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困与贫富差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富差距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研究中国经济无疑是最令人激动的，因为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在以往的经济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过去几年里，笔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探索更多有关中国经济的东西。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二者经常被看作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中，笔者一方面试图解释贫富差距为什么会加剧，贫困为什么会减少；同时，笔者还认为，面对贫困中国政府要做的还有很多，文中还为中国消除贫困和贫富差距提供了方法与建议。
一、中国的贫困与贫富差距
事实上，中国似乎本不应该存在诸多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而快速的经济增长被许多人认为是可以解决所有难题的。尽管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笔者深知，目前存在许多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并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它们，正如经济不能百分百地保证我们拥有爱情生活。但它确实能够有所帮助，并让这些事情变得更加可能。
世人皆知的是，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笔者也注意到，短短的25年内，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笔者9年前第一次来到陕西省西安市，如今故地重游，相比彼此，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变化之大。总的来说，中国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多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也有所加剧。也就是说，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或者说贫富差距在拉大。
但笔者认为，贫困问题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是根据这个国家中低收入者的数量来衡量的。众所周知，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已经有所下降，而且下降明显。但中国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笔者不想刻意预测中国的贫困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消除，但相信它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应该不多于20年。贫困问题如今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贫富差距需要用一定的技术术语来解释，收入不平等通常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它是现实中人们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最大可能(maximum possible)相比较的指数。所谓最大可能就是假设在一个完全不平等的经济中，大多数人收入非常少，而小部分人收入非常高。通常认为0.4为基尼系数的警戒值，按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很严重，来自中国政府的官方文献和综述也表明了这一点。
表1中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数据，由经济学家阿齐泽尔·雷曼·卡恩(Azizur Rahman Khan)教授收集整理。他是笔者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之一，为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付出了艰辛努力。事实上，他是最细心的应用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收集整理这些数据时非常谨慎。他认为，在197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开始时，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非常低，仅在0.25到0.28之间，而城市地区的基尼系数更低。当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当时人民公社时期刚刚结束，而在人民公社里，人们的收入是相对平均的。
表1 中国的基尼系数
注：表中数据由阿齐泽尔·雷曼·卡恩(Azizur Rahman Khan)收集整理。
我们会发现，表1中的数据大多不包括流动人口。流动人口(Floating Migrants)指那些不是城市居民，却又在那里生活与工作的人。1978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并不多，但如今它的数量非常大。1978年，中国的全国基尼系数仅为0.3，与欧洲国家一样低，甚至低于它们当中的部分国家。如今，它已经上升到了巨大的 0.45。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些大国的基尼系数大于 0.45。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最严重的。但确实比印度和其它亚洲中小国家高。
我们还可以发现，0.45的全国基尼系数比农村地区或城市地区单独计算的基尼系数高。当然，这是因为城市地区的平均收入要比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高的多。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对这些数据的影响。通过查阅政府统计数据，我们无法确定流动人口究竟对这些数据有何影响。阿齐泽尔·雷曼·卡恩 (Azizur Rahman Khan)教授的合作者的最后一次调查包含了一个流动人口样本。他们发现，流动人口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非常小。事实上，根据测算，他们的平均收入并不比城市地区的人均收入低多少。
通过与阿齐泽尔·雷曼·卡恩(Azizur Rahman Khan)教授交谈，笔者发现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似乎并不包括那些收入非常低的人。据笔者所知，有不少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例如笔者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流动人口中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城市贫困人口。由于整理调查样本的方式特殊，所以流动人口被排除在外。可以想象，政府报告很难获取足够的城市贫困人口样本。
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其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是可以忽视的。在中国所定义的贫困线，或称最低可承受收入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不到1%，甚至更低。当然，由于计算方法原因，这并不是完全可信的。此外，根据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线非常低。虽然这是被统计部门所同意并认可的贫困线，但是他们正在修改统计方针，基于最新修订定义的新数据很快就可以出台。
二、中国城乡贫富差距和地区贫富差距
