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皖系集团研究 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述评论文,集团论文,段祺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他出身于军人和地主家庭，接受过清末新兴军事学堂教育，并成为第一批赴西方学习近代军事的留学生。在波谲云诡、翻云覆雨的北洋时期，他追随辅佐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镇压农民起义，掠夺辛亥革命成果。袁世凯统治期间，他连任8届陆军总长，2任代理内阁总理，1任内阁总理，成为北洋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人物。袁世凯称帝一命呜呼后，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集团执掌北京政权，一心做着“武力统一”的梦，由于政治黑暗，外交失败，引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同时遭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联合夹攻，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速败。段祺瑞遭到这一重大打击后，退隐津门，等待时机，1924年在直奉矛盾激化，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转折关头，出山担任临时执政，由于缺乏实力，内外交困，于1926年被赶下台，从此退出北洋政治舞台。晚年吃素念佛，嗜棋好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扶持亲日势力，曾一度瞩目于他，段祺瑞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于上海，终年71岁。
段祺瑞是一位影响较大、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他及北洋皖系的评说研究，同时代人已经开始，除了大量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文章外，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也很多，如《段祺瑞》、《段祺瑞秘史》、《合肥执政年谱初稿》、《前临时执政段公芝泉事略》、《段氏卖国秘史》、《段氏卖国记》、《徐树铮正传》、《徐树铮秘史》、《徐树铮行述》、《安福祸国记》、《安福趣史》、《安福痛史》、《安福俱乐部》、《督军团传》、《西原借款真相》、《直皖秘史》、《直皖战争全史》、《直皖直奉大战实记》、《善后会议史》等。解放后一段时间内，由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把段祺瑞及北洋皖系作为“反动人物和集团”，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除了50年代出版的陶菊隐《北洋军阀史话》和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涉及皖系，加上荣孟源、彭明、章伯锋、汤志钧等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几乎谈不上专门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的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论著成果无论数量、质量，都远远超过过去，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有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皖系部分），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皖系部分），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皖系部分），章伯锋的《皖系军阀与日本》，钱实甫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皖系部分），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黄征、陈长河、马烈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季宇的《段祺瑞传》，贾熟村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王彦民的《徐树铮传》，周军主编的《皖系北洋人物》等。李新、彭明、孙思白、来新夏、章伯锋等民国史专家，新时期前期发表的关于北洋军阀史及皖系军阀史的重要论文，对北洋军阀史的学科建设及皖系军阀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近年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6卷），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5卷），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北洋政府时期，17卷），3部大型资料集陆续问世，对北洋军阀史及皖系军阀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荣孟源、章伯锋等主编的《近代稗海》多卷本，杜春和等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下卷，出版较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多为研究者引用。台港及海外的民国史研究界，对段祺瑞及北洋皖系的研究也出版发表了一些成果，由于资料零散，本文不拟涉及。
段祺瑞一生涉及较广，问题较多，北洋皖系也是一个规模较大、人员众多的军政集团。笔者资料有限，学力不逮，现不揣谫陋，以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为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粗线条的爬梳，错误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段祺瑞家世、早期生平。段祺瑞没有留下回忆录，段氏宗谱失传，对于段祺瑞家世、早期生平的研究，主要依据吴廷燮的《合肥执政年谱初稿》[①]和段祺瑞侄子段宏纲的《段祺瑞家世琐记》[②]。这些记载简略，但较可信，基本为学界采纳，未有异议。稍嫌不足的是，对段祺瑞祖父、淮军重要将领段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段祺瑞在德国的学习情况也论述不足。
