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绿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批评”是一个总称，指不到12年就自觉地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运动。但是，它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英语世界，而且在欧洲、东亚和澳大利亚，其发展势头也越来越猛。
我本人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研究有些偶然。这项运动由西部文学协会资助，发源地是美国西部的几所大学，那里与我相距遥远。它正式宣布开始时，我的亨利·梭罗研究工作刚做到一半。在我所写的三部生态批评著作中，《环境的想象力》(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是其中的第一本，亨利·梭罗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
我最早打算写一部文化史，反映梭罗的声誉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的演变过程。可是，我对这个主题思考得越多，就越有兴趣把梭罗的写作和职业跟现代环境主义思想史联系起来，就越有兴趣更广泛地探讨自然作品和其他富有环境想象力的文类的内涵：一方面是它们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它们如何应对当今环境危机所带来的挑战。这就使得我对这场新的生态批评运动越发兴趣浓厚。
从上面提及的两个领域里，我看到了一些更大的问题。第一，我认为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主要流派，特别是以后结构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语言转向”，忽略或怠慢了环境话语以及环境和人类之间的互依性话语。同时，早期生态批评作品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它们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吸纳不够严肃和深刻。第二，我越来越确信，在关于环境问题和未来环境的公共讨论中，重心需要更多地放到原创性的艺术和环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上，生态批评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最初，生态批评的重点是研究各种形式的自然作品：自然诗歌、自然散文、边疆叙述、荒野传奇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研究不够全面。现在，生态批评家越来越认识到，任何类型的环境文本都可能与生态批评有关。那种认为生态批评只跟描写乡村或荒野文学有关的观念是错误的。相反，任何环境——城市、郊区、小城镇、农业的或工业的、陆地或海洋、户外或室内——都能是生态批评的出彩点。因为从最广义上讲，生态批评的内容必须是文学(和其他艺术)所表现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原则上讲，这一运动包括文学史的一切。最近，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英国生态批评家给我寄来一篇论文，研究用英语写的最古老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他认为，诗歌中对怪物、湿地和沼泽地形的描写反映了基督教胜利者战胜异教自然的意识形态，同时对异教自然既心有余悸又心中迷恋。实际上，西方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长诗——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比《贝奥武甫》要早好几千年。20世纪90年代，两部重要的生态批评著作——罗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的《森林：文明的阴影》(Forests:The Shadows of Civilization)和路易斯·威斯特林(Louise Westling)的《大地的绿色乳房》(The Green Breast of the Land)都把《吉尔伽美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把它解读为寓言，讲述了农牧社会战胜狩猎者森林定居点的故事。
因此，生态批评的范围实际上很广。原则上讲，生态批评所涉足的地域形态或生命形态是没有限制的。每种文学体裁可能都与之有关——诗歌、叙事、戏剧和非虚构文学。原则上讲，自古以来创作的想象作品莫不与之相关。因为人脑人体与物质环境的互依关系，早于任何人类的工艺或创造行为。我所说的“环境无意识”——人类大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条件反射——或许比弗罗伊德的心理无意识还要原始，还要根深蒂固，跟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相比，更是如此。
即使在现代作家苦心营造的城市环境里，人类与物质环境的互依性认同也经常是一个核心因素，比如说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雾和疾病的重要性，还有非洲裔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里肮脏和贫困的重要性。从生态批评角度看，这些城市环境并不只是象征性地或从意识形态上投射出人类中心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它们的确起到这种作用，但是，它们的关键作用也在于把人类存在的棘手的物质性戏剧化了。