如前所述，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有很大差距。各省份间的差距亦是如此。笔者和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中国的贫富差距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即地区差距。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显著差距，最简单的理解方法就是以一些省份为例。表2列举了 2004年中国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及其部分省市城乡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平。2004年，中国全国的城乡人均消费分别超过了7000元人民币和2000元人民币。
表2 2004年中国及其部分省市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元）
我们之所以把谈论的话题由收入转向消费，是因为在中国收入和消费的差别十分巨大。这并不是指那些收入与消费存在巨大差别的典型家庭。的确，相比于发达国家，普通的中国家庭的存款占其收入的比例较高。但是这种高并不异乎寻常，它很难适当地衡量。看起来，中国储蓄金额高的显著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事实上也储存了一大部分收入，即将它们用于增加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成为了国有企业的资本，如美国的国债。
就个人而言，消费与收入的合理比例根据收入分配有所差别。当然，许多人存款是为了供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在将来进行消费。但衡量人们富裕程度的应该是消费。年与年之间，人们的收入可能会有所起伏，但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查看不同收入分配中的收入与消费比较数据，拿收入最低的1/5人口与收入最高的1/5人口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收入最低的1/5人口的消费或花费，远高于他们的收入。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有办法借到钱，或者获得朋友、家人的帮助。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他们或许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偿还向银行或家人的借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费能够更好地衡量人民的富裕程度与贫富差距。
由表2可见，中国的城市地区人均消费与农村地区人均消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上海是一个特例，它的城乡人均消费差距并不大，因为上海的农村地区非常小且非常典型，那里的农民从事商品蔬菜种植业，也有一些非常富有的捕蟹的渔民。浙江因其富裕的农村地区而闻名，但其农村地区人均消费不到城市地区人均消费的一半。陕西的城乡人均消费差别非常大，接近4:1，相似的省份还有河南和贵州，它们分别是城市地区人均收入最低和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乡人均消费比例非常高，尤其体现在那些人均收入低的贫穷省份。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其贫穷省份里更为突出，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有助于减轻贫困。因此，如果从经济对贫穷所起的作用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增长似乎并不健康。此处我们谈论的不是增长，而是事实与结果，我们发现了惊人的差距。其中，贵州是最严重的地方，比例超过了 4:1。
目前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所发生的变化。从整个国家来看，在大约25年内中国经济增长了8倍，与此同时人均消费仅增长了6倍。因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慢于其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在以高速度发展。
或许有人因此会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并不理想。但是只要单独查看中国农村地区或者城市地区，就会发现它们在 1978-2004年的25年内增长了4倍多。但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里，人均消费的增长率都比较低。这正反映了流动人口的问题，因为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的人口流动，导致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尽管事实上它的增长比例低于韩国等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增长比例。
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巨大与显著的。它的速度较慢很正常，它实际上比印度慢得多。当然，这些流动人口导致了在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更多人享有更大的收入不均。这就是中国农村或城市的人均消费增长率都比整个国家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低的原因。这确实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越来越富裕，但这种变化速度并不如想象中的快，因为有很多人出身于农村地区，后落脚至城市地区。对他们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均消费的一个巨大飞跃。而个人消费并没有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增长率中得以体现。
三、中国贫困与贫富差距的未来发展趋势
图1是1978-2003年中国总人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变化趋势。图中共有三条线，其中线1代表中国总人口，线2代表中国农村人口，线3代表中国城市人口。
1978年，中国的总人口不到10亿，现在已经超过了13亿，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增长了30%。在这25年里，中国的农村人口开始时略有增长，现在已经回落。现在中国的农村人口少于1978年。而中国的城市人口由不到2亿上升到超过5亿。
图1 中国总人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变化趋势
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不完全来自流动人口，因为关于城市地区有一些重新定义。香港附近的深圳市刚开始只是一些村庄，如今才是大城市，这是地理上的重新定义，如今深圳市的人口也来自于其它地方。图2对未来的预示值得思考。要试图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就要关注代表中国城市人口的线3，我们需要假设这条线将按现有的趋势继续下去。这种趋势是有理由的，因为城市地区的生产快速增长，新资本被创造，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很多人涌入城市。尽管近年来制造业的雇佣岗位并没有多大增长，但在服务业、建筑业和交通业上增长明显，它们都是经济的基本必需部分。并且，它们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所以，如果按过去20年的发展形势预测未来15年（之所以取15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要想消除贫困，未来15年将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城市人口在未来15年内会继续增长，而国家总人口并不会有显著增加，那时候总人口很可能已经达到最高点，并且开始有所下降。因此，通过粗略估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15年内达到10亿，是现在的两倍，而15年并不遥远。
