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试论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07）02—0109—03
近些年来，中国以主宾国的身份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的“中国文化年”活动，例如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5年）、英国“中国文化年” （2003～2004年）、俄国“中国文化节”（2003～2004年）、爱尔兰“中国文化节”（2004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艺术节”（2005年）、美国“中国文化节”（2005年）活动，从200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国家年”、“中印文化年”、德国汉堡“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也陆续拉开帷幕。最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柯亚沙透露，英国计划在北京奥运会召开的2008年，在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伯明翰、格拉斯哥等大中城市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这一系列意义深邃、影响深远的“文化年”活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以及外交的重要形式。本文试图对“中国文化年”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着重探讨何谓“中国文化年”现象，其理论基础与依托资源是什么，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文化年”的开展究竟有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文化年”是一种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一种外交形式，是国家根据对外关系的整体工作格局与部署，在双边国家约定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内，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以人们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丰富的文化表现形式为手段来开展的国家或国家间的公关活动。“中国文化年”活动的举办，在决策方面，一般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另外一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确定，决策的层次非常高；时间上，一般都是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在覆盖面积和交流领域方面，“中国文化年”会通过友好城市覆盖到举办国的大部分主要城市与地区，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图书出版、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环保、旅游等诸多方面。
一、“中国文化年”之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21世纪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软权力”理论，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如果权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那么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通过威胁，通过利诱，或者通过吸引和相互选择——软权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历史证明，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而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它“经由国家和国民所显露出来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国民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细腻能力”而表现出来。文化作为综合国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能够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能够使一个国家影响其他国家按照它自己的目标行动”，“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使“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他国政策、影响国际事务、实现预想目标”。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文化资源演化成的一种最重要的制度权力、信息权力和一国意识形态对外的强大吸引力，是一种“软权力”，是“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想目标的能力”，是“通过劝导他人或他国追随或者认同我方的价值规范和制度安排来实现自己所意想的结果。”约瑟夫·奈认为，这种吸引力就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力量”。文化的魅力构成了“软权力”。
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具有扩散性、共享性、易接受性的特质，它不仅仅属于某个或某些民族，还属于整个世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文化是一种多元开放性文化，国际文化的形成是国家行为体及其成员互动的结果，是国家行为体的观念的建构。
随着世界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呼吁超越民族利己主义或者霸权性的世界主义，渴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呼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全球善治，呼吁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国际社会迫切的寻求可以为整合与重塑世界提供规范力量和认同基础的文化因素。中国的和平的“文化”传统，内化的不仅仅限于中国人，它还将通过外化的共享的国际制度（规范）形式去化天下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纵深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将逐步的显现出来。中国文化的精髓可以通过“中国文化年”等形式的交往活动，促进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加深会产生所谓“溢出”效应，可以进一步导致国际联系的加强，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吸引力，从而更进一步的内嵌于国际社会中各国的共有知识之中。从理论上，通过“中国文化年”这种非政治性的所谓技术性问题上的合作与交流为跨越国界的参与创造了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这种所谓技术性问题上的长期合作与探讨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之间的普遍熟悉、共享的认同和相互信任；从而这种信任、认同和熟悉就会鼓励相互之间进一步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中的精髓也会随着这种交往过程逐渐地内化为国际社会中的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身份与认同。这样，中国文化的魅力将不断的提高，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力量。
二、“中国文化年”之文化基础
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中，最能为整个世界所借鉴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最高的人生与社会境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和而不同”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和”或者“和合”文化， “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合”则由结合、融合、联合之意，随着“百家”思想的“争鸣”，“和合”思想逐渐成为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流派共同追求与倡导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并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说，“和而不同”思想是一种具有传统东方文化底蕴的、和平的、平等的、建设性的国际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处理不同文化交融与碰撞的指导性的原则，也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法宝。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延续和提升，也是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社会一种主流的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当代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反映，也是他们内心情感和愿望的体现。和谐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节律，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化风范和精神韵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内化国际文化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这种和谐的文化精神和“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等传统文化观念在与国际社会接触中产生的某种观念，对国际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扩充或改变了国际文化的内涵或外延。对于国际社会整体而言，“中国文化年”现象又是一个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社会强烈互动的过程。在历史上，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这一过程推动了国际文化的转变，许多国际关系准则或共有观念，如民族国家观念、主权观念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
三、“中国文化年”于中国之意义