2、段祺瑞与北洋建军。袁世凯靠北洋发迹，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北洋三杰”，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最重要助手。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鼎力襄助”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督练北洋新军，成绩斐然；二、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培养大批军事指挥人才；三、制定练兵规章制度，编译兵书教材。青年段祺瑞的出众才华，深得袁世凯的赏识，也为自己后来建立皖系集团奠定了基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莫建来的《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较有份量，他的基本结论是：段祺瑞在中国军事近代化上的推动作用应予肯定，但对军队私有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则难辞其咎[③]。黄征撰写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二部分也有专门论述，认为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军事院校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④]。
3、段祺瑞与辛亥革命。段祺瑞在辛亥革命中的突出表现，就是紧密配合袁世凯，以北洋武力作后盾，在镇压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在南北停战谈判的角逐中，既逼迫清帝退位，又要挟孙中山让权，终使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桂冠戴到袁世凯头上。关于这段史实比较清楚，但如何评价分歧意见较大，时人有称段祺瑞是“三造共和”的功勋，这段历史即是“一造共和”。解放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的说法，段不过是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的急先锋而已。近几年的评价有些变化，也引起了争论，最有影响的就是《安徽史学》上单宝、李开弟、莫建来的争鸣。单宝认为段祺瑞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赞成共和，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形势发展的进程，不能笼而统之称他是袁世凯篡夺政权的“帮凶”，他在辛亥革命中比王士珍、冯国璋等北洋重要将领的表现明朗得多，顺应了历史潮流[⑤]。李开弟认为段祺瑞虽在1912年1月26日领衔发出主张共和、逼清帝退位的通电，但在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曾和40多位北洋将领联名发出主张君主立宪的通电，所以，“共和”也好，“君宪”也好，并非是袁世凯、段祺瑞的真正政治信仰，只不过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工具。在这盘政治棋局中，段祺瑞不过是为了捞取个人利益而充当袁的棋子而已，根本不足向国民骄功[⑥]。莫建来认为李文所述段祺瑞等人1912年1月1日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出自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的一段记载，但这段记载没有注明原始出处，莫通过6个方面的考辨，认为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成为立论的根据[⑦]。莫建来不同意李开弟的观点，也没有赞成单宝的观点，认为将段祺瑞思想批上“共和”的考语，失之简单，段在辛亥革命中之所以异于其他北洋重要将领的不寻常表现，不是出自思想的转变，而是出于对波谲云诡政治风云及袁世凯心意的洞悉和把握，也是出于个人动机的驱使[⑧]。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呼应单宝的观点，如丁贤俊认为在段祺瑞的心目中，赞同共和、拥戴袁氏任总统是不可分割的，尽管这种认识的局限为共和制预伏了隐患，但考虑到当时革命党人的认识大都还停留在排满革命的水平上，革命党首领已决定实行联袁倒清策略，段祺瑞敢于冲破封建纲常的精神桎梏，甘冒叛臣贼子的罪名，逼清帝退位，不失为有胆有识的义举[⑨]。
4、段祺瑞与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当上大总统，段祺瑞连任内阁陆军总长，继续保驾护航。但段祺瑞兵权过大，资望过高，又隐隐约约在形成自己的皖系集团，同时和太子袁克定发生冲突，这不能不引起大做皇帝梦的袁世凯猜忌警惕。袁忽明忽暗地削减陆军部的权力，培植自己的亲信部队，并逼迫段祺瑞辞职赋闲。1915年，筹安会粉墨登场，北洋派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劝进，拥戴袁世凯称帝，段祺瑞则隐居西山，态度消极。袁世凯称帝后大赐爵位时，北洋派重要将领中唯独段祺瑞没有受封，为防不测，袁世凯一度还将段软禁。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径，是不得人心的，护国运动的蓬勃展开，使袁世凯举足无措，最后不得不采纳徐世昌的意见，重新起用段祺瑞。段在以实力作后盾的讨价还价中，既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又当上了大权在握的国务总理，这就是所谓的“二造共和”。袁世凯一命呜呼后，段祺瑞顺理成章地成为北洋集团“新主人”。对于段祺瑞这段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同意见。褒者如丁贤俊，认为尽管段祺瑞的共和观只不过是既不要皇帝又反对革命党，但他能冲破20年来与袁世凯结下的长僚关系和亲密私交，弃官冒死维护共和，毅然反对洪宪帝制，对于一个在忠孝节义封建道德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确实难能可贵[⑩]。贬者如李开弟，认为段祺瑞与袁世凯的不合作，关键是争夺个人权力，决非有“共和”的思想基础，他不过是一个一贯谋取私利而反复无常的政治投机分子(11)。这两种意见都有合理性，但都过于偏激，前一种意见没有考虑袁、段关系微妙变化的背景，袁称帝世袭，段必然失势的潜在威胁，确是段消极抵抗的重要原因。后一种意见低估了段祺瑞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审时度势的才干，也没有看到他在维护北洋集团利益上的重要作用。
