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近代大学课程思想的演变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课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8)03-0090-04
大学对人才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上，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课程的实施得以实现。大学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水平，而大学课程的质量水平则受制于体现教育价值观的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水平。大学课程思想是教育者对课程实践的一种先行价值判断，是教育者对教育目的的要求，对知识的价值选择以及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在理论上的综合反映，是课程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先决要素和理论基础。任何课程变革必定是依据一定课程思想的引领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因为，课程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因而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任何课程建构如若不优先考虑价值取向问题，如若没有哲学价值论的引领，都将陷入盲目和混乱，从而以失败而告终。①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课程思想是打开高等教育这个“黑匣子”的关键所在。通过考察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揭示出高等教育家如何根据社会和教育的发展状况来构筑自己的大学课程思想并指导大学课程实践，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在大学课程发展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②就我国而言，改革现有课程，构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课程体系，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理清我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当前树立合理的大学课程思想意义重大。
在本文中，主要探讨的是近代由我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所创建的大学的课程建设思想，并不包括教会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思想。
一、中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维新运动：“经世致用”的大学课程思想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为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兴办了一系列的语言、武备、技术类学校。如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訢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等，这些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时，还有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其他的还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等。虽然当时兴建的高等学校从性质上来看属于军事和技术类学校，且很多学校层次很低，但毕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
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这些语言、武备、技术类学校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当时所需的语言、军事和技术人才，“中体西用”，“师长夷技以制夷”是建立这些学校的根本目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主义教育思想是这个时候大学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大学的培养目标只是为了掌握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实用技能，这从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见表1）。
与外国语学堂不同，福建船政学堂作为当时的武备学堂，其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制造现代化的轮船战舰。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基本课程包括法文、英文、算术、几何、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平面三角、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地理、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及指示计、盐重计和其他仪表的应用等；实践课程则包括船体建造、机器制造、操纵、上船实习和装配发动机等等。
从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安排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大学的雏形，以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在课程目的上主要是培养当时社会所急需的外语和军事人才。因此，在课程的内容安排上，中国大学从建立之初就以技术和语言教育为主要学习内容，而没有近代西方大学创办伊始所开设的文科、社会类课程。在课程思想上，逐步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视转向对近代技术的重视，强调大学课程的工具性和大学课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经世致用”，而非按照大学课程自身的规律来设置课程。
（二）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中体西用”，科学教育思想兴起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认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即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有鉴于此，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
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于1898年奏准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截止1921年，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l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2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来看，大多是学习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入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入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入政治、文学、商务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入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辞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源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以京师大学堂为例，其课程分为博通学（普通学科）和专门学（专门学科）两类。普通学科（即基本课）课程内容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逐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全体学生必修。同时还规定，30周岁以下学生，必修一门外语，在英、法、俄、德、日5门中任选。专门学科分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等10门。据此可知，“西学”（科学教育）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首要的教学内容。但这些学校仍始终保留中国传统的“中学”（人文教育），并规定“其在讲堂督课之六小时，读中文书西文书时刻各半”。③戊戌政变后，大学堂仅设诗、书、易、礼、春秋等课程，遭到学生的不满。张百熙受命后，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如政科一周36节课中，伦理、经学、诸子、辞章4科加起来4课时，只占总课时的1/9；艺科中经学课程的比重就更小了，一周36课时中，只占1课时。④由此，“西学”地位提高，但并未能取代“中学”的统治地位，“中学”由统治地位逐渐走向与“西学”并存。
较之洋务运动时期，这一阶段大学课程在课程目的上，仍然以培养“经世致用”的救国人才为主；在课程内容上，除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内容外，就是先前的语言、技术类课程，所不同的是，涉及了更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类和政治类课程。其不只强调对“西艺”的学习，同时也强调对“西术”的学习，即学习其先进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这些“西艺”的基础——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方法。总之，这一阶段，我国大学课程虽仍没脱离简单的工具主义指导思想，但已从单纯对技艺的重视过渡到了对科学的重视，已呈现了较为明显的科学主义思想萌芽。
（三）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以研究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大学课程思想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教育束缚，逐步走向现代化，在这一历程中，尤其要提到的就是蔡元培及北京大学。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施展了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其教育思想也成为了辛亥革命到抗战时期我国大学课程改革的主导思想。
大学课程思想源于学术观念，而学术观念又源于对大学的定位和认识。在大学的定位和认识上，他鄙弃那种把大学视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陈腐观念，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求学生要“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⑤从此，学术至上的思想得以确立。同时，在他看来，一所学校的声誉与其学术地位是相对应的。因此，他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在大学课程思想上，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他曾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⑥对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重视，使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为大学课程的科学化和学术化奠定了基础。
