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地区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一个制度化、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洲来说，传统的亚洲是制度上欠发达的。然而，近来亚洲正在发生变化，且已经历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成长、发展和区域合作的过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的区域合作获得了动力和活力，且已成为整个地区转变的催化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扮演了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正在变化着的中国，同东盟和其他国家一起，大大加强了亚洲变化的趋势，并影响着它上升的轨迹。
一、中国的近邻外交行为
为了贯彻中国的亚洲政策，近邻外交的理念已被提上日程。东南亚被选定并被认为是实践近邻外交的两个主要平台之一①。
东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目睹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它的成员国是想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通过加强与中国等国家的关系，东盟致力于促进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在此进程中，东盟试图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在政治上发出同一种声音。然而，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无疑削弱了东盟。6个老成员国必须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他们对国内事务的关注超越了对东盟相关事务的关注；而4个新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则强烈渴望获得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似乎已经发展成为地区甚至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这为周边国家提供了一个机遇。东盟秘书长鲁道夫·塞维里诺在2002年指出：“从东盟的角度来看，与强大的邻邦建立更稳固的关系显然是有利的。东盟必须在一系列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与中国合作。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如果它们被认为是公平和有益的——将使合作变得顺利”②。实际上，推动东盟的直接动机更多的是经济上而不是政治上的需求。因此塞维里诺下面的话就更为接近事实了：“东盟不仅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一个在市场和投资方面具竞争性的挑战，也将其视为可带来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一个机遇”③。货币的稳定、资本的输出和开放的市场是邻国对中国的三大期望④。
当时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该地区的“中国威胁”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与中国的崛起相并行，在东南亚各个国家中存在或隐或显的“中国威胁”论。为了获得友善的外部舆论，中国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东南亚国家的疑虑。2000年，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景变得明晰起来，一些东盟国家担心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和强大邻邦的中国会带来强烈的经济竞争。为了减轻这些忧虑，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11月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晤时，表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将变得更加开放，因而对东盟会更有利。为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建议双方进一步发掘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能性。提议双方应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如何推进经济合作，使贸易和投资便利起来。
在认真审查和考虑了中国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提议后，东盟方面最终得出结论认为，那是一个“友好的姿态，应以友好的方式回应”。总而言之，相互需要是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前所未见的推动力。当时《海峡时报》的东亚通讯员写道：“去年人们还在经济方面谈论‘中国威胁’，意思是崛起的中国将挤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亚洲国家。而现在，它们却希望它能对冲地区经济”⑤。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2000年的贸易额达到了296亿美元。据新加坡贸易工业部2002年3月的报告，虽然中国在东南亚没有太多投资，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由此采取放松外汇管制的措施，中国企业将积极利用贸易顺差增长所带来的资金，并将之用于国外。
似乎矛盾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危机变为转机，推动了亚洲的区域合作。2003年因SARS疫情而备受瞩目。在这一年里，SARS疫情较早时在中国南部发生并迅速蔓延到包括首都北京的中国其他地区。不久之后，SARS疫情突然爆发为一场跨越国界的地区性危机，在各国间引起了恐慌。越来越严重的担忧迫使东盟国家决定于2003年4月29日在曼谷举行首脑会议，以便共同讨论该问题，并为有效地打击疫情共同努力。⑥
在同一年的12月，禽流感在一些亚洲国家爆发，并被证明是另一个重大的危机。2003年初到2004年，禽流感也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被发现。地区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再次需要直面以对，并很快成为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抗击新危机的理由。2004年3月2日，为了打击禽流感，北京主办了一次中国与东盟特别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分析了疫情的紧急情况，交换了各自应对禽流感疫情的经验，并就预防和控制疫情进行讨论，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包括启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以及在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培训。在此次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了强有力的领导、政治意愿、跨部门的合作以及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合作以应对疫情的重要性。官员们提出了7项具体措施，并一致同意在本地区共同努力。
危机推动是合作初期的特征，它继续加强了近邻关系并有助于地区意识的增强。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内各国已经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必须分享和分担的，无论是积极抑或是消极，很多时候，它们并不能只是单独行动。当彼此之间进行合作的时候，它们共同受益。这是亚洲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
二、中国的亚洲区域合作政策
中国置身于亚洲区域合作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参与的过程，是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后续。对中国而言，参与亚洲区域合作的核心是“10+3”和“10+1”自由贸易行动，是它近邻外交的两个主要举措之一⑦。正如当时负责亚洲事务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所言，中国率先为建立一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进行努力，这促使其他亚洲大国（例如日本）在地区内更为积极地为自由贸易而筹划。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大国，它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因而得到巩固。中国还是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国，这有助于促进地区内各个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合作。此外，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做出了表率，因而扩大和丰富了区域合作的内容⑧。