5、段祺瑞与张勋复辟。段祺瑞做国务总理，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黎不满皖系干将徐树铮等人的蛮横行为，不愿做傀儡，遂在一系列国家大政问题上与段针锋相对，并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段自然还以颜色。黎虽然有不少资本和靠山，但还缺乏去掉段的实力，不得已请出北洋元老张勋居中调仃。“复辟狂”张勋率“辩子军”进京后，早忘了调仃人的身份，把末代皇帝溥仪请了出来，宣布取消民国，恢复大清，封了许多官爵，王士珍、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皆在册，段祺瑞再一次榜上无名。下野的段祺瑞在天津马厂组成讨逆军，在研究系、新交通系支持下，迅速平定了张勋复辟行径，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这就是史称的“三造共和”。段祺瑞适潮流，顺民心，凭藉实力和威望，粉碎了“辫帅”张勋的复辟梦，这一行为本身学界是肯定的。但对段的个人动机则多持否定意见，认为他不过是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然后借“共和”之名，清除张勋，东山再起。段祺瑞的胜利不过是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对民主共和并无实质性的助益。
6、段祺瑞与皖系集团。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说从段祺瑞辅佐袁世凯小站练兵就已经开始，但段祺瑞何时有意识地营造围绕自己的集团，皖系集团又是何时正式形成的，则是不太容易说清的。袁世凯建军时期，是不允许部下自立门户的，对段祺瑞等重要僚佐经常调动，防范甚深，民国后削减陆军部权力也是明证。但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及北洋皖系迅速执掌北京政权的事实，又说明皖系集团确实孕育于袁氏时代，段祺瑞早已在北洋内部有意无意地培植着自己的势力，直至后来夺取北洋政府统治权，与冯国璋的直系、张作霖的奉系一分为三。但段祺瑞执掌北京政权，能不能作为皖系集团正式形成的标志呢？不少学者作如是观，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丁长清甚至认为1917至1918年的冯段之争仍然不是直皖之争，冯、段之争形成的北洋军队体系内派别力量的组合，虽然具有造成以后分裂的系别冲突趋势，但从冯、段之争的全过程来看，这种斗争仍属于北洋军队体系尚未分裂前主要头目之间，为争夺体系内首领地位而形成的界限不甚分明、组织不甚严密有序的派别之争。直、皖分庭抗礼开始于曹锟、吴佩孚时代(12)。学界普遍认为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集团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北洋出身的段派军事将领，如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曲同丰“四大金刚”，袁世凯死后附段的北洋老将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姜桂题，还有盘踞各省拥兵自重的沪浙杨善德、卢永祥、何丰林，山东张怀芝、张树元、田中玉，福建李厚基，湖南张敬尧、吴新田，陕西陈树藩，甘肃陆洪涛、张广建等。二是以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梁鸿志、李盛铎、朱深、李思浩等为代表的安福系和安福国会官僚政客集团。三是财政支柱新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及许世英、龚心湛等。对于皖系集团的系统研究首推周军、周延柏主编的《皖系北洋人物》(13)。书中荟萃一些专家学者参考各种材料撰写的70名北洋皖系人物的传记，并附录了别外59名皖系人物简介。陈长河撰写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五部分《皖系统治的三大支柱》，也较全面、精当。对于新交通系的系统研究，贾熟村的专著《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最为全面(14)。刘桂五的论文《“交通系”概述》也较有价值(15)。北洋皖系集团单个人物的研究，黄征、陈长河、马烈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季宇的《段祺瑞传》(16)，焦静宜的《段祺瑞》(17)，王彦民的《徐树铮传》(18)，沈寂主撰的《许世英》(19)等，皆为力作。杨立强、杜春和、陈长河、唐少君、莫建来、戴健、丁贤俊等的论文也较有份量。
7、段祺瑞与“五·四”运动。这个问题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复杂，主要涉及皖系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日本的关系，也涉及武力统一、南北议和、编练“参战军”等问题；涉及安福系和安福国会的评价问题，涉及段祺瑞及皖系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问题，涉及段祺瑞与新交通系的卖国问题。每个大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北洋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有帝国主义插手，段祺瑞统治时期也不例外。关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的关系，章伯锋下了很大功夫，他从60年代就开始了这一课题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组论文，1988年出版大著《皖系军阀与日本》(20)，共分12章，29万字，从方方面面分析了1916—1920年北洋皖系统治时期的段、日关系，涉及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皖系军阀的统治，主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皖系军阀能够连年对南方发动战争，其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主要依赖新交通系所经手的对日借款。