现实主义作品最容易证明这点，前面刚刚提到的两部小说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但是这一点对其他文学体裁也适用。例如，在许多所谓的科幻小说里，反现实主义作品似乎旨在强调，由于人类的过度操纵，产生了邪恶和丑闻，世界因此变得荒诞怪异。一些好的例子有：菲利普·狄克(Philip Dick)的《机器人梦想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该小说后来被拍成著名电影《剑步如飞》[Blade Runner]，而小说本身也因这部电影的片名而出名)；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癌》(Neuromancer)，即第一部所谓的网络客小说；卡伦·特·亚玛希塔(Karen Tei Yamashita)的《穿越热带雨林的弧》(Through the Arc of the Rainforest)，一部描写破坏巴西热带雨林的未来派小说。
诚然，迄今为止，大多数生态批评关注现实主义体裁的作品要多一些。但是，这种限制没有必要。至少，反模仿的文学作品一样可能成为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除了科幻小说之外，神话口头文学和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都是特别值得研究的类型。口头文学来源于不同的原著民传统，有人类传说和动物寓言，它们通过批评人类中心意识来消解典型的现代视角。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表现热带自然的狂暴，旨在打乱温带地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例如福克纳、威尔森·哈里斯(Wilson Harris)、加伯雷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雷桥·卡彭第尔(Alejo Carpentier)的某些小说。与许多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社会风俗小说相比，这些作品经常更自觉地强调环境的力量。这并不是说，风俗小说家们没有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考虑环境因素，简·奥斯丁就是一例，正如英国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他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里所阐发的。
在阐释某个特定的文本时，至少四个环境层面或要素可以参与其中。
显然，首先是文本中再现的外在地貌(或自然风景)，这不仅是指故事的发生地，而且还指再现的策略。它几乎包括从照相式的再现性作品到反模仿性作品的广大范围。我们在此要提出问题是：文本如何表现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文本为我们提供的环境语境丰厚吗？在这样的环境语境里，人物是受到控制，或者受到限制，甚至是为了有意纠正人类中心主义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是表现在把重点放在描写其他动物身上，还是把人类变成他们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的产品或牺牲品？
这里，风景并置是一个关键手法。或许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简单的乡村-城市环境对比，常见于人类征服原始自然的语境中。在英国文学中，我们发现《贝奥武甫》就开始使用这一手法。各种风景对置可以产生绝妙的联想。有时候，用不同的方式交替表现相同的风景也能产生相似的效果。在美国现代主义经典中，作家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和摄影家沃尔克·佩西(Walker Percy)的《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本书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摄影与沉思性的抒情散文融于一体，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某地区贫穷白人和黑人农民家庭的困境。照片平铺直叙，客观可怕，相比而言文本的情感更为丰富，尊重这些人物的内心生活，这一点镜像艺术家是无法直接捕捉的。因此，关于环境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或非相互关系，我们从书中的两种表现形式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当代作家理查德·帕瓦斯(Richard Powers)的《获得》(Gain)。此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为濒危的世界而书写》(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2001)中也曾引用过它。这部作品把两条线交织在一起。一条线有意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中西部小城一名死于癌症的普通中产阶级妇女去世前几年的故事；另一条线是一个全景式、讽刺性和寓言化的叙述，讲述了小小的克莱尔肥皂和化学公司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奋斗而成长为跨国大公司的传奇。该公司的世界总部就设在这位女士居住的镇上，据说应该为她的癌症负责。这种焦点分散法在地理范围、历史广度和模仿程度上造成了强烈的反差，把私人的生命史和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置在一起，让人产生奇异的联想，甚至是可怕的联想。
