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从理想到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07)01-0058-04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研究，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新农村理想与实践，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农村发展战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不断进行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建设的认知与实践，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革命时期、建设时期的新农村理想与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共产主义新农村”构想、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主义新村理想与实践
早在“五四运动”前，青年毛泽东就有了“新村主义”理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新农村可求平均分配，可求人格独立，并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营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以及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是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可见，建立一个以农村为基础，融农、工、商、学、政为一体的人人平等的新村是毛泽东的新农村理想。但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缺乏实现理想的必备前提，毛泽东逐步把眼光转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发现，只有革命成功中国农村才有出路。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分析农民生活状况、考察农民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逐步理清了中国革命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找到了革命成功的道路：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内受封建主义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资本主义工业很不发达，农业经济在国内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民也占有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且受压迫最为深重。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解决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主要问题。同时，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是国内统治、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只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农村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阶级，彻底推翻农村封建势力的统治，摧毁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和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放农民，解救中国。因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总的来看，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处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成功也为毛泽东青年时期“新村理想”奠定了现实基础。正如薄一波说：“从人民公社的模式中，也可以隐约看到他早年曾考虑过的‘新村’计划的某些轨迹。”[1]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农村”实践
第一，变革农村制度，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毛泽东时代，我国农村社会经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一是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二是改造和消灭农村农业分散的个体经营方式，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我党通过土地改革，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增产增收乏力，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等。正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天然脆弱性，一些农民由于经营不善而再度失去土地，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显现。变土地个体所有为土地集体所有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为此，我党全面开展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为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2] (P197)
第二，明确农业现代化目标，探索农村发展的综合路径。1953年，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确立了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战略思考。1957年，针对农业发展实际，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通过“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结合的办法，以充分解放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具体路径。1959年，针对我国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却吃不饱饭的现象，毛泽东提出发展社办企业，使农民就地转化为工人，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并提出了“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的城市化预见。可见，毛泽东当时已经有了通过农业现代化、公社工业化以及农村人口城市化等综合解决农村发展的思考与预见，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第三，注重农村全面发展。首先，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自身的发展，是毛泽东新农村思想的可贵之处。在农村文化建设上，他号召组织农民识字，以农村自编的结合农村实际、反映农村本土的人名、地名、农活名以及一些必要语汇的识字课本为基础，力争“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字到两千个字”[3] (P510)；全国各乡都办有农民技术夜校，扫除文盲和普及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3] (P450)；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办小学、中学，建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3] (P475)。其次，注重农村卫生建设。提出“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3] (P510)。第三，注重农村基础建设，大兴农田水利，规划省直到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以及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建设计划。第四，注重农村环境建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3] (P509)。第五，注重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等农村社会事业建设。
从毛泽东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伟大的构想和积极的社会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教训也是深刻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农村合作化时期，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寄希望于通过农村生产关系的高度变革彻底改变农村面貌，显然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因为当生产关系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和要求，它不仅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二，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农村发展与全局发展、农村内部全面发展以及农村发展动力等问题上，不顾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过于突出均衡发展、全局推进的美好愿望以及凸显上层建筑的作用，在整个六十年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探索与突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与吸取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这个崭新命题的充实，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所开启的全面改革为现实土壤的。这场改革是通过革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内容和方面，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探索农村经营体制的新模式。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4] (P137-138)“关键是发展生产力。”[5] (P315)发展生产力，“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4] (P17)。“靠政策”，就是借鉴毛泽东误把集体经济制度与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混为一谈、大搞“人民公社化”的不当做法，探寻农村发展的体制出路。废除人民公社旧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突出农村的经济功能。同时，坚持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和要求的集体经济，用经营模式自主化的形式去体现、实现集体化的目的，从而实现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克服了旧体制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种种弊端，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表明，“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6] (P1763)，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靠科学技术”，就是要注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部优化组合，发展先进生产力。邓小平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4] (P275)发展先进生产力促成农村发展的思想跃然纸上。
第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邓小平不仅领导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且在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他又萌生了建设新型农村的思想：“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5] (P214)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5] (P238)“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5] (P355)1985年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他对小城镇建设做了具体要求：县和县以下小城镇的发展规划，要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小城镇的建设一定要根据财力和物力的可能，通过试点，逐步展开，注意避免盲目性，防止工业污染。城乡建设部门必须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可见，邓小平关于我国农村必然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思想，比毛泽东的社队企业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化思想更为明确，也极有创造性，但还是不系统的。