“中国文化年”活动的成功举办，真实的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恒久魅力与旺盛的生命力，表达了东方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也说明了世界在用积极而善意的目光关注着和平发展进程中不断成长的中国。
1.推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新战略、新格局、新机制的形成
（1）以“中国文化年”为主要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的空前规模和社会效应超越了传统文化交流的意义，以更加的主动精神与造作策划能力，围绕国家的整体外交大局，推动了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以走出去为主，以当代为主，以进入主流社会为主，大力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2）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了从深度和广度上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努力的构建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格局。“中国文化年”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形式，活动的开展及其影响已扩展到许多欧洲乃至亚洲国家，许多欧洲国家纷纷表示希望通过文化纽带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增加了解，扩大合作，同时，也激发了其他一些国家与我国进一步发展文化关系的热情，从而有利的推动了我国与欧、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此外，我国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一直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因此，“中国文化年”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对外文化的整体交流格局已经形成，即把大国放在首要的位置，把周边国家放在重要位置，同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
（3）“中国文化年”一般情况下，持续的时间跨度长、交流的领域广、覆盖的面积大、合作程度比较深，这与新的运作机制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年”实质上就是中国对外交流新机制实施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年”活动主要由文化部牵头组织，科技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中国对外友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全国妇联等多个部委和全国性人民团体来共同参与，同时加强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相对应的友好省区纷纷携起手来，积极参与到文化盛会中来，因而更具有规模效应和轰动效应。这种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种方式运作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官方和民间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参与各方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群策群力，共同协作，有利的保证了活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
世界大国兴衰史表明，一个国力不断增强的强国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就需要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考虑它的国际形象设计与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一国对外交往的旗帜，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更加需要注重自身在国际社会印象中的基本精神面貌和政治声誉，需要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道义认同和精神认同。这样，通过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自身的吸引力，从而能够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使影响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目标行动，“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使中国能够通过自己的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影响他国政策、影响国际事务、实现预想目标”。
以往，中国在国际形象的传播和表达方面比较被动，但是“如果你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在信息时代更是如此。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媒体主导着中国国际形象，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形象的传播，对中国形象有意或者无意的曲解、丑化，很少正面的展示和描述，导致中国的形象被丑化，造成中国软实力的不足，进而影响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因此，中国在发展的新时期，需要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自己新时代的真实形象，把国际形象的塑造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中，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展示中国“和平、和谐、合作”的国家理念和人文精神内涵。“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开展，通过浩大的声势、热烈的气氛和精彩纷呈的活动项目，以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价值理念与精神内涵为载体，通过一种“平和性”的交流形式，向国际社会的不同受众传播，不仅主动的让自身国家的文化理念融入到了国际社会认同的文化体系里，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受众对中国的广泛认同，而且使国外民众看到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文化的中国，一个自当代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希望的中国，从而真正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起中国和平大国的良好形象。
3.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面对中国国力的上升，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引发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地区邻国对中国发展的怀疑，他们认为，“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需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的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秩序。简单来讲，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推进其利益而战。”另外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断成长壮大，整个西方仍然怀有深深的敌意等等。
纵观这些因为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猜疑、顾忌、嫉妒、恐惧，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历史、自然、人文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的国际身份的不认同和不支持。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仍然存在着的不利的国际环境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的顺利开展，中国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很多的文化精髓和文明传统不仅是中国社会良性稳定前行的推动力，也是对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资源，必须充分发挥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文化优势，针对国际社会对共有知识、规范和制度的需求，广泛的开展“中国文化年”这样的文化对外交流项目，加强中国文化和它国文化的传播和沟通，将中国的文化理念内化在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准则理念中。同时在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也可以将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结合到自身的国家文化当中，从而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创造出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
综上论述，“中国文化年”活动，是在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从国家利益和整体的外交战略出发而实行的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新颖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外交方式。在理论层面，通过提升文化魅力来增强一国的“软权力”的理论为“中国文化年”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注解；在文化基础层面，中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不断创新的“和谐”的当代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为“中国文化年”提供了雄厚的交流与传播资源。“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开展，充分的挖掘了中华文化资源的潜力，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同感和号召力，推动了对外文化交流新战略、新格局、新机制的形成与实践，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塑造出一个更好的国际文化环境与国际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