文学作品的第二个环境要素是隐含的作者地貌感，这可以从我们对作者生平和作品的所有知识中重构或推断出来。这牵涉到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作家是否流露出地点的承诺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移民或离散心态？从传记材料和各种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或缺少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模式或趋势是什么？隐含的传记性假设是，除了智力环境外，创造性的想象力至少部分地建立在外部环境上；隐含的批评假设是，这种背景和前景再现将处于对话中，但不是完全汇合，而它们的分分合合都同样有意思。
第三个要素是广义上的互文形式和文化形式，它们在文本里十分明显。例如，文本是否多少依靠文化传承下来的关于乡村、农民生活、荒野的神秘心态？如果是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如此，文本是如何自觉地并怀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展示这些原型的？理查德·鲍厄斯的小说就是一例。显然，他一方面使人部分联想起舒适小镇淳朴牧歌的传统形象，但同时又对它进行讽刺；另一方面，他也讽刺那种浅薄的乐天叙述，这类叙述常见于公司网页和年度报告中。
文学作品的第四个环境要素是接受情景：读者给文本带来什么预设；这些读者是个体读者，或者是读者群；他们是原先的目标读者，还是文本接受史上任何时候的读者。接受意味着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带来的环境史观和环境伦理与文本本身的互动或对话。例如，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候，读者对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里再现的自然环境极感兴趣，而另外一些时候，读者却对此几乎完全视而不见。
每次上演戏剧作品时，演出地点与文本本身再现的风景会相互作用，因此，某些戏剧作品构成了研究的丰富个案。以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例。这出戏的演出地点无论是二战后的巴黎，还是爱尔兰(贝克特的出生国)岩石嶙峋的海边，或者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某个地方，剧中风景凄凉荒芜，意味一样深长。非洲就是由于过度放牧或耕作才为退化为沙漠的。但是，风景不同，意义也不同。
文学阐释方面可说的问题更多。但是，我想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来，即生态批评工作为什么重要。在这一历史时刻，什么使它变得如此重要？首先，让我先从个人的角度，然后再从更富有分析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做一名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跟生活经历的偶然性有关，跟文学没有特别的关系。我的情况确实如此。在我成长的地方，环境的变化很快。小时候，那里还是农村，但是当我青年时代离开那里时，它已经越来越郊区化了。在《绿色帝国》(Green Imperialism)里，澳大里亚环境历史学家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指出，16、17世纪最早被殖民化的大西洋和印度洋小岛中，例如圣·海伦娜和毛里求斯，生态环境突变，人们很快就看到欧洲殖民地化对当地物种和土地质量的影响，现代的西方环境意识开始显现。关于环境的变化，我自己的早年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具体而司空见惯例子。我父亲是地方规划委员会的自愿会员，十分关注当地的土地使用和土地恶化问题。
后来，我对地方主义的一般问题和更具体的环境问题产生兴趣，这也许就是开始。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开始设立环境研究项目时——大多由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系的同事发起的——我很自然地皈依过去了。从跨学科的角度讲授环境文学的经历，加上参加当地的一些环境保护工作，促使我走上生态批评的研究和写作之路。
现在，让我从纯粹的个人经历转向学术职业化和全球公民这样的大问题上来。
文学再现的主要领域中，理论阐发得最不够的地方仍是环境：“环境性”。与现在比，十年前这么说会更正确，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这么说。按传统教法，美国学生都知道文学作品的四个基本要素是情节、人物、背景和主题(或者主要观点)。“背景”通常只是指文本的想象发生地。因此，在中学和中学之后，文学课程对叙事方法、思想结构和性格理论的探讨变得越来越精深，而环境性研究大大落后。因此，生态批评大有潜力，可以填补这个明显的概念赤字。
20世纪后期，文学理论的革命加剧了这一概念赤字，尤其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后。后结构主义强化了老牌的形式主义理论，指出文本世界与文学声称所再现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断裂。许多到英国的游客在伦敦乘地铁时都有这样的经历：当列车进站车门打开后，就会听到广播反复提醒游客“注意空挡，注意空挡”——也就是火车和站台之间的空挡。现代的文本理论就是这样指导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在许多方面，这是件非常好的事。它可以让我们避免一些重要的理论危险。它让我们恰当地意识到所有的写作都是“话语”，永远不是带大写“T”的真理(Truth)或者对客体的全盘复制。在这样的语境中，生态批评的作用就是充当矫正剂，矫正那种空挡崇拜，提醒人们空挡之间、话语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需要来来回回不断磋商。