多年来，中国的亚洲区域合作政策已经逐渐形成。以下是这些政策的四个要素：
首先，中国相信，“10+3”应继续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在“10+3”框架内，一系列机制得以建立并取得进展。但是，这些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东亚峰会(EAS)始于2005年12月。对中国来说，东亚峰会是让地区内国家在重要事务上开展对话的新平台。它不会也不应该取代“10+3”合作，相反，两者应共存和平行推进。
其次，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一体化中扮演领导和驱动力的角色。由于中国与日本间存在着隐蔽或明显的竞争，不希望看到对方发挥任何形式的领导作用。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对中国来说，东盟继续作为区域合作的组织者和合作者将会使竞争得到缓和，而且使每一方都获得最佳利益。同时，中国还主张中国、日本和韩国基于各自的实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次，对中国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区域合作的中心任务应是以建立自由贸易为中心点继续深化经济合作。同时，地区内各国应设法建立稳固的政治和安全对话，区域网络因而得以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覆盖所有主要领域的全面合作机制。既然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已经被确立为一个长期目标，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需要认真思考，弄清这样一个共同体应是个什么模样。中国的智库和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东亚共同体”的相关问题，包括它的原则、内容，和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步骤⑨。
第四，作为影响亚洲区域合作进程的潜在关键性因素，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考虑在内。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在主动与它的亚洲邻国（特别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及其成员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方面颇具创新精神。中国积极主动的姿态引起了日本某种程度的焦虑，日本因为害怕落后而加快了自己的步伐。可以说，中国采取主动态度实际上促进了日本更快更积极地参与到区域合作事务中来，特别是在它与东盟的关系方面。
在第一届东亚峰会前发生的事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中国认为东亚峰会应是“10+3”进程的一个提升，因此应继续作为一个亚洲机构而存在，而日本为了牵制中国，希望把印度和澳大利亚牵扯进来，使之成为一个更大的组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峰会的目标。美国也很关注这个叫做“东亚峰会”的新组织，对其是否会对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十分关注。当发觉东亚峰会不可能根据初衷来建立的时候，中国的想法有所变化，接受了东盟为东亚峰会吸收成员所确定的原则。中国还试图减轻美国对这一新地区组织的忧虑。在整个过程中，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美国和日本因素起到的关键作用，因而强调东亚峰会将有一个透明的程序，“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应得到遵守⑩。此外，中国已经表示，它希望看到作为亚洲一部分的日本为亚洲地区主义作出更多的努力。中国还希望东亚合作能在中日合作中得到促进，反过来，在为区域繁荣而共同努力的同时，中日关系也可望得到改善。同时，采取排除某一特定国家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相反，中国是为了寻求互利而进行对话与合作。
三、结论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中国的对外事务也因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通过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建立现代化和文明的社会这一进程服务。这是一项成功的事业。毫无疑问，稳定和友好的外部环境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在此情况下，中国对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介入已成为其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作为负责任的成员发挥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参与亚洲区域合作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在变化迅速的新亚洲，中国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情况。由于缺乏参与多边一体化的经验（也许已经被证明是空洞的亚太经合组织是个例外），中国已在尝试重新定义其国家利益并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加入其邻近地区。同时，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如与东盟一起启动自由贸易区，以及带头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在形成新亚洲面貌、帮助建立合作机制和在地区国家间建立信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一个革命性的角色转变为建设性的和值得信赖的角色。与担心受到共同规则的限制相反，就中国而言，清晰可见的是，一个大国会接受由一组中小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只要它认为这些规则与自己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此外，一个大国的行动能够促使其他大国效仿以改变他们的既定政策。这样，不断追求权力的现实主义逻辑在这里至少部分地失效了。如米尔斯海默所说：“国际体系使大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相对实力，因为这是它们获得最大限度安全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生存要求决定其侵略性行为”(11)。然而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的是，作为大国的中国，其表现却不同于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定律”，它并不以最大限度发挥其实力作为获得最大限度安全的途径。当中国改善自己同邻近国家的关系并参与到地区组织和机构的活动中时，他的安全感增强了。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一国的安全实际上可通过增加自行实施新规则的行为，或通过与其他国家共享既有规则或制定新规则来获得（在南中国海事件中的行为就是一个例证）。近来亚洲的经验和实践为比较研究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知识材料和丰富的“精神食粮”。
注释：
①另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
②鲁道夫·塞维里诺：《东盟自由贸易的未来》，《亚洲华尔街日报》2002年9月6日。
③鲁道夫·塞维里诺：《东盟自由贸易的未来》，《亚洲华尔街日报》2002年9月6日。
④程翔：《中国是否能够实践亚洲的期望？》，《海峡时报》2001年11月5日。
⑤程翔：《中国是否能够实践亚洲的期望？》，《海峡时报》2001年11月5日。
⑥《人民日报》2004年3月3日，第2版。
⑦另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它包括了中国西北方的邻国。
⑧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⑨一个重要会议是“东亚共同体：前景与问题”，2004年4月21～22日由中国外交学院举办。又可参见秦亚青、王燕：《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12月，No.78。
⑩“温家宝总理在东亚峰会上的讲话”，参见http://www.gov.cn/english/2005-12/12/.
(11)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纽约和伦敦：W·W·Norton & Company，2001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