯没有象希特勒那样被判为战犯，“主要因为美国急于重建日本的政治安定，以抗拒共产国际的威胁，而日本天皇存在的价值正可以扮演重大的安定角色。因此得以逃过‘战犯’的罪责。”[25]这就保护了一批军国主义分子，他们形成了一股势力，一有机会就跳出来为侵略战争翻案。
从现实方面看，德国和日本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扶植下成为经济大国后，都逐步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但日本更是踌躇满志，咄咄逼人，急不可耐。这突出表现在：1991年4月24日，日本政府在企图乘海湾战争之机向海外派兵合法化的计划落空之后，不经国会审议批准，竟公然擅自决定向海湾派遣扫雷艇。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首次向海外派遣他的军队；[26]1992年6月15日，日本众议院在日本社会党和社民联的141名众议员全体辞职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向海外派兵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27]；同年9月17日，首批赴柬自卫队“堂而皇之离开本土开赴别国领土”[28]；1994年9月，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1994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自卫队法案〉修正案》，为日本今后更广泛向海外派兵、把自卫队作战领域扩大到世界范围，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日本军费早在1987年已升至世界第二位，1994年高达400亿美元。据西方防卫专家估计，甚至不到2000年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大国”[29]。这一系列的动向，大大刺激了日本朝野一些政客的军国主义意识，促使他们忘乎所以地反对“不战决议”，肆无忌惮地歪曲、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
从认识根源上看，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究竟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德国政府和人民清醒地正视这一问题，即德国是二战的发动者，德国在二战中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给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在德国这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德国在二战中有许多人遭受战争的涂炭，甚至德国本土变成了一片废墟，然而，德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颠倒黑白，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相反，许多日本人则“满怀冤屈”，自认为是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以原子弹爆炸为焦点的原爆观认为，“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众所周知，广岛原本是一座海滨城市，绿树掩映，流水淙淙。在和平纪念公园，钢筋圆顶的原子弹爆炸遗址和四周常年不谢的花环，仿佛化成如泣如诉的音乐……它似乎在昭告世人，日本是那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广岛是那场战争最不幸的城市。可是，长歌未必当哭”。不幸的广岛是否记得，当年作为军火制造之都，它为侵略者提供过多少屠杀无辜的枪弹！不幸的广岛是否记得，世界上还有更不幸的城市——南京，那些唱着“大东亚共荣”颂歌的刽子手使这座无辜的城市血流成河，呜咽的扬子江为30万白骨招魂！不幸的广岛是否还记得，那时的世界上还有更不幸的国家——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土地上战祸不断，2000万人被杀害，男人被拉到异国当苦工，女人被拉到兵营当军妓。而这一切，正是包括广岛在内的日本所为！“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人们同情你的不幸。但那颗原子弹决不是平白无故的‘不明飞行物’。在谴责战争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忘记战争的发动者？”[30]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陆培春《日本与亚洲人“原爆观”的鸿沟》的文章指出：“我发现曾在亚洲大肆侵略，杀害了2000万亚洲民众的日本，至今它的政府、舆论乃至一般老百姓，都还缺乏应有的历史观，即他们从未提起或想到亚洲人怎样看待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对这场风波的表态。”[31]
三、结果与展望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一切玩弄历史的或进行政治投机的政客党棍，不管他如何丧心病狂地篡改历史，践踏历史，最终必被历史所唾弃。
“种玫瑰者得花，种藜蒺者得刺”。德日两国由于对二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德国在欧洲恢复了相当的信任”[32]，虽然欧洲联盟内部的争论仍会使人们回想起当年的纳粹德国，但“现在没有什么人会去阻止德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包括向国外派兵”[33]，甚至在欧洲战胜50周年纪念日，德国作为伙伴被英、美、法、俄四国邀请参加纪念仪式。
日本尽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仍得不到其他亚洲国家信任。近年来，日本一厢情愿地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们把这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一面对大国进行说服工作，一面对别的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频繁地派遣外交官员和政府高级人物进行笑脸外交和金钱外交。但由于日本不愿干干净净地清算过去血迹斑斑的侵略历史，更由于日本觊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心怀重演侵略史意图”[34]，亚洲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响亮地发出反对日本做常任理事国的声音。这是理所当然的。新加坡《星洲日报》说：“只要日本继续回避过去的侵略罪行，他们想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就得不到亚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整体而言，亚洲国家仍然对日本存在普遍的猜忌与巨大的不信任。虽然今天的日本已羽毛丰满，敢于对美国说“不”，但今天的亚洲国家同样也会对日本说“不”。“日本不认错，不道歉，就难以重返亚洲”[35]。
注释：
[1]《诸多教训》，[英]《经济学家》，1995年5月6日
[2]法新社波恩1995年5月2日电
[3]冢本哲也：《战后50年德、日的差别》，[日]《世界周报》1995年5月2日
[4]合众国际社伦敦1995年5月7日电
[5][香港]《信报》1995年4月25日
[6]古平：《一项适时的立法》，《人民日报》1994年5月3日
[7]谢川：《苍蝇新战略》，《人民日报》1994年2月19日
[8]《历史是一面镜子》，《了望》1995年第15期
[9]《朝日新闻》1995年6月11日
[10][日]《东京新闻》1995年6月11日
[11][香港]《信报》1995年6月13日
[12]《德国对二战真正表示悔罪》，法新社波恩1995年6月10日
[13]《日本二战心态》，[英]《外事报道》周刊1995年6月22日
[14]《德国中学教育学生正视历史》，[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6月10日
[15]《德国中学教育学生正视历史》，[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6月10日
[16]《德国中学教育学生正视历史》，[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6月10日
[17]《德国中学教育学生正视历史》，[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6月10日
[18]《日本教科书与教科书诉讼》，《理论信息报》1989年11月13日
[19]《日本教科书与教科书诉讼》，《理论信息报》1989年11月13日
[20]《日本教科书与教科书诉讼》，《理论信息报》1989年11月13日
[21]《日本教科书与教科书诉讼》，《理论信息报》1989年11月13日
[22]《日本宪法与战后教育》，[日]《国外法学》1983年3月2日
[23]《残缺的历史》，[香港]《亚洲周刊》1993年11月10日
[24]《历史是一面镜子》，《了望》1995年第15期
[25]郑赤琰：《日本开始用法律开脱其侵略罪行》，[香港]《信报》1995年6月13日
[26]《日本向何处去》，《河南日报》1991年4月28日
[27]《日本参议院强行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新华社东京1992年6月15日电
[28]《日本自卫队首批赴柬》，《中国青年报》1992年9月19日
[29]《历史是一面镜子》，《了望》1995年第15期
[30]姜波：《八月为谁哭泣》，《中国青年报》1994年8月6日
[31]《日本与亚洲人“原爆观”的鸿沟》，[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2月23日
[32]《诸多教训》，[英]《经济学家》，1995年5月6日
[33]《诸多教训》，[英]《经济学家》，1995年5月6日
[34]《不允许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朝鲜]《今日朝鲜》1995年
[35]《日本如不道歉就难重返亚洲》，[香港]《亚洲周刊》199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