但是，我不想就此打住，把生态批评的作用仅仅看作是解决文学理论的门户之争。显然，出问题的不仅仅是美学理论，而是重大的日趋严重的公共危机：行星濒危和公共健康。当外出讲学时，我有时会在听众中做个简单调查，就他们小时候的居住地提出三个问题：现在那个地方的环境比以前(1)更好了，(2)一样好或者(3)更差了？环境已经恶化了吗？绝大多数人选第三个答案——环境恶化。
环境危机日益严重，许多不同领域都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特别是自然科学、工程、医学、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和法律(国内法和国际法)等学科。现在，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多数著名大学都开设了跨学科环境研究项目，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和艺术还没有发挥其重要作用。甚至与环境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如历史、伦理学、宗教研究和社会人类学，比较起来它们还远远落后。
这样合理吗？我认为不合理。文学和艺术当然在对话中有话可说。将来的环境政策肯定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或法律法规，而且——我认为，在更深层次上——还受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正是艺术的潜能所在。在决定(例如)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命运和全球范围内受环境污染威胁的贫困地区人们的命运时，叙事的力量、决定性形象的力量至关重要，未来也是如此。
例如，20世纪后期，美国所谓的湿地保护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成功范例(尽管仍旧受到限制和质疑)：对低洼的湖泊或河流或沿海地区加以保护，免遭开发，因为这些地区生物物种丰富，而且也常常对公共水源的供应关系重大。以前我们称这些地方为“沼泽”或“泥塘”，这些词明显带有贬义，如在《贝奥武甫》里。现在我们喜欢用像“湿地”这样的中性带褒义的词，甚至连“沼泽”一词正带上更多的褒义。为什么环境态度发生了变化？可恶的“沼泽”是如何变成宝贵的“湿地”的？显然，律师、政治家和生命科学、化学和地质等许多领域的科学家们花了不少力气，但是文字和形象的力量也不可低估：摄影、电影和其他视觉媒体；科普作品，还有创作。这是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副作用之一。《寂静的春天》主要是关于环境毒化问题的，但是，它的一些有影响的后续作品是关于湿地污染的。
我并不是说生态批评家应该像卡森一样有义务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学者的首要责任永远是追求知识，而不是实践知识。简单地说，我的观点是，从事生态批评的动机(对我来说，这个动机当然重要)之一是处在危急关头的公共问题原则上说跟其他领域研究的危急问题同样关键。这些领域包括民族文化研究、重要的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后殖民主义。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许多文学学者对环境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环境性没法跟种族、族群、阶级和性别这些更为具体的人类或人类中心的议题平起平坐。毕竟，大多数文学作品把人类主题、人类生活、人类需要和人类问题放在最突出的位置，难道不是吗？我的回答是，所有这一切正好证明生态批评的及时性和紧迫性。在发展而不是抵抗这些具有人类中心的批评意识时，生态批评家们大有作为。他们可以让人关心那些基本的但容易被忽略的问题：(1)文本的“哪里”：即文本对人类在非人类占多数的世界里如何和平相处的意识(或感到压抑)，(2)文本对非人类环境和人造环境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和当下关系的意识(或缺乏意识)。
目前文学研究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双倍或三倍地增加生态批评家的数量(尽管这是求之不得的事)，还不如说是生态批评视野与其他批评方法的更好融合。例如如果我的研究生们愿意，我会鼓励他们先成为美国学学者、浪漫主义研究学者、非裔美国学学者、亚裔美国学学者、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而此时有了这个背景，他们便可以就感兴趣的方面从事各种各样的环境方向的研究。
最后，我要把话题转向生态批评工作与国别文学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代以国家为中心的批评。
19世纪早期，美国文学崛起，当时的英裔美国移民文化有一种后殖民主义焦虑。刚刚严肃思考这一主题时，我开始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这并非巧合。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中，我都强烈地感觉到殖民地或后殖民地同所谓的宗主国话语之间的相互依赖。我的第一大兴趣是田园意识形态，特别是对美国性与乡村和荒野风景统一性的认同。长期以来，美国文化研究一直声称，这是美国想象的核心成分。但是，我觉得它看起来(现在仍然是)越来越像是传统的理想化英国乡村的翻版。美国田园思想与其他讲英语的移居者殖民地(特别是澳大利亚)以及泛非法语文学中所谓的“黑人性”运动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我就留心其他形式的欧洲田园民族主义和它们之间的可能联系，以及与这类神话有关的欧洲其他殖民地的外部发展和文化构建。例如，英语中表现乡村和荒野的浪漫手法多种多样，葡萄牙语中有相等的东西吗？如果我说的有一些道理的话，也许有，那么，我们应该发现这些文化概念的形成中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姑且称之为“绿色大西洋”——这种相似性部分地跨越了欧洲/非洲之间的南北分界线。