第三，从战略高度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包括“农业、能源、交通以及科学技术”，充分认识到农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984年，他又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5] (P65)不仅意识到农村对全国稳定的重要性，而且有了初步的城乡协调发展思想。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体制变革并非一劳永逸。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其内在功能会逐渐衰减，必须进行持续的探索和完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户个体经营模式逐渐与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冲突，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农产品流通体制建设、农民有组织的管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日益显露出其不足或弊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农村发展中的全面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也出现了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了，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建设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社会风气文化建设停滞落后了；经济产量上去了，效益降低了，土地、森林等后备资源严重减少了，河流、空气、水源被污染了；经济总量增加了，农村居民却相对贫困了等等。这种不计成本的发展以及用此种代价换取的彼种增长，不仅是不科学的，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没有出路的。因此，必须继续探索农村发展之路。
三、二十世纪90年代的调整和完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和借鉴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关于中国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实际，形成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认识。
第一，在探讨农村经营模式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的新认知。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调整、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三农”问题日渐显现的新情况，我党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方式，引导农民发展各种新的联合与合作，”[7] (P130)进行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产加销结合，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的经营形式，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7] (P133)
第二，城镇化思路更加清晰和切合实际。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改变二元社会结构，走城镇化发展农村的大举措。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就曾指出：“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要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小集镇结合起来。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发展乡镇企业应注意建设小集镇结合起来，要适当集中，上水平，上台阶，从而使小集镇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并且成为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7] (P134-135)到20世纪90年代末，对城镇化建设的认识更加清晰。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有利于农业富裕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各地要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措施，切实加以推动。”“经过五至十年努力，把一批小城镇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辐射和带动力的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使全国的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7] (P135-136)由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村城市化理论。
第三，探索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1998年，农村村民自治全面启动，这不仅是对毛泽东青年时代共产主义“新村”设想的实践，也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较为适宜的政治框架，是农村改革的又一大突破。针对农村社会风气不正、农民精神食粮匮乏、整体素质偏低等社会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强调文化建设对推进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通过细化农村社会发展的内涵，通过收入分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生活环境以及保障安全等六大类、16项小康指标，更加全面地深化了对农村建设的认识。
总体而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完善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理论的开放性与实践的继续性本身要求，农村理论与实践仍需在现实中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同时，任何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都有一定的滞后性，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有待调整充实。
四、二十一世纪“新农村”建设的新征程
在新世纪全面小康建设进程中，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趋势，融会贯通了多年来党对我国农村建设的理论思考，立足中国全局发展的需要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明确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8] 为内涵的更高标准的新农村目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把中国几代领导集体所致力的、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所梦想的“新农村”理想变为现实，具有鲜明特色。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在农村建设目标设定上，把农村的经济建设同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统一起来，既注重了经济上的“生产发展”，也注重政治上的“管理民主”、文化建设上的“乡风文明”以及社会建设上的“村容整洁”，使农村建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新农村”作为建设目标，还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诉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与体现。“新农村”建设不仅强调发展用GDP体现的生产力，而且强调“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以及“管理民主”，把农民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发展的整体目标而突出出来，摆脱了以往仅以物质手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把满足群众眼前利益作为发展动力的思路与做法，这是我党发展史上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与创新。
第二，满足农村发展的现实性要求。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在农村建设上理想与实际距离太远，而其后两代党的领导集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多地是以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来促进农村自身发展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因此，第四代党的领导集体果决地调整农村发展战略，把理想建立在现实性基础上，从取消农业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入手，全面介入新农村建设，以极大的魄力破解“三农”难题，充分体现了第四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与魄力。
第三，“新农村”建设在行动。第四代领导集体把今年作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首先，统筹农村、城市发展，在国家投资上，做出“国家投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大转变；其次，把新农村建设落实在实际行动中：2006年1月1日，废止了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这是中国“三农”发展的大解放；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如粮食“三补贴”加强，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增加，有望全部达到本省粮食风险基金总规模的50％；积极支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重点支持农村“六小”工程等项目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自2003年下半年开展以来，全国已有1.63亿农民参加，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区)；对农村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发展、环境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大，教育上的“两免一补”政策已经惠及3600万农村学生，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将都能享受到免费教科书和住宿生活补助，2010年全国农村地区将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环境建设上，2005年底，全国县乡道路里程已达142万公里，2020年，我国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要全部通沥青或水泥路。这些惠农政策表明，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
当然，“新农村”无论是作为认识论还是现实运动，对党和全民来说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在深化中不断发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初级阶段“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和紧迫性，要做好长期建设的准备，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权宜之计。“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可持续、协调发展之路。总之，“新农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全党全民仍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付出艰苦努力，最终才能实现。“新农村”建设之路艰巨而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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