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援助，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段祺瑞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武力统一，南北议和，编练“参战军”，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同时涉及国内外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南北对立阵营的冲突，也涉及北洋内部直皖矛盾，还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及对中国政治的干涉。段祺瑞坚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原因何在呢？周俊旗认为一是“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长河上最博大的政治目标之一，二是当时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生存的需要，其中又分三个方面：南方有与北京政权对立的军政府；南方势力在军事上虽弱于北方，但还是有相当威胁力的；南方六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北京政权如不能及时控制这些地区，将是后患无穷(21)。关于段系与南北议和的研究，王彦民的《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22)，段云章的《论1919年南北议和》(23)，较有份量。段祺瑞借“参战”之名，编练“参战军”对付南方，“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是学界共同的看法。安福系和安福国会的种种丑恶行径，皖系军阀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干涉，材料较多，论述也较多，评价分歧意见不大，但对安福系的系统研究尚未见力作。皖系军阀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近年来有一种新观点，即认为“五·四”时期颇似春秋战国时期，段祺瑞没有绝对权威，致力于武力统一。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客观上放松了思想钳制，新文化运动得以蓬勃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得以生存发展。关于段祺瑞政府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较多，首推彭明的“煌煌大著”《五四运动史》(24)。各种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开篇均述及这一问题，本文不拟详述。
8、段祺瑞与直皖战争。1920年7月间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第一场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大混战。段祺瑞一意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扩张皖系实力和地盘，引起直、奉两系的不满，矛盾激化后遂兵戎相见，结果直胜皖败，皖系元气大伤，结束统治地位，直奉联合执掌北京政权。这场战争酝酿时期较长，涉及问题较多，但真正打起来仅用了几天时间，直系主帅吴佩孚就将徐树铮督战的皖系军队打得一败涂地。直皖实力不相上下，直胜皖败的原因何在呢？王华斌从人心向背和战略战术上加以分析，认为皖系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误，是其速败的两个重要原因(25)。不少学者认为皖系在直皖战争的前半段取胜，并无败象，奉系的参战助直，也是皖系速败的重要原因。关于直皖战争的全过程和后果影响，彭明的《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第四部分《直皖战争和皖系军阀的失败》(26)，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第四章第一节《直皖战争》(27)，章伯锋的《皖系军阀与日本》第十二章《直皖战争与日本》，陈长河撰写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七部分《直皖战争》，季宇的《段祺瑞传》第十七部分《滑铁卢之役》，王彦民《徐树铮传》第十八、十九、二十章，均有翔实精彩的记述和分析。
9、段祺瑞任临时执政。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惨败，使段祺瑞从北洋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直奉首领下令通缉徐树铮为首的皖系要人，但基于种种考虑，没有逮捕法办段祺瑞。段请求免去本兼各职，息隐津门，不问政事。但段祺瑞毕竟是历经磨炼的“北洋之虎”，不可能完全沉缅于琴棋书画中，更不可能放浪于声色犬马中。他静静地观察动态，运筹帷幄，力图东山再起。而4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确实给段祺瑞复出创造了机会。在段本人的苦心经营下，联手击败曹琨、吴佩孚的张作霖、冯玉祥，将段祺瑞捧上了临时执政的宝座。尽管段执政和段总理的权力内涵不同，但临时执政毕竟代表了当时北洋政府最高权力称号，段祺瑞最后一次在宦海中搏击。关于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主要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当时政坛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结果，杨德才不同意这种以外部看问题的观点，认为主要是段祺瑞自身努力的结果。他从三方面论述了段祺瑞出山前的一系列幕后活动，一、捐弃前嫌，拉拢张作霖结成奉皖联盟，二、运动孙中山，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三、想方设法策动冯玉祥倒直(28)。