然而，我不想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田园主义。我想说明的更大问题是，做生态批评强化了我的问题意识，对把国别文学文化看作是特殊的自足单元产生了疑问，怀疑这种理解的充分性。地理上的经验事实暴露了国界甚至是民族文化的貌似合理性。例如，美国和加拿大以及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边境线的存在就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生态理由。同样，边境线两边的文化难分彼此——跨国贸易越多，这种趋势越明显。在北美洲西部，从阿尔伯塔到墨西哥甚至更远的地方，迁徙的多族群牛仔文化和农场工人文化无处不在。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空气质量。美国对资源的消耗造成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环境问题。
诚然，国家边界与生态边界线有时确实重叠(例如像冰岛这样孤零零的国家)；根据各国不同的标准，环境边界甚至被重新划分得更为清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墨西哥的规定没有美国严格，工厂群都设在墨西哥，因此，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线以南，人们会立刻见到贫穷和污染。现在航拍的照片若是和一个世纪前飞机刚发明时拍的照片相比，环境反差会更为强烈。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传统区分法，第二自然对第一自然的改造会有长远影响，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种长远影响将会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文化的区域性？决不会。首先，在上面刚刚列举的例子中，边境上的环境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本的南流和迁移劳力的北上。让我再举环境特征更具体的四个例子，来说明后国家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人类制造的无意的环境效应不仅越来越跨越国界，而且还有改变或消灭整个文化的危险。在此过程中，它会创造姑且称之为跨国灾难文化。全球变暖威胁着许多小的岛国，使它们从地图上消失。空气污染火上浇油，加剧了业已存在的跨国中毒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了德国社会学家尤雷其·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全球“危险社会”，这是他198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
第二，物种迁移(从大动物到微生物)模糊了文化分界线。例如，随着艾滋病的蔓延，全世界对这种流行病逐渐有所了解。艾滋病传播速度快，而且迅速成为研究重点，在政策上享有优先权，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但是，上万年以来，物种迁移一直就在混合着文化，改变着文化。16世纪从西班牙引进的马有助于形成前面提到的国际牛仔文化，如今牛仔文化从加拿大西部到阿根廷南部绵延数千英里。
第三，建筑把社会空间聚集和组织在都市中心点周围，并与共同的交通枢纽系统相连接。这样，诸如《地球上的夜晚》(Night on Earth)之类的电影才有可能，它描述了一系列的乘坐出租车行为，穿梭各个城市。这些城市跨越欧美大陆，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到芬兰的赫尔辛基，不断变换地方色彩，令人捧腹地再现了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主题。
相反，跨国环境运动为世界“生态系统人”创造了共享的画面。“生态系统人”是印度环境主义者马德哈夫·嘉德吉儿(Madhav Gadghil)和拉玛昌卓·古哈(Ramachandra Guha)的术语，用来指那些以土地为生的土著群落。由于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越来越被包围并受到威胁。孟加拉作家马哈斯卫塔·德纬(Mahasweta Devi)在作品里描写了印度所谓的“部落人”(相当于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困境，她反复说：“无论哪里，故事都是一样。”读她的作品时，这句话让我难以忘怀。在文集《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译者为嘎亚雀·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导言里，她写道：“我要告诉我的美国读者”，看一看美国印第安人的处境，“你就会理解”印度部落人的状况。即使这句话有失夸张，但无疑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关于世界生态系统人的困境，一种全球想象正在形成。
这里仅仅举了四个例子，但是它们应该足以说明问题。文学与环境研究必须对建基于民族之上的文化研究保持警惕性，因为它有局限性，即使我们注意到它的文化特殊性。我们不能置马哈斯卫塔·德纬的惊人断言于不顾。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环境力量——既有第一自然的力量，也有第二自然的力量——是如何一直并且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比他们观察或证实的要多得多。如果真有全球文学研究这种事情的话，那么环境话语肯定需要成为它的主要成分之一。
译者单位：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