未来15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将仅剩下3亿人口，即不到目前农村人口的40%。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大幅下降。思考农村人口的减少对农村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收入和消费的影响非常有趣。也就是说，留在农村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状态、生产方式，例如耕种，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农业技术将会面临全面革新，因为劳力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假如中国经济总体上按过去10年或20年的增长率发展，我们就可以大体预测出它的未来发展状况，尽管这并不十分肯定。
回到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人口城乡布局的变化必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中国由城市所产生的收入或产出已经超过了农村地区。很快，中国的大部分国民收入将由城市地区创造。事实上，城市地区的消费将会在总消费中占大部分。这意味着贫富差距在未来将会有所减小，因为农村地区在整体中所占的重要性将有所减小。
除此之外，过去中国的贫富差距恶化并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在城市里获得同样的真实消费需要更多的花费。上文已经阐述了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收入和消费存在的巨大差异。当然，部分原因是有许多擅长技术工作的人获得非常高的收入，他们的消费也非常高。但这仍然反映了城乡地区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原因之一是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地区，例如住宿上的较高消费、上下班的交通费用、膳食的较高消费，因为城市地区的食物来自农村地区。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著名贫困问题专家马丁·雷布林先生(Martin Ravallion)和高级信息官员陈少华女士预计，中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比例，如果根据生活成本进行调整，将会有显著变化。他们认为比例会由2.4:1下降到1.6:1。如果根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进行再调整，将意味着相当大的下降。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消费水平是7000元，这7000元最少要减去1/3，再与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作比较。这就相当于农村地区5000元的消费水平，尽管仍然比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高，但差距并不那么大了。这样一来，贫富差距的衡量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因此，需要强调的是，用传统方法进行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被严重夸大了。
关于流动人口及其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通常许多经济学家会争论说，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会因为人口流动而减小。更多人需要从农村地区迁到城市地区，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降低。城市地区工资水平的降低必然会导致其人均消费的降低，除非受更高的利润水平影响。尽管有些人还是无法获得高收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动到城市地区，城市地区的人均消费会降低。但目前的巨大差距表明，这并没有发生。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劳动力的劣势，例如他们无法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学校，当然除非专门为流动人口设立子弟学校，正如北京或许多其他地区所实行的。因此，作为非城市居民，他们需要支付许多额外的费用。推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的流动。
或许另外一个较合理的解释是农村地区的教育不足。我们并不是说，要想在城市获得工作就要有高学历，尽管高学历对工作有所帮助。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受到一些教育，以成为一些部门里的高效工作者。在年轻的时候需要获得足够的教育，因为工作需要一定的实力。来自农村地区的有足够教育和技能的人不足，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当然，这也同时需要将城市的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纳入考虑范围。
尽管有许多关于下岗职工和失业的评论，但我们也可以听到许多关于东部地区劳动力缺乏的报告，一些雇主抱怨，尽管他们提高了工资但仍无法雇到雇员。当然，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把工资提高到足够高的档次。
四、消除贫困与贫富差距的方法与建议
关于贫富差距与贫困的关系。人们经常谈论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相信贫富差距本身是有害的，要么因为人们不喜欢它，为贫富差距所烦恼；要么因为贫富差距本身会导致负面情绪，例如妒忌和怨恨。人们并不一定会因为别人拥有高收入而抱怨，除非他们恰好相信富人获取高收入是以自己的低收入为代价的。当然，部分人致富是否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并且是否导致别人更加贫困，存在着意见分歧。笔者并不认为这会被广泛认同，因为有一部分收入可以通过税收上缴，如果没有收缴足够的税，就没有足够的钱用来帮助穷人。
笔者认为，贫富差距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害处，但贫困确实不好，世界上有许多比贫困更有价值的事情。而贫富差距的确可以提供解决贫困的机会。假如收入不均的存在意味着有些人的收入非常高；如果存在消费不平等，就会有人享受非常高级别的消费。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部分收入，减少他们的消费，并且用于减轻贫困。这种方法不会导致太大的伤害，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
中国减轻贫困的方法有所不同。据笔者所知，邓小平的理念是先获得经济增长而暂时搁置收入差距，并假定这是必经之路，鼓励人们获取高收入，结果只有部分人能够成功致富。这正是中国现实中所发生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中国采用的这种方法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中国政府基本上能够按照意愿达到结果。在这个基础上，随着人们从广泛的农业地区迁移到工业地区，贫困会最终得以消除。他们到了工业地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城市地区没有太多的贫困。同时，这也会提高被留在农村地区的人口的收入，或许这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因为事实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仍然必须做必需的工作，比如种植食物。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并不会很多，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人均收入。因此，尽管生产会有所减少，人均收入毫无疑问将会有所增加。众所周知，农村的人均收入增长已经与城市的人均收入一样快，这是很重要、很有趣的现实。这对减轻贫困有显著作用，这从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来。