10、段祺瑞与善后会议。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首先考虑的是扩大自己的权力，提高自己的地位，重振皖系雄风。他除了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执政兼容总统、总理权限，还借冯玉祥停战主和通电中提出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同解决时局问题的建议，更针对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军阀、帝国主义问题的主张，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他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迅速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任命许世英筹备善后会议事宜，邀请各方代表参加。在国民党宣布不参加的情况下，1925年2月1日，段祺瑞主持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段致开幕词，并发表建设宣言，阐述了与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主张。段祺瑞后又临会，要求会议着重解决财政和军事两大问题，并且以临时执政身份向会议提交了《整理军事大纲案》、《拟定中央概算案》等25个议案。断断续续开了2个多月的善后会议闭幕时，段祺瑞又亲临会场，足见他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的基本原始材料，陈鸣钟、姜文俊编辑的《善后会议》收录得比较全面(29)。段祺瑞与善后会议的研究，马烈撰写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第九部分，张彩霞的《军阀与善后会议》(30)，华友根的《略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条例〉与〈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纷争》(31)，较有份量。善后会议后，段祺瑞的权力地位并无明显改观，并且危机困境接踵而来，连续发生了金佛郎案，“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军阀大混战，他疲于应付于各种突发事件中，陷入难于自拔的政治漩涡内，终于四面楚歌，精疲力竭、苦心执政1年有余后，彻底退出宦海生涯。
注释：
①《合肥执政年谱初稿》，《近代稗海》第4辑。
②《段祺瑞家世琐记》，《安徽文史资料》第13辑。
③《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
④《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⑤《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安徽史学》1984年第5期。
⑥ (11)《段祺瑞“三造共和”述评》，《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
⑦《段祺瑞领衔通电主张君宪、反对共和考辨》，《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
⑧《评辛亥革命中的段祺瑞》，《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
⑨ ⑩《论段祺瑞三定共和》，《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12)《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河北学刊》1994年第2期。
(13)《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4)《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15)《“交通系”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16)《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7)《段祺瑞》，《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8)《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
(19)《许世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0)《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21)《试论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历史教学》1989年第12期。
(22)《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
(23)《论1919年南北议和》，《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4)《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25)《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26)《皖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军事史林》1988年第2、3期。
(27)《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28)《1924年段祺瑞出山的主要原因》，《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
(29)《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3月版。
(30)《军阀与善后会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31)《略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条例〉与〈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纷争》，《安徽史学》1990年第2期。WW吴元康
标签：段祺瑞论文; 直皖战争论文; 历史档案论文; 皖系军阀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北洋三杰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北洋集团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