在课程的内容上，则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并提出大学课程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成就”，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同时，在注意吸收欧美各国学术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把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作为学校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还“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⑦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这种对中国社会实际加以考虑的做法大大增强了课程的实用性。
在这期间，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牛耳，在大学课程建设思想上已成功走出了清末的“重术轻学”；在课程建设上，奉行以学术为中心的课程观，同时又十分注意学术的社会适用性。综上所述，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是这一时期我国大学课程的指导思想。
（四）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化”的大学课程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东江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高等教育主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不允许开办所谓的正规大学，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短期训练为主。当时建立的高等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思想也使得大学课程思想政治化，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学习内容上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问题、中国革命史、日本研究、时事政策、战略学、战术学、游戏战争、射击学、步枪学等。⑧在发展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虽然也逐步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文艺及医学方面的课程，如1944年4月颁布《延安大学教育方针及暂行方案》后，延安大学不仅在课程科目设置上有所增加，而且调整了各科课程的学习时间，⑨但整体来看，大学课程思想的政治化倾向始终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内，大学课程思想却有所改变，其代表为西南联合大学的课程思想。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内的三所著名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的。在大学课程思想上，“通识教育”的理念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在课程目的上，注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科学知识，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因此，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有广泛的涉猎，不仅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且具有广博的基础科学知识和较强的综合适应能力，成为文理兼备的优秀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和课程的专业化及课程的适用性和针对性，其课程主要由共同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组成。其中，全校性的共同必修课主要集中在一年级，一般包括：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伦理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1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和1门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地学概论、普通心理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数学、微积分）。原则上共同必修课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不过各院又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文法学院对上述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必修2门，理工学生对上述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必修2-3门，工学院则可以不修中国通史。⑩与此同时，对体育课程的重视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西南联大的课程表中，将体育列为必修课，本科四年必须修习，且体育课和军事训练单独计学分，不及格不能毕业。在课程的实施上，则实行选修制和学分制，如文理工及法商学院的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修满132学分，另加“党义”2学分，体育8学分，军事训练6学分，总计为148学分；师范学院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修满156学分，另加党义、体育、军训的16学分，总计172学分。(11)
二、近代我国大学课程思想的特点
（一）大学课程思想的发展以学习外国为主
培养先进的人才就要有先进的课程，而先进的课程设置又需要有先进的课程思想作指导。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洋务运动初期，作为舶来品，在成立伊始，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学课程思想，从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建立初期对技术类课程的强调，到维新运动时期对科学课程的重视，再到蔡元培以德国洪堡大学理念改造北大课程和实用主义课程思想的盛行，直至后来西南联合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思想，我国近代大学课程思想无一不是承袭、移植外国高等学校课程思想。通过参考发达国家的大学课程思想来指导我国大学课程的改革，有利于我国大学课程结构和内容的进一步优化，但过分对外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学习和借鉴，又造成我国大学课程思想主体性的缺失，不利于我国大学课程思想的持续发展。
（二）大学课程思想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
按照约翰·S·布鲁贝克的划分，高等教育哲学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作为追求知识的目的；其二，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12)就我国而言，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以政治论为其哲学基础，不仅关心知识本身，更关心知识对国家的作用。具体到大学课程思想上，则表现为大学课程思想缺乏独立性，过分关注社会政治、经济需要。从中体西用对“西艺”的学习，到维新时期对“西术”的追求，再到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对北大课程的改革，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课程思想的政治化，每一次大学课程思想的调整更多源于社会政治需求的变化，而不是大学课程思想自身的逻辑。大学课程思想的政治功利色彩虽有利于大学课程思想的实施，也会在一定时期内满足学生及家长的需求，但过分关注外界需求又造成了我国大学课程思想对基础理论课程的重视不足，既不利于大学课程思想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大学课程思想易受国家政治思想影响
大学虽然是具有一定自治权的机构，但作为社会的附属机构，在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下，大学也必须对社会政治、经济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反馈。大学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首先表现在培养目标上；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课程的设置和内容上，这是由于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类型最终是由课程的设置和内容所决定的。大学课程思想作为教育者对课程实践的一种先行价值判断，是教育者对教育目的的要求、对知识的价值选择以及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在理论上的综合反映，是课程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先决要素和理论基础。有鉴于大学课程思想的重要性，在对大学课程的控制和影响中，大学课程思想倍受社会统治阶层的重视。就我国而言，我国的大学课程思想从一开始就深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军事技能的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所实行的中体西用的大学课程思想，到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时期科学主义课程的兴起，到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对大学课程的改造，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服务的大学课程思想，这些大学课程思想的变化无一不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适应所作的调整，尤其受到了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四）大学课程思想重视课程内容的科学化
重视大学课程内容的科学化，强调学科中心的课程模式，是我国大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我国近代大学的产生来看，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大学的产生源于对现代科技的需求，其产生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技术，以便能够抵制外来侵略。尤其是近百年来，我国始终处于外国的侵略压迫之中，究其根本，主要是在于我国军事、科技等的落后。因此，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创造中心，中国大学从建立之日起便将发展现代科技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表现在课程上，则是对学科中心课程模式的追求和课程内容上的科学主义倾向。从福建船政学堂对近代科技的重视到维新时期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再到蔡元培时期大学课程对学术的追求，直至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对课程专业性和基础性的强调，注重课程内容的科学化和对现代科技的学习始终是我国大学课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
①靳玉乐.论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新理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4).
②郭德红.20世纪美国大学课程思想演变[D].河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③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656-657.
④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248.
⑤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
⑥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82.
⑦蔡元培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
⑧⑨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9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