图2是近20年中国贫困线下人口比例的计算结果，是根据过去20年内中国收入重新计算的结果。由图可见，近5年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比例非常稳定。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中国总人口近几年来略有增长，这意味着贫困人口也有所增长。而图中的高贫困线是马丁·雷布林先生和陈少华女士所建议的贫困线，事实上这个标准已经离将要被中国政府采纳的标准很接近了。它也接近于国际贫困线的标准，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传统上为每天1美元。
图2 近20年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发展趋势
因此，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贫困人口在文化大革命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有明显的减少，但是现在已经趋于平稳。当然，这意味着西部省份的表现差于东部省份。但这并不完全是事实，因为我们知道，陕西的增长率高于全国的增长率。许多低收入省份的增长率是很高的，但是这种高增长率仅限于它们的城市地区。所以，近年来收入分配较少的农村地区面临着相对停滞状态。这表明，贫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问题。
由此可见，快速增长策略理所当然是明显减轻贫困的一个成功方法，它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开始时的50%下降到10%。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巨大的减少几乎都发生在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时期。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该时期农村地区推行的激励政策使农业从业人员和工人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并使他们更加努力、高效地工作。
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农业产出将取得显著增长。大多由国外进口的农业技术改革以及农作物新品种的发展都对中国非常重要。现今，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仍然非常快。因此我们可以预计，预期的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将转化为农村地区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正如近年来所发生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快速增长策略，有效减少贫困的其它方法还有重新分配，即从收入相对较高的人们手里拿出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增长策略中，可以先通过投资使经济增长，再将农村地区的人口转移到城市地区以享受已经创造的高收入，因为在中国投资回报率高达10%以上。
的确，如果将如今的部分收入投资于城市增长，两三年后会获得更多的产出，这部分产出也确实可以最终归于农村人口。但这种解决方法非常浪费，因为一方面，它是通过投资以取得非常好的回报；另一方面，它是通过使人们从低农村收入跳转到高城市收入来取得效益的。就如给每户家庭1000元人民币和各给10户家庭100元人民币的差别。根据后一个策略，我们就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贫困。而通过投资，我们可以将1000元人民币转换为2000元人民币，但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贫困，或许结果可以使两户家庭搬进城里，但仍然比不上各给10户家庭100元人民币的结果。
减小贫富差距还有其它方法，但并不简单。通过富人与穷人间的重新分配来解决贫困的巨大问题不在于如何从富人征得税收。尽管税收也有自身的问题所在，但毫无疑问中国在税收方面向来非常成功。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确认谁是真正的穷人；谁需要得到补助；另外，一旦确认了谁是穷人，如何确保钱被成功送达穷人，而不落入那些项目管理者的口袋里。
世界银行在实行旨在帮助穷人的项目上具有丰富的经验，例如实行“家庭救济”(Family Relief)。他们声称，很少能将项目资金的50%以上送达人们手里。笔者不确信这是否有些夸大其辞，但据笔者所知，在为穷人提供资源的尝试中，确实存在着腐败行为。此处并不特指中国，尽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发放土地补偿中存在此类问题。
在印度，政府提供许多农业补助，例如补贴化肥。很明显的事实是，一部分补贴化肥变成了村庄里富人的额外资金，他们负责分配化肥，但事实上为此向穷人收取更多的费用。这就产生了问题，但仍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们会发现，许多正在实行或将要实行的措施将会实现，因为中国在试图利用重新分配对投资进行补充的过程中的政府措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明显，部分消费可以是无需付费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免费的教育，最少在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阶段实行免费。这是为普通人，特别是穷人，输送资源的好方法之一。可能我们需要建立从富人向穷人输送一切必需的项目。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征收更多税来实现。
政府也可以提供免费医疗。卫生保健、免费公路、自来水供应都是帮助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常用方法。另外，只要收入水平低，农业补贴项目就应该实行，但仅仅是在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实行。它的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在一些工业国家，尽管有些人已经不再贫穷，但政府仍然为他们提供农业补贴。
印度正在进行一项政府雇用计划，或许还有其它国家也正在进行。政府向特定种类的申请者提供就业保障。政府只要建立一些公共项目，以完成一些额外工作，例如修建原本不计划被修建的公路。学校提供膳食是印度实行的另外一种为穷人分配资源的极佳方法，它会对消除贫困带来非常大的改善。这些利益可能很难衡量，例如孩子在学校获得免费的膳食。
一种值得强烈推荐的特殊办法就是模仿“家庭救济”。“家庭救济”即当特殊情况在某个地区发生时联合国所举行的许多项目，例如海啸或者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产品缺收。“家庭救济”的提供会涉及许多人。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会达到本该到达的人们的手里，但它的成功率确实比较高。
我们可以根据相同的原则，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贫困救济，特别是根据上文中的数据。在中国的一小部分省份里，农村地区的人均消费极低。那么，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系统，统一将支付转移到这些通常被称为西部省份里的特定地区的人们那里呢？这大概有10-12个省份。笔者建议采用这种“局部救济”(Local Relief)的方法，因为我们很难公正、可靠地估定一个个人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这类政策的优越性仅次于家庭救济，因为一个地区通常比较容易进行可靠地识别，并且那里的人们比较缺乏谎报自身境况以图私利的动机。由于贫困是相对集中的，制定此类政策事实上不会太昂贵。可以很容易想象这意味着什么。例如在这些省份的某些农村地区里给每人500元人民币，合计起来，它占用中国国民收入的比例不会很高，或许会达到5%，制定这样的措施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方法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廉政的问题。
（*本文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苏金远、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效睿根据詹姆斯·莫里斯爵士2